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生活本身也是一种观念艺术？｜接力访问015 欧飞鸿
接力访问
小鸟文学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六卷，为免费内容。
2022 年广州海珠区封控 20 多天的时候，欧飞鸿和几个朋友决定离开。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翻越“边境”的案例，又恰逢村里批准“只出不进”。一切只剩下离村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我们那边外面有个高架桥，把桥拦住就整个封住了。当时我们一下子到了外面，感觉很强烈，大马路上没有人，警车开来开去但是又不理你，然后走了一公里左右就看到有拖家带口的农民工，拿着桶、被子和各种行李在走。高架有一些地方比较矮，只要爬上去就可以步行到另一个自由的城区，然后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那边都有警车看守。对，就好像是战区一样。”
中间的过程可以略过，大致是拦车把自己运输到了某段“边境”周围，在半夜开始突破。他们要突破的障碍物是两层水马——你可以理解为灌满了水的巨大塑料盒子，高约两米——以及一层铁皮。铁皮之间用塑胶带紧紧捆扎连接。他们等候时机、判断周边局势、被人看到之后为了缓和气氛还聊天并撸了街猫……如此一番之后，荒谬时刻到来了：钻出水马，铁皮连接处需要有东西剪开。此时同行的朋友说，我有一把指甲钳。
“扎带崩太紧，一剪整个就松了。然后我们一冲过去，就回到了自由世界。就这么简单。你也不怕警察过来，他们不会过来。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过程。然后我们就打车去朋友家。大概是凌晨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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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飞鸿很懂描述场面时的节奏感，寥寥几句，气氛诡异的午夜行动就会像电影回放一样呈现在你面前。如果把这算做他人生第二刺激的午夜，排第一的可能是 2016 年的一小段时间，他夜里开着小摩托在广州犄角旮旯各种地方喷“烂涂鸦”。看起来就是拿着喷漆乱涂文字和符号，但据欧飞鸿说，这是一种观念艺术。他每次都会规划好路线，有时还会“众筹”烂涂鸦的内容，然后把这个过程用相对理性的方式整理出来，发布到公众号上。“做涂鸦就是（探讨）个人跟城市空间的关系……当代艺术都是观念艺术，东西好不好，其实完全在于艺术家的内心是否清晰、强烈。”
这个叫做《夜巡》的艺术项目给欧飞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也让他和身边的朋友告别了某种政治上的天真。在这之前，他自称是文艺青年，看很多书，很多电影。不过他更显著的特点应当是“懒散”。他出生于 1978 年的粤西山镇，从广州美院毕业的时候，正遇到 2000 年前后广东经济高速增长，人人向往中产生活，力图奋发。更何况那时候本科文凭含金量还没有被稀释，就算不能一夜暴富，踏实谋生逐步小康肯定不是问题。
他大学时候受班主任影响颇深，此人说过，“做人就是要游手好闲”。应当承认，班主任的个人魅力涵盖了诸多方面，包括开了东南省份最具影响力的书店，这句话给当时的欧飞鸿带来的心理暗示不可小觑——要到很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句话仅仅是一句审美化修辞，因为班主任本人实质上为了赚钱忙得不行。
无论如何，他当时的确没有忙着把自己塞进常规生活。“我毕业之后就不想回家，我爸其实给我找了一个本地中学还是什么的职位，我没去，留在广州装模作样找了一下工作。我是有可能做老师的，校长都天天打电话过来，但我还是没有去。”
当时北京圆明园的艺术家们也是生活模版。“看到他们那种可能，然后广州生活很便宜，又有一些简单的工作可以维持，你就一直在这个状态里，摇滚乐、电影、书……你不想进入艺术系统，但你会看到自己有东西在那里。”
在一个人人生出现某种标志性事件或者机会之前，似乎生活都是模糊琐碎的，尽管这种状态才是基本的日常。欧飞鸿在几个画室教人画画教了好几年，后来又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村子里开咖啡馆，也会接一些商业绘画维持生计。大约在 2008 年的时候，他通过一个叫做《想象阳台》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自己的创作支点；2011 年，他开始做纸模涂鸦，在住所旁边一个服装加工村的工厂白墙上。附近的打工人和家属常在江边绿道休闲，他把他们的肖像做成等大的涂鸦，等到数量越来越多，还会有人“看样订做”。他的很多壁画作品会伴随建筑物的消失而消失，比如《入废墟》系列，其中一组画在上海郊区碳素厂房里，如今早就连废墟也不存在。
这样的“懒散”其实像某种抵抗，不愿意进入某种规则明确、结果明确的制度，也不愿意成为某种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懒散”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收支，而是当一个人希望独自寻找某种游戏规则的时候，他到底要做什么，又要如何评判自己做的事？如果个人的生活意义没有依托在子女、财富、行业前途等等之上，到底应该放置在哪里？
其实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说，广州本身就有异于上海和北京之处，它始终没有特别发达的艺术商业化氛围。这个城市似乎总有一群半生不熟，又有表达欲的艺术家，想要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入社群、获得讨论，更明确地找到个人风格。广州时代美术馆旗下的“黄边站”一度扮演了这样的孵化角色，在 2015 年前后，有更多的非盈利艺术空间出现。欧飞鸿在其中一家叫做“木马咖啡馆”的做了一年策展。这一年，他“跟人的接触一下子打开了”。
