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 50 个问题，关于老龄化、福利社会、日本，以及不可逆的未来（上）|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⑬
日本泡沫破裂、经济低迷、老龄化、不婚主义、核心家庭瓦解……种种社会问题给人焦头烂额之感，领先者遇到的麻烦，好像也成了中国未来的麻烦。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九篇，主要探讨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和人口问题。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的采编人员。
“在电视上看到一位 90 岁的老人，还表示担心自己的未来，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活多久啊？” 说这话的人叫麻生太郎，日本财务大臣。在一次鼓励花钱——特别是高龄者——的讲话中，他说了这么一句政治上很不正确的话。
但这句话也把日本许多问题也都摆得清楚了：老龄化；财富集聚在老人手中；社会没有安全感；消费不足；对未来的担忧……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成了一个中国的标杆，最初是人家转型成功，船坚炮利，接下来是制度优势，成为“列强”一员；几次战争之后，明明是战败国，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于文明与文化，一直在风气之先，所以于中国而言，这标杆一直在前面。
直到最近几十年，一面是中国自觉崛起兴奋异常，另一面是日本泡沫破裂、经济低迷、老龄化、不婚主义、核心家庭瓦解……种种社会问题给人焦头烂额之感，领先者遇到的麻烦，好像也成了中国未来的麻烦。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关于日本社会低迷，国内引进了多本书。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就出了真伪两本，其中机械工业出版社一本的日文版名字对应的是《老后不安不况》，NHK 的纪实节目出的书，包括《无缘社会》《女性贫困》《老后破产》，另外还有《格差社会》《下流社会》等等，看书名也能看出一股丧劲来——日本书像 PPT 一样好读，日本文化和社会现象关注度又高，所以这些书让跟在后面的中国中产阶级读者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了。
似乎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我们引进的日本出版界的这些书偏负面，让我们看到更老更穷的那一面，这加重了我们对日本经济和社会负面的印象，引发我们进一步对自身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发出担忧的群体，跟据说是王兴提到的“感觉身边都是 985，其实中国的本科毕业生加在一起也不过 8000 万”这种情况差不多，准确地说，是中产阶级问题。而我们要担忧的事太多了，远大于日本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
这两篇文章应该算不得书评，它实际上是若干个问题的集合。从日本几个关注度高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继而引发的则是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问题、福利社会问题、就业分工问题、中产阶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些问题各路学者都有思考，一并拿来，但共同点是没有答案。虽然所有人都期待答案，经济和社会学者也拿出各种解决方案，但基本上不可能，原因也简单：在涉及到人口领域，大部分趋势都是不可逆的。而代际之间的变化——20 年以上才有可能出现的变化，对于大部分社会问题研究者来说，似乎都没有足够耐心。
中国有学者，如梁建章摇旗呐喊，恨不得直接跳到你床上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精神可嘉，但也于事无补。梁先生要警惕的倒是，因为变革现状之心过于迫切而对政策层面寄望甚高，然而对高层希冀，从来都要注意一个东西是集权国家的政策威力或者破坏力：我们在极力主张自己认为正确可能也真的是正确的思想的时候，更要警惕它的被滥用。说白了，政策领域我们都要警惕齐奥塞斯库式生育政策。
人是第一位的，生育权是个人选择，政策可以鼓励，不可以强制。前三十年间计划生育政策被诟病者，也是对人的尊严和选择的无视。
这两篇文章更多的是从人、社会和文化角度来探讨现状和我们正视老龄化与人口问题，经济和社会学者的解决方案涉猎不多。同时，要说明的是，对下列所有问题并非全部持认可态度，我们只须明白一点，这些问题是一个正常社会——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红利及消失的社会——所必然要面对的。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看日本，很自然会想了解下中国的未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从社会人口构成、心态、社会消费和文化、贸易、也包括与美国关系，日本会给中国很多启发。
日本都碰到什么问题
1.
