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确定的时代已经结束，而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少 |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⑧

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珍惜知识分子的声音。

1.

“但愿有朝一日我们能选一位真正的商人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时，洛克菲勒感慨。 2016 年 11 月，他的遗志已经实现。

实在是糟透了。

与很多人分析接近，商人重利益，以利益来思考得失，好的一面是相信在利益的调配下，世界会向最优化的那个结果接近。坏的一面是，政治世界对利益完全有另外一套考量。

雷蒙·阿隆说：“假设人们会为利益而牺牲他们热爱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纪所获得的经验就会被否定了。”阿隆说这句话的大背景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托尼·朱特在 2002 年引用这段话是告诫 911 之后的人们应该学会“遗忘”，如果巴勒斯坦始终只记得驱逐、土地应用、经济剥削，以色列只记得阿拉伯世界的围攻，那么中东和平永远不会实现， 911 的悲剧还会再现——创伤记忆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独有的，如果想解决冲突，“遗忘”或者妥协才是可能唯一的出路。这才是 20 世纪应该留下的经验。

人们不会为了利益而牺牲热爱的东西。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毫无疑问要比在取代法国的本民族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些。这样的说法放在许多曾经由英国统治的前殖民地身上也成立。但是，衡量一个地方的生活好坏不完全是从当地的收入水平、人均寿命甚至安全来考虑。

这个道理，商人特朗普未必能弄清楚。

珍妮弗·霍曼斯为托尼·朱特编辑了他的最后一本书《事实改变之后》。这本书是托尼最后几年发表的文章、演讲的合集。珍妮弗·霍曼斯是托尼·朱特的遗孀。她在序中列举了托尼那庞大深邃的思想库中诸多陪伴者：凯恩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A.J.P.泰勒、伯纳德·威廉姆斯、亚历山大·蒲伯、菲利普·拉金、让·雷诺阿、维托里奥·德·西卡、卡尔·马克思、马克斯兄弟、奥逊·威尔斯。“最让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霍曼斯说，“托尼其实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

所有人都已经去世了。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祖父那一代是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大社会计划”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确回应。

在现在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很难想像自由制度会完全崩溃，也很难想像民主共识会彻底解体，但就是这次崩溃引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进行的那场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便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和妥协中成长起来的，然而现在它们的吸引力却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盖。

全球化是人类在 20 世纪后半期取得的诸多重要成功之中的一个，现在它被诟病，被它掩盖的问题在它受到挫折之后迸发出来，而且动摇了一些根本的对普适价值的信任体系，继而新的难解之题似乎也由它而起。解决者，落在全球化受益的两个大国身上，只是，一个恰巧来了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希望世界进入到他所理解的利益分配当中，另一个则正走出旧世代，既不适应自己的重要角色，也没有找到驾驭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法。似乎一夜之间，世界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

托尼·朱特去世也将近 9 年了。“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在这个世界里不但所剩不多，而且也没有多少共识了。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少，这世界向着“ 20 世纪白过了”的可怕现实逼近。这是这个时代里最大的困境。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托尼·朱特喜欢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在他去世之后短短几年时间，一切都应验。但我们很难再有这么睿智的声音。

2.

一个国家，人们突然停止了死亡，死神不再扮演人类生活的核心角色。起初人们欣喜若狂，但很快，各种各样形而上的、政治的、实践的“尴尬”开始回到他们的世界。天主教会意识到，“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家有老弱者则意识到，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从永世的看护中拯救出来。一个黑社会小团体出现，并将老人和病人们都偷运到邻国（在那里仍可以选择死亡）。

首相警示君主：“如果我们不再死亡，我们就没有未来。”

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西方全球化经验与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被中断的死亡》中“关于永生的轻浮想像有些类似”。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噩梦。就在几年前，西方的许多人还倾向于将世界的开放看作所有麻烦的终结。如今这种热情已经消失了。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反对“后 1989 ”的进步自由秩序的世界性暴乱，那种自由秩序是以为人民、资本、商品和思想开放边界来定义的，而现在这场世界性暴乱采取的形式则是以民主来反抗自由主义。

……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民主在非西方世界传播的矛盾效果是，“北美和西欧的一些被认为是统一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开始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痛加批评，同时，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观也更加玩世不恭，他们不太愿意做任何可能影响公共政策的事情，反而更愿意表示支持威权主义的替代性方案。”研究还表明，“年轻的一代不太在意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他们“不太愿意参与政治”。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收录了伊万·克拉斯特夫的《多数的未来》。这些文章是欧洲知识分子——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宣布脱欧、欧洲陷于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抬头以及移民困境之后——一次集体思考。