倒不是说他之前社交闭塞，而是从创作的角度看，他始终是孤独的。而做策划人意味着他进入了一种媒介身份，无论是视野还是社交都大大活跃起来。”你找到了一个更舒服、更轻松的跟世界联系的方式。这是很棒的，因为孤身一个人奋斗很痛苦。我是一个没那么要强的人，当然我作为人，还是希望能够被看见、被重视。（木马策展人）这个身份太舒服了，而且你在服务别人的同时，也在吸收别人，最后一起呈现。”
那一年，他策展、做访谈，同时操作线上的媒介传播和线下的作品发布。他发现了更多表达的可能。这可能是欧飞鸿人生最重要的心得之一，和“流动”在一起。直到现在，他在总结很多艺术机构的疲态时都会提到“内循环”——当一个模式被反复应用多年，必然会进入程序化的疲惫期，熵值增加，活力下降，成员离散。此后他和很多朋友希望寻找的东西，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模式，可以让新鲜的想法和参与者不断流通，彼此启发，并且不会屈从于某个固定的中心人物或者机构。社群是重要的，圈子不是。
这几乎是个哲学话题。当然，欧飞鸿会引用朋友的话说，这也是一个伦理话题。2019 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实践类似模式的机会。当年他获邀参加一个美术馆展览项目，不同的艺术家认领整个美术馆里不同的空间。欧飞鸿选了厕所，并邀请朋友陈逸飞做编辑，一起制作名为《刺纸》的杂志。他用细绳把自己做的杂志挂在厕所里，让人随便翻看。杂志是手工做的，融合版画和手工装订的种种痕迹。有一些地方故意模糊不清，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是对注意力涣散的阅读者的无声挑战。
就这样，欧飞鸿的“社会”身份多了“《刺纸》创办人之一”，即便不了解其他艺术作品，通过这份小众杂志也可以间接地了解他的理念。陈逸飞小他 18 岁，《刺纸》的很多变化来自两人的合作，互相的激发和默契超越了欧飞鸿以往的经验。
《刺纸》是全手工制作的，本身就是艺术品，但乍看上去，倒像小时候劳动课做的那种作业，只有仔细翻阅，才会发现创造力和工作量惊人，“每期封面由不同的朋友用版画印制，内页则用家庭打印完成，以粗粝的手工风格呈现内容，稿件征集和排版形式会因主题而改变”。因此它不定期生产，通过少量售卖来维持日常运转。这份刊物有个口号，“做期刊是连结朋友的一个途径。”欧飞鸿会给这段形容补上最后半句，“包括还不认识的。”
这样的流动性构成了欧飞鸿和他很多朋友们的生活意义——直接表述会让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与每个时刻遇见的人相处”，或者说，“无差异的个体连接”。
到目前，《刺纸》一共出品了 5 期正刊，3 期号外，3 期报纸。主题涉及快递员生活、监狱生活、月经用品、女性自慰、更年期等……这些内容不会审查来稿，只是会作必要的编排。谁也不知道下一期内容会是什么，至少在上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欧飞鸿说他在“换毛期”，没啥想法。
他有的时候会零散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生活似乎始终处于“可维持”的状态。在政治抑郁最强烈的时候，哪怕身边有诸多来自朋友的慰藉，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觉得沮丧和溃败。但这些都和钱没太大关系。关于钱，他有一个如今听起来颇为微妙的童年记忆——他从小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不会发财。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床，阴天，微微有风的样子，我站在老家的晒场上望向远处，就觉得远山的尽头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以后不会在这里，会去另外一个世界。多年以后，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也写他站在家乡看远方，觉得山之外有山，山之外有另一个世界。我就觉得，哇，原来他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在 2022 年底聊过一次，彼此提及无论是社会还是身边的个人，都没有太多好消息出现。对于一个生活公共性极强的人来说，社会的困顿和个人的困顿同时放大，想要不压抑都难。农历新年之后，他似乎多少挣脱了一点点。对他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各种困难下，“重新在自己的工作路径里面找到新的可能和活力”。
Q：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A：在魔都约一起练功，推手。
Q：要怎么一起法？
A：每次练功我都做一张海报，发朋友圈，大家就来。不过这次在上海，因为种种原因，海报上面没有写出地点和时间的，都是朋友们私下联系我一起敲定。我会选一些小公园，比如之前绍兴公园，还有高安路和衡山路交叉的一个小公园，还有朋友的书店。
Q：这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推手本身最有魅力那部分就是接手，就是两个人的双手要粘在一起互推。这是一个身体互动游戏，又一点有竞技，但是又不会伤人。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技能。练习推手就会认识新朋友，朋友带朋友，就会有好玩的事发生。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两个朋友吧，张涵露和冯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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