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百货贩子、木材商人和作家，77 岁的王仁昌如何看待他的逆反一生｜汉口故事②

“我不和哪个人斗，我折腾自己”

2018 年，王仁昌的学生在博客里回忆其 36 年前的“一点往事”。

当时，办公室的张女士是罗校长的情妇，张女士“专横拔扈，动不动就对老师颐指气使”，教师和学生都“敢怒不敢言”。有一次白天，他俩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使得其他老师无法进去休息或备课。

“此时只见我的王老师仁昌兄，大步迈向办公室，重捶大门，厉声喝斥，他二人才装模作样地出来。罗校长故作镇定地吼道: ‘干什么啊你，我们在谈工作。’张姓女也狗仗人势地叫道:‘好你个王老师啊，你竟敢破坏校长工作。你必须要为你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仁昌兄强压怒火，义正辞严地问道: ‘请问谈工作需要独占办公室并紧关房门吗？而且外面敲门半天也不给开门吗？’问得这苟且二人哑口无言。围观的老师和学生越来越多，罗姓校长见势不妙，丢下一句：‘姓王的，你知道后果的！’ ，就从侧边楼梯溜之大吉。”

第二天，罗校长训斥王仁昌，“我们这里待遇比别的单位都好，工作几年后就可分到房子。别不知好歹啊！”结果，王仁昌走到他面前，拿出教案往桌上一摔，“罗校长，请你另请高明。我走了！”罗校长一愣，“怎么一说就要走啊？你的教学还是有成绩的，我们学校也是肯定你的！”但是，王仁昌没有理他，径直走出办公室。

用他学生的话说，王仁昌“性格耿直、嫉恶如仇、铮铮铁骨、鄙视权贵”；用他自己的话，他是典型的汉口人——粗犷、豪爽、直率、火爆，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就喜欢说，“总想管一下”。当然，这样的特点也给他惹了不少麻烦，改变他的一生。

1969 年，王仁昌因为看不惯别人折磨“黑帮”（指“文革”中被打倒的人），让“黑帮”不淋雨，进屋吃饭。结果，书记认为其立场有问题，他被打入牛棚，接受批斗，从此灾难不断，最后蒙冤判刑 10 年。

1990 年，王仁昌因为看不惯工商局让个体户集资修大楼，发起“反摊派”，结果最后被迫离开汉正街。此前，他靠做个体户，成为改革开放后汉正街第一批百万富翁，也是汉正街个协分会常务理事、作家。

“如果我不管‘黑帮’，他们不会整我。他们搞集资，如果我不管个体户，也没有我的事。”王仁昌说。

但是，他总想管一下，也从不后悔。“因为我活得很潇洒，我只是想不停地折腾”。

他不完全同意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觉得“人一辈子，应该做点事情。活一天，就要折腾一天”，自在就行，其他无所谓。毛泽东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他的观点是“折腾”，“我不和哪个人斗，我折腾自己”。

77 岁的王仁昌的确“折腾”了一生。他写作，喜欢写普通人的故事，认为“历史绝非所谓精英、权贵的年谱，无量数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才能标志某个时代的历史本质和最终取向”。毫无疑问，他自己的故事也属于其中之一。

有人说，王仁昌走路完全不像 70 多岁的人，说话像“愤青”。他说，我的记忆力相当强，现在看两遍七言四句古诗，还能够背。他还说，自己和儿女“没得谈”，觉得他们“蛮安逸”。“他们的思想就像我这个年纪人的思想，我的思想就像他们那个年纪人的思想，对调了！”

王仁昌父母合影照，来自：王仁昌

1. 童年

1942 年，王仁昌出生于汉口汉正街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王裕卿是“王润记纱号”的老板。那时，王润记纱号是汉正街纱布行业的名店，与谦祥益、生计布店合称为“三把刀”。

王裕卿是湖北麻城人，父亲是清朝新军，在武昌任“管带”，“相当于营长”。“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怕黎元洪势力太大，说这些兵财政上支持不了，怕他们作乱，干脆整编。我爷爷就拿了钱，蛮高兴，回麻城了。回去了，他又不做生意，也不会种田，整天上餐馆、打牌，钱一下就没得了，穷了。结果我的父亲兄弟两个，没得法的，就跑到汉口来。我伯伯在药铺当店员，我父亲跑去做裁缝。”王仁昌回忆。

经亲戚介绍，王裕卿结了婚，和妻子在汉口万寿宫（现位于武汉市第七中学）一带开了一家裁缝店，生了一儿一女。但是， 1938 年，武汉沦陷，王裕卿夫妇刚创立的小店被日本人付之一炬，两个孩子被烧死，他们被赶到武胜路的难民区。因处于战乱，所以没人做衣服。为了生存，王裕卿冒险“跑单帮”（即倒买倒卖），贩起私盐，还巧妙突破日本人封锁，将盐卖给大别山的新四军第五师，支援抗战。

王仁昌在《汉商》一书中曾解释过这套方法：“简而言之，有点颇类现今毒贩贩卖毒品的方式，即，广泛联络私盐贩子，将食盐零星背到岱家山。蒙过缉私检查站，在谌家矶集中，而后，或经举水，或经倒水，或经滠水，用船运到宋埠野狼沟，那里是敌伪空白区，即可雇马车送到王家凹，与新五师交易。新五师接货人一般付给黄金或鸦片，回汉口，再将黄金、鸦片分给各个小盐贩。这两种东西全属硬通货，必定比汪伪发行的储备券受欢迎。”

