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年没有搬过家的老人，如今到了搬家的时候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⑳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99 岁的王淑珍要搬家。问她有什么想法。王淑珍有 78 年没搬过家。她说我想法可多了。但一开口说不上几句。

太阳难得出来，很快又偏移过去。王淑珍坐在弄堂口，戴一顶针织贝雷帽，三年前自己缝制的，八瓣头，顶上还做出短短一截的帽尖。她的头小巧，头发灰白柔软，贴在头皮上，帽檐下露出一点发梢。和年轻时的照片相比，她的脸更瘦削，更扁平。照片上的眼皮褶皱轻薄一条，老了变成无数密密麻麻的细纹。右眼失明，灰蒙蒙一片。

张园的 1122 户里，如今还住着不少老人，王淑珍是其中最年长的。路过的人问她要搬去哪里，得凑近了对着耳朵喊。“搬去浦东，大儿子那里。”她也喊着答。里弄一天比一天空。收旧家具的三轮一辆辆蹬进来，都是装满了才走。有人端着痰盂走过——至今有人家没安装抽水马桶，每天上午出来倒。

张园东面一块 9375 平米土地的使用权一个多月前以 58.02 亿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华润为主的几个开发商。张园所在的静安区政府想把这里改造成第二个“新天地”，一片保留旧式里弄的商业区。在张园所处的南京西路一带，他们已经接连改造了“丰盛里”，并在拆除的“大中里”原址上建起来商业区“兴业太古汇”，星巴克甄选烘焙工坊就开在其中一幢 2700 平米古典风格的圆形建筑里。

吴江路以南、石门一路以西、泰兴路上的张园将是下一个。“房子不会拆”，但被要求在今年 3 月 8 日之前清空。

▲ 2 月下旬的张园

王淑珍住在底层东面的一间房里，大小三十平米，靠着张园的主道。院子推门进去，先是一处不大的天井，两边石头砖块垒出地界，杂草野花长在敞口的痰盂里，只留一条一米来宽的通道。王淑珍的家在通道的左手边。天井前方本是个正厅客堂，但经过几次改造，已不好辨认。踩着早年铺就的小块花砖（如今又时兴了）再往里走，便是通往二层的楼梯，行将就木，颤颤巍巍。走到底是公用厨房，上海话叫“灶披间”。

因为膝盖里有积液，王淑珍已难走动。她常躺着，床就摆在北面阁楼的下方，抬头能望见 1948 年加出的半片阁楼，加上原有的半片，新木头连着旧木头，泾渭分明：旧木头泛白，木片也裂开。如果起身，她就在门边的方桌前坐下，藤椅上铺着用棉布或牛仔布料缝制的坐垫。

▲ 北面阁楼下方

▲ 灶披间对面的镜子

方桌前是大面的玻璃窗。张园的一些房子早年嵌窗户用的是彩色图纹玻璃。王淑珍家没有，只是常见的透明玻璃。东面房间一天里就上午的一阵有太阳射进来。窗帘也不挂，只拿半截半透明的白布挡了挡，像旧时西餐厅的卡座隔断。

玻璃窗通到四五米高，从天井看，被雕花的房檐团团围住。本来，玻璃也直直地扎进地里，但在 1976 年小儿子结婚时拆掉了一半：担心玻璃不够承重，于是在下方加了木头的支撑。1976 年，这里发生了许多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这间房子的样貌固定下来，没再大变，直到 2008 年政府出钱修建了带有抽水马桶的厕所。厕所拥有现代感的白色外立面，就像错塞进里弄的集装箱，迟早要搬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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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园的这些里弄房子是在 1920 年代建起来的。那之前，这里原是上海最大的私家园林“张氏味莼园”，又称张家花园。商人张叔和从英国人的洋行手里买下这片园子，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不断修整，园林之外，又增设餐馆和游乐场，对外开放。园子里还落成了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安垲第。直到现在，一些古建筑保护者还提议，重修张园某栋建筑的外立面，重现一座安垲第。

