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帮人止痛，为何成为药物成瘾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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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在 21 世纪初期，奥施康定这种止痛药，在美国曾经掀起一股药物成瘾狂潮，其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 50 万人。而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慷慨而又神秘的家族——萨克勒家族。
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文化、教育和科研等领域捐献了数十亿美元的家族，留名于各大著名文化机构——哈佛大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牛津大学、卢浮宫和北京大学，但谁能料想，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在麻醉品为他们带来的巨额利润基础上。
《疼痛帝国》的作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在亲自走访 200 多名相关人士，查阅上万份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为读者讲述的这个关于奥施康定、毒品大流行和萨克勒家族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揭露了资本对学术的操控、对权力的蚕食、对公共利益的蔑视，通过此书，读者既能得以一窥暴利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慈善公益背后的资本逻辑，又能看到有良知的人们如何艰难地赢得这场“歌利亚之战”。
经格致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九章《新千年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分享给读者。
为了左右媒体叙事，尤德尔还从外面聘请了公关专家埃里克·德岑霍尔。德岑霍尔本来是政府工作人员，后来转行成为“危机管理”顾问，他擅长一门邪恶的技能——清除不利报道，“安插”有利报道。德岑霍尔处理客户委托的业务，是出了名的谨慎，他更喜欢在幕后运作，不留下自己插手的痕迹。但《商业周刊》有篇报道称，埃克森美孚公司也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客户，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策划了一场声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示威活动，在这场发生于国会山的活动中，数十名抗议者挥舞着标语，上面写着“别再满世界抱怨，资本主义棒极了”。
2001 年底，德岑霍尔写信告诉霍华德·尤德尔：“我们为普渡工作的头一个月非常忙碌。”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在《纽约邮报》安排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农村地区的药物成瘾者”和“自由派”炮制了一场关于奥施康定的虚假争议。文章刊出后，德岑霍尔把它发给了尤德尔、霍根和弗里德曼，并承诺自己可以扭转负面舆论。“报道开始出现反转了。”他写道。
德岑霍尔与精神病专家萨莉·萨特尔密切合作，此人是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萨特尔在《纽约时报》健康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指出，出于对阿片类药物的过分恐惧，美国医生不敢给病人开他们急需的止痛药。萨特尔写道：“当你对一个吃止痛药上瘾的人稍微有些了解，你通常会发现他是个前科累累的瘾君子，曾对药物、酒精、海洛因或可卡因上瘾过。”在这篇文章中，她引用了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同事的话，以及《分析毒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但有些事实她却只字不提：这个同事实际上在为普渡工作；这项研究是在普渡的资助下开展的，研究报告则由普渡员工撰写；她提前给普渡的一名管理人员看了她的文章（他很喜欢它）；普渡每年向她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捐赠 5 万美元。
德岑霍尔在提交给尤德尔的进度报告中还提到，他与“调查机构”在“项目的诉讼方面”一直有合作，其中尤以克罗尔公司最为密切。克罗尔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私人调查公司，后来转型为一家给高端客户提供“企业情报”的国际性“影子公司”。当时，每个月都有十来起针对普渡的新官司，尤德尔坚信，避免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对那些胆敢起诉的人重锤出击。他警告那些可能提起诉讼的有魄力的律师说，他会在“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每一场官司”中与他们斗争到底。尤德尔解释说，原告律师起诉上市公司时，往往手握“筹码”，他们可以“不断施压”，激起媒体的愤怒，直到该公司的股价岌岌可危。因此，对上市公司来说，私下调解通常比打官司要便宜得多——这就形成了化解官司的强大动力。但普渡不是上市公司，尤德尔洋洋得意地说。它的所有者是萨克勒家族，他们显然对自家产品的不利报道无动于衷。所以“他们没法用这个筹码来要挟我”。