后来，王裕卿还卖过香烟。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仁昌的母亲靠卖两批货赚了不少钱。一批是一个日本商人急着回国，所以低价卖出全部货物，让王家一下赚了 5 万现洋；另一批是国民党一些人出售美国援华物资，王仁昌的母亲就把玩具和水果刀等买了过来，“在铺面门口摆出来卖，蛮俏”。也是在这个时候，王家开始做起纱布生意。

1948 年底，王裕卿夫妇将积蓄拿出，花 300 两黄金买下汉正街建国电影院（后改名文化电影院）对面的“上海帽店”铺面。整座房屋宽 8 米，纵深 36 米，三进，两方亮瓦天棚，前后两座杉木晒台。王仁昌称，按正常市价， 500 两黄金也买不到这所房子，但因当时店主人想跑香港，所以贱卖。而“父亲认为，不管谁来，历朝历代总少不了买卖人的，尽管好多人变卖财产，带了金银细软逃往港台，他琢磨，人少些，竞争对手少了，生意还好做些，于是，大着胆子捡了这便宜”。

小时候，王仁昌喜欢跑到店里柜台上玩。“柜台蛮大，很宽很高，那么厚的木头，很结实，我们可以在上面跑来跑去。过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亲戚来，我们小孩就在上面疯。”

王仁昌小学毕业照，来自：王仁昌

2. 读书

1949 年后，王家的命运随着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而变动。

最先是土地改革运动，王裕卿因为在农村买的几十亩水田，成分被划成“工商业兼地主”。王仁昌称，要不是人缘好，堂舅从中斡旋，父亲准定被押回乡下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家的田被分掉，赔上一笔“清算款”，但幸好人没事。但是，王裕卿已被吓得不轻，看到四处在开清算斗争会，抓逃亡地主，捆绑、吊打、枪毙人……

朝鲜战争时期，王裕卿捐钱支持中国军队，得到一张红纸写的“表扬”，“贴在门口引来路人围观，十分光荣”。“有人打惊张：乖乖隆哩隆，三根条子！三十两黄金哪！父亲捧个茶杯站在柜台前乐呵呵，笑眯眯，看着人们指指点点、议论。”

但是，到了“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又发生变化。那时，王仁昌在读小学，记得街上到处贴着奸商偷漏税腐蚀干部的漫画，号召检举贪污受贿分子、打倒奸商的标语口号。结果，王家过去的店员也组织起工会，检举揭发老板，逼其“交代问题”。当时，王裕卿被关在店员工会里反省，徒弟祝志成则跑来“劝告”王仁昌母亲，甚至威胁没钱就把铺面卖了顶。无奈之下，女人只好从楼梯下挖出两板篮大洋缴上。王裕卿回家后，听说被逼交出家底，有了自杀念头。不过，在妻子劝说下，放弃轻生，“但是，简直没做生意，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只好“辟出半边店面租给一家浙江裁缝店”。

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王家把店面交给政府，王裕卿先被安排到武昌民主路国营商店当营业员，后来又调到武昌火车站当营业员。王仁昌回忆，当时是姨父田礼安劝说父亲将所有资产交给政府。田礼安也是个商人，和妻子在汉口开了家小酒店。当时，他也参与“联营”，成为副食店营业员。但是， 1957 年“鸣放”时，因说了一句“如今的汾酒没有过去香，是不是兑了水？”，被人指控说意指“今不如昔”，于是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最后死于浮肿病。

1956 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当时，读小学五年级的王仁昌听老师说，中国第二天就能进入社会主义，喜得一宿没睡着。“因为平素老师常给我们描绘的社会主义是不花钱，想要什么拿什么。辗转床头，我反复盘算：天亮了，首先该拿‘桃杏梅方’的糖果——我收集的糖纸，就差这一种呢——还是先挑两筒碱酥饼子？并且决定不去巷子口苏俊记杂货铺，而是汪玉霞，以免拿了水货，枉费力气。我还预料，会引起一阵哄抢，设计如何在人群里见缝插针，捷足先登。可是，第二天早起，瞧瞧，街上并没什么变化，买个面窝依然得掏三分钱。我一直以为自己傻，麻雀掉到糠壳里，空喜一场。不想，大学时，班上一位叫向勤敏的女同学像我一样，那天也曾经喜得睡不着觉。”

那时，因为阶级成分不好，又受码头文化影响，王仁昌和汉正街的许多小伙伴一样，热衷“练功”，常在街上“浪荡”。但是，初二一个假期，他偶然读到欧文·斯通写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觉得“努力读书才是正路”，于是发愤读书，很少到外面玩。

初中毕业，王仁昌考入湖北最好的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武昌住读。这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当时父母偷偷做点小生意，不时在黑市上买些粮票或粮食补贴，但王仁昌的记忆和饥饿总脱不了关系，常感到饿，骨瘦如柴。他记得，当时母亲为了让他吃饱，会把莲子壳磨碎做粑粑，糁糖精捏成团，蒸来吃，“口感像糍粑，吃后往往便秘，但毕竟解馋撑肚子”。他觉得，自己很幸运，班上的同学没这“好福气”，成天搞精神会餐、谈饭止饥，无心读书，有个同学甚至因饥饿落下终生残疾。

