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明室”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喜欢奥登的原因在于他的一派天真。这天真是成年人的无邪和纯净。
他有诗人的自觉。他时刻不会忘记自己诗人的身份去看世界、神、纳粹、性、英国、善、奇迹、戈培尔、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圣人与艺术家等等。
他会用很长的篇幅去探讨诗歌的韵律，这一点跟他的好朋友约瑟夫·布洛茨基一样，津津乐道，让人厌烦；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想告诉你，这人世间参差万物，其中之美，哪怕是讲一个笑话，你在此时也是诗人。
他在《劳作、狂欢与祈祷》的文章中提及：
不管怎么说，狂欢节有其恰当而必要的位置，没有了狂欢，祈祷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法利赛主义或诺斯替主义的做派；没有了祈祷和狂欢，一心劳作的人就会失去所有的谦卑，失去对上帝或自然宇宙的所有敬畏，失去对邻人的所有感受，沦为自然和彼此的残酷剥削者，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
祈祷、劳作、笑声，我们全都需要。
以下文章摘录自长文《丰产者与饕餮者》的第一部分，这篇长文的原标题是“The Prolific and the Devourer”。奥登从1939年春开始酝酿这篇作品，在形式上效仿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同时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在创作期间，他告诉友人自己正忙于“一场天堂和地狱的新联姻”，此言明显指向了布莱克的作品《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文章标题亦与布莱克有关，这位前辈诗人将艺术家和政治家分别刻画为“丰产者”和“饕餮者”（前者创造，后者消费），奥登沿用并拓展了这两个形象……《丰产者与饕餮者》显然可以算奥登取悦自己的作品，更接近于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全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了显而易见的格言体，否定了艺术家应当参与政治的观点，包含自传元素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化写作的反思。
人不仅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而且不同类型的人创造了不同种类的世界。可以参照布莱克的这句话：“傻瓜和智者看到的不是同一棵树。”生命的所有奋斗都是为了超越二元性，构建统一或自由。意愿，无意识，这就是对自由的渴望。我们的欲望是我们对存在何种二元性的认识，也就是说，意识到我们的意愿遭遇了什么障碍。我们无法自由地意欲不自由。弗洛伊德把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对立起来，使我们误入歧途。这是隐藏的清教主义。“我想要的是我自己之外的世界无法给予的。因此，我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死亡本能：从未出生无疑是最佳状态。”但恰恰相反，我的欲望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现实的一部分。
说我们真正的渴望是回到子宫，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之所以如此描绘自由，是因为我们最初的“统一”体验是在子宫，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过去描绘未知的将来。起初，婴儿认为自己的四肢属于外部世界。当他学会了控制四肢，他就会接受它们是自己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所说的“我”，是我们的意愿立即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如果我们牙痛了，我们似乎分解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痛苦的“我”，另一个是由牙齿组成的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一个男人的阴茎从不完全属于他自己。
独裁者谈起“我的人民”，恰如作家谈起“我的公众”。人们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即他们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越是意识到我们各自的意愿会相互影响，这种真实感就会越强。我们对现实的一部分认识是通过不可避免的个人接触自发产生的，其余部分则通过调用智慧而产生。一种是我们没有个人经验因而也没有情感经验的事实，另一种是我们拥有经验的事实，它们之间的关系经由智慧向我们敞开，智慧借此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前者，从而在我们的行动中受到前者的影响。智慧拓宽了心灵的疆域。救赎（即统一或自由）的宗教定义，“天国”“因他使我们和睦”是最好的，因为它们最普遍。得到救赎，就是只想要自己拥有的东西。在道德或通俗意义上，邪恶或神经质就是想要大多数人不想要的东西。在宗教或现实意义上，邪恶或神经质就是想要一个人不能拥有的东西。这两者经常重合，但并不总是如此。
