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她的画，我们的感情能连接起来” ｜接力访问008 吴玉莲、老杨
老杨 1971 年出生于辽宁盘锦盘山县（这也是吴玉莲的出生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在粮库工作，全家人从中得益最多的除了最早三十多元的月工资，可能就是在父亲操作机器往外吹稻壳的时候，出口稍微松那么一点儿，就可以带出一点碎米。此时吴玉莲就会以工人家属的身份，去加工车间房后的稻壳山上出风口那里，把混有碎米渣和瘪稻子的稻壳装进口袋，拖到空地上，一点一点地吹去稻壳、筛除石子、土坷垃、稻草梗等杂物，再绕路将几斤碎米背回家。即便如此，父亲作为一大家子人里的长子，还得不时往外贴补。吴玉莲也是一样。所以老杨提起“忆苦思甜”之类的号召就咬牙切齿：“什么叫忆苦思甜？中国最穷、最受剥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在苦水里泡、泡到死的人，然后好不容易有点甜日子，还叫他忆苦！”
老杨想逃离这样的日子，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盘锦，在一家美术装潢店打过工，印劳模锦旗跨栏背心那种，白天的工作台就是晚上的床。而后去了大连，又在 2003 年去了北京，给偶然认识的地下摇滚乐队朋友们卖唱片，也做自己的艺术项目。因为 2012 年左右北京雾霾严重，又搬去了云南大理，而后是深圳，如今则是广州。这一路迁徙基本上尊崇两个原则：逃离不友好的自然环境，寻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和母亲的相处，除了无法推卸的赡养责任之外，从内心层面上完全出于一种偶然。
2002 年，丈夫去世，吴玉莲主要跟着女儿生活，偶尔被老杨接去住几个月。她开始画画就是在 2005 年的北京，老杨的住处。“上他那来，待不住，待不住就给你买笔、买纸，就画画。完了跟我说瞅那人，挺好，就叫我画，我就画。我都画了。（指着住处墙壁上的荷花）那个我都画了，对着画。不画画我就待不住，我就溜达。他没有电视。我看手机。”吴玉莲说：“我去那年，正好是鸡年，我本命年。他买一张年画来，带福字，我都画下来了。”
这是吴玉莲第一次作画。老杨觉得好看，留着，让她继续画。俩人从未探讨过审美和艺术标准，直到现在，老杨选中的画，吴玉莲也都觉得“不咋地”，反之亦然。
2023 年初，78 岁的吴玉莲在广州出席了人生第一次作品展，展出的画作都来自之前十几年的积累，由老杨从事策展的朋友们共同挑选。画展办在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门口摆着一张折成三折的薄纸，一面印着老家村口大路的照片，一面以一个池塘一样的版式，弯弯绕绕地写满了吴玉莲的生平，你得让纸在手中转着圈才能顺利读完，如果抒情一点想，你会觉得这就像她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障碍。
但吴玉莲的画不是这样。吴玉莲很少凭空画画，她通常都是随机“临摹”某个形象，但完全是用自己的笔触和色彩。老杨那些科班出身的朋友羡慕这种大胆和直接，“就好像小朋友，有一种果断，但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你对材料和规则越来越熟悉之后，你的果断就变成了斟酌。但是吴姥姥能一直保持小朋友的状态。她不犹豫。”
老杨从来没有用类似的词句来形容过母亲的画，他只是说每个人看吴玉莲的各种画都能找到自己更偏爱的那些。吴玉莲本人更没有评价，她好像从来不回头看自己画过的东西，如果要问她这次画展上她最喜欢什么，她的回答还是：“都不咋地。”
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吴玉莲出于直觉，一直在变化画法。有的时候是手指直接涂抹，有的时候只是寥寥数笔。而她的画材都是废物利用：孙辈丢弃的画笔颜料，路上捡回来的口红，不用的作业本和账本，甚至别人丢掉的婴儿床床头板。老杨留着所有的画作，尤其是那幅马。马画在一张浅棕色的薄纸上，色调和线条都很简单。
“那是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触动我。之前从 2005 年开始，我鼓励她画画，其实都是为了让她晚年有点事，别捡破烂了，做点别的。然后她画完了，我往旁边一搁，其实我都没怎么认真看。但等到这一张被我看见的时候，我才真正去了解她，去理解她，才走到她的内心。”
“像我妈妈这样的人，中国最底层、最辛劳的人，然后又是价值观最扭曲，是吧？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如果说用现代的心理学去考察中国家庭，没有一个不是病的。你要跟他平等地想讨论什么，建立平等，没有 30 年你都建立不起来。”