1961 年，王仁昌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虽然“满怀惆怅”，认为自己按成绩肯定不是这所学校，但考虑到家庭出身，有学上已经很不错，比如他记得别班两位同学虽然成绩比自己好，但专科都没上成。也因为出身，他记得那时班主任一天到晚找他谈话，要自己和家里划清界限，不过最后他也没划。

王仁昌觉得，读文科蛮危险，所以选择学数学。但是，进了数学系，他又觉得“师范所学数学基础课实在太浅，专业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而且“出身不好，人家不让你搞，怕你泄露机密”。至于当老师，他又不喜欢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于是，他选择搞文学写作，觉得既有意思和价值，而且隐蔽，不张扬。

所以，大学期间，王仁昌根本不上专业课，而是订出计划背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同时泡图书馆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包括生僻笔记、话本之类。国外部分，他会先读某国文学史，然后按图索骥找该国名著阅读。至于国内新作和每月期刊，他称，无论文学、数理化、地理历史、考古门类，必定浏览，并做摘要笔记。除了这些，他还抽时间读了所有能到手的文艺理论和作品评论。

“那段时间，我自学的文学竟比中文系学生还要深广，还要扎实。至于数学专业课，作业多半没交的。到期终考试，从头自学一遍，能及格算是万事大吉。就这么鬼混了四年。”王仁昌在“狂飙三部曲”的后记中写道。

1965 年，王仁昌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襄阳地区文教局。但是，按当时规定，大学毕业后得先去农村“锻炼”一年。于是，他先到隆中农村劳动两个月，又去襄阳伙牌公社伙牌大队待了半年。

相比有些同学对下乡表示愁眉苦脸，王仁昌倒是“有点欢天喜地”。“因为我只懂得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非常陌生，而那时候文学主要是农村题材，我又想搞写作”，所以去农村可以体验生活，“开阔视野，好写小说”。

王仁昌大学毕业照，来自：王仁昌

3. 入狱

的确，王仁昌下乡后遇到了史无前例的绝佳写作题材，不过，他的生活本身是灾难性的。

1966 年春节刚过，王仁昌被分配到随县搞“四清”运动，住在随县一中集训。集训期间，他从领导报告、农民控诉、典型案例和阅读材料中，惊诧地了解到农村里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尖锐：队长、会计、保管勾结一起，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任意捆绑吊打群众，强迫命令，鱼肉乡里，通常只算一般问题。逼死人命，打死人，奸污民女也不稀罕。

“所有这一切，让我想起驻队伙牌时，一位老贫农的感慨：过去，地主最多只能在自家田地上耍性子；如今公社化，大队书记管的地盘比地主大得多，全大队里财产和人都成了他的。真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凶狠威风呀。当时我很佩服这位老人的睿智，话说得真精辟。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以至几十年都没忘记。”王仁昌回忆。

1966 年 5 月，“5·16通知”出台，文化大革命爆发。6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彼时，王仁昌还在随县担任“四清”工作队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让我有种相对的安全感”。“即便如此，我也为‘红色恐怖’震慑了。尽管中共中央要求将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尚未下达，在‘四清’工作队领导下，贫协小组开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行动。这次斗争对象不是‘四不清干部’而是‘地富反坏’。除了家常便饭的开会批判，免不了一顿罚跪打骂。”

王仁昌称， 1966 年 7 、 8 月之交，北京红卫兵发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刮到武汉，以“革命”干部子女为骨干，组成所谓“红五类”的“官办”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砸碎、批斗、揪人游街，大搞“打砸抢抓抄”，顿时将三镇搅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十二华里长的汉正街有 60% 的家庭受到不同名目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兴隆巷里约 30 来户人家，被抄家批斗达 20 余户。

因为年轻，“历史肯定清白”，也“没什么纠葛”，所以他被选进“复课闹革命小组”。“相当于官办文革，进入了领导班子。对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是很幸运的，求之不得。但我这个人又喜欢说，我看到他们折磨‘黑帮’，挂了牌子，在雨中吃饭。我就看不惯，让他去屋里吃饭。”

结果，王仁昌所在枣阳二中党支部书记李树清认为其“立场有问题”。“这样我就造反。这一造反，就把矛头对着我，立了很多罪名：读大学时思想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读书会’，企图叛国投敌；‘四清’中，迫害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训练武斗队，毒打革命干部……把我整得像鬼。我当然不服，汉正街的人的脾气才不管这儿，结果越整越狠。”

从 1969 年被打入牛棚，接受批斗开始，王仁昌称自己成了“老运动员”，灾难不断。到了 1972 年，他被定为“枣阳县右倾翻案总根子”、“现行反革命”，开除留用，降工资，送车河农场劳动改造。此后一两年，他继续各种申诉，“县、地、省连轴转”，前后共 300 余次，希望能洗刷冤屈，但毫无效果。

