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中国是想改变这里一点点,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接力访问022 苏东威
接力访问
小鸟文学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2023 年是苏东威在上海的第 5 个自然年。不过其实中间得刨去 2020 年,那一年他待在荷兰,不知道何时可以返回。出于“很快就会结束的吧”和“那个房子真的很不错”的双重考虑,他一直留着五原路租的房子,也是在这个房子里,他完整地经历了封控。他说前两周的肃杀气氛之后,街上就开始出现零零星星的人,于是他常常晚上翻墙出去,和其他“越狱”的朋友相聚,有时候还会带食物回去分给家里物资紧张的邻居。
我翻苏东威朋友圈,他在 2022 年春天的时候躺在床上,头发和胡子都变得很长,对着镜头做怪相,就好像从戏台上刚刚下场的长发卓别林。
苏东威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一样,可以说得很简单,也可以说得很复杂。他是荷兰人,1984 年出生在浙江丽水,父母分别是福建人和丽水人,80 年代就去荷兰打工开餐馆,先是在荷兰生了他的大哥,等到有东威的时候,生活已经非常忙碌,于是母亲回到家乡待产,生下他之后又交给东威的外婆抚养至 2 岁,再重新接回荷兰。到东威妹妹出生,家里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所以妹妹和大哥一样,只有东威体验过两地人生。不过单论长相,他有几分混血模样,加之留着黑黑长发,穿一件衣襟和袖子有点起球的蓝色丝棉袄,看起来可以空降纽约格林威治扮演那种波西米亚兮兮的艺术家。
相比哥哥和妹妹,他看起来是最“纠缠”自己中国身份的那个人,包括在做社会学硕士论文的时候,以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切入点;也包括为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中文而后悔,以至于只会说发音平平的普通话,阅读完全不行。苏东威在第二代移民里也都算个异类,因为大家都用温州话交流,而他的父母笃信以后即便回中国,也是普通话最有用,所以在家只说普通话,在外则说温州话和闽南语,因为同行大多来自温州,或者广东和福建。等苏东威到了上海,他也能听得出别人大致在讲以上哪种方言,作为一个有中国背景的外国人,他的优势就只能发挥到这里。
苏东威在上海待这么久,是他家里人完全想不到的。家里人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兄妹。如果不算苏东威,这就是一个成功实现阶层跃迁的移民家庭范本。父母在荷兰小镇上做马来口味改良中餐,经营有方开至连锁,长子研读法律变成专业人士,幼女学医变成医生(另一种专业人士),体面、稳定、富足,移民前的人生已经淡化成遥远的背景。唯有这个次子,虽然念书不少,不过从未正经工作,东混西混,到了人生 35 岁上下的时候,不仅不知道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还跑到了上海;不仅跑到了上海,还一待数年,并且一如既往没有工作,既不稳定,也不富足。
这些都是每一次苏东威和父母通话时必然会谈到的话题。父母的口吻已经从询问变成命令,而他也确实为此困扰(最不困扰的是买车,因为确实不需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个聊天的过程,他时不时就会像自我提醒一样,说自己得去找份工作。但是说及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整个人又为之一振,解释各种各样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机缘。他似乎就热爱这种随机和跳跃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因为如果他想要稳定,他在毕业的时候就有机会拥有自己的餐馆——那时候他表哥在阿姆斯特丹盘下新门面,他去开出当地第一家亚洲小吃,做那种从红烧肉到培根“万物皆可夹”的开口包子,从店铺到菜单都一手设计。不过做了一年他就放弃,因为可做的已做完,而守店并非他的愿望。于是继续在阿姆斯特丹的各种兼职。
说到苏东威的兼职,最主要的一份他做了七八年,就是参与阿姆斯特丹当地一个媒体实验室性质的 NGO。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新的数字概念,以及提供普通人应该了解的社会批判视角,通常都站在政府和大型资本的对立面。比如在社交媒体强势介入每个人生活的时候,做一个关于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展览,让大家在选择时有应有的知情权。“这些项目其实并没有特殊目的,就好像你为什么去看电影,为什么去看展览,就因为它是一个故事,然后里面蕴含了知识。”苏东威说:“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目的,那就是传播知识。”
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苏东威最先搜索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小众音像店或者黑胶唱片店,然后问店员他们在当地喜欢去的地方,或者周末去哪里消磨时间,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他自己生活的地方那就更是这样。不过全球文化也越来越“平”,导致他在自认为很小众的地方旅游,也能在街上遇到荷兰本地的朋友。喜好相同的人做出的消费选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想来固然无聊,不过倒也给苏东威提供不少机缘,比如总会有朋友的朋友,出于某种认同邀请他去巴黎时装周做男模,或者主持拍个影片——他的人生至今似乎都是这样,走马灯似的被放进各种各样的事情里,只要他觉得好玩,就都会说“哦好啊,为什么不呢?”