老杨尝试与吴玉莲对话，并且是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人皆平等”的心态。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但对于吴玉莲来说，这种沟通不能说是友好的。两个人的生活观念差异过大，即便老杨的生活也很简朴，但吴玉莲更甚。“我爸爸去世之后，我们都在外边了，我妈妈自己在家。她怎么样？她到处去捡纸皮，捡回来旧衣服，裁成小方块，三层，拿针线简单缝了做成抹布，卖给修摩托车的地方，几毛钱一块，人家收这个。这对于我来说，因为始终匍匐、挣扎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即便是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仍然完全无视个人健康和生活质量，完全不是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对于她来说，竟然还挺享受这样。”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无效的。老杨发过脾气，也讲过道理，都没有用。他无法理解母亲对生活的态度，也对这种生存状态感到厌倦和恐惧。在这种状况之下，一幅画着马的画当然不能点石成金，但它产生了一些别的效果：老杨发现了“在妈妈身上不可能有的东西”。
“她能表达自我。你今天跟她聊多少，她也不能自我表达。被生活压迫在最底线的人，不可能很好地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关照到孩子的需求，所以这种母子感情都是破碎的。我自己一直喜欢读书，就想脱离这种状态，进入人的精神面貌和那种生存状况完全持平的环境。等到我觉得说，我好像读了一点书、能去了解事情的时候，发现跟她（沟通）特别不畅通的，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任何对话和交流。当时有机会去国外，你知道我怎么想，我就不想回来了。”
“是因为这幅画，我发现我跟她还是割舍不开的，因为她的晚年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的老人必须依赖孩子，就没有别的可能。就像她跟我爸爸，争吵一辈子，感情不和，家暴一辈子，她没有别的选择，就没有可能做独立女性是吧？家庭始终都是那种悲哀的氛围给笼罩着。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幅画，我知道她可以自我表达，她有精神世界，然后通过她的画，我们两个的感情能连接起来，这等等的一切。我觉得之前我想逃离的故乡、我自己来自的阶层，忽然一下子，所有的可能性都在这了。”
在老杨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吴玉莲除了在他说到“感情不和”的时候说了一句“那时候没钱”，一直没说话，也没准备说话。最后老杨指着那张马的画说：“你看这纸，这个是包中药的。那一段时间在北京，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都亚健康，然后正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馆），叫德寿堂的，我们隔一段时间去抓一次中药。这是中药包装纸。”
北京是吴玉莲住过的所有地方里最喜欢的。原因模糊不清，但“长安街”很重要。她和老杨住在宋庄小堡村，多年之后，去长安街的记忆已经在吴玉莲的脑海里扭曲错位。“地铁不坐，我都走去呢。啊，去看毛主席，没看着，没开（门）。蹓跶，在长安街。”
宋庄离毛主席纪念堂超过 30 公里。老杨唯恐我们当真，但是他好像更为另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就她，还记得长安街？”
吴玉莲出生于 1945 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牙齿就纷纷脱落坏死。她去老家市集上拔牙，不打麻药，“疼迷糊了”。等到子女们给她重新装上假牙，萎缩的牙龈和假牙之间已经无法完全咬合。吴玉莲在聊天的时候会说牙疼，但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特别白、特别整齐，和她皱纹很深的脸几乎形成了反差色。
Q：你最近做什么有趣的事了吗姥姥？
A：没了，我就画点画，看手机。
Q：画画有趣在哪里？
A：我也没啥能耐，反正就是画两张画。
Q：手机上都看啥呢？
A：看视频。看人家手机有点啥图，我也照着画。
B：这话题可大了……有时候跟我说什么影视明星死了，好多人得新冠咋咋地。前阵子我弟弟接她去深圳住了十几天，因为我弟弟阳了而且症状很重，没法儿给她做饭吃，她自己也不爱做，就吃点饼干蛋糕之类的……她特别爱吃饼干……结果回到广州我发现她的手指甲盖发紫，就跟她说可能又有点儿贫血了。她就问我外边儿有没有樱桃卖，跟我说樱桃补血，都是从手机上看来的。我赶紧给买回来，难得听她说句“我想吃啥啥，我想要啥啥”。她有微信号，也看快手、抖音，逮着啥看啥，现在不都是大数据推荐信息吗，她积累的那些东西，我一看很多都是那种耸人听闻的，血红月亮、世界末日之类的。
A：我觉得老看不过眼儿，累眼睛。
Q：画展你高兴不？
A：我也不认识谁是谁，反正都跟我打招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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