王仁昌称，在“清队”和“两清一批”中，湖北全省至少整肃了 120 万造反派，仅武汉市高达 42 万，逼死逼疯打伤打残 30 余万。1972 年底，这些人及其家属以批林为口号，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控诉大小党棍的残酷迫害，要求“落实政策”。

1973 年，他决定回枣阳参加“反潮流”运动，“以为闹通天，问题也许会解决”。“结果，正如二中一位‘老运动员’告诉我的，一旦在‘运动’里‘中枪’，就像上钩的鱼儿，越挣扎越疼越糟糕。1975 年，我被取消留用，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押往农场监督劳动。张书记见了我直摇头，要你不闹，不听话，硬要闹，唉，这回不全毁了么？我仍不服，瞅机会跑回武汉，继续写材料控诉自己所受迫害。1977 年，我又遭到公安部全国通缉追捕， 1978 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入狱。尽管我在劳改农场不断申诉，不起任何作用。”王仁昌回忆。

70 岁的王裕卿在得知儿子被捕后，“急死了”，王仁昌在狱中得知消息，收到两只缀着白花的黑袖章。

坐牢期间，王仁昌监号是 102 ，所在监室长约 4 米，宽约 2.5 米，厚实门扇上有口插页风窗。室内相对摆起六张单人木板床，每张床上坐两个犯人，晚上就挤在一起睡。靠门角有个木尿桶，尿桶多半要用来泡衣被。因态度不好， 102 被罚戴三副脚镣，每副 10 斤，并戴背拷。每天放风， 102 被逼跑步，跑不动就被架起双臂拖，“脚脖子被铁镣磨得见骨头，流血流脓”，“终生留下累累疤痕”。因为无法开镣， 102 还从老犯人那儿学会了如“玩九连环”般的换裤方法，“喟叹人类智慧之无穷”。

解决掉换裤子的难题后， 102 沉静下来，和狱友们苦中作乐：轮流讲故事；吃饭时，用牙撕下竹筷子青皮，在水泥地上磨成针，而后，扭一截窗纱的铁丝，以极大耐心钻出针鼻子；拆出衣服上细纱，伸直腿绕在脚丫上搓线；穿在竹针里缝纫衣裳……除此之外， 102 还会默诵读过的诗歌；用给他写交待的纸笔写诗。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陆续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81 年 6 月，坐了 4 年牢的王仁昌得到初步平反，获释回家，户口转回汉正街，但无法回枣阳二中教书。

1967 年王仁昌与弟弟王仁忠在枣阳合影，来自：王仁昌

4. 个体户

回到汉正街后，大学同学李华云介绍王仁昌到汉阳房地局建桥所和消防器材厂教书，给单位职工“文化补课”。同时，他一有空也会去汉正街帮母亲摆汽枪摊。

父亲去世后，王仁昌的母亲靠摆汽枪摊为生，生意不错。“当时的工资普遍不过三四十元，两杆汽枪收入每天竟然达到七八元之多。所以，老娘经常自豪地说，我有两个铁儿子万事不愁。”

这时，汉正街恢复发展小商品市场，但不准摆汽枪摊，要求汽枪执照换为小百货执照。因年纪太大，弟弟又在上班，执照只能转给他。所以， 40 岁的王仁昌从亲戚那儿借了 260 元钱，开始临街摆摊卖小百货。

起初，王仁昌不知道上哪儿进货，只能帮别人代销塑料玩具、发卡等，赚个几分钱。但是，“一天赚个三、五块钱，喜得不得了”。后来，他从同行谈论和货物包装箱印刷地址上，摸着路子到青岛路“小百批”、海校附近的“省百批”和一些工厂里买些处理品、残次品来卖，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但是，“比起那些大户，差得远”。

机遇终于还是来了。

“一天，我同母亲正坐在摊档前做生意，天突然阴下来，刮起一阵大风，飞砂走石。母亲记起门口晒着几件衣服，赶紧回家收拾。老人收拾衣服时，发现一床新卧单挂在电线上，一根竹篙横斜在地，料是对面公寓楼哪家的，喊了几声，没人理会，想来主家还没下班，就挑了卧单连竹篙一起收进屋。

晚饭时，母亲站在门口，看见下班的人就问，谁家的新卧单吹落了？问了好多人，都不是。天色暗下来，只见武汉伞厂的李太平慌慌忙忙推辆自行车进巷子，边推车边往上面看。母亲问，嫂子，你看看，有床新卧单是不是你家的？下午好大一阵风吹到电线上了，我担心过路的捡走，收进屋里放着呢。李太平一看，正是自家的，说，我是担心吹掉了，让收破烂的捡走。真谢谢你了，王太！母亲说，这算什么呢，住街坊，搁邻舍。你在上班呀。换了你也会这样做嘛。李太平听母亲说得又朴实，又诚恳，很感动，不由关切地说，王太，我看别人生意做得那红火，你们胆子也放大点嘛。母亲说，哎呀，嫂子，不怕你笑话，我家才打起手，既没钱也不懂行，要不是同行把货代销，嘴都糊不住呢。李太平听了，竟为我家着急起来，感叹半晌不移脚，忽然，她问道，您家想不想代销伞呀，利润不见得比那些玩具发卡小，就是笨重，要费力气盘。母亲说，费力气怕么事，我们没钱，力气倒是有的。