但安垲第带来的盛况没能持续， 1919 年张家花园易主，原有建筑被全部拆除，改成了联排的里弄住宅。可人们还是习惯称呼这里“张家花园”。

▲ 旧时张园大门，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 安垲第建筑外貌，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里弄和王淑珍活得差不多久。王淑珍在 1920 年出生，被上海南市区一户开中药房的人家收养。她很少出门，偶尔随家人去看南方戏，去文庙或大世界。大世界是当时最热门的游乐场所，几年前就是它盖过了张家花园的风头，让它彻底歇业出售。在家时，王淑珍常绣花，她读过五六年的书，但更喜欢女红。如果出门吃喜酒，父亲会喊裁缝来家里给她做一身新旗袍。裁缝上门，请他吃三顿饭，工钱能省不少。

她有几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十二岁那年，她们去影楼拍照，其中一位富家小姐身着西式洋装，没多久便“去干革命了”。

1939 年，19 岁的王淑珍嫁给一位长她三岁的先生，打算随他一道搬去香港。先生凌振华识得几个英文，姑父张瑞博在香港交通银行担任高级经理，给介绍了一份本行的工作。两人先在上海办了场婚礼，酒席在当时有钱人常去的老西门大富贵酒楼。先生希望王淑珍在名字前冠夫姓，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寄到家里的信都写着“凌王淑珍”。

▲ 在看老照片的王淑珍

在香港，凌振华的衬衫被送去店里清洗熨烫。生活看起来考究，不过多半是因为气候潮湿，很难晾干。凌氏夫妇住在皇后大道西，是一套大房子，但被隔成三间，分租给三户人家。天花板很矮，隔断没有到顶。其中一间住着超过 5 口人。王淑珍不喜欢出远门——比方说坐轮渡去澳门，但偶尔也去游乐场。她打算一直在香港待下去。

计划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被打破。日本空袭了启德机场和深水埗军营。港督随后在 2 月 25 日宣布投降。凌振华所在的交通银行被迁往重庆。王淑珍已经怀孕，她只身回到上海。

先生凌振华在上海的家原在顺昌路的瑞华坊，家里还有两个女人，一位是凌振华的母亲，一位“老太太”——凌振华的奶奶。老太太在 1939 年——孙子去往香港没多久——主导了一次搬家，她拿金条顶下张家花园里一户人家的一间东面厢房。张家花园此时还住着不少大户人家，但已经有人开始把底层的房间外租。老太太从瑞华坊搬来一个柜子、一张方桌，都是早年在苏州定做的，还有一套孙子凌振华结婚时候做的家具，其中有一张红木梳妆台，都摆进这一长间。

▲ 长间，挂钟的那一面墙上方为阁楼，柜子为苏州定做

王淑珍回来一看，觉得张家花园“一般来兮”。新式里弄静安别墅已在 1929 年建成，原来的瑞华坊也有多户合用的抽水马桶。但张家花园没有。男人在天井里冲凉，女人洗澡则要躲进一只大木桶，木桶摆在家里。

出了门倒是有些时髦地方，像是上海最大的理发店“南京理发”，但王淑珍还是不大出门。她坐在方桌前做针线，坐不住了就到阳台上去看看对过人家在做什么。也没什么需要她动手的。家里请了个“南京妈妈”做饭洗衣，她会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天井里那条矮矮短短的木条上。婆婆负责倒马桶，她认为倒马桶的姿势对年轻女人来说太不体面。

大儿子在 1941 年出生。凌振华没能从重庆赶回来，直到 1947 年大儿子六岁那年凌振华才正式搬回上海。但如果问王淑珍，住在张园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最开心，她会毫不迟疑说，养个儿子，开心啊。她指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大儿子两个月大，脚上的鞋子都是她自己做的。其它时候，她看着自己的老照片会使用“滑稽”这个词。“你说滑稽吗？人竟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大儿子出生这一年，家里发了大水，暴雨让水涨到棕棚床那么高。张园的这些底层房子地势低，又没有下水通道，如果没有其它的临时居所，好腾出空间加盖地面的高度，类似的情况会持续到 2000 年以后。王淑珍家就没有加盖。水最高的时候，马桶要放在洗脚桶里，才不至于打翻。每年有一两天，老人和孩子会躲在阁楼，王淑珍需要穿着丈夫的进口套鞋，把饭通过竹篮送到阁楼上。