即使禁欲主义者谴责了所有一心追逐荣誉、权力和女人之青睐的人，他也没有谴责所有不这样做的人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心理学家那么邪恶。不轻易评判。神经官能症患者是指从一个特定的事例中得出错误的一般性结论的人。X曾经被他的爸爸有违公允地扇了一巴掌，于是终其一生都认为这个世界一定不会公正地对待他。有时，这种认知只是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的：象征性的恐惧，比如，对龙虾和阉割的恐惧。只有一种救赎，但有多少类人，就有多少条路通往救赎。（1）通过与非人类事物打交道：农民、工程师、科学家。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比例将这三种生活结合在一起。例如，当我们吃饭时，我们是科学家；当我们与人相处时，我们是政治家；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是艺术家。然而，这三种生活在每个人身上的比例不尽相同，这一点足以使每个人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彼此。
从本质上讲，科学是对能力的训练，以确保我们在物质世界中的有形存在。寻找乳房的婴儿是一个科学家。普通人，也就是普罗大众，是被动接受经验的人：他的知识仅限于通过直接的个人经验自动获得的东西。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是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扩展自己的经验，寻求直接给定的经验以外的东西。在我们的独特领域之外，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就无法理解个人关系之外的政治；如果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反映我们个人幻想的艺术；如果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无法理解显然不是基于常识经验的科学。
“工作”是由他人的意愿强加给我们的行动。“除非你这样做，否则我不给你任何吃食。除非你学会这个不规则动词，否则我就揍你。”当年我上学的时候，上课对我来说就是娱乐，而踢足球意味着工作。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如何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继承遗产或窃取财物，抑或必须说服社会为他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即娱乐）支付报酬。政治家（名副其实的政治家、教师、医生等）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没有人必须工作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不存在必须做的事情。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家往往试图说服人们喜欢必须做的事情（或者更常见的是，政治家认为必须做的事情），并要求他们视之为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其实就是暴君。当被问及打算做什么的时候，人们经常听到一个没有天赋的年轻人说“我想写作”，但他真正的意思是“我不想工作”。政治和科学也可以成为“娱乐”，但艺术最不依赖于他人的善意，看起来最容易实现。“对某些事了解很多，对每件事都了解一点点”是一句相当拙劣的格言。相反，我们首先要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学会透过自己的天赋之镜去看待一切。只有当一个人学会了以艺术家、科学家或政治家的方式看待整个宇宙的时候，才能摧毁自己的象牙塔。
“孩子是成年人的父亲。”成长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事实上，我们从出生到年迈都不曾改变。然而，成熟意味着知道自己是谁，而童年时期是不知道的。成熟就是意识到必要性，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失败者要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么不愿承担代价。在葡萄园做工的寓言。大自然有她的宠儿，她让他们以低价拥有一切。还有一些人什么也不会得到，除非付出高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必须付钱。
我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业家庭，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我父亲是一名医生，我母亲拥有大学学位。书房里塞满了有关医学、考古学和古典学的书籍。草坪上有一个雨量计，家里还养了一条狗。早餐前，全家会祷告；黄昏时，会骑自行车去收集化石或在教堂的铜器上乱涂乱画，抑或留在家中大声诵读。我们几乎不太与人交往。母亲经常生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古怪：我们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信徒。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参加伴随着音乐、烛光和焚香的礼拜仪式；每逢圣诞节，餐厅里会布置一个马槽模型，由手电筒电池点亮，我们则围着它唱赞美诗。这让我形成了一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观念（你们要是称之为偏见也没关系）：对知识的求索是为了知识本身；对医学、疾病和神学的兴趣；对生活是由神秘力量支配的信念（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曾持有过任何超自然的观念）；对陌生人和啦啦队的反感，以及对商人和所有为利润而非薪水工作的人的蔑视（我父亲从事市政医务工作，而不是私人医生工作）。我父亲的藏书不仅给了我阅读的机会，还引导了我的阅读选择。它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藏书，也不是一个视野狭隘的专科医生的藏书，而是各种学科门类的书籍的大集合，不过小说作品并不多。因此，我的阅读一直是宽泛的，也是随机的，一点也不学究，而且主要偏于非文学。小时候，我对诗歌没有兴趣，但对文字充满了热情，而且单词越长越好，当我像地质学家那样说话时，阿姨们都惊讶不已。