普渡沾沾自喜于他们的斗争姿态，2003 年，尤德尔甚至发布了一篇题为“65 比 0”的新闻稿，炫耀普渡解决了多少起涉及阿片类药物致死和成瘾的案件，仿佛这是高中篮球队的比分。他说：“看到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我们为这些案子全力辩护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克罗尔公司私下搜集的情报对尤德尔这样的反击大师非常有用。普渡曾找到玛莎·韦斯特的医院记录，用来抹黑她，如今，普渡又故技重施，对所有试图向普渡追责的人紧盯不放，不遗余力地挖掘他们的黑料。2002 年，前销售代表凯伦·怀特在佛罗里达州对该公司提起诉讼，声称奥施康定的营销有违法之嫌，她因为不愿参与其中而遭到不当解雇。普渡断然否认了她的指控，反驳说怀特其实是因为没有达到“销售指标”才被解雇的。
它的所有者是萨克勒家族，他们显然对自家产品的不利报道无动于衷。
事实上，销售指标正是怀特诉讼案的关键。当这个案子开庭时，怀特的律师告诉陪审团，她觉得有两名医生在经营黑药坊，所以拒绝拜访他们，之后却被普渡打击报复。其中一名医生失去了联邦政府发放的开具麻醉药品的许可证，因为他办公室里有个护士非法开药。另一名医生被指控以药物来换取性交，为此被吊销了执照。但按照怀特的说法，当她向普渡的主管抱怨这两名医生时，主管说她应该继续拜访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开出大剂量的奥施康定。怀特在诉状中坚称，她不敢按照公司的指令向医生们施压，要求他们开出“大剂量”的奥施康定。“我们必须去拜访……那些乱开麻醉药品的医生，”她在证词中解释道，因为销售代表正是靠着这些医生才得以跻身“销售冠军”的行列，“如果普渡的销售代表知道……哪个医生乱开处方，形同黑药坊，他们往往不会把这些医生上报给普渡，因为他们从这些医生身上赚了很多钱。”怀特称，对普渡制药的上上下下来说，销量就是王道。“这家公司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赚尽最后一分钱，”她说，“把奥施康定卖出去。就是这么回事。”
在作证期间，怀特一度谈到她作为推销员的工作范围，但普渡的一名律师突然转换了话题。“女士，你是否服用过违禁药物？”
这个问题让怀特措手不及。“你问我做过什么？”她说。
“服用违禁药物。”
“没有。”怀特说。
“从来没有？”
“没有。”她重复道。
“有没有服用过‘飙’？”
“没有。”
“吃过被叫做‘神力’的东西吗？”
“没有，”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不记得了。”
“所以你今天的证词是，你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律师说，“对吗？”
怀特的语气变了。“我不记得自己做过没有。”她说。随后她把话讲清楚：“我上大学时可能服用过这种东西。”
普渡一直在调查凯伦·怀特的过去。“你是否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服用过‘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神力’？”律师问道。
“记得。”怀特说。
“‘飙’是违法的，对吗？”
“对。”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律师追问道。“它是不是药片形式的？”
“我觉得它是药片形式的。”怀特说。
当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时，怀特的律师提出动议，请求陪审团将怀特年少轻狂的证据排除在外，因为普渡可能会利用这些证据抹黑她，降低她作为证人的可信度。不过，抹黑原告正是霍华德·尤德尔的招牌战术。就像当年对待玛莎·韦斯特那样，普渡揪住了一个对公司行为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人，想方设法诽谤她，说她是个反复无常、极不可靠的瘾君子。
凯伦·怀特并没有向普渡狮子大开口。她要求普渡赔偿 13.8 万美元的工资和福利损失，这笔赔款比起普渡为了打赢官司而花费的律师费和调查费，不过是九牛一毛。法庭上，一群顶尖律师坐在普渡的桌子后面。再看对面的桌子，怀特身边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律师。“普渡的营销系统是腐败的，”怀特的律师对全体审判人员说，“它被金钱和贪欲腐蚀了，而这位女士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不过，陪审团最终还是站在了普渡这边。
“我当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怀特后来说。但她并没有错。在诉讼中，她列出了自己在普渡工作期间注意到的 13 名医生。其中 11 人最终因为乱开处方而被逮捕或是吊销执照。
面对媒体的监督，萨克勒家族和普渡同样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罗宾·霍根负责普渡的危机公关，他对那些跟他打交道的新闻工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告诫记者们谨慎报道，因为“我们会密切监视他们”。2003 年 10 月，《奥兰多哨兵报》围绕奥施康定及其引发的不满，刊登了题为“奥施康定遭炮轰：止痛药导向死亡之路”的重磅系列报道。撰写系列报道的是《奥兰多哨兵报》调查记者多丽丝·布洛兹沃斯，她表示，过量服用奥施康定的人并不都像普渡声称的那样，是前科累累的“瘾君子”。她在报道中说，事实恰好相反，也有“意外成瘾”的情况，疼痛患者完全按照医嘱服药，但还是上瘾了。
就是这么回事。
