作家萨拉·沃特斯说，“女同性恋故事只是人类故事，与每个人都相关” | 访谈录
他们的人生旅程会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这一事实而受到影响，但是他们遇到的障碍，他们经历的情感——欲望、失去、背叛、挫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2002 年，对当时 36 岁的英国作家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萨拉·沃特斯于 1998 年出版的第一本以维多利亚时代为故事背景的女同性恋小说《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被 BBC 改编成三集电视剧《南茜的情史》。
“我当时是全职投入写作，偶尔兼职接一些教学工作，不过 2000 年几乎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真没什么钱……是一直到 2002 年我的人生才出现了改变。” 萨拉·沃特斯说。
《南茜的情史》电视剧剧照
《轻舔丝绒》刚出版时，初版发行量大约是 5000 多本，由于涉及女同性恋的题材，新鲜大胆，很快就受到关注，伦敦市区里设有同性恋书籍专柜的书店里也都推荐了此书。
那一年，萨拉·沃特斯被英国《周日泰晤士报》选为年度青年作家；《纽约时报》与《图书馆杂志》把《轻舔丝绒》选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对于一个初试啼声的新手作家来说，这样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萨拉·沃特斯并没能预料到，四年后 《轻舔丝绒》会被 BBC 改编成电视剧，一举让她的故事和知名度，从小众推向了大众，包括向来不是“读者”的母亲。
“（电视剧）竟然让我妈妈说出 ‘假阳具’ 这个词汇，我当下想那应该算得上成功了。”萨拉·沃特斯曾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萨拉·沃特斯陆续创作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小说，至今累积 6 本小说，其中 5 本都是以女同性恋作为主题的创作。这些小说也让她三度入围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
在所有作品当中，最为人所知的还是 “维多利亚三部曲”：《轻舔丝绒》《灵契》《指匠》。它们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之所以称为三部曲只是因为故事背景都是设置在维多利亚时期。
萨拉·沃特斯的故事里除了刺激大胆的话题，复杂曲折的情节让她逐渐受到影视公司的青睐。除了《轻舔丝绒》获得改编，2009 年出版的《指匠》也在 2014 年被韩国导演朴赞郁改编成电影《小姐》，电影中把维多利亚时期替换成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时期。此片更获得第 69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提名。
以同性恋为主题的电影、电视开始成为一种主流，“同性恋爱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尤其某些电影比书籍更受欢迎——像《阿黛尔的生活》，《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它们都是主流的成功之作。这是因为男女同性恋角色能以复杂、多面向的角色出现在主流作品之中，并承载宏大、感人的故事”，萨拉·沃特斯告诉《好奇心日报》。
事实上，“维多利亚三部曲” 的故事之所以好看、精彩，其故事背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对那个时期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
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一般是指 1851 年至 1901 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位的时间，这是英国史上最强盛的一段时期，他们夹带着工业革命与帝国主义，造就殖民地遍布全球的 “日不落帝国”。
一旦社会进入快速发展，必然会伴随变迁，有一股新的思潮正在蠢蠢欲动，其中一些是关乎性别、情欲、知识、权利的解放。
《轻舔丝绒》的书名来自维多利亚时期一个隐晦的色情俚语，形容阴部。
这个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一名来自英国滨海小镇惠特斯特布尔的少女南希，某天到剧场看戏时，被来自费佛沙姆的男装丽人姬蒂·巴特勒给深深吸引，南希无法形容那种悸动来自于哪里，于是她开始每天独自前往剧场看演出。两人相识之后，南希追随姬蒂·巴特勒一起到了伦敦，开启了音乐厅男装丽人的身份，这段期间她们历经相爱与分离。最终遭遇爱人的背叛之后，南希又换了个身份，成了伦敦街头“男妓”。这一切就从在巷弄里帮一名军官口交开始。
在一个守旧的年代，南希的际遇显得离经叛道，正因如此，读者可以跟随南希的视角，窥见禁忌之下的同性情欲，同时成为游走城市地景边缘的漫游者，观察不同阶层的人在城市里的真实生存样貌。