时至今日，文字对我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色情故事比一个活人更能让我产生性冲动。除了文字，我几乎只对矿区及其机械感兴趣。我对人的兴趣始自青春期。小时候的兴趣和知识，不仅欺骗了我自己，也蒙蔽了我父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科学兴趣，我有成为矿业工程师的天赋（我的意思是，我将成为一名矿业工程师）。一位心理学家，如果注意到我在机械方面压根儿没有实际的天赋，就会意识到这种兴趣是象征性的。从四岁到十三岁，我狂热地喜爱上关于水轮机、卷扬机、滚筒破碎机等机械装置的图片，它们在我眼里充满了魅力，而且我身处地下世界时的心情最为愉悦。上述心理学家也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导致这种喜爱的复杂情结，但对未来而言，重要的不是神经官能症方面的因素，而是我本应该选择用象征性的幻想来表达我的内在冲突，而不是用行动或任何其他方式。我现在看任何东西都要寻找它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关系。我想，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热情——对词语和象征的热情，那么他必然会成为诗人。不管怎么说，在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一位同学偶然问我是否写诗，尽管我从没有写过一行诗，甚至从没有愉快地读过一行诗，但在那一刻，我决定把写诗当成自己的天职。尽管当我看着自己的作品时，经常有一种羞愧和厌恶的情绪在心中油然而生，但我知道，无论我写得多么糟糕，这都是我所能驾驭的最适宜的领域了，而且我看清事物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词语和象征。我的政治教育始于七岁，那时我被送入了一所寄宿学校。每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英国男孩，都会在一个由善神或恶魔统治的原始部落中度过五年光阴，然后作为一个公民在极权国度度过五年。上学后，我第一次接触到家庭圈子之外的成年人，发现他们是声音刺耳、习惯古怪的多毛怪，经常喜怒无常，完全不可理喻，看起来似乎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们扎根于乡村，与自己的父母保持了安全距离，一生都在教育小男孩，他们的生活方式会让自己囿囚在一个庸常社会里。当我在历史书中读到约翰王怒气冲冲地啃草席的故事时，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学校里的老师们就是如此表现的。从那以后，纵使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我对政客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就像危险的疯子，需要尽可能避免跟他们接触，需要谨慎地顺从他们的心意，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能对他们说实话。
在英国的公学里，没有经济阶级的划分，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基于资历的阶级区分。新入校的男孩起初属于无产阶级，地位卑微，受到剥削；熬到第三年，他就进入了体面的资产阶级；到了第五年，要是他在政治上可靠的话，他已经成为一名肩负重任的警察或公职人员，得到了内阁的信任，有时内阁还会征求他的意见。在这一方国度里，似乎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提升地位，而社会的回报完全取决于功绩。毫无疑问，这比社会阶级固化的国度更可取，但它肯定不是乌托邦。我很快就学会了区分三种公民：政治公民、非政治公民、反政治公民。政治公民的价值观与国家价值观一致。在学校里，他运动能力强，善于交际，雄心勃勃但不会野心过大，拥有道德感但不会拘泥于道德。他迅速地爬上社会阶梯，成为一名称职但刻板的法律管理者——他不会质疑法律的正确性。他得到了认可，而且感到幸福。非政治公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一致，但没有形成矛盾冲突，这通常意味着他们不与人民产生关系。也许他是一名摄影师、观鸟员或无线电技师。他只想独处，为了规避麻烦而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并慢慢地爬到了一个不太牢靠的安全位置。他是一个天生的、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反政治公民的利益和价值观完全与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相悖。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体育运动的厌恶，毫不收敛自己的不良道德行为，蓄意搞破坏。然而，反政治公民有两个亚种：有一类反政治公民，如果社会的价值观更符合他的趣味，他就有可能变成非政治公民；另一类反政治公民，在上述情况下会变成政治公民。后者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的无政府主义只是达成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他是潜在的改革者还是潜在的暴君，取决于他的个人野心是否与其智力水平相当。我还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了另一种类型——雄心勃勃的反政治者。他为自己没有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而感到羞耻，试图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政治人物。正是这种类型的人，成了警方的线人或施虐的官僚。学校生活让我明白，我是一个反政治的人。我喜欢独处，写写诗歌，选择自己的朋友，过自己中意的性生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敌人都是政治家，即想要组织他人的生活并让他人遵守规则的人。纵使他身披伪装的外衣，变成公职人员、主教、中小学教师或政党成员，我也能一眼认出他。哪怕再偶然的相遇，我都不禁对他感到恐惧和憎恶，暗暗期待他（或她，因为他们当中恶劣至极的人往往是女性）受到公开羞辱。起初，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简单的非政治无政府主义者，在特殊的环境里被迫成为反政治破坏者，但在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后，我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有更多的政治野心，更喜欢对他人施加影响。