全球化“这个永生的轻浮想像”是这次集体思考的重要课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唯一课题。从 1999 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第一次张目以来， 20 年过去，原来边缘的、左翼色彩的反全球化思潮已经成为主流问题了。托尼·朱特在 2008 年获得汉娜·阿伦特奖的演讲中曾经警告：

一个新的美国世纪的承诺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确定。首先，我们之前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经济效率的逻辑必然会扫清一切，这是全球化的预言者的根本信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19 世纪的谬误）。但在上一个全球化伟大时代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看经济效率的逻辑似乎真的会扫清一切，当时许多观察家也预言民族国家将衰落下去，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即将到来。后来发生的事情与人们预料的当然不同，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国际贸易、交通和流动性的水平才再次达到 1913 年的水平。国内政治的突发事件会推翻国际经济行为的“法律”，现在它们可能还会产生同样的作用。资本主义的影响力确实是全球性的，但其在不同地方的形式一直很丰富，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

20 年之前，话题还在全球化的剥削、工人阶级的失落等话题上展开，现在，它从体制层面被质疑：全球性的衰落、贫穷由全球化而始吗？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留给中产阶级收入不断下降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吗？全球化最大受益国公认是美国和中国，但美国面临的城市、中产阶级、贫富差距问题一样难逃衰落命运，这个时候被质疑的不仅是全球化，还有全球化赖以生存的整个西方商业文明价值体系。

托尼·朱特所说的，“经济活动会塑造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而国家机构和法律规范反过来也会塑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深深植根于完全不同的民族和道德文化之中”——为了避免 20 世纪真的“白过了”，知识分子的持续思考值得关注。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在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放弃统一欧洲理想、民粹主义全球复兴、全球化变得面目模糊的时候，知识分子告诉我们历史脉络有迹可循。

3.

还是那个问题，关于我们现在引以为豪或者困顿的所有事件，都是新的问题。我们试图从历史中找寻答案是徒劳的。

例如，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城市来自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要素的集聚，它并非全部继承自中世纪以来的市场集散地的结果。但是当生产力要素发生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从生产者集聚变为消费型城市——大卫·哈维所说“凯恩斯城市”出现，蓝领工人——从英国工业带到美国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所形成的中产阶级陷入困境，怎么办？

城市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是住房的私有化，当就业与居住地错位的时候，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的流动的劳动力供应会让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价值最大化也遇到了难题——有恒产者有恒心，但蓝领就业机会消失，是否有足够的现代服务业岗位提供，是否每个蓝领工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有能力进入到现代服务业的就业竞争中去，当这些条件变化之时，怎么办？

《乡下人的悲歌》据说是回答特朗普在锈带地区获得选票的说明。J.D.万斯讲述他所成长的米德尔顿地区三代人的悲剧生活。

房子成为悲剧：

从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到乔治·布什的“所有权社会”，联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某一地区内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产的贬值使人们陷在这里的社区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难以实现，因为市场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拥有的房产价值摆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愿花这样的钱来买。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留在原处。当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是最为贫穷的。因为那些花得起钱离开的人早已选择了离开。

福利制度也成为逆向奖励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工人阶级抛弃了民主党：

政治学者们早已费尽了数不尽的口舌来试着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人们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以前坚定地支持民主党转而坚定地支持共和党。有的人把这归咎于种族关系，以及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态度。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以及福音派对社会保守主义的控制。对此的很多解释都是基于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所看到的事实，正如我在迪尔曼杂货店所看到的一样。远在 1970 年代，白人工人阶级开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因为都有一种印象，正如某人所说的那样，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南茜·弗雷泽的文章《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从上层设计和更久远的历史沿革中发现了J.D.万斯的米德尔顿悲剧之源：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致发展了近 30 年，并在 1992 年随着比尔·克林顿的当选获得认可。克林顿是美国“新民主党”——可以看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领导的新工党的美国版本——的首要设计师和领导者。为取代由制造业工人联合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新政联盟”，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大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尽管赞同这些进步观念，克林顿政府仍不忘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党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被弃置一旁的是美国中西部的“锈带”——这里曾是新政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如今则成为将选举团交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地区。

过去 20 年中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该地区以及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了巨大打击。

克林顿政策由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继任者延续下来，工人群体，特别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简言之，工会势力削弱，实际工资下降，临工增多，以及“双收入家庭”的兴起取代了已被废止的家庭薪资——克林顿主义对这一切负有重大责任。