布洛兹沃斯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来撰写系列报道。她试图从调查人员那里获取他们所掌握的普渡营销计划，但普渡却把她告上了法庭，以内含“商业机密”为由，阻止这些资料的公布。《奥兰多哨兵报》的系列报道问世时，看似会对普渡造成重大打击。布洛兹沃斯将矛头对准了普渡辩护词中的核心主张——如果患者手中的奥施康定是医生开的，而且他们在服药时谨遵医嘱，这些患者就不会对奥施康定上瘾。她发现普渡的说法站不住脚。
不过，普渡安排危机管理顾问埃里克·德岑霍尔来处理这个案子。德岑霍尔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对一切不利报道进行仔细检查，因为就像他指出的那样，即便是知名记者，有时也会“百密一疏”。当德岑霍尔和他的同事着手调查时，他们发现了布洛兹沃斯报道中的漏洞。事实上，被她描述为“意外”上瘾的人当中，有两个人以前滥用过药物。德岑霍尔团队对布洛兹沃斯披露的过量服药致死的案例作了严密核查，核查结果表明，许多死者体内可能存在奥施康定，但通常也存在其他药物。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挑出奥施康定来说事呢？尤德尔扬言要以诽谤罪起诉《奥兰多哨兵报》，并表示自己掌握着“铁板钉钉的实际恶意证据”。但普渡到底没有和《奥兰多哨兵报》对簿公堂，而是要求对方撤回布洛兹沃斯的系列报道，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
当然，《奥兰多哨兵报》系列报道的主旨是真实的：疼痛患者确实对奥施康定上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死于服药过量。但布洛兹沃斯报道中的漏洞给普渡的公关人员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弹药，他们对她穷追猛打。有个支持普渡的记者针对意外上瘾的“谎言”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石板》杂志上，指责布洛兹沃斯散布恐慌情绪和不实信息，并声称现实中死于奥施康定的人“只有瘾君子”。结果，布洛兹沃斯从报社辞了职，最后彻底离开了新闻行业。普渡的一名发言人承认，公司对于有机会“澄清事实”感到满意。
普渡的另一个攻击对象是巴里·迈耶。迈耶继续为《纽约时报》撰写关于普渡的文章，他的报道对普渡来说是毁灭性的。2001 年底，他决定将他的报道扩充为一本书。有一回，他乘火车去斯坦福德，在普渡的办公室跟弗里德曼、戈登海姆和尤德尔会面。这三个人都很热情，给人留下了不拘礼节的第一印象。弗里德曼告诉他：“直到 2000 年初，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谈到美施康定时，戈登海姆说：“我没听说过有哪个瘾君子寻找这种药物来吸食。”迈耶对普渡正在开展的促销活动很感兴趣，该公司推出了“新人”优惠券，即患者可以在首月免费获取奥施康定。
“今时不同往日，”迈耶说，“这个国家过去也许不知道奥施康定会遭到滥用，但现在我们对此一清二楚。”迈耶想知道的是，既然普渡意识到了奥施康定的危险性，“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发放免费样品呢”？
“我们的职责是教医生如何治疗疼痛，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弗里德曼说，“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迈耶开始筹备他的新书时，尤德尔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议他在出版前将书稿提交给普渡，这样一来尤德尔就可以对其进行审查。迈耶拒绝接受尤德尔的提议，于是尤德尔写信给迈耶的出版商罗代尔出版社的社长，表达了他对作者偏见的“严重担忧”，并再次要求审查文本。“长期以来，我们两家公司——以及创立它们的家族——为了获得当之无愧的良好声誉不遗余力，”尤德尔写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威胁，“如果这本书贸然出版，没有经过仔细审查以确保其准确性，那么两家公司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发放免费样品呢”？
迈耶和其他记者在报道奥施康定时几乎从未提及萨克勒家族。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克勒家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公众或许还没有把萨克勒的名字与奥施康定联系在一起，不过，当萨克勒家族的朋友和熟人读到负面新闻时，他们自然明白谁是涉事公司的所有者。2001 年，杰伊·韦特劳弗在读过一篇负面报道后，给他的朋友理查德·萨克勒发了邮件：“坚持住，理查德。记住你是个善良的好人。没有哪个记者或是律师能夺走你的美德。”
“多谢你的支持，”理查德在周六午夜过后回信说，“这种污蔑纯属扯淡。”
第二天，理查德继续回复道：“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认为媒体出于恶意，将瘾君子塑造成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认识理查德的人可能已经对他的抱怨有些厌倦了。但韦特劳弗愿意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他们是罪犯，”理查德接着说，“他们凭什么得到我们的同情呢？”