他在上海认识 Jiro,就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咖啡文化节上摆摊卖黑胶,彼此聊天发现很多重合的喜好,尤其两者本身都有中西结合的身份。他因此获得机会,借助食物、音乐等等自己的喜好,表达他自己对于特定文化的看法。Jiro 在此前的接力访问里提及的那个热爱摆摊卖 Taco 的机构“东西”,还有上海新开业的小酒馆 Bastard,都有苏东威的参与。
其实身份认同之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去年夏天全世界都放开了,中国还没有。我看到很多国外的朋友去音乐节,去旅行。说真的,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是想让中国也这么好玩的。真的,就像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好玩。”这个说法很有可能具有冒犯性,因为“好玩”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度取决于听到这句话的人本身有多好玩。
这些“好玩”都是生活化的,同时又不能用单一的类别归纳进去。他只知道它必须是有挑战的、不常规的,就好像他参与 Bastard,是因为觉得“一个外国人想做中餐给中国人吃”这事儿很酷。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但凡涉及文化表达,在这里都需要额外想想,从政治意义上尤其如此。因此他在说起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带着“我也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的表情——不止如此,他说他的家人,可能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
“荷兰是个特别稳定的地方,我朋友就会看新闻,我爸妈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来中国,更不理解为什么都这样了还不走。他们就会说,你可以了吧?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够了吧?走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悲伤、愤怒、困惑。我知道不会只有五天。对,我没有走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走。我是个幸运儿,所以我不能经常说这个,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混蛋。我知道(改变这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试一试,做一点点事情,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但至少我试过了,我乐在其中。是的,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安全的,如果我拿中国护照,我可能现在在荷兰吧。”
“就像有人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搬去上海,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但是是个很有趣的城市……对,我的人生是有点像实验,但是没有目标——实验都是有目标的。我可能就是为了住在这里而住在这里,不是我要获得什么,赚钱啊什么的,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背景。”
“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走。我在荷兰的好朋友都没有来过中国,对我在中国的生活也不太了解,我觉得他们是想来的,但是比起日本、泰国,中国看起来太有挑战性了,他们完全不熟悉这里的文化,这里很不一样。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就会觉得去中国很奇怪。去泰国很好啊,海滩坐坐,蛮舒服的,身边全是游客。对中国,他们了解的渠道就很有限。无非就是新闻,而且是政治新闻。所以我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让我的朋友们觉得来中国也没什么太难的。”
所以苏东威在过去几年就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里:筹划一个市集啦,帮忙开一个店铺啦,客串做个 DJ 啦。他不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上海,更别说其他地方。他还有很多困惑:“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说,‘哦,我很喜欢骑车哦’。在荷兰我们不会说‘我喜欢骑车’,因为每个人都骑啊。但是在上海骑车,一个人需要穿特定的衣服,去特定的地方。我就只能说,好吧。嗯,我是想买个车的,但我还没买,共享单车还蛮方便的。”
“有时我去一个音乐会,结束了每个人就起身离开,打车走了。我说,啥!难道不是应该大家都在这里聊聊天,晃一晃,就着音乐喝喝酒?从商业的角度你卖卖酒水也行啊。难道大家不都是出于对同一个东西的爱好来的吗,没道理不聊一聊啊。但就没有,很快这个地方就清场了,大家都走了。我还去过一些论坛,都很商业,就好像那些人职业在做论坛,找一些人在那边讨论创造力,商业创造力,赚钱创造力。好像创造力是个商品,买来卖去。”
说完他也觉得自己很没重点,还有点像在抱怨,尤其是还没有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身份来作为抱怨的阵地。不过不久之前,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份可以算是工作的事情,就是替朋友照管上海闹市区一间小酒吧。作为一个完全不爱喝酒的人,他把这地方看作一个试验场,不同酒的配方,放点外面很难看到的电影,或者做点某种文化气息混杂的活动。
“有趣……嗯你也可以说这种生活是有趣的。但是……”他看上去是真的希望可以脱口而出介绍自己。如果说这在荷兰不算太大的问题的话,在上海就很是个问题。“这里每一个人见面都会先问,你是做什么的?很难回答啊!你懂吗?”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想用这个酒吧来干什么。不过现在没有人,我天天都必须去看店。周末到半夜2点,星期一到四也还是很晚。然后骑车回家。
Q: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虽然开酒吧不是我在中国的计划,但是我有开餐饮的经验……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交流和分享,而不是捏着手机喝酒。
Q:困难呢?
A:就是得天天看店!我是说,我觉得开酒吧还蛮好玩的,但是每天都去就有点太那个啥了。我还没精力去思考那个有趣的部分。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来接力?
A:文楚,在上海她是少数几个会和我聊社会、政治还有生活意义的人。她很有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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