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先贤的智慧，以及他们把握问题的能力。知识分子至少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指出脉络可循之处，我们从中会得到启发。

托尼·朱特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以色列问题一直念念不忘，作为一个 1960 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身体力行参与以色列公社的建设，到晚年对以色列的反思，他意识到以色列的问题与美国在 911 之后所面对的问题有极大的相似性，一旦美国人也进入到以色列的思维模式中，对世界的破坏显而易见。

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伊娃·伊鲁兹以以色列为例为我们讲述了“民粹主义或自由派精英的危机”——特朗普为什么会赢得选举，锈带地区为什么民粹主义流行，自由派如何在这种步步后退中把20 世纪的伟大经验、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丧失殆尽。

以色列建国之初，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被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划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类别——米兹拉希犹太人，它被给予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来自西欧和东欧的犹太人——阿什肯纳犹太人——不同的身份。确切地说，米兹拉希犹太人开始就成为了一种类似于“法国的马格里布劳动力、英国的殖民地人口、德国的土耳其人”的地位（或许还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

尽管在世俗化和对现代文明的把握上米兹拉希犹太人更西方化一些，但他们相对低的政治地位还是决定了他们被忽视的命运。

所以，当右翼修正主义运动领袖贝京接纳了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就再也不属于工党了。这是以色列在民粹主义路上越走越远的开始。伊娃·伊鲁兹说：“这是以色列政治的大爆炸，我们可以由此事件追溯到民粹主义政治的诞生，左翼不可挽回地瓦解，以及族裔和种族的认同政治转向。贝京接受米兹拉希犹太人为犹太人，继而提供了左派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在犹太性的基础上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平等。”

再接下来，米兹拉希犹太人成立了自己的超正统派的宗教性质政党——原教旨主义沙斯（Shas）党。而讽刺的是，“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原教旨主义在他们到达以色列之前尚未形成”。

沙斯成为了组织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通过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网络，它为饥饿的孩子提供膳食，帮助贫困家庭，开展宗教教育。简而言之，它进入了国家和左派没有到过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沙斯能够改变米兹拉希犹太人的价值观：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现代城市，经历的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但通过沙斯和利库德，他们退回到一个倒退的原教旨主义政治中去。

而左派们当时在忙些什么呢？“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完全忽视或完全否认了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困境，他们主要为妇女和同性恋而斗争（对阿拉伯少数族裔也不那么突出）”。

伊娃·伊鲁兹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例证，“这样一个巨大的阶级和种族冲突就位于以色列历史的中心，然而在最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无视，正是它从背后推动着以色列所有的政治”。

它告诉我们了什么？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已经发生的还不够吗？保罗·梅森在《克服对自由的恐惧》一文中回忆起弗洛姆眼中 1920 ~ 1930 年代的德国。

弗洛姆总结说，它不仅是由经济所招致的不满所推动，而且是被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所推动的。在当时的德国小资产阶级和一些工人中间存在的威权主义思想，使他们以“渴望被操控”来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尽管劳工团体和自由的、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对纳粹主义强烈抵制，但这种抵制最终还是崩溃了。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人们“内心疲倦和想要放弃的状态”；第二是由于 1919 ~ 1923 年间德国工人所遭受的失败这一客观存在的遗产；最后是因为，大约从 1930 年开始，抵抗的意识形态已被耗尽。

4.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

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对抗，以美国胜利而告终。这个对抗的本质是欧洲认为的那个理性主义的、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欧洲精神与资本主义的、工具化的美国之间的对抗。以我们的局外者身份看，欧美本是一体。但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宁可相信列宁的苏俄，也要对资本主义的美国保持警惕。

托尼·朱特在《重估价值》一书中引用雷蒙·阿隆观点，谈及马克思主义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来自于启蒙时代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就像它移植和吸收的更早的社会主义梦想一样，是我们时代伟大的进步叙事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共享古典自由主义——它的相辅相成的历史双生子——的观点，对现代社会及其各种发展可能性作出了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转折——断言即将到来的理想社会将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一种经济过程和社会动荡的资本主义之后的产物；这种转折到 1920 年时几乎很难让人相信。但是从原初马克思的分析影响下产生的社会运动，在几十年时间里继续被谈论并成为行动，仿佛他们仍然相信这个转型计划。”

