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ate:真相的反面可能不是谎言,是虚无和不可知论
人们是否真的厌弃了真相?答案可能是“人们只是厌弃了嘈杂”。
#Debate 是好奇心日报的一个新栏目,它希望探讨富有争议的有趣议题。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Truth is not truth.”
耶鲁大学法学院讲师弗莱德·夏皮罗 (Fred Shapiro) 每年都会选出最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名人名言,而从大约 10 条的短名单中脱颖而出的,就是上面这一句,翻译过来就是“真相不是真相”。
在今年 8 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也是前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 (Rudolph Giuliani) 回应是否会让特朗普出庭作证时说,每一个人对于发生过的事情都各执一词。“特朗普说,我没有和中情局长柯米讨论过关于弗林(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事情,柯米说有。现在,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真相。”
直播现场,朱利安尼与主播查克·托德争执激烈。情绪上头之处,即使是最老练的政客也有可能一时失言。朱利安尼事后在 Twitter 上表示,他只是想要说明,当双方给出完全相反的证词时,将任何一方的说法认定为真相都并非妥当。
朱利安尼想要表达的观点或许没错,但放在当下的语境中,“真相不是真相”这句话在字面意义上对于真相的否认,却恰恰击中了一种深刻的恐惧。人们担心真相扑朔迷离、无法确认、甚至连其存在都被质疑,而真相被全部抹去之时,则可能意味着整个社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是混乱乃至于崩塌的开始。
这种近乎于恐慌的情绪出自于对当下政治环境的一种担忧,而它也不过就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发生的事情。最早引起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做决定,尤其是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以情绪或者立场作为判断的依据,而非事实本身。
2016 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事后,人们指责英国小报夸大了进入英国的移民和难民数量,渲染英国彻底失去了对于自身国家控制能力的情绪,这才使得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草率地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同一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擅长于指责新闻机构发布假新闻 (Fake News) ,而媒体还击称“特朗普才是真正的谎言制造者”。再一次,人们迷失在双方的攻讦之中,而到底什么是真相似乎成为最无关紧要的问题。
从那以后,真相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词汇。用以形容“情感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情况的词汇“后真相”的使用率在 2016 年提升了 2000% ,并最终被《牛津词典》选为 2016 年的年底词汇。
2017 年,“另类事实” (Alternative Facts) 一词成为流行语。白宫新闻官称特朗普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是历年总统就职典礼最多的,而这一说法与华盛顿地区交通部门的统计相悖。在被问及这一差异时,特朗普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称,白宫提供的说法是另类事实,“额外的事实,以及来自其他统计的信息”。
也是 2017 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明了“真相衰退” (Truth Decay) 一词,用以概括当下美国人的公共生活中,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分析的比重越来越少的现象。他们认为,人们的解读、观点、立场、揣测、谣言、偏见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人们主要接受的信息来源,这使得事实在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被边缘化,也就是所谓的真相衰退。
真相真的不存在了吗?如此多对于真相担忧的词汇被创造出来,确实会让这个问题显得日益尖锐,从而让人对未来心生困惑与不安。
人们有理由不安,政客的声音喧哗,媒体的争执让环境更加嘈杂,社交网络里的阴谋论会愈发放大分贝数。
很多人并非厌倦真相,只是厌倦混乱,厌倦矫饰与反复,厌倦那些辜负信任的寄托。
正如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民主化一样,没有意外的话,如今任何阶层和社会背景的人皆可发声。嘈杂的一部分原因是可以说话的人远多于前互联网精英控制大众话语权的时代。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对嘈杂的利用——用以拖延、掩饰,以及消磨真相追求者的耐心。
“真相是不存在的”,持有此类观点的大有人在。这个世界也没有给他们太好的反驳。
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了一个本应拥有足够公信力的身份,是如何用谎言抹杀了这种公信力的。《华盛顿邮报》在他上任 100 天之际统计得出,其发表的言论中,有 492 条错误的或者引发人们误导的信息,涵盖范围包括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逆差额、到难民对于美国社会的危害,再到他与普京的私人关系等等。
当权威崩塌时,人们才逐渐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太多蓄意的谎言制造者。2016 年 11 月,维基百科新增了一个页面,其中罗列了诸多以严肃新闻机构面目出现,但却只发布精心编造的错误信息的网站,其中不少还仿制了 ABC、彭博社、CNN 这样传统新闻机构页面。信息的源头正在变得越来越混乱。
而传播过程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Facebook 在今年 3 月成为了众矢之的。《卫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剑桥分析,一家为特朗普竞选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获取了大约 5000 万个 Facebook 用户的资料,从而可以向他们精准推送支持特朗普的信息。而此前,Facebook 也已经承认,俄罗斯特工秘密购买了自己的政治广告,并干预了 2016 年的总统大选。
社交网络里所谓的“同温层”让一切变得更糟。人们总是喜欢同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朋友,在社交网络上就会形成一种“同温层”,即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支持的观点的信息。这会造成一种错觉,“全世界都认同我的观点”,从而使得那些与自己相悖的信息难以得到传播,即使它是真相。许多人相信,正是社交网络促进了仇恨、以及歧视,甚至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巨大的冲突。
