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印度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 好奇心日报年度图书推荐⑮
我们推荐一些书，也想透过这些书，看印度与中国的同与不同。
一年过去，中国与世界、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我们的生活都为大问题所左右，于愕然之中，知识分子声音的消失或者湮没于嘈杂，更增添困惑与茫然。或者，此时可能是拐点将现。而在任何时代，睿智思考都是稀缺品，有见识者更是指引我们看清前路的保障。
因此，我们“2018 年度图书推荐”希望尽可能多元化地介绍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书。
依照旧例，我们视野所及的书，采编人员都已经读过，并以真诚态度介绍给读者。
我们也借助特约作者之力来一起完成。他们总是得风气之先，而且见解更加深刻。在此一并感谢。
这是非虚构图书推荐系列的第十一篇，探讨印度社会的转型。作者刘质真是《好奇心日报》的采编人员。
1.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为中国贡献了一个成语，叫盲人摸象。
近大远小。印度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点。
我们了解的是碎片的，甚至可能碎片化也不如，它就是一个个的标签。
常看祖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读者看到的可能只是阿三的强奸案，火车开挂；有点文化的会想到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勾勒出一副幽暗国度的轮廓；中国的小布尔乔亚（想了半天，好像还是这个词最准确）循着 1960 年代嬉皮士的道路在被涤荡的灵魂、放飞的自我和肉体、波西米亚啊这上面打转转……
可是，乔布斯除了学着吃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之外，印度对他的职业和后半生有什么影响吗？
印度与中国最相像的地方，就是足够大。大到人们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的，只关心自己关心的，没有人去注意折叠起来的其它印度都是什么。
拉纳·达斯古普塔《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中有这样一段：
总理莫汉·辛格当年宣布这些组织是“我们国家从未面临过的最大安全挑战”，这一说法让城市精英们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想像自己是和数亿身处困境的农民、猎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神话中才有的生物分享着这个国家。
跟中国人看自己时的视野也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他们——印度的中产阶级，有话语权的人，想像中的印度大概与我们从去年开始听说——中国这么多年只有 8000 万本科毕业生、可能只有 1 亿人出过国、可能有 10 亿人没坐过飞机——的一惊中感受到的东西一样。
而我们赖以了解印度，即使路径高级到如通过奈保尔，也可能离现实太远。估计印度人对奈保尔的感受，跟中国人感受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差不多，那是历史了。
这两个国家都以巨大的发展而著称。在巨大的空间距离之外，还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几十年间甚至几年间过去之后，一切都有所不同。而我们可能还在对照着奈保尔来想像印度的现实。
我最近看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写的不过是 1996 年的河南乡村，现在看也完全是读历史的感觉。在最近一次 GDP 统计出台之后，《郑州晚报》的头版大字标题《郑州：请喊我特大城市》——这个河南的中心城市，GDP 到了 1 万亿，人口到了 1000 万，人均 GDP 过了 10 万，在 20 年前，谁会想到中原腹地的“农业大省”会如此意气风发？
空间巨大，盲人摸象；时间错位，同样如此。
那么，印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印度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我们推荐一些书，也想透过这些书，看印度与中国的同与不同。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每个人都会从这本写德里的书里读到一点什么。印度的拆迁、印度的腐败、印度的民主、印度的房价、印度的暴富神话、印度的贫民窟……然后都会从中看到一点中国。
2.