在另外一本书《未竟的往昔》中，托尼·朱特进一步探讨在 1960 年代，当古拉格、大清洗已经为世人所知的情况下，为什么苏俄还是吸引了激进的欧洲知识分子。

从一开始，它就沉醉于浪漫的想像，同时宣称自己根植于法兰西思想和政治中为人所熟知的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关于进步的事业。斯大林主义者傲慢地声称要“改变人性”，这不仅将苏维埃的事业与欧洲启蒙运动的道路紧紧相连，同时借由其违背常理的宏大而吸引了同情。这是一个真实的普罗米修斯打造的国度。因而，即便苏维埃对未来的设想并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但至少在幻想破灭的战后西欧知识分子的眼中，它因其抱负而具有诱惑力。奇怪的是，知识分子本能地就懂得，尽管 1917 年的革命声称是一场“工人革命”，但在本质上，却是一场比 1848 年革命表现得更为明显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列宁、托洛茨基或是斯大林给出的关于夺取和维护权力的理由，在俄国和其他地方，最强烈地吸引了——也确实真正地对他们言之成理——那些精通始于 18 世纪晚期的法国的激进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

对于 20 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来说， 20 世纪业已落空的承诺已经不再有吸引力，而共产主义代表了世界复魅的仅存的希望。通过 19 世纪早期为争夺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同自由主义的斗争，现代社会主义思想获取了自身的风格和内容，理解这一点是大有禆益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当社会主义再一次陷入同挥之不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幻象的斗争当中，作为“互相敌对的兄弟”，它了解并能准确地抓住对方的缺点。

这是欧洲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在欧洲知识分子挣扎于启蒙何去何从时，工具化的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全球贸易把自己变成灯塔国。

作为一个普适价值的信仰者，当然相信这一切伟大成就来自于自由主义在 18 世纪以来的实践。“四个宽泛的思想指引着自由主义的实践，并将自由主义的故事整合为一体，它们分别是：承认社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伦理和物质冲突，不信任权力，对人类进步的信心，以及对人的尊重。”

没错。

但就像欧洲知识分子所鄙夷的那样，美国真正吸引人的可能并非是这一伟大的启蒙传统，而是“有钱”。

美国向世界传递的真正信息一直是经济富足，而非自由。美国存在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个这样的社会，即财富的分布不像金字塔形或树形。作为一个“丰裕的民族”，美国人担负得起大都市区边缘地带或低密度住宅这种所费不赀的居住模式。

《马唐草边疆》一书中引用了戴维·波特的洞察。它是否是最锐利的洞察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引申的问题可能更残酷一些。

那就是，当美国不再富裕的时候，它还会有自由灯塔国的力量吗？

欧洲与美国竞争失败——在上个世纪初其实就已经有了定论，在 1980 年代不会再有任何异议——的真正悲剧也不在于欧洲变得贫穷，而在于美国的工具化的、功利性的价值标准成为了几乎唯一的标准。以往我们会误把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主义的光荣传统与富裕的志得意满联系在一起。

但随着美国的衰落，这些伟大传统也连带着被质疑了。

欧洲知识分子可能真正的担忧在于，美国式成功在本质上认可并臣服于任何形式的经济崛起——不管它是来自威权主义、来自于内部殖民主义式掠夺、来自于对人民的压榨。世界面对崭新的无可名状的庞然大物，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来抗衡了。

欧洲与美国之间漫长的竞争、漫长的落幕，遗留下来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值得再回顾一次上一节结束时，弗洛姆的担忧。

5.

有两个寓言。

一个来自于卡夫卡：

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另一个来自于霍布斯鲍姆：

我们面对第三个千禧年的心情，就像那个不知名的爱尔兰人被问道，该怎么走才能抵达巴利纳欣奇时，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开始。”

这种困顿，在分别经历了几十年和十几年之后，成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霍布斯鲍姆为他的寓言总结：然而，这里正是我们的起点。

2009 年 10 月 19 日，托尼·朱特最后一次演讲提醒我们正视世界。

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在获得汉娜·阿伦特奖的演讲中，托尼·朱特称阿伦特是一位“人们内心平静的破坏者”。他认为这是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它应该也是托尼·朱特和所有直面问题、不隐讳心中所想、并勇敢地告诉世人：现在错了——的知识分子们共有的优秀品质。

我第一次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喜欢，我当时是个热血的社会主义者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在书中的结论让我非常不安。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么多年中，我认识到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都在此书中得到展现：

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

不附和官方观点；

不但在她的批评者中间也在她的朋友间激起论争；

最重要的是，她会挑战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

题图为托尼·朱特，Photograph: Gina LeVay/Redux/Eyevine；长题图来自：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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