“我对维多利亚时期感兴趣，是因为许多现代概念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例如性倾向、同性恋、异性恋，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所做的许多研究，对我的小说写作都很有帮助，同时，我也阅读了许多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书籍文章，例如，当时的记者和社会学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曾去街头采访许多人，记录们的生活，虽然他的记录往往诉诸中产阶级的视角。” 萨拉·沃特斯去年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道。
曾有评论形容萨拉·沃特斯的小说是 “新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致力于还原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殊性，并在那里寻找当代文化的根源。
《小小陌生人》
萨拉·沃特斯的故事，确实很难一语贯穿，除了复杂转折的情节，她笔下的主角（尤其女性）也必然会有一场凶险万分的旅程，不管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压迫，或是受困于内心的认同与挣扎。但一段段惊险的故事中，贯穿主题依然是同性之爱，她们努力挣脱父权的窠臼，找出其他的生存可能性。小说结局或许走向悲伤，但依然传达出旧时代的终结以及新价值的诞生的意义。
此外，萨拉·沃特斯对于性爱场景的描绘，也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她的娃娃脸，也很难让人联想起她笔下露骨、刺激的性爱情节。这种做法在文学小说中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受到重视。但她小说里对情色的描绘，正好让人们有机会讨论，并重拾这项写作艺术。
“男性的情色书中，会有不少对女同的描写。但这些都是男人写的，给男人看的。我就想，如果把这些描述从情色书中拿出来，取消男性视角，故事又会怎么样，这是我在《指匠》当中想探讨的。” 萨拉·沃特斯说。
对于一些同样从事同性恋书写的作家来说，并不乐见媒体总将他们的作品贴上同志文学或是 “同性恋作家” 的标签，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外界对作品理解的简化、局限与框架。
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萨拉·沃特斯一点都不排斥，她甚至很乐意外界以“女同作家” 的方式介绍她，尽管她知道单一化标签，可能会牺牲掉作品的多元性，“我倾向在采访中夸大女同性恋标签，只因为我有这种天真的政治信仰，就是这个词汇说多一点也都不为过”。
BBC 根据《指匠》改编的电视剧《指匠情挑》
时至今日，允许同性婚姻的英国社会对 LGBT 议题的开放程度，已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但 1966 年出生的萨拉·沃特斯，成长过程中还是经历过 “不友善的时期”，1980 年代，当她走在街上，依然会有路人对同性恋者恶言相向。
萨拉·沃特斯告诉《好奇心日报》，在一个恐同的社会当中，我们常看到同性恋者被描绘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是边缘人，而她想做的就是把女同性恋角色放在故事的中心——女同性恋故事只是人类故事，与每个人都相关。
当她创作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正好历经女权主义运动的新转折点：“第三波女性主义”。这是美国作家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她的文章《成为第三次浪潮》中所创造的。
第三波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女同性恋。
在那十年间，女同性恋者通过不同的公开活动，让人们意识到她们的存在。1997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学生们本周在布莱顿游行，要求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平等。”全国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学生联盟召集人 Cath Fletcher 表示：“我们希望未来的政府能出台全面的平等法律。”隔年，学生们再次发起了一场争取同性恋男女权利的运动。
与此同时，萨拉·沃特斯在坎特伯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是 19 世纪晚期的男女同性恋文学，“就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男女同性恋的历史小说——我才开始想要尝试写一本自己的小说。”她补充若没有这波运动浪潮，“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
萨拉·沃特斯也认为当一个社会即将改变之际，那股因对社会不满而产生的愤怒与使命感，或许正是同性恋文学的活力所在，“最好的环境是，允许同性恋作家，同性恋社区，对自己感到强大和自信，同时内心有股愤怒与使命感，例如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就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一些伟大的女同性恋小说。”