关于日本奇迹，保罗·约翰逊总结了若干个原因：各种发展要素很完美地结合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段里，它是我们审视现代日本的一个基础。
到 1953 年，日本完成了战后重建，只比德国落后 4 年。然后便开始了一段 20 年的发展时期，平均年增长率为 9.7%。这几乎是战后时期任何重要工业国家发展速度的两倍。真正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美国经济 1929 年之前 40 年的辉煌增长。这一“奇迹”是建立在汽车的基础之上，客车生产在 1966~1972 年那段高度紧张的时期以每年将近 29% 的惊人速度增长，日本汽车拥有量每年增长三分之一。
关于这一奇迹，其实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它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一个简单易懂的实例，只是稍稍触及了一点凯恩斯主义。
高比例的固定资本构成，其中很少非生产性的投资。
适度的税收。
很低的国防和行政支出。
很高的个人储蓄率，通过银行系统有效地流进了工业。
根据许可十分精明地进口外国的技术。
现有工厂非常快的替代率，由于引人注目的工资约束，加上生产率远远地跑在了工资的前面，从而成为可能。
劳动力因为农业部门的收缩而十分丰富，而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长，因为日本（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市场国家）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教育扩张跟工业需求而不是跟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东亚市场国家是唯一在经济上获益于 1960 年代高等教育革命的国家，而在欧洲和北美，这场革命被证明是一种不利。
有一点倒是真的，日本实实在在地从天上掉下的两笔意外横财中得到了好处：先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越南战争。但所有这些元素都是它自己创造的。
日本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外部保护和出口支持。但它主要的贡献是根据亚当·斯密的模型，建立一个内部激烈竞争的架构，以及善待企业的风气。
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
2.
在高速发展过程当中，日本也经历过特别把自己当回事的时期，我们熟知的有诸如东京地产买下整个美国的豪迈，也有一些小细节，比如在 1958 年他们的感受与前几年中国津津乐道于“新四大发明”的感受相近。
东京塔建成，“美智子热”（她是皇太子妃，网球运动员）狂卷日本，富士重工的“斯巴鲁 360”甲壳虫家庭轿车、本田技研的“超级幼兽”摩托车、日清食品的鸡味拉面等相继面世，让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的到来。
三浦展，《下流社会》
3.
然而，更高收入，更高增长……并非是没有尽头的。
人人以年收入 700 万、800 万甚至 1000 万日元为生活目标的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至少是几年前的事了，如今年收入 300 万日元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所以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如果有人要追求年收入 3000 万日元，认为那样才是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并且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动辄牟利数十亿，那也不关我的事，别人喜欢不断提升自己的阶层则由他去好了，本人绝不妄加评论，只要我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有所保障就可以——这类人群的心理便是如此，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无什么不当，并且也不想随别人一同再提高。
这种转变实际上自 1980 年代起就已经潜移默化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处在高消费社会阶段，取代“1955 年体制”的新的社会模式尚未清晰地显现出来。而现在，随着经济不景气、高龄化、人口持续减少等社会结构性的剧烈变化，家庭、教育、雇佣等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变化也渐次明朗，新的社会体制模式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三浦展，《下流社会》
4.
收入停滞不前，当然会造成贫困。
OECD 在《经济展望报告 2013》中比较成员国家的名义工资。 根据该报告，1995 年的名义工资为 100 的话，2012 年美国为 180.8；欧盟为 149.3；日本为 87.0。
2007 年厚生劳动省发布“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在 20~64 岁，即所谓“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 32.1%，三人中竟然有一人陷入贫困状态。 孩子未成年的单亲母子家庭 57.6% 属于贫困状态，贫困集中在靠女性挣钱养家的家庭。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女性贫困》
5.
社会的整体财富还保持着经济发达国家的地位，但代际分配不平衡变成突出问题。
2015 年，50~59 岁家庭储蓄 1751 万日元，负债 645 万日元。60~69 岁 2402 万日元，负债 196 万元。70 岁以上 2389 万，负债 83 万。
大前研一，《老后不安不况》（《低欲望社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6.
财富集中在老年人手中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力在减弱。
美国人之所以过了 60 岁还能够开心地出入单身酒吧，是因为不论男女，他们都有着旺盛的欲望，都想着再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然而，60 岁的日本人都在干什么呢？在公寓里狭窄的阳台上养着兰花，牵着比猫还小的狗在家附近散步，这些朴素的兴趣就能让日本国民非常满足。对于这样一群低欲望的人，很难想像他们会穿着好看的衣服，化着精致的妆容，兴冲冲地去单身酒吧。
大前研一，《老后不安不况》（《低欲望社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7.