毕业后，有几年我成了“食利者”，也就是说，仰赖于父母的资助过活，曾经的“国度”对我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了。批评食利者是他人劳动的寄生虫，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如果可以的话，一个诚实的人恐怕不会拒绝过食利者那样的生活。由于有了私人收入，幸运的持有者可以慈眉善目、宽以待人、意气风发，也可以周游世界，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而我们拥有的这种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食利者阶层造就的。我们的食利者阶层中的许多成员其实都自私自利、令人不快，但如果他们真的形成危害的话，通常只会对他们自己造成伤害，而且我认为食利者阶层中令人不快者的比例很可能低于其他阶层。所谓的象牙塔艺术家，往往被认为是典型的食利者。事实上，食利者作家聪明而敏感，他们拥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同时没有仓促完成作品的经济压力，比起那些被禁锢在固定工作岗位上的穷同行们，他们的生活体验更深刻，也更广泛。我警觉地发现，那些或多或少意在消除经济压力和刺激的政治体系，似乎不得不代之以社会和政府的压力，这其实与英国公学里的情况十分类似，而我对于这种相似性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只有当政治家能够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在顶住食利者阶层造成的社会压力的同时，消除食利者阶层依赖的经济不公正，他才会成功。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实现，但即使有可能，我也怀疑这位政治家能否将其视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摧毁他的职业生涯——社会压力就是他的媒介，就像语言是诗人的媒介一样。到了二十二岁，父母对我的资助停止了，我不再是一个食利者，而成了一所面向富裕家庭子弟的寄宿制预备学校的教师。还是小男孩的时候，这个由恶魔统治的原始部落曾一度令我恐惧和着迷，而如今当我摇身一变，成为教员的时候，它已经褪去了奇诡的光环，变成了一家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转的私营企业，一家其成功取决于比竞争对手更能吸引顾客的商店——这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商店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金钱的力量、广告的技巧和公众的轻信。在政治上，私立学校是一个绝对的独裁政权，助教们扮演的角色就像校长希特勒的戈林、罗姆、戈培尔和希姆莱。同样充满了钩心斗角和飞短流长，同样时不时进行大清洗运动。任何仰赖于他人善意的人（即便是校长也仰赖于父母的善意，就像独裁者必须哄骗群众一样），都无法避免成为一名政治家，这个过程不仅涉及无数别有用心的顺从，还涉及大量彻头彻尾的谎言。被迫政治化就是被迫承受一种双重生活。对那些可以在主观上将两者分离，并且知道哪一种生活是真实需求的人来说，这或许不是什么问题。然而，若想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一个人就必须相信它，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如此，但虚假的公共生活往往吞噬并毁灭了真正的私人生活。几乎所有的公众人物都变成了讨人嫌的老家伙。
一边是公共生活，另一边是私人生活，妄图过两种生活是愚蠢的。没有人可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公共生活往往会占上风，因为前者才能填饱肚子。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成员，要想在精神上自立，一个人就必须拥有某种特殊的才能，让自己处于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以至于几乎任何令人发指的行为都可以得到赦免。妓女和歌剧演员在革命中幸存了下来。还有一种方法。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即使管理人员也概莫能外，这让每个社会都能容忍甚至需要愚人（受到官方认可的“活宝”批评者）的存在。查理·卓别林和马克斯兄弟的受欢迎程度有目共睹。但社会只会容忍极少数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令人羡慕的位置是不稳固的。愚人随时有可能玩得过火，难逃被惩罚的命运。教学是一种政治活动，是假扮政治之父“上帝”，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他人。幸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我复制。但糟糕的教师不知道这一点，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们没有干预他人。教师很快就会发现，只有少数学生是他能够提供帮助的，许多学生是他爱莫能助的（除了教一些考试技巧以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一些学生是他可能会造成伤害的。我关注的孩子，要么是后进生（即那些尚未发现自己的真实本性的孩子），或与我有着相似兴趣的聪明人，要么是厌恶学校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在他们这个年纪亦是如此。对于后者，我在鼓励他们反叛的同时，试图传授他们一种通过伪装避免受难的技巧。对于那些热衷政治的学生，我能做的不过是尽力动摇他们的信念。在学生离开学校走向世界后，教师若能与他们保持联系，那么在研究其工作对一个人的影响方面，他就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