武汉伞厂属全国四大伞厂之一，计划经济年代颇有品牌效应的。据我观察，汉正街虽说花色品种成千上万，雨伞还没见有卖的。李太平是伞厂厂长，许诺由厂里用车直接送到我家，卖完结账，卖不完退货。而原先我帮忙代销的货物，一经拆零，卖不完的大都由自己‘吃’下的。名曰代销，弄得不好，实则仍有一定风险。既然伞厂条件这般优惠，可以试试。母亲当时帮李太平收捡卧单，只是出于古道热肠的善良性格，做一件应当做的小事，根本没想到造就一个机遇，更没料到这机遇为我家迅速崛起，逐角汉正街赢来第一桶金。”

果然，伞卖得蛮好，他每把伞赚 4 毛，一箱 40 把，就能赚 16 元，一天卖上 4 、 5 箱就很可观。当时，他每当卖出上千元款项，就会骑着自行车去武汉伞厂在民生路孙中山铜人像那里的门市部结账。起初，伞厂会计很高兴，夸他讲信用，说其他人卖了货都把钱压起，拿去周转其他生意。但是，时间一长，会计也有点烦，觉得他几乎隔两天就交钱，不好做账，最好月结算了。但是，他怕钱压到货里，到时结账没得钱，失去信用，所以才隔三岔五跑来。

李太平知道后，给王仁昌支了个招：现在自动伞很俏，北方好几个商场找我们厂订货，但我们做不出来。你去广州买回卖，保证赚钱。真卖不出去，我发到郑州、石家庄一些商场，压不了的。

这样，王仁昌壮着胆子去广州进自动伞来卖，结果十分热销，利润可观。“便宜的 6 块 5 一把，贵一点的 7 块 2 ，拿回来， 6 块 5 的我卖 7 块 5 ， 7 块 2 的我卖 8 块，甚至 8 块 5 。我一天能卖一千到两千把，并且是淡季。旺季时，每天少则赚 3000 块钱，多则赚 1 万块钱。那时吓人，纯利啊！生意做得蛮大，我就那一下，起来了！”王仁昌说，“在倡导‘万元户’伊始的年代，我的本钱已由 -260 元突破 2 万了。”

王仁昌在汉正街经营时的税务登记证，来自：王仁昌

除了自动伞，王仁昌最得意的生意是一次卖百货，不到一个月，赚了整整 60 万。

那是 1985 年，武汉针棉织品批发公司准备处理一批积压的货（包括袜子、内衣、内裤等）给车站路百货公司，但是由于量太大，所以车站路百货公司到汉正街找买主。这批货原价 370 万，现在半价处理，但王仁昌当时手里的流动资金只有几万，远远不够。

和弟弟商量后，他们找到武汉粮食局百货经营部，提出两家联手做这单生意。粮食局同意了。于是，王仁昌先给粮食局 1 万元押金，粮食局则为其担保，开具一张为期一月的 185 万元远期支票给针棉织品批发公司。王氏兄弟则负责一个月之内销完货，并付清支票款，所得利润按粮食局 20% 、王氏兄弟 80% 分成。若一个月之内无法销完货，则将按支票额的 20％ 向粮食局赔款。

拿到货后，王仁昌根据汉正街各批发商的不同情况，量身打造，将这批货按质量好坏和不同样式等分门别类，按一定比例搭配成 3 万至 5 万一份，比如老年批发商求稳求慢，经营周期长，就将质差价低的货销给他们；而年轻商贩性子急、图个周转快，就将俏货发给他们，帮助他们加快周转速度。再比如自己不擅长卖的就低价，甚至亏本卖给其他人。

就这样，这批 185 万的货花了 20 天左右就销完，王仁昌兄弟俩一下赚了 60 万。这件事后来被看作“小船称大象”的现实版，有人甚至认为是武汉资本运营的“开山之作”，还被湖北大学一位管理学教授当作案例搬上课堂。

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些波折。比如当时汉正街定位为小商品市场，工商局认定雨伞属大百货，不许经营。所以他有次去广州打货时，家里的伞被收了。但是，他并不慌乱，而是安慰母亲“莫着急”，采取“智斗”。

“我当即去青岛路小百批买了十把自动伞，开好发票，而后参加学习。开完会，我找到主持学习班的孙局长，问，孙局长，在青岛路小百货批发部买的商品是属大百货还是小百货？孙局长答，当然是属小百货嘛。我递上发票说，瞧，我的自动伞就是在那里买的，怎么有人收了，还要罚款呢？这个老实的河南人将发票端详半天，说，这……应属于大小百货交叉的商品，不能算大百货。说罢，吩咐办事员将伞退还给我了。经过智斗，不仅要回差点罚没的自动伞，从此，自动伞可以名正言顺地上摊销售了，就这样，我为汉正街市场开拓出一种新商品。”

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是在广州。

那时，中国农村有“端阳送伞”的习俗，为抓住商机，李太平让王仁昌提前结了代销雨伞款项，商定双方各出 2 万元钱买伞，盘缠公摊。于是，通过亏了几百元卖货凑足进货款后，王仁昌拿着介绍信，和伞厂的刘仁杰一道去了广州，买了 16 麻袋伞。