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最突出的在于，谁来为当年高速发展中所产生的债务负责。大前研一和麻生太郎一样直言不讳。
日本最大的威胁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 1300 万亿日元的国家债务。若一直放任不管，不久的将来，日本很可能将面临偿还不了债务的困境。到那时候，受害的就是年轻一代。
然而，欠下债务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我们这代人。那些已经退休、开始安享晚年的老年人正在享受着债务带来的恩惠，而巨额的债务都将留给下一代人。这种做法合理吗？自己欠下的债务在自己这代处理好，不给后代祸害，这才是日本人该有的传统美德吧。
……
若是老年人同意我的观点，那么就请把财产的 ⅔ 贡献给国家，政府将这些钱用于偿还国债，一日元都不会浪费。
事实上，现在的老年人享受到的福利远远大于他们之前几十年缴纳的税金和社会保险费。所以，若是老年人最后不把财产交给国家用来偿还债务的话，那么国家的收支就会不平衡。
大前研一，《老后不安不况》（《低欲望社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8.
而这个时候，人口构成也不利于持续创造财富了。
日本拥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是 1970 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时期，距现在已经有 40 多年。 确实，在那个年代，由于从地方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大城市求职，所以只要是首都圈的工厂，劳动力都很充足。但进入到 1970 年代，地方的初中毕业生集体涌向东京就业的景象渐渐成为过去式，位于城市周边的制造业为了招到工人，开始向东北等地的农村地区迁移。
由于少子化现象严重，再加上大学升学率提高，很少有初中毕业的工人了。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所以谁也不想专门去工厂工作。
大前研一，《老后不安不况》（《低欲望社会》机械工业出版社）
9.
日本年轻人在就业选择上，也不愿意从事那些制造业的工作了。当然，从全球分工角度看，从每个职位创造财富的成本上看，日本的年轻就业者也不再具有竞争力了。
日本公司为了回应人口减少的问题，已经将厂房移往海外。日本大学生攻读工程与其他科技相关领域的比例，平均每年下降 10%，在一个首席工程师宁可寻找外籍工程师来取代国内高薪劳动力的经济体制下，这样的选择毋宁相当合理。
就连父母也对于鼓励孩子选读工科感到犹豫，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印度与巴西工程师的起薪大约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总务省估计，日本光是数字领域就短缺 50 万名工程师。
日本各产业协会努力引诱年轻人前来填补空缺的职位。他们制作浮夸的广告，极尽所能地美化工程师。个别厂商则提供签约奖金，给愿意抛弃原来的公司前来效力的优秀员工，这种做法在不久之前不可能存在，因为在日本向来以跳槽为耻。
然而，国家与企业无法逃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趋势。随着人口萎缩，学生变得更有价值，许多人转而攻读法律与医学等较不肮脏的领域，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比较不容易受到产业外移的影响。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10.
潜在的影响还有很多。一个小例子可能对中国有更多的警醒意义：当人才被鼓励进入金融行业或自主创业的大背景下，日本得以经济腾飞的制造业吸引力不足，产生更多问题。
高收入高管的变化还带来了其他影响，那就是日本人才配置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青年已经不愿在大企业工作，不愿置身于残酷的竞争中，更倾向于一开始就选择自主创业。这就让人不得不担心，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很难再招聘到优秀的人才。
此前日本经济的支柱主要是大企业。大企业致力于大量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供给国内，还出口海外，支撑并发展了日本经济。大企业要雇用大量员工，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贡献很大。其代表就是丰田这样的企业。由于聚集了优秀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才得以支撑日本的支柱产业，拉动日本经济。
试想，如果优秀的青年都对大企业敬而远之，只惦记着自主创业赚取高收入的话，结果会怎样呢？企业将很难招聘到优秀的人才，日本经济的支柱企业难免蒙上阴影，甚至导致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下降。
而且，在今天的高收入高管所从事的行业中还有老虎机赌博业和消费者金融业。可以说，这些行业跻身高收入行业是近年来的一个特征。但是仔细想想，将这些行业列入高收入行列的社会究竟能算健全的社会吗？
橘木俊诏，《格差社会》
这个世界是由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创造的。任何一个老龄化社会都由相对年轻化的社会转换而来，如果运气不差，在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前都曾经历过一段人口红利期。
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年轻化的社会创造了工业文明以来的所有成就。
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跳离开日本，看这个世界是如何为人口问题所左右的。
整个工业文明都受益于人口红利
11.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都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这决定了它在工业革命中的位置。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为年轻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和移民空间。
1851 年，24 岁以下的英国人占总人口数的 60%，到 1901 年，尽管英国人平均寿命有所提高，这个比例也仅仅下降至 50%左右。这部分青年群体的流动性也不断提高。
185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20~24 岁的人群中，67% 是城市移民，58% 是农村移民。
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12.