▲ 放在天井里的进口套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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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振华回到上海的第二年，家中的人口马上要增至八人。除了两位老人、南京妈妈、一对夫妇和“宝贝的大儿子”之外，大女儿已经出生，二儿子的预产期在 1949 年年初。但他们没有能力找到更大的房子。

阁楼本来是个储物间，只有半层高，人在上面直不起腰。凌振华打算再搭一倍的面积出来。扩建阁楼的不止凌振华一家。木匠习惯问，要不要搞点花样，“搭出花头”。王淑珍说不用，就睡睡人。家里老太太管钱，但王淑珍也知道家里没那么宽裕。阁楼的面积最终扩增到 13 平米，不用加床，直接铺板睡，最多睡过五个人。

▲ 搬家前的阁楼，用可移动的梯子爬上阁楼

二儿子一出生，王淑珍就在家门外挂上火腿。5 月 26 日夜里，只听窗外噼啪噼啪的枪声，惊了一夜。天一亮，南京妈妈出门回来说，“弄堂口都是解放军，都坐在弄堂口对面的 77 号门口”。77 号是个独门独户的大院子，住着某位国民党军官的一家。上海一解放，他们便匆忙离开，留下一汽车的面粉、衣服，随人去拿。南京妈妈拿了几件棉毛衫回家。

二房东一户本来住在二层，有四个兄弟。他们是讲究的人家，夏天热的时候会在天井里搭上凉棚。但没过几年，他们就举家搬走。因为政府决定“对私人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房子“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张园搬进了更多条件不太优渥的住户，都挤在一个小单间里。即便如此，还是没能减轻上海当时糟糕的住房问题。老房客和新房客都开始向国家缴纳租金。一楼的客堂本来摆着茶几和长椅，归凌家待客用，这时改为交房租、水费的地方。

生活比不宽裕时更糟，甚至有些拮据。政府推出新的“评级评薪”工资标准后，普通银行职员凌振华的工资和福利已经不够家用。过去，交通银行每月会发放米、食用油、肥皂和煤油炉用的整箱花油，还负责职员孩子大学前的学费。但到了 1950 年代，只有少数职员在评级评薪后还能拿到安慰性质的“保留工资”，凌振华不在其中。

凌家再用不起南京妈妈。凌振华离开交通银行，他先去闵行浇水泥，一周回家一次。又去菜场。后来在商店里做财务，坐着收钱。王淑珍想出门做事，补贴家用，即便“去小学看门也挺好”，但婆婆不乐意。她在 1957 年买了一台“無敵牌”缝纫机，打算做些缝纫。婆婆在这一年过世，人们都说她是因为一年前凌振华姐姐的去世太过悲痛。

1958 年，39 岁的王淑珍终于走出家门，她把这归功于政府“要解放妇女劳动力，要喊妇女出去”。

1958 年通常被认为是“大跃进”开始的年份。不切实际的炼钢运动改变了许多房子的外立面。王淑珍家窗户上的铁架子被全部拆光，暴露出木结构。上海要“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里弄院子里的客堂间被生产组占据。王淑珍在青海路一处客堂间的缝纫生产组，她把自己新买的缝纫机搬了过去。凌振华家的厅堂被改成理发生产组，只留出窄窄的一条过道，进出房门。

▲ 天井，左边为原凌振华家的厅堂

这些生产组有类似“七角八角，胸怀世界各国”的口号，用上海话读来郎朗上口。王淑珍的工钱是一天三角，她用布做游泳衣，手工精细，但橡皮筋一松，便没了弹性，“一上岸游泳衣就要掉下来”。缝纫生产组也给鸿翔公司做成衣，在三四十年代，这家公司因为给宋庆龄和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做过外套和缎料披风而非常出名。