但是，王仁昌他们在买伞的时候就被广州工商局盯上，最后等他们买完后，说是走私贩私，要一并没收。“当然，我跟他们辩论。我说，走私贩私？我不是在海边买的，也不是在黑屋子里买的，我是在你们市场上买的。你要不许卖，首先市场上不许卖，怎能找我们外地客户的麻烦？他们没得话说。‘那是这样，你没看执照，我们只允许卖一把、两把，卖给别人用，不准卖批发。’我说，如果要真的有问题，卖一把和卖一百把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讲道理。‘那不管！’”王仁昌回忆。

即使这样，王仁昌觉得，当时自己已经收着暴烈脾气隐忍不发，因为“那时个体经营是小媳妇，地位没得到确认，谁都可以任意宰割；公私联营几乎没有先例，合不合法还不知道。介绍信又开得含含糊糊”。

在听工商局说昨天四川一个体户也因买伞被罚款 70% ，回家拿钱后，王仁昌更加担心伞的命运。回旅社后，他们给武汉打了电话，想起卖榨菜的朋友俞松林曾说自己大哥是广州流花区委书记，所以准备找俞松林帮忙。于是，俞松林从武汉来了广州，和哥哥说自己也参与了伞的生意，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天中午，王仁昌和俞松林哥俩去了工商局。经过沟通，他们交了 25 元保管费后，提出了伞。结果，“一不做，二不休”，王仁昌干脆把剩余的钱又买了伞，一起托运回了汉正街。

1986 年，王仁昌拿到《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记要）的补充意见》的通知（中发[1986] 6 号文件），据此申诉，终获彻底平反。

这一年，他也开始发表作品，写作有关个体户的长篇小说。

当时，人们对个体户存在不少偏见，有着“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的说法。有一个上海作家甚至说，“个体户穷得只剩钱”。身为汉正街学历最高的个体户，王仁昌还和一相亲对象曾有段对话。

“你一个大学生，坐在街上，要是我同事看到怎么办？”

“我又没有偷没有抢。”

“那你大学生喊别个买货，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没得，我们从小做生意，无所谓。”

因此，王仁昌决定写本书回应这些偏见。于是，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写小说，经常坐在摊子上，用烟盒子写，写好后再回去整理到稿纸上。1986 年底，他完成初稿。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由个体户写个体户生活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融入许多他的个人经历。

小说中，主人公陈思翮不仅靠做个体户维持生计、搞活流通，而且品德高贵、理想远大，是个正面典型。这本书在 1989 年出版后，获得“武汉市首届优秀小说奖”，并被武汉电视台改编成 8 集电视连续剧《汉正街》，于 1990 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影响挺大。

“首先，个体户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市场经济打开了一道口子，开拓了商品经济的一个天地。第二，不管怎样，它对人身的依附关系有一种冲击。过去你在单位，搞得好，那这一辈子都好；搞得不好，那这一辈子就完了。现在我搞个体户，我就无所谓。我在汉正街可以搞，去广州、杭州也可以搞。当然，没有完全冲击。可以说，经济上的独立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是逐步在走，至少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变。”王仁昌说。

但是，直到今天，他认为，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个体户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平等对待和应有尊重。当然，他认为这不单是个体户，像工人、农民也是一样。

5. 反摊派

1990 年，王仁昌到达人生的一个高峰。

当时，他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后汉正街第一批百万富翁，还被市领导点名推举进汉正街个协分会常务理事会。“我的权蛮重，有 18 个职务，从行政到经济、税务都有，也很相信我。任何时候，中央、省市来人，都是我去接待，对我还是蛮客气”，王仁昌说。

“但是，我这个人喜欢说实话。”

1990 年，硚口区工商局要求每家商户拿出 1.8 万元，集资修建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大楼。王仁昌不认同工商局的做法。

在他看来，一是汉正街那时面对农村市场，要和农民消费习惯一致，而农民喜欢那种逛庙会的购买方式，所以沿街办市场比大楼更适合。而且地摊经济能增加城市活力，降低消费者物价和经营者成本；二是汉正街从 103 户发展到当时的 1045 户，每户的能力、负担、经营时间和状况等都不同。如果通通都拿 1.8 万，有人拿不出来；三是个体户可以出钱，但应该享有产权。当时，大楼产权属于工商局，个体户的集资款只抵 3 年租金。

所以，他觉得工商局违背了中央制止“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决定，属于“乱摊派”。

但是，王仁昌所在的汉正街个协分会常务理事内部出现分歧。举手表决后， 6 个人中，宗贤涛认可工商决定，叶承章、李菊丽弃权，黄干生、张世奇、王仁昌反对。于是，王仁昌当天就起草了“反摊派声明”，黄干生安排人第二天分三路到各支会发动业户签名。当晚，他们还用加急电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并说“乱摊派就是集体腐败”。

“我、干生、张世奇三名常务理事，加上王启瑞、何庆怡两个理事在加急电报上签了名。这就是后来人称的‘五人小组’。临危受命，我被选为组长。干生戏称这次行动为‘文装起义’。这在当年可能是全国最大一次群体事件，也是典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汉正街又是举世闻名的商业大街，在群众支持下，声势浩大的反摊派惊动北京，国家工商总局两度派员调查。硚口工商局不得不废除第一号公告，出台第二号公告，局长和区长‘提前’退休。然而，也惹恼了更大的官官，最终罢免了我们的职务。宗贤涛为首的一伙马屁精为虎作伥，集资建楼并没停止。”王仁昌在文章中回忆。