下面列举了欧洲和新欧洲——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整个美洲——的人口爆炸过程。这也是欧洲文明得以成为普适文明并主导全球的过程。实际上，包括英国在内，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所有发展都依赖于年轻化人口和生育率支持。
1840~1930 年，欧洲的人口从 1.94 亿增长到 4.63 亿，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在新欧洲（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洲），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或至少史无记载。
1750~1930 年，新欧洲的总人口几乎增长了 14 倍以上，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只增长了 2.5 倍。
由于欧洲和新欧洲的人口爆炸，1750~1930 年，白人的数量增加了 5 倍以上，而亚洲人只增加了 2.3 倍。非洲人和美洲黑人数量增加了不到 2 倍，尽管美国黑人从 1800 年的 100 万增加到 1930 年的 1200 万。
在过去 50 年里，白种人过去超过其他人种地激增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人种缓慢却极大的增长抵消了，但那个激增仍然是人口历史上最大的偶发事件之一。白人获得的 3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是自身人口激增的原因，也是自身人口激增的结果。这些土地今天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少数民族认为这个局面是永久的。
新欧洲人口剧增不仅是因为外来移民。还因为他们的常住人口正享受着这些国家从未有过的最高自然增长率。人口死亡率非常低，而且用旧大陆的标准来衡量，食物既丰富又美味。新欧洲人繁衍不息，生养众多。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在北美洲，新欧洲人的出生率创有记载以来最高记录，达到每年 5%~5.7%，1860 年代在澳大利亚，人口出生率为 4%，而在阿根廷，移民首次大批进入南美大草原，人口出生率约为 4.6%。在澳大利亚，1860~1862 年的死亡率为 1.86%，出生率为 4.26%，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4%。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38%，而这些地方的人口当时被认为正在快速增长。直到 1870 年代，新西兰的帕基哈人还保持着相似的高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
13.
即使在公认的欧洲殖民主义宣告失败和结束之后，欧洲在战后的新一轮复兴增长——通常都会认为受益于和平环境、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但增长实际上也受益于突然一轮远高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生育增长。在中产阶级社会形成之后的国家里，这种增长是不同寻常的，或者可以理解成是整个欧洲的应激反应——一战和二战造成了大量人口流失。
此外，还发生了一些事情。《纽约客》杂志的詹妮特·弗莱纳注意到，在 1946 年 5 月，战后法国占据第二位（仅次于内衣）最受欢迎的“实用”品是婴儿车。
多年以来第一次，欧洲人又开始生儿育女了。
1949 年英国的出生率比 1937 年高出 11%，法国更是前所未有地上升了 33%。
这次生育高峰的来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大陆自 1913 年以来，主要的人口指标一直未能上升。在更多的方面，大多数同时代人可能并没有预见到：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14.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保罗·约翰逊把法国人口增长下滑趋势逆转，归因于维希政府的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灵感来自于德国占领期对青年文化的重视。但无论如何，与托尼·朱特的见解相同，法国推动了“一个新的欧洲”的诞生。
法国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复兴是现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 1930 年代，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复兴看上去似乎不可想像。通向复兴的道路复杂而荒谬。第三共和国在其最后阶段是“小的就是美的”这一观念的化身：人口不断下降，产量、生产率、投资、工资和消费都很低；对“小人物”、小工厂、小农场、小城镇顶礼膜拜，几乎无限拔高。
它甚至在德国人打败它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在 1940 年夏天土崩瓦解，成为一堆尘土。
正是维希政权，最早把税源性家庭补贴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个想法是人口统计学家阿道夫·兰德里在 1932 年构想出来的，为的是提高生育率；在维希政府治下，100 多年来第一次，法国的生育率实际上再次开始增长。
心理上的影响是深远的。维希政府专注于年轻人，这是它从德国人那里染上的一种时髦。它在教育上的支出远远多于第三共和国。正是维希政权，创造了法国的大众化运动。
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
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包括了不可逆的老龄化
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文明进步：巴斯德发现了细菌、减少感染机率让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人类平均寿命有本质的增长；公共卫生制度，特别是疫苗诞生，让可预期寿命得到巨大提高。
但这只是针对个体寿命而言。人口结构上的老龄化在于年轻出生人口的减少。亲情、家庭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副产品。
15.