我们看到写印度社会现实的书，看起来好像要多于写中国的书，尤其有关发展中的问题。
虽然两个国家的体制截然不同，但与发展相关的——关于中产阶级、关于贫穷、关于社会转型、关于阶层流动、关于公正之类的问题，是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与印度的中产阶级不大相信有一堆各式各样的穷人在与他们分享着这个国家这种刻板印象相反，我们头脑当中那个穷国是由各式各样的穷人组成的。印度也有中产？
在《资本之都》中看到他们的时候，如果你还没丧失一点敏锐的话，你可能还会在嘴角泛着一点笑意，他是在说我们吗？
随着最近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他们发现自己的财富数量变得惊人。卡普尔在德里最好的街区有房产，在城外还有一栋“农舍”，这种类型的房产目前价值确定在 5000 万到 1 亿美元之间。 过去的数年内，正是这轮房地产行情使这座城市的有产阶级变得极度自信。现在这些人发现，他们在全球范围里都算是富有的，而且还不用做什么事。
他们的财富，或者可能更多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可不能被落下，而且还得为下一代做好牺牲，至于是否值得，谁知道呢？
当然，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没时间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我太太一直和我提这事。我每天早上看到他们半小时，然后可能每周和他们一起呆两个晚上。但是我对她说，等他们 19 岁了，至少他们会有钱。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钱，而他们在抱怨不能上好的学校或者其他任何事时，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唔，至少我花时间陪你们了？”
《资本之都》中这两段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描述只是其中一角。另一本有关孟买贫民窟的书《地下城》的作者凯瑟琳·布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话，成功的印度人热爱的一则神话则是，关于不稳定和适应力的传奇，也就是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快速崛起，部分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在欧美各国，据说当人们打开水龙头或电灯开关时，他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在印度这个几无可靠假设的国家，长期的不确定性据说有助于催生才思敏捷、富创造力的解题能手。”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凯瑟琳·布把一个叫阿布杜的少年作为整本书的主人公，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生活变故呈现给读者。
3.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资本之都》讲到印度首都德里的拆迁问题，这是我们多么熟悉的一个场景……
《地下城》中，凯瑟琳·布把一个叫阿布杜的少年作为整本书的主人公，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生活变故呈现给读者。
阿布杜每回去东日，仍在寻找他的师父。他想告诉师父，在他作为孩童的最后几年，他曾试图做个高尚的人，然而，现在他相当肯定自己已经是成年男人，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一个男人要是够明智的话，并不会在善与恶、真与假、正义与另一个东西之间，做清楚的区别。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不让我内心的冰融化，”他这么说，“可现在，我就像其他人一样，渐渐变成了脏水。我告诉真主安拉，我非常非常爱它。不过，我也告诉它，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生活？总是有各种鸡汤文字告诉我们成年人是如何行事的：“只有孩子讲对错，成年人讲利益”；成年人深谙“世界的运作方式”，成年人不在意是不是成为“更好的人”，他们呈现给孩子的就是成功人士的“做成事再说”，于是有了高铁上的霸座男，于是有先改了再说……
看到这种描写，无比伤感。