王仁昌被免职后，原来汉正街广播站早中晚一天放 3 遍的电视剧《汉正街》主题歌也不让放了，反而连续 3 天播放他被免职的消息，“其热烈隆重有如庆祝粉碎四人帮”，朋友开玩笑说他成了汉正街的田汉。

1991 年，王仁昌拿着 120 万，决定离开汉正街，准备在汉口新火车站新建一个市场，并聘请著名个体户“麻瞎”郑举选做顾问。当时，汉正街几乎 90% 的业户都交了摊费，省内外的人也希望加入，异常繁荣。

但是，王仁昌称，后来始发站不在汉口办了，还是在武昌，影响交通。加上工商突然加税，不再 3 年免税，把人都吓跑。再加上一位区里的关系户划去本来做长途运输站的地皮，计划建宾馆发财，彻底改变市场规划，整体布局全被搅乱。

“你搞不赢他，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当官的狠，官本位。不是像西方，它不敢跟我搞，我有我的人权。这样，我们错失了那个机会，市场就没有起来。后来我就和我兄弟搞企业去了，搞曲线地板，搞了蛮红火，但是也蛮曲折，到现在才慢慢稳定下来。”王仁昌感慨道。

1992 年，中顾委张平化在东湖宾馆接见王仁昌（前排左一），来自：王仁昌

6. 继续写作

汉口新火车站市场失败后，王仁昌的生意陷入谷底。当时，虽然经过两年的“讨说法”，工商局最后划给了他万安巷的空地，建起一个分市场，但是，机遇不再。

1997 年，王仁昌还在一家杂志上发表 12 万字的长篇小说《孽缘》，讲的就是当年汉正街反摊派，然后去汉口新火车站建市场的故事。

转机出现在弟弟王仁忠那里。下岗后，王仁忠发明出曲线地板，并申请专利，在连城开设地板厂。于是，王仁昌投了 60 万，加入到弟弟生意中，搞策划、宣传，并以弟弟的创业史为原型，写出 20 集电视剧《曲线人生》。那时是 1998 年，国有企业兴起股份制改造，兄弟俩也开始走向企业，不再搞商贸。

但是，因为没有选对合作伙伴，王仁忠的多项专利外流，企业也走向下坡路。经过种种努力，企业现在有了变化，利用南美、非洲和俄罗斯的木料做成地板。王仁昌觉得，搞得还不错。

不过， 1998 年之后，除了参与弟弟的生意，王仁昌大量时间都花在写作上，基本不做其他生意。

2008 年，他完成 104 万字的长篇小说 “狂飙三部曲”，从文化大革命写到改革开放。三部曲第一部《祭坛》的时间段为“5·16通知”的发布至武汉“7·20”事件的爆发；第二部《迷惘》写“清理阶级队伍”到粉碎“四人帮”；第三部《皈依》写对“凡是派”的批判和改革开放。这也是他迄今最为满意的作品，认为文笔、结构和深刻都达到自己的高峰。

在他看来，以往关于文革的作品，过于注重高层政治斗争，忽视了城乡底层人民的命运。而只有理解了底层，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使得广大群众激情燃烧、生死相许？

“我认为，了解了湖北武汉文革的始末，至少也能理解平民阶层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意义了。……作者有幸同武汉两大派头面人物多有接触，所著《祭坛》和《迷惘》虽为小说，故事情节和主人公都有原始素材和原型人物作支撑。本书要做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以小说文学式样全景式演绎文革中城乡底层社会的恩怨情仇，剖析人们生死搏杀的理由，从而显示中国城乡底层人民的命运，使人们更加珍视和珍惜今天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生活的来之不易。”王仁昌在“狂飙三部曲”的前言中写道。

这套书写了 6 年，但是，王仁昌称自己在文革初期时就开始有意识地记录和思考，觉得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一部好的小说，那实在太可惜了。“我常想，命运那般残酷作弄我，也许就是为了让我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每忆及文革受尽摧残磨难，九死一生，销蚀掉最美好的年华，感慨万端，挥之不去，不把那些事儿写出来，简直连自己都对不起啊！”

2009 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汉商》，讲述 1849 — 1949 年间汉口商人的故事。“整整一百年，以近代汉口诸多重大事件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首义、武汉大会战、抗战胜利、武汉解放等为线索展开情节，塑造了商农官匪兵学工、洋人买办巫卜僧尼丐、妓女帮会地痞流氓、外国传教士各阶层艺术形象，囊括百年风俗风习，四时八节，地形地貌，沿革变迁，力图为读者展开一卷三镇版《清明上河图》。”王仁昌在《汉商》前言中写道。

这些小说都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文学即是自传。只有写自己的东西才写得好，最熟悉、最有情感、最能够感动人。”他说。