“我觉得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都不是邪恶的罪犯，”韦特劳弗回答说，“我相信，当你不那么生气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韦特劳弗指出，这些人过得“比我们艰难得多”，“他们值得同情。”不过，他还是安慰理查德说：“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深呼吸，理查德。你的仁爱之心会帮助你渡过这个难关。至少在末日审判中，它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
理查德从不害怕跟人争论，尤其是这次，他想再争上一争。“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写道，“这些瘾君子明知道滥用药物是重罪，却偏要这么干。他们胡作非为，完全无视对社会、家庭和自己的责任。”
这时，韦特劳弗开始对他的朋友失去耐心了。他写道：“住在市中心贫民区和肯塔基州边远地区的穷人几乎从来没有机会考虑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他们的“犯罪动机不是贪婪，也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极强的药瘾。我敢打赌，绝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都不想成为瘾君子”。
“别打这个赌。”理查德回复说。他明确表示，瘾君子想要上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上瘾。”
理查德是个聪明人，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在情感还是认知方面，都不受现实的影响。2002 年，另一个当麻醉师的朋友联系了他。这个人告诉理查德，在他女儿就读的私立贵族学校，奥施康定被认为是“一种人造毒品，有点儿像海洛因”。麻醉师说：“我不得不说，你有望成为新千年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萨克勒家族的人普遍觉得他们无需道歉和赔偿，理查德并不是个例。这个家族的两大阵营——A 级股东和 B 级股东——往往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达成共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奥施康定滥用与萨克勒家族无关。试图撇清关系的不只有萨克勒家族，普渡上上下下的员工也都忙着推卸责任。罗伯特·里德是普渡的高管，曾负责过奥施康定的新药报批事宜。有一回，他给公司高层的一些管理人员发了封电子邮件，向他们讲述了银山医院的情况。这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精神病院，离普渡总部很近，专门治疗药物滥用综合征。里德建议，也许普渡的某个人应该加入银山医院董事会。这将是一次巧妙的公关行动，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信号：尽管普渡可能会打击那些成瘾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克勒家族或普渡毫无同情心。感兴趣吗？里德问大家。
“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机构，但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够满了。”迈克尔·弗里德曼答道。
随后霍华德·尤德尔给出了一模一样的回复：“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机构，但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够满了。”
“同上。”保罗·戈登海姆写道。
里德发现无人响应，便直接向凯西·萨克勒求助。“凯西，你想让普渡的人加入银山医院董事会吗？”
“罗伯特，”她回答说，“只要对咱们公司有帮助就行。”
2003 年秋天，巴里·迈耶出版了他的新书《止痛毒丸：“神奇”药物的成瘾与死亡之路》。这是一部开创性的新闻作品，对奥施康定的影响和普渡的罪行进行了无情评判。“就麻醉的功效而言，奥施康定无异于核武器。”迈耶写道。普渡的高管们“似乎不能或不愿采取有效行动，尽管环境或负面舆论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他们拖了很久才出手”。只是到了那时，已经“太晚了”，他写道。这种药物已经引发了“一场灾难”。
当迈耶的书出版时，他供职的报纸正面临着创刊 152 年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纽约时报社发现，有个名叫杰森·布莱尔的年轻记者一直在偷偷打破新闻行业的所有规则：布莱尔杜撰人物，所引用的当事人原话也是编造的，明明没去过的地方，却谎称自己去过，而且还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对《纽约时报》来说是个特大丑闻，引发了许多关于新闻机构的反思。对不同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不失为一项有趣的研究。普渡制药绝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真心忏悔，请求宽恕。然而，纽约时报社既没有掩盖布莱尔的违规操作，也没有将其简单地看作一个坏蛋犯下的孤立罪行，相反，该报一时陷入了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其核心价值遭到了动摇。该报的两名总编辞职了。有人把整个经过比作“踩到地雷”。
突然间，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变成了不可靠的漫画、深夜电视节目的笑柄。在接下来的反思阶段，纽约时报社组织了一个由 25 名记者组成的委员会，就报纸如何杜绝此类事件进行了探讨，并列出了建议清单。其中一项建议是，出版商应该任命一名监察员，充当行业内部的裁判，对记者和编辑的狂热冲动予以把关。2003 年 10 月，该报任命了首位“公共编辑”——一个名叫丹尼尔·奥克伦特的资深记者。