我们是如何进入这深渊的？如何进入这深渊而又不自知的？凯瑟琳·布将这一瞬间呈现给读者，而我们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毫不担忧新一代人在成年化的进程中沦为犬儒主义者？
阿布杜的父亲养成一个恼人的习惯，他谈论未来的口吻，就好像在谈公交车似的：“它从旁边过去，你以为就要错过，可接着你说，等等，或许我不会错过，我只是必须比从前跑得更快。只不过现在，我们大家身心俱疲，能跑多快？你必须尝试追上去，即使知道追不上，即使最好让它走掉——”
豆瓣在《地下城》的评论中设置了一个话题，它“再现的社会状况与中国哪个时期比较相似”？还好没有人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否则不知道要看到多少自大。
中国广泛人口的脱贫被视为罕见的伟大成就，这确实让人瞩目。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假装没有了贫穷问题，贫穷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胡赛因家在《地下城》中被称为是“富裕”的——
许多安纳瓦迪居民都还记得，胡赛因家在 2005 年的水灾中丧失了多少东西。他们最小的女儿几乎溺死，他们的衣服、米粮和 5000 卢比的积蓄全部被水冲走。而今，他们有个粗工制作的木头衣柜，比阿莎的柜子大上两倍；一台分期付款购买的小电视机；两条厚棉被，一条蓝白格纹、一条巧克力色。还有十一个不锈钢盘，五口锅子，以及新鲜豆蔻和肉桂，比大多数安纳瓦迪居民使用的香料好。再来是一面破裂的镜子、一条百利美发乳、一大袋药品，然后是生锈的铁床。贫民窟的大多数人，就连阿莎都得睡在地板上。
阿莎是这本书中一个很有“能量”的女人，在社区中偶尔扮演我们熟悉的居委会角色，偶尔可能还有机会发现一点寻租空间，“就连阿莎都得睡在地板上”。
我们也很难理解，穷人的生活究竟是有多不堪。
只有十五岁的米娜知道，曼竹考虑过自杀，就在阿莎过四十岁生日那天从派对跑出门的晚上，以及在那之后的许多个晚上。曼竹对她母亲的外遇感到十分羞耻和担心，米娜却也只能提供建议。她自己也经常遭到父母和兄弟毒打，而她若要避开这些在家的时光，前往公共水龙头和公厕已经算是一场远征。在米娜看来，任何一个让女儿上大学、很少揍她、不打算让她十五岁嫁人的母亲，其他方面的缺点都可以原谅。
我想说的是，阿布杜父亲的焦虑与宿命感，胡赛因家的财富清单，一个贫穷的十五岁少女卑微的愿望与满足……这些是我们观察印度社会的路径。
而轮到我们观察自身的时候，似乎感觉并没有印度这么丰富。比如关于印度社会转型期的作品中，除了今年两本重要的——《资本之都》和《地下城》，早一点的如《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美丽与诅咒》等，对印度转型社会各个层面似乎都有涉及。
我们今年可说的，《长乐路》似乎算是一本。而且，就这一本，在大部分网络电商平台已经不见新书销售，二手书价格普遍都已经在 100 元以上了。这似乎说明了一点什么。
在我们的年度推荐中，我们是这么评价这本《长乐路》的：
任何一本来自驻中国记者——俗称外电记者，写现实中国的引进版书都值得推荐。
现在越来越少了。本来就是稀缺的。
视角和立场不须探讨，至少在我们目力所及，他们都客观、友好、宽厚，而且小心翼翼，生怕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当然，政府和大人物除外。
这是记者的天性职责。
《长乐路》的作者是史明智，主角长乐路是上海的一个时髦街道，在本地媒体的讲述中，它与陈冠希和另外一些人的潮店有关，和不能明言的法租界有关，和梧桐树、老洋房和新洋房有关——李嘉诚的一个楼盘有一段时间里是豪宅的标杆……偶尔，它也和史明智笔下颇多出现的麦琪里相关。
在史明智的故事里，有外地人开的花店，有一个卖三明治兼卖古着手风琴的波西米亚风格的小职员，有一个鞋盒——里面装着过去的若干封通信，里面讲述了一个持续四十年的残酷故事，还有……与李超人的豪宅项目一墙之隔的麦琪里，这里的故事发生得并不久远，一样残酷。
据称，中文版并没有多少删减，但可能少掉的也是阿布拉一家的宿命感——像《地下城》，或者是资本之都的历史纵深感——像《资本之都》。
我们的同事有些许不同意见——是否过于溢美了？如果考虑到直面现实的稀缺性，可能也不为过吧，它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即使出了，也要忍受“有色眼镜”“傲慢”之类的评价，虽然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傲慢，他们通常只是对权力的傲慢。
现在，即使在印度有关的书的短评中也会看到中国的读者对欧美背景作者“傲慢”的警惕，感觉他就像外交部的发言人。
▲ 这本书入选了《好奇心日报》 2018 年度图书。推荐语：任何一本来自驻中国记者写现实中国的引进版书都值得推荐。现在越来越少了。本来就是稀缺的。《长乐路》写了街上几个人的故事，这里融合了一个大城市里所集结的所有对抗元素。
4.