如今困扰欧洲的移民问题实际上是解决欧洲人口不足的问题。从历史层面来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得而知，近的层面，当然你可以理解成是移民在抢夺欧洲的福利——过去发展中的红利、全球体系分工中的红利。这其中，开放移民如欧洲就会带来问题，不开放如日本，就会把问题持续推后，或许积重难返。
欧洲正在走向衰老。2004 年，世界上 60 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 20 个国家中，除日本之外，其余全部在欧洲。许多欧洲国家的婴儿出生率都远远低于其人口的死亡率。在西班牙、希腊、波兰、德国和瑞典，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 1.4 个孩子。在东欧的部分国家（例如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接近 1.1 个孩子，是世界上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最少的国家。以此推算，到 2040 年，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将减少 1/5，甚至还不止。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
16.
《当世界又老又穷》介绍了美国、日本、中国、西班牙等地的老龄化现状，虽然每个国家都会有细微的差别，但趋势不可避免。他提到，西班牙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目前是 84.4 岁。预计 2050 年65 岁以上占 37%。 它还是欧洲养老人口的一个目的地。2000 年，在国外出生，定居西班牙的人占 2%，现在，占 12%。日本的百岁老人口数量说明了一些问题：1963 年日本百岁人口，153 人；2007 年，3.23 万；预计 2050 年，100 万人；日本 65 岁以上预计在 2050 年将达到 40%；2008 年到 2050 年，日本劳动力衰退幅度将达到三分之一，从 6650 万人减少到 4200 万；预计 2050 年，日本人口将减少 4100 万人。中国 2009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1.67 亿；2050 年，预计 4.38 亿。
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预测：2010 年美国介于 75~85 岁之间人口是 1700 万，2050 年将达到 3000 万。百岁老人将达到 250 万人。 65 岁以上的每个年龄层，其增长速度将超越一般人口的增长率，其中尤以 85 岁以上年龄层在比例上增长最大。
泰德·菲什曼，《当世界又老又穷》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世界为什么老了？回答的不是很系统。泰德·菲什曼罗列了一些国家又老又穷的现状。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洞见。比如工业化促进了现代城市的形成和现代国家的体制。
17.
不过相比之下，美国人口中位数还保持在一个有竞争力的水准。这是好事。相对于全球对衰老的恐惧，美国这个例外有助于恢复信心。
美国人口将从（21 世纪初）2.8 亿增加到 3.5 亿到 4 亿。到 2050 年，将增加至 4 亿到 5.5 亿。但在西欧，人口似乎在稳步下降，爱沙尼亚总理甚至请求该国的男性更经常地进行性生活。这种不平衡将会对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美国注定会更集中关注向其输入移民的国家——墨西哥和拉美国家，而不是老欧洲。美国年龄中位数在接下来的 50 年里将维持在大约 35 岁，约等于世界年龄中位数，因此注定要比欧洲和日本来得年轻。欧洲和日本年龄中位数将分别从 38 岁升高到 53 岁，从 41 岁升高到 53 岁。欧洲人和日本人将不得不把更多资源用于老年人，他们也将发现，其文化将被那些墨守成规、怯于冒险的人所支配。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翼美国》（《右派国家》）
“人口即命运”，从核心家庭到社会，从就业到福利
18.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说，人口即命运。尽管美国不是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美国的特殊性在于，整个 20 世纪后 30 年，美国的文化、社会、经济都是围绕婴儿潮一代展开的，他们占人口总比重之高、发出声音之大、对政策影响之深广让美国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婴儿潮一代的特色。而随着他们的衰老、退出，整个美国社会必定会被重构一次。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允许在三个年龄退休，分别为 62 岁，66 岁和 70 岁，所以婴儿潮退休的影响相对分散，始于 2008 年，将延伸到 2034 年。
其他人口问题还包括工作模式的转变，因为 55 岁以上人群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而同时 55 岁以下所有年龄段和性别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
综合来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和较低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是减少了人均工时，这意味着以人均产出定义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率一定低于以时均产出定义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每天大约有 1 万名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开始接受 Medicare 和社会保障福利金。在 1960 年，每 5 个工作的人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到 2030 年，每 2 个工作的人就要支持一个退休者的福利支付。那些对长期预算预测不屑一顾的人应该重读上述最后一段。
7700 万婴儿潮一代的人退休进入社会保障和 Medicare 体系并不是理论上的预测。人口即命运。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美国增长的起落》作为《好奇心日报》的年度推荐图书，将在专文中予以介绍。）
19.