除了小说，王仁昌后来还在博客写了不少评论、随笔和回忆性文章，但“因为原来很多东西不适合现在的宣传口径，蛮激进的一些观点”，所以大多已经不在。

这些文章中，流传比较广的是《惊悚故事集》。这是他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儿，回忆整理而成的一束纪实性小故事。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历史绝非所谓精英、权贵的年谱，无量数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才能标志某个时代的历史本质和最终取向。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我用《惊悚故事集》再现了中国大陆历次‘运动’的政治生态以及那种政治生态下人们的典型命运。”

王仁昌的笔名叫“任常”。这个笔名并非来自本名谐音，而是源于文革期间，虽然他一直被整，但他觉得，“随你整，老子仍然如故”，所以取名为“任常”。

很多人好奇王仁昌如何看待商人和文人两种身份在自己身上的张力，但他认为，“没得冲突”，“也没得反差”，个体户对他来说只是个职业，谈不上喜欢或者歧视，而他“任何时候都想写作”。“写作是一种娱乐，就像有人喜欢打麻将、下棋，我就喜欢写作，不偷不拐。”

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界有三种人，一种是“姿势分子”，像司马南；一种是“知道分子”，像王立群；一种是知识分子，像秦晖。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敢为国家的前途发声，所以，一个作家首先也应该关注社会，有担当。但是，他觉得自己“谈不上”知识分子，因为不在体制内。“体制内容易造成影响，我一个个体户哪能造成影响，充其量就是个小企业家。”

至于商人的担当，他觉得“蛮简单”，“搞活流通，赚的钱要回馈于社会。即使你不危害社会，但你不回报社会，我也瞧不起。这个国家是大家的，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它”。

作家中，王仁昌喜欢中国的汪曾祺和孙犁，觉得两人的文笔好；国外的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果戈里和屠格涅夫等。他不喜欢张爱玲，认为“在一个全民抗日、浴血奋战的时期，在上海孤岛写些男欢女爱麻醉年轻人，一寸山河一寸血，搞那些鬼打架，那不是跟日本人为虎作伥吗？”

不过，他也不是讨厌写男欢女爱。事实上，他自己也写蛮多爱情故事。但在他看来，爱情一定要跟整个社会相联系。“屠格涅夫喜好把他小说里主人公放在爱情中考验。我则认为，爱情不唯考验男女主人公，更考验其所处社会与时代的品格。这便是爱情故事总能感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审美意义，也是我倾心打造爱情故事的原由！”

其实，他也经历过类似事情。大学时，他和同班同学非常相爱，但因出身不同，最后没法在一起。后来，她的官达到少将。这时，他从手机里找出女生当年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看，“至少算得上校花！”。说完，他笑了笑。

王仁昌（左） 2018 年 1 月在桂林荔浦留影，与象棋大师柳大华参加汉正街商会活动，来自：王仁昌

7. 意义

2017 年，王仁昌回到离开 20 多年的汉正街，担任汉正街商会名誉会长，“因为我跟他们都有感情”。

现在，他每天五点起床，白天看书写作，有时帮忙做点家务，晚上则听听京剧，十点左右睡觉。每天抽一两包烟，不喝酒，不健身。虽然住在汉阳，但他在汉正街还有一套老房子。因为他始终记得父亲的一句话，“将来穷了，什么都可以卖，唯独这房子不能卖，靠着这条街，就能活命”，觉得“非常深刻”。

2019 年 5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西蒙里·里卡（Simone Ricca）在“汉正街多元文化之复兴专家研讨会”的会议上，提出“将历史的文化价值融入未来的发展之中”的命题。王仁昌在会上听到后，触发“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准备写作一部有关汉正街的电视剧剧本。

为了收集素材，从 5 月到 7 月，他在汉正街市场商会（总商会）常务副会长王望明陪同下，做了 30 余次采访。写作则是从 6 月开始， 11 月完成。

他在剧本的后记中记录这段经历：“武汉的这个夏天，十分炎热，下雨的日子又格外稀少，让人感觉持续的高温似乎没有尽头。我只好无日无夜地坐在空调下，穿条裤衩，赤膊上阵，敲击键盘……平素，我一天抽一包烟，创作《风雨汉正街》，每天抽三包烟……近半年时间里，我连在广西的企业也顾不上，一直滞留武汉。”

在《风雨汉正街》的第一集，王仁昌表明旨趣：“本剧以汉正街浓郁的社会生活为场景，演绎改革开放四十年间风风雨雨，几家人的爱恨情仇，兴衰荣辱，反映出古老大街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歌颂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他觉得，计划经济限制了人的基本自由，为专制铺平了道路，市场经济才是正途。而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说了算，它有一双无形的手来操控，不是市长说了算。“市场怎么发展，就由它发展。你把环境、治安、服务搞好，他们自然做得好。不要到处指手画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条。前三十年，经济没搞好；改革开放后，经济搞好了。”

平常，王仁昌最关心中国的社会和外交问题，当然，他觉得关心这些都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自己是个“平头百姓”，“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

他忧虑着中国的未来，但又觉得希望在年轻一代，会变好。至于自己的未来，“没得规划”。“人活在地球上本来就很偶然，你要是追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搞不清楚。但是，虽然是偶然，但是我们既然活下来了，那就要活出意义来。像叔本华说的，人生没得意义，但是你要追求人生没得意义的意义，本身就有意义。同时，我也希望把我们国家搞好，从内心爱这个国家。”

题图为汉正街站艺术墙，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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