今年七月，萨拉·沃特斯于 2014 年所出版的小说《房客》于中国发行简体中文版。故事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原先生长在富裕家庭的雷，由于父亲与兄弟在战争期间死亡，家庭顿失经济支柱，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她与母亲将房子的二楼出租给另一个家庭，年轻的巴伯夫妇搬了进来。雷与莉莲·巴伯在一栋房子里，从陌生到产生爱情，两人在屋里的秘密随着周边人的起疑而有了改变，最终甚至意外引发一场犯罪事件，造成悲剧。
以下节录萨拉·沃特斯跟《好奇心日报》聊聊她最近的作品《房客》，以及同性恋文学的发展状况：
Q：好奇心日报
S：萨拉·沃特斯
Q：《房客》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与您过去的几本小说不太相同，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您的写作风格起了怎样的影响？
S：确实有不小的改变，因为我希望能符合故事背景的时代氛围。我的前三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维多利亚时期，写作风格也跟着这个时代而扩张——更吸引人。接下来的两部小说，则把故事设定在 1940 年代，写作风格自然就变得更加拘谨。
《房客》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1922 年，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迷人的一个时期，因为这段期间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比方说阶级关系、性别角色。尽管这部小说的结尾终究以一个传统风格的结尾，但故事当中隐含着许多非传统的内容。我希望一开始看似严格遵守家庭、中产阶级小说传统，然后转向激情和暴力。
Q：“Paying Guests”这本书名的灵感来自哪里？
S：“付费客人”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委婉说法——这个短语曾经被贫穷的中产阶级使用，他们不得不出租家中的房间来赚钱，但却无法使用（较低阶层的）术语“房客”。它符合这本书的行动——但它确实是一个矛盾的短语，不是吗？“客人”怎么能“付钱”呢？所以这种紧张感也很合适。
Q：您认为《房客》是一本犯罪小说、爱情小说还是一本历史小说？
S：我想三种都是，但首先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因为犯罪事件而变得复杂的爱情故事。
Q：如果是爱情小说，这也个相当悲伤的故事，里面有着对人性的失落，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S： 这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两位主角弗朗西丝和莉莲最终走向悲剧，而次要角色也受到伤害，甚至是在这本小说的故事开始之前便已受伤却无法复原。
《房客》当中的犯罪事件，确实考验着弗朗西丝与莉莲之间的爱情，并将两人推向崩溃边缘：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些不太体面的事情，因为害怕而变得偏执。但小说中也有勇敢和高贵的时刻。我试着带着同情去写作，甚至是关于软弱和懦弱。我不相信坏人——只相信在困境中的人。所以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充满了希望。
Q：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中总重要的场景设置，像是标志性的 “大房子”，您能以《房客》为例，谈谈您如何在小说中建立一个好的场景，让场景与故事两者相辅相成？
S： 是的，在我的小说当中，时常会有一些经典的建筑物，它们几乎自成角色。这些建筑包括监狱、收容所以及乡间别墅。不过《房客》里的建筑物规模，跟其他相比就显得小很多，它是一栋位在郊区的别墅，有一座小型的花园。
这栋房子内部却被划分成两个家庭空间，因此创造出各种故事发展的可能：你如何与陌生人共享家庭空间？彼此会在房里的哪个地方碰面？透过卧室的墙壁，你可能会无意听到什么？又或者从半开着的门里瞥见什么？
当秘密和谎言添加其中——禁止的激情，一段不正当的恋情——事情会变得更有趣。我特别着迷于阈值——通过谁能跨过它们，在何时、如何跨越，以及当它们以意想不到或颠覆的方式被打破时会发生什么。
Q：在您所创作的角色当中，有最喜欢的一个吗？
S： 很难只选一个。我非常喜欢《房客》里的弗朗西丝和莉莲——尤其是弗朗西丝，她很独立。但我也可以对《小小陌生人》中的卡罗琳说同样的话，对《守夜》中的布奇女主人公凯说同样的话。我想那三个角色是近亲。
Q：综观您六部小说中的女同性恋角色，您有什么是特别想向读者传达的吗？