奥克伦特不是报社记者。他来自杂志界。但正如他所说，他的工作将是严格审查《纽约时报》的报道，弄清楚“呈现给读者的是不是真相”。
巴里·迈耶专心写作《止痛毒丸》的那几个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奥施康定的文章。但在 2003 年秋天，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承认，医生给他开了奥施康定和其他止痛药治疗背部疼痛，他却对这些药物上了瘾，迈耶就根据他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随着新书的完稿和出版，迈耶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
迈耶的回归让普渡的领导层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抱怨迈耶以及他对奥施康定的报道，声称迈耶用“耸人听闻、歪曲事实的报道”抹黑普渡。2001 年，尤德尔带着一帮普渡的管理人员来到纽约时报编辑部，试图越过迈耶，直接向他的上司投诉。但令尤德尔大为沮丧的是，编辑们都支持自家记者。就像尤德尔的同事抱怨的那样，这家报社“根本不理会我们”。迈耶并没有停止对奥施康定的报道。
如今，纽约时报社实力大损，奥克伦特正琢磨着如何烧好新官上任后的三把火，让尤德尔和他的作战委员会瞅准了时机。他们直接找到奥克伦特，约他见面，挤进他在 15 楼的小办公室。他们提意见说，不该允许巴里·迈耶继续为报纸撰写关于普渡或奥施康定的文章，因为他已经出版了相同主题的著作，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尤德尔指出，迈耶在报纸上发表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在为他的新书打广告。
该报一时陷入了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其核心价值遭到了动摇。
普渡方面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当你找不到其他理由时，就会提出这种借口。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普渡能够迫使迈耶停止报道，该公司的处境也许会好得多。纽约时报社并没有什么大型企业团队负责奥施康定的报道。迈耶自己就是一个团队。如果普渡能把迈耶摆平，他们就会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尤德尔断言《止痛毒丸》的出版意味着性质恶劣的利益冲突。他引用了纽约时报社的明文规定——“员工绝不能让人觉得他们可能会通过新闻事件的影响获取经济利益”，并要求禁止迈耶继续报道奥施康定。和普渡的人会面后，奥克伦特发给迈耶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他的报道存在的问题。迈耶火冒三丈。在他看来，事情是明摆着的：经历过布莱尔的丑闻后，纽约时报社变得胆小怕事，普渡便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来牟取私利。
迈耶收到奥克伦特的问题清单后不久，纽约时报社总编阿尔·西格尔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讨论撰写关于止痛药的报道对他来说是否合适，毕竟他还有一本相同主题的著作正在销售。当然合适，迈耶大声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这个新闻事件了如指掌！他有专业知识！他有信源！他在那篇写拉什·林堡的文章中提到自己的书，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直写到第 11 段，他才提到普渡。“这太让人沮丧了，”迈耶多年后回忆说，“我觉得这不公平。”
奥克伦特发表了题为“哪怕坚持原则，你仍有可能受伤”的专栏文章，他在文中表示，他发现迈耶的报道“大体上是准确和公正的”，但他认为其中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奥克伦特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普渡“小题大做”。但他总结道，“一旦涉及冲突，哪怕只有最轻微的迹象，也要设法消除”，如此一来，报纸的“声誉”将得到最好的维护。
“你不能写阿片类药物。”阿尔·西格尔告诉迈耶。纽约时报社禁止他继续报道止痛药。很久以后，奥克伦特指出，在撰写有关普渡的专栏文章时，他刚入职纽约时报社，还是个经验不足的新人。他承认，从那以后他经常在想，“我是不是犯了个错误”。奥克伦特说，迈耶当时勃然大怒——“气疯了”。在迈耶看来，奥克伦特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纽约时报社的领导层则因为担心报纸遭遇诚信危机而陷入瘫痪，任由自己被恶棍公司胁迫。普渡制药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迈耶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不当行为就是犯罪。两年来，尤德尔和萨克勒家族的其他亲信一直试图打压他，阻止他揭露普渡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他们总算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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