更多看到印度，而不是中国，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作品的诞生有赖于思想的自由市场的存在。或者更直白一点说，言论的空间。
印度总是喜欢把最大的民主国家放在最重要的标签上（请喊我最大民主国家），偶尔还会遭到正牌老牌民主国家善意或不那么善意的嘲笑。何止是他们，我们也偶尔会探个头来——印度？民主？就那制度化的腐败？就那没有安全感保障的社会？莫汉·辛格又废大钞了吧！嘲笑可能还是轻的，通常还要恶俗地来那么一句，我就呵呵了。
但我们能看到更多印度社会的真实故事。
我们还能知道德里贫民窟的穷人们为什么敢于生活在贫民窟里。
“所以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 30 年。”
更早奈保尔写《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时，也说到这一点。
从这里看去，达拉维显得突兀，甚至在孟买都算是多余的：按照人们的说法，它持续存在，是因为它是选举的票仓，是制造仇恨的温床，许多人可以从那里得到利益。孟买的种种互相冲突的趋势也往那里蔓延，所有新产生的特殊性在那里都变得更加鲜明。但人们还是住在那里，遭受这额外的剥削，因为在孟买，只要有了住的地方，你就可以赚钱。
5.
不同的不是穷人，是对穷人的态度。
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他著名的田野调查报告《桑切斯的孩子们》中引用 C.P.斯诺的话：“我有时候很是担心，富裕国家的人们完全不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我们甚至没法或不想去和那些运气欠佳的人说话了。我们务必要学会这一点。”
还有，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那个著名的表态：
当我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事情很清楚，一方是国工联，另一方是警察。我对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理想化的“工人”并没有特殊感情，但当我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工人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警察发生冲突时，我根本不用问自己会站在哪一边。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是善良的，哪怕没有奥威尔的不容分说，果决，毫无疑问。但我们还有与“运气欠佳的人”说话的能力吗？我们能忍受肮脏、不堪的生活和人在你周围存在吗？
我们能想到宽容。
雷蒙·阿隆回忆他高中时代的犹太人齐格勒老师：平时学生们都要对他起哄，有一年他班上的学生既安静又用功，他十分高兴，终于谈起了“宽容”这个词，他认为“宽容”这一词没有表达出对“不同的人”的恰当感情，“尊重”一词比“宽容”一词更好，因为宽容意味着上对下的关系。
我们还能想到“解决”它。在我们习惯了这些问题出现之后，自然我们会想到“解决”，而且这个“解决”放多少个加重号都不过分，让城市更宜居——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吗？
尼尔·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中为我们揭示了“宜居城市”的真相：这个词从来都不是针对所有城市居民的。
事实上，并且也是必须的，城市对工人阶级始终也是“宜居”的。所谓的复兴能够给各阶级人民造福，不过是广告和销售的噱头，因为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年度住房调查结果显示，每年约有 50 万个美国家庭无家可归，这可能造成多达 200 万人流离失所。这些家庭中，86% 是因为自由市场活动导致流离失所，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工人阶级。
于我们自身，于政府，于整洁现代的特大城市，于光鲜的所有，当你觉得一个穷人冒犯了你中产阶级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收敛起一点厌恶的目光，我们能不那么在乎自己的一点点牺牲吗？
6.
还是不止。
美好。
即使穷，也拥有美好。
生活是丑陋的，但人是美好的。
阿布杜拍他一记：“听你说话，让我脑袋发昏。”坐在一个仍有自己想法的人身边，让他觉得自己老了。贫民窟被拆除后，他们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苏尼尔想在城郊，某个有树有花的地方，展开他的新生活；阿布杜却认为，苏尼尔最终更有可能露宿街头。安纳瓦迪最后的这些日子，可能是苏尼尔所能度过的最美好的岁月。
我们没有足够的写实作品呈现社会真实，我们对自身和穷人都没有足够的关怀，我们可能还被财富束缚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可能还自私……好在我们有良知，它让我们发现问题，知道问题的存在。
但我们并没有发现美好。
我们在说宽容的时候，我们是友善而尊重的吗？我们在说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是想着他们别来烦我吗？我们在提高端就业、城市更新、转型、宜居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想着我们的房产升值吗？
那是一群人，尽管卑微生活，但他的感受力与所有人相同，他们的灵魂与他们对人类的信赖与所有人是平等的。
让奥威尔不容分说站在穷人这一边的，是他对人的美好的信仰。
他们不是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就是我们自身。
回到最开始让印度中产阶级震惊的莫汉·辛格的那段话。它隐含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在与谁分享着这个国家？
题图为电影《摔跤吧！爸爸》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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