职业病。这是首要的政治问题。现今，在开放给人们的职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对他们是有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说，他宁愿女儿死，也不愿意看到她在舞台上抛头露面；现代父母欣然让孩子从事广告或新闻工作。前者并不见得比后者愚昧。一个人的职业决定了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也替他选择了他的社交圈子。他的行为和他的圈子塑造了他这个人，就像这世上不存在身为理想主义者的证券经纪人。一个人穿过一家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不可能不觉得自己身处地狱。再多的职工管理也无法改变这种感觉。人类的大脑有一种仁慈的机制，阻止人们获悉自己有多不幸。只有当不幸结束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人们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如何熬过这一切的。如果工人有机会离开工厂生活六个月，这个世界就会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农民——技术工人——科学家——厨师——旅店老板——医生——教师——运动员——艺术家。真的有其他适合人类的职业吗？法官、警察、批评家。这些才是真正的下层阶级，他们过着卑鄙、狡诈的生活，任何正派人士都不应该在家里接待他们。诸如科学研究这样的职业，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褒奖，自主选择这种职业的年轻人实属幸运，走向了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许多职业对我关上了大门，因为我缺乏必要的资质。我不懂数学，我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工程师。不过，在那些对我开放的职业中，有些会让我发挥所长，使我变得越来越人性化，还有一些尽管也会让我发挥所长，却会使我变得越来越野蛮。医生和行刑人需要相同的资质。但是，你会说，这是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要有警察，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让工人的钱袋子负担得起汽车、冰箱、电动剃须刀。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有必要让成千上万的人为“共同利益”牺牲，而布莱克称“共同利益”为伪君子和恶棍的托词。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和我关心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牺牲品，而且我觉得人们对牺牲的默许实在令人恶心。既然富人虚伪地否认物质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党人就没有理由采纳美国吸尘器推销员的价值观。有人说：“要事优先！首先让我们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然后让我们看看能为精神生活问题做些什么。”说出这种话的人，无法让人信赖。在完全不考虑后者的情况下去实现前者，他将创造出一台巨大的工业机器，届时除非经历经济动荡和破产，否则这台机器是无法改变的。危机。文明正面临危局。全世界的艺术家团结起来。象牙塔。逃遁者。鸵鸟。是的，危机重重，但如果我们盲目地东闯西踱，彻底陷入恐慌忧怖之中，我们就永远无法克服它。那些在1931年左右，开始把政治当作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写作主题的艺术家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困境。他们被卷进了一波猛浪之中，那浪潮的速度快得让他们无暇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要去往哪里。然而，如果他们不想毁掉自己、不想损害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事业的话，他们就必须停下来，重新思考他们的位置。他们在过去八年的愚蠢行径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思考材料。回顾一下世界知识分子在过去八年中的政治活动，如果算上他们发给报社的所有署名信件、他们发表讲话的所有平台、他们参加的所有大会，人们就不得不承认，除了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帮忙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的价值不容低估）之外，他们的联合作用几乎为零。就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进程来看，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做。而从他们自身工作的角度来看，有少数人从中获益了，但获得的是那么少。世界不会原谅政治失败。除非一个人对所做之事不仅充满了热情，而且保持必胜的信心，否则他无法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你有这份兴趣吗？你有这份信心吗？如果没有，那么你必须对责任和朋友的呼喊充耳不闻，对丧父的儿童和丧夫的寡妇视若不见，因为你无法提供助益。