最后,人类在接受信息时的天然缺陷,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皮尤的一份调查指出,无论是美国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于异己的包容度都很糟糕。保守派更喜欢在 Facebook 上查阅与自己的政治信仰相同的信息,而自由派则更容易拉黑那些或者屏蔽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人们的认知功能并不能完全以真相为目的。更容易接受自己已经持有的观点,这种效应被称为确认偏差。锚定效应则说的是人们更容易接受最早听到的消息,即使后来的证据证明它是虚假的。在欧洲脱欧、特朗普当选的政治背景下,人们开始引用这些偏差,来证明许多人的选择并不都是理性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造信息、传播信息、以及获取信息。而蓄意的谎言制造者、混乱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及有偏见的接受信息方式,都可能会使得人们迷失在对于真相的追寻中。混乱成了时代的关键词。
不过从历史上来看,混乱并不独属于这个时代。
美国新闻史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总结 19 世界末美国报业的特点时指出媒体并非天然是客观的。在当时,以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及其创办的《纽约新闻报》为代表的一众媒体,热衷于耸动的新闻以扩大发行量。记者也把娱乐作为新闻的主要目的。
还有 1938 年那部著名的广播剧《世界之战》。讲述的是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却因为效果过于真实,引发群体恐慌。不少人打电话给电台以确认真伪,警察也来到演播厅试图了解情况,一些人甚至打包行李开始逃离。
谎言、谣传、偏见、听风就是雨,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当下相比,或许也说不上哪个时代更为糟糕。即使很多人批评特朗普执政是民主的倒退,但与希特勒上台的 1933 年相比,至少当下还有媒体、司法、国会等诸多力量在制衡着特朗普的选择。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过去 20 年内迅速发展壮大。人们还没有找到与之相处的模式,因而更容易夸大了虚假信息的危害,并为之感到从未有过的忧心忡忡。然而,与其哀叹真相的丧失,并且用后真相、真相衰退、另类事实这些重复的词汇,一遍又一遍地渲染危机的严重程度,倒不如想想在当下如何从制造、传播、接收等环节,去强化真相在舆论场的地位。
一些已经被采用的措施包括:建立更完善的事实核查体系,检查每一则流传甚广的言论背后的预设;在大学中开设对应的公共课程,教导学生如何分辨观点与事实;YouTube 为新闻视频标注是否由政府或其他组织资助,以帮助观众判断其中暗含的立场取向;在每一则新闻背后,附上更多对于相同事件的报道,通过更多不同角度去降低读者被误导的可能性。又或者是最根本的,教人辨别什么是观点(你挺高),什么是事实(你身高 1.95 米)。
除了采取这些技术性手段,最根本的方式说起来很简单——相信真相的存在。
在舒德森对于美国报业历史的描绘中,19 世纪末期被解释为两份报纸的理念之争,追求娱乐性的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纽约世界报》与追求新闻性的阿道夫·奥克斯和他的《纽约时报》。奥克斯相信:“如果价钱合适,读者一定会选择一家干净的报纸,它为高尚的宗旨而奋斗,刊登一切适于刊登的新闻,以独立的立场由衷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此理解人性似乎太过乐观。或许和当代很多人一样,《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们也不怎么赞同奥克斯的看法。但事实就是《纽约时报》的发行量从 1898 年的 240 万份增长到 1920 年的 2340 万份。而与之相对的,《纽约世界报》在停刊前的发行量则仅为 31.3 万份。
两个都叫约翰的英国人为这样的历史发展奠定了足够的理论基础。约翰·弥尔顿在 1644 年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中反击了出版审查。约翰·密尔则在 1859 年的《论自由》中重申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是,若不同的观点能够在同一个舆论场中自由地相互交锋,那么真理的那一方,会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获得胜利,而这也将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
就连中国网友在微博上围观明星八卦时,都会熟练地使用“求锤得锤”这样的词汇。而所谓的“实锤”不过就是通话录音、聊天截图、转账记录这些事实与证据,而神通广大的网友们还会自行鉴定,发布的图片是不是有 PS 的痕迹。在一个公开而又自由的舆论场中,人们都有能够判断真相与伪造的能力,并且能够毫无障碍地熟练运用。
而就在当下,人们探索真相的努力也从未停止。2018 年《纽约时报》雇佣的记者数量已经达到了 1500 人,比 2014 年增长超过 36%。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数量甚至在过去 5 年间增长超过 70% 。
若对人类报以信心,事实总是能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占据舆论场的主流。如同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周保松所说,“公众其实不是不关心真相,其实大家都关心真相,大家都想知道真相。问题是很多真相没办法出来,这个是很现实的状态。”
而要让人们放弃这种对于真相的信仰以及探索欲望,去接受通俗意义上的不可知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一个宣称这个世界上事实和真相并不存在或者不可知的人,都无法自圆其说——他们至少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事实和真相不可知”。
只要问问创造了“另类事实”一词的白宫新闻官员,到底有多少人参与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他一定会给出一个数字,而不是说两个数字都对。这就意味着,即使另类事实这个词看上去抹杀了真相的存在,使用这个词的人也并不相信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朱利安尼在说出“真相不是真相”后,需要在 Twitter 上澄清自己的立场的原因。他知道真相的存在不容质疑,而为了保护特朗普总统,他能做的只是呈现两份完全相悖的证词,从而让追求真相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除了人们在理性上排斥怀疑论以外,人们之所以都关心真相,更是因为事实与真相也是人们得以继续生存和生活的基础。在个体的层面上,人类需要判断什么是食物、又有什么具体毒性,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而在社会一级,只有评估了自由贸易以及关税壁垒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人们才能做出决定,选择适合自己的贸易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就是建立在真相之上的。宣称“没有真相、只有利益”的人,除了那些真正的利益方之外,无外乎是寻求犬儒主义的庇护所,为自己图个道貌岸然的潇洒。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真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什么是健康食物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反复复;各类冤假错案可能要在十几年后才能被正式修正;物理学经历了亚里士多德、牛顿,才发展到目前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体系,而当下的物理学家也不会堂而皇之宣称这就是世界的面貌,而只是小心翼翼地称其为最符合观察结果的理论。
真相的特点是不会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它接受一切检验。
所有这些,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都无法做到。
题图 / 《真相》《华盛顿邮报》《聚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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