小女儿在这一年出生，但紧凑拮据的气氛让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点不宝贝的”。她受到的最大优待是没有睡过阁楼。住在房子里的人日益减少，大儿子在第二年也离开上海，去北京念大学。出发前，一家人在张园大客堂的门前合了张影。

房子内外的事都让王淑珍无暇顾及刚出生的女儿。老太太在 1964 年去世前，一直生病卧床，她患有阿兹海默，夜里会突然醒来，大叫“饿死了”。王淑珍白天去生产组，下午两点请假回家给老太太弄点水喝，再去生产组做到 4 点半，赶回家一面给老太太换尿布，一面做饭。客堂间的理发店此时还没有下班，从房间到灶台间走动都不太方便。

隔壁楼上的杨洪兴有时候会讲，“凌家妈，你这么苦”。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人们也这么看他。

▲ 从二楼灶间看出去的张园大客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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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的一天，王淑珍抬头看见杨洪兴把一只脚伸出了窗门外。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二楼跳下，摔断一条腿。但好歹活了下来。

杨洪兴的父亲是个包工头，早年在张家花园买下几处院子，留给三个儿子。杨洪兴是老二。过去他开一辆小汽车，停在弄堂口，拉个汽车棚。但从 1966 年开始，一群十多岁的红卫兵大张旗鼓地“抄家”，他们把私人财物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走。地方志的记录称，整个静安区有 14% 的门户被“抄家”。

张家花园在那几年很不太平。每天弄堂里都有人游街，一两个小时地敲锣叫喊“我是谢柏青（音）guang～guang～反革命guang～guang～金银财宝杀人武器”。“那你交出来呀”，他便说“我实在没有的呀”。

凌振华一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遇上大麻烦。大女儿在闵行做了两年会计后 1968 年去了安徽农场，家里只剩四人。30 多平米的房子住四个人，不算太宽敞，但隔壁一户人家还是批评他们的住房太大了。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凌振华给静安区威海路房管局写了一封信，希望把 1948 年额外搭出的阁楼算作“私人阁楼”，而非“公阁”，这样每个月能少交几毛钱的房租。凌振华找了两个证明人，其中一位是杨洪兴。坠楼事件后，杨洪兴一家仍住在隔壁院的二楼。他的太太一直在张家花园住到 100 岁，在 2008 年去世。

因为小儿子结婚，凌家在 1976 年花了不少钱。这可能是凌振华写这封证明信的原因之一。小儿子叫来房管所，在南面隔出一个独立的房间作为婚房，还开出了一扇门。家里全部粉刷了一遍。窗户也改了，改成一半木板一半玻璃的短窗。王淑珍请人把她结婚时的一套家具整修了一番，花了不少钱，摆在小儿子的婚房里。

▲ 南间的窗

▲ 南面独立房间的门

小儿子是全家最想搬出张园的人，尽管对改造它最上心，但始终不能满意。两年后，他还为此和凌振华闹了别扭。凌振华认为这里没什么不好，他觉得很习惯。1985 年，小儿子终于拿到了单位分房的配额，如愿搬到了南市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房子，面积也不大。

家里突然变得有些空空荡荡，客厅里甚至能摆下沙发。只有没出嫁的大女儿和他们住在一起。凌振华和王淑芬把床搬进了隔出来的房间，朝南摆着。自打结婚后，他们一直没有独立卧室。1990 年代，他们还在卧室里添置了一台电视。

小女儿在 1976 年被分配去了奉贤的星火农场，要一直到 1989 年结婚生子时才回来。等她回来时，她发现客堂已经改作了电话亭，不时有人进来听电话，他们喊王淑珍“张家花园凌家妈”。 84 弄那栋“四面走盘楼”的大房子不见了，1977 年在这里作业的元件厂发生了一起火灾，1989 年这里被改成了海港宾馆。

她还会发现，从她离开的那年起，这间房子的模样就固定了下来。没人想再去改造它，也没人有能力。“一直没动过。好多年就一直这样。”