S： 我其实没有太多想一起传达的概念，而且也不是所有女同性恋者角色都是令人钦佩的，但我认为这才是重点所在，真的！在恐同的社会中，我们习惯于看到同性恋者被描绘成“其他人”——奇怪的或不健康的，或在“真实”故事边缘被边缘化的人物。但我一直想把女同性恋角色放在我故事的中心——坚持女同性恋故事只是人类故事，与每个人都相关。所以我的主角的性取向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他们的人生旅程会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这一事实而受到影响，但是他们遇到的障碍，他们经历的情感——欲望、失去、背叛、挫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Q：在您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前，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它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S： 当然。我甚至认为没有这样的运动浪潮，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因为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的阅读，我开始写作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正是英国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小说的鼎盛时期。我读了很多感觉非常刺激和大胆的小说——出柜小说、女同性恋科幻小说、女同性恋惊悚小说、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我心想，“我想写一本这样的小说”。这促使我开始着手《轻舔丝绒》，这部小说充满了乐趣和活力，因为它有着胆大妄为和冒险的特色。
Q：您是否有注意到近年来英国同性恋文学的变化?
S： 我认为，近年来英国社会中同性恋人群发生了巨大的正向变化，但也因此“同性恋文学”可能比以前更缺乏凝聚力，这是自相矛盾的。同性恋作家不再像以前感到急迫性，必须讲述同性恋故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同性恋故事已存在于主流之中，但在二十年前这一切仍未发生。出于同样的原因，非同性恋作家更愿意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同性恋情节和角色。因此，“同性恋故事”现在更加多样化，不那么容易被贴上标签。
Q：您认为一个社会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拥有好的同性恋文学?
S：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本能地会认为，要创作出好的同性恋文学（或者事实上，任何类型的优秀文学），都必须在一个开放、健康、包容多样性的社会……但是在英国，很多优秀的同性恋作品都是在压抑的时期所创作出来的，那时候的同性恋作品，根本不可能公开，还必须经过严格的编码（比如说，奥斯卡·王尔德的一些书和剧作）。也许最好的环境是，允许同性恋作家，同性恋社区，对自己感到强大和自信，同时内心有股愤怒与使命感，例如上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就因为这个原因出现了一些伟大的女同性恋小说。
Q：您认为 LGBT 群体的个人，应该如何在公共平台上讲述个人的故事?
S： 就像其他人一样：诚实、细心、有尊严、有同情心、尊重他人的意见——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我的意思是，不要重复陈词滥调，而是努力让语言显得紧迫而清新。
Q：人们对同性恋文学最常出现的误解是什么？
S： 第一，以为它是“小众”，而且只对同性恋者有兴趣，但当你看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科尔姆·托宾（Colm Toibin）、阿里·史密斯（Ali Smith）、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等伟大的同性恋作家的小说时，你会立即意识到这是多大的错误——这些小说触及、吸引了大批的读者。第二，以为只与性有关，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这样的作家写关于性的文章时，他的文笔如此之好，如此精准，把性变成了重要而非凡的议题。
Ｑ：您目前有特别在意的社会议题，或是女权运动的议题吗？
S： 这个世界此时此刻正陷入可怕的困境。在欧洲和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反移民的议程——这非常令人担忧。更不用说气候变化了……但女权运动，至少在英国，似乎正在蓬勃发展，这很好。像 MeToo 运动则突显出一个长久以来，没受过挑战的性别歧视传统——彷佛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女人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如今终于被揭露这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非常棒，非常鼓舞人心。
Q：您最近在忙什么，有什么变化?
S：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写一部新小说。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写作过程，写作过程非常有趣——非常缓慢，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必须厘清。你可能会想，写了六部小说后，我觉得第七部更容易，但每一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但这样很好。它让我保持警觉——让写作过程保持活力。
题图来自文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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