我们再把目光投远一点，看看工业文明之后人均寿命得到大幅提高之后，如何让“人口即命运”这一命题产生不止局限于经济和劳动力领域的影响。
在一个半世纪中，英国人的死亡率下降缓慢。1686~1871 年间，英国人平均寿命从 31.8 岁增长至 41.3 岁，之后迅速提升，在 1950 年达到 69.2 岁。 总生育率，在 1688~1871 年仅仅从 2.17 人增长到 2.54 人。
重新研究了马尔萨斯晚期的理论后，剑桥的历史人口学家提出：家庭会严格根据其收入水平来调整自身的规模：因此，在 1700~1850 年间，女性平均婚龄从 25 岁降至 22 岁，1771~1881 年间，平均每个家庭养育的儿童数量从 5.7 人增至 6.2 人。
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20.
核心家庭的变化，让几代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人口迅速增长的数量和流动性使家庭和家庭生活保持在一个十分易变的状态。1851 年，仅 36% 的家庭只包含一对夫妇及其子女，而“44% 的家庭包含至少一个外人，如房客、仆人或来访的雇员、客人、亲戚”。1750~1850 年间，英国家庭平均由 5 人组成，及至 1950 年，其规模变为 3 人左右。
1851 年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规模是稍微超过 6 人，而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的平均数字分别是超过 7 人和 5 人左右。
直到 20 世纪，英国家庭才真正和“核心家庭”搭上边，1880 年代，外戚大多都被剔除出家庭，仅仅两代人的时间，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从 6 人降至 2 人。
随着家庭规模和组成的变化，其情感机制也发生了转变。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二者都比过去更长寿。
单亲孩童的比例从 1741 年的 20% 骤减至 200 年后的 3%。随剧培的人口和国内的城市移民到 1920 年代终于趋于平缓，更小却更长寿的家庭单元也变得更稳定，且愈加独立于大家族。
詹姆斯·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21.
如果说“母爱”和儿童形象也是工业文明的一个结果，恐怕会让人有错愕之感。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描写 14 世纪法国中世纪的《远方之镜》中从“母爱”角度为我们澄清了一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概念。
人们普遍认为，母爱，如同性一样，太过与生俱来而无法根除，但也许在某些不受欢迎的状态下，它会有所萎缩。当时婴儿死亡率极高，据估计达 ⅓ 或 ⅔ 。有鉴于此，对一个幼儿投入的爱意也许会得不偿失，于是，借助某些自然的法则（就像被圈养的啮齿类动物在数量过多时停止繁殖一样），母爱会受到抑制。也许频繁的养儿育女使生育遭到了贬值。一个儿童出生，死亡，然后被另一个儿童所取代。
巴巴拉·塔奇曼，《远方之镜》
22.
还没有完，在塔奇曼笔下，她还总结了在中世纪文学中的儿童形象——一个可怕的事实，儿童的角色基本都会死掉，女人很少作为母亲出现。
如果孩子能长到 7 岁，他们得到承认的生命便开始了，多多少少像个缩小版的成人。儿童时代就已经结束。在中世纪的行为中，孩子气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标志着无力约束任何种类的冲动，而孩子气许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充满活力的社会的相当大部分人实际上都非常年轻。据估计，有约一半的人口不到 21 岁，有约 ⅓ 的人口不到 14 岁。
巴巴拉·塔奇曼，《远方之镜》
23.
离题太远？回到我们的判断中来，社会老龄化并非是人类寿命提高一个原因导致，更多是新生儿出生率降低导致。因为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儿童生命无虞，母爱之类的感情投入不会因为意外而丧失，结果导致家庭中不用生更多的孩子来对冲风险。对儿童的爱更集中，无法或不愿分享给更多的子女，也让生育愿望降低。全球各种文化、宗教信仰、种族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穷不是谨慎或减少生育的原因，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让更多的家庭成员赚钱，是提高生育率的原因。
这就引出一系列问题：女性从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就业同时也减少了生育的机会；教育问题：更少的孩子，更高等级的教育，也意味着耗时更久的教育；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福利问题。
我们逐一展开。
（未完待续）
题图为电影《小偷家族》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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