小女儿嫁给了在农场认识的一个上海人，他们的儿子叶弈在 1989 年出生。结婚时，王淑珍叮嘱她：“到人家家里，事情都自己做，不要什么事情都叫男人做。不要让人家认为，这个人的大人没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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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旧区改造从 1990 年代就开始了。政府想出了土地批租的办法，引入外资帮助城市更新，他们则帮忙加速动迁。南京西路在那几年有 20 项大工程。最著名的例子是梅陇镇广场，在 1993 年动工时，146 户人家和 27 家公司在 8 个月里搬走。同一年，南京西路上的慈厚北里也签约批租，市政府称要在 2000 年前完成这里的棚户改造。

那时凌振华也许想过搬离张园，也兴奋地谋划过。张园在南京西路以南，1996 年，凌振华眼见前面一片全在动迁，他让小女儿和外孙叶弈把户口迁回张园。“说你们家小，又有个儿子，两个都是农场回来的，你们又没什么能力买大房子。”在当时，拆迁安置面积按户籍人口数计算。张园的这间房子一下子有了五口人。

这一年，吴江路路口那栋圆弧形大楼中央大厦里的居民也被迁走，建筑保留下来；地铁 2 号线开始施工，其中一站是南京西路站。但张园一直没有动迁的消息。

▲ 吴江路路口圆弧形大楼中央大厦，在写着“张园”的牌子对面。正对图片中，左手边为 2 号线 1、4 号口，右手边为 2 号线 2、3 号口。

因为户籍更动，叶弈在 2001 年被划分在张园附近的初中民立中学。为了上学方便，他搬进这间房子，和姨妈睡在阁楼下方。房子的环境很糟糕，夜里睡觉时，有老鼠在被子上跳蹿，发出悉索的声音，叶弈便蒙着头睡。早上起来，叶弈有时候会去倒痰盂，但需要等一家人用毕。小杨生煎在吴江路刚刚开出第一家店，生煎一块钱一两，是叶弈的早餐。

叶弈是在 2004 年初中毕业后搬出张园的，他在民立中学的朋友们在 2006 年大中里的动迁中也大批搬走。

凌振华在 2005 年去世，没有看到大中里的拆迁和它引起的巨大轰动，也没有看到 2008 年家里新装的洗手间，配备了抽水马桶和淋浴器。厕所摆在南面隔出的单间，差不多占掉了房间的一半，仿佛这才是家里头等要紧的东西。

▲ 2008 年政府出钱修建的带有抽水马桶的厕所，白色外立面

凌振华去世后，张园的这间房子里只剩下王淑珍和始终未出嫁的大女儿。她们卖掉了木制大床，只摆了两张铁架的小床在阁楼下方。只有一点点光从床头的窗户透进来。

2010 年，王淑珍和小女儿去香港旅行。她想去看看凌振华过去工作的地方。路过维多利亚公园时，她认出这里过去不是个公园，是条河。

王淑珍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力。二月底，她和儿子女儿一块儿收拾东西，她几乎能说出每件物品的来历，这让她更不忍心丢弃。她收起两件结婚时的旗袍，只有像她这么纤细的身材才穿得进去。

▲ 牛仔布料缝制的坐垫

也许也想过搬离张园，但王淑珍很少言语，而且，时候来得太晚了。老人搬家如同受罪。政府提供的安置住房在宝山区高境路、闵行区浦江基地、松江佘山北、浦东新区三林和青浦区徐泾北。王淑珍选择现金补偿，根据建筑面积的话，政府提供每平米 16 万- 18 万左右的补偿价格。这些钱足够在市区买一间同等大小的房子，但如果希望有方便王淑珍日常出入的电梯，事情就变得棘手起来。

王淑珍暂时决定搬到大儿子在周浦的家里。大女儿照旧同她一起，照顾她的日常起居。老柜子和方桌也都会搬去那里。大儿子今年 78 岁，他在张园出生，不过从 17 岁开始他就从这个房子里消失了。

外孙叶弈是名基金经理，大学毕业后任职于香港的一家投行，几年前回到上海。他站在王淑珍身边，宣布了一个志在必得的计划：在张园完成改造后，他打算租下这间房子，开间咖啡馆或者随便什么。

摄影：姜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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