自认出于道义而伸出双手的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这会毁掉他所接触的一切。给予与得到并存，否则便无法给予。你希望从政治活动中得到什么？刺激？经验？务必诚实。艺术家本身不是改革者。贫民窟、战争、疾病是创作素材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热爱它们。像海明威和马尔罗这样的作家，确实以写作者的身份从西班牙内战中获了利，也许确实起到了一些实际作用，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光。诱惑者的声音：“除非你参加阶级斗争，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重要作家。”天主教、马克思主义等基本思想观念，其框架体系在组织作家经验方面的价值因人而异。人们可以援引但丁证明它们无比重要，也可以援引莎士比亚证明它们微不足道。但这种框架体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科学真理，而在于它的直接便利性。科学假设是组织未来经验的临时框架；艺术世界观是艺术家选择的最适合组织过去经验的固定框架。一个基本的思想观念若对艺术家发挥了效用，那么它必然会包含最矛盾的经历，以及最微妙的变化和最反讽的阐释。政治家也会发现某个基本的思想观念是有效的，但就他的目的而言，这是为了确保行动的一致性，微妙和反讽恰恰是缺点。一个思想观念的政治优点是简单明晰和绝对可靠。“如果一个人通过不断改变一种学说的外在结构来传播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那么他怎么能让人们对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充满盲目的信心呢？”（希特勒）我们不批评过去的艺术家持有与我们不同的宗教、政治或科学观念。我们却这样批评当代的艺术家，只因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感到困惑，拼命地四处寻找问题的答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怪没有给出答案的人，忘记了艺术家并没有自诩为答案的给予者。即使艺术家看起来持有了某种宗教或政治的信条，但这些信条对他们来说，与对教会或政党的组织者而言并不是一回事。我和克洛岱尔对生活的看法，与克洛岱尔和波士顿主教对生活的看法相比，会有更多的共同点。丰产者与饕餮者：艺术家与政治家。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敌人，也就是说，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彼此无法理解的世界愿景。但也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都是必要的，也是互补的，进一步而言，有好政治家和坏政治家，也有好艺术家和坏艺术家，好政治家和好艺术家必须学会相互认可和相互尊重。遇到陌生人时，艺术家会问自己：“我喜不喜欢他？”政治家会这么问自己：“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像D. H. 劳伦斯在《羽蛇》中那样试图构建自己的政治体系的作家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让自己出尽了洋相，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构建政治体系，将现代国家当成了一个小教区，将政治视为个人关系中的小事务，而现代政治几乎完全关涉非个人的关系。因此，劳伦斯的格言“愤怒有时是公正的，正义从来都不是公正的”是针对恋人们的一条极佳的忠告，用在政治领域只意味着“痛打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法西斯主义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它假装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它之所以坚持血缘和种族的重要性是为了蒙蔽普通人，让他们误以为政治关系是一种个人关系。一个普通人，如果他的政治知识仅限于个人关系，而他对现代工业生活的客观复杂性充满了困惑和怨怼，那么他便很难抗拒一场以个人化语调鼓动人心的运动。使我认清法西斯主义虚伪面目的最充分的理由之一是，它太像一帮乌托邦艺术家在深夜的咖啡桌前谋划出来的东西了。根据我的观察，左翼知识分子感受到的共产主义吸引力，无一例外都在于它的浪漫承诺—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国家将不复存在。同样，你在罗伊·坎贝尔的诗里不难发现，对他而言，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一种英雄般的生活：斗牛、赛车、猎艳，以及光着头，挺着肩，大步走向黎明。纪德和乌纳穆诺的命运证明了艺术梦想遭遇政治现实的后果。对崭新经历的渴望，对不公不义和残忍行为怀有人道主义的义愤，这些即便有目光短浅的弊端，至少也可以成为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体面动机。不过，另一些人的动机就不那么体面了，我们中极少有人能与之撇清关系。
我们的政治活动里蕴含着一种古老的向上爬的动因，它远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多。获得社会的认可，让自己的作品广受赞誉，即使出于错误的理由，也是令人欣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或政治上的成功。每当我听到此类话题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通俗艺术需要迎合大众。“人们会在政党里最兢兢业业的人中发现被上帝抛弃的人，比如身处哈勒尔的兰波。”（康诺利）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坦然接受自己被抛弃的事实，也没有让自己去尝试更适宜的活动，反而始终无法割舍艺术，当起了批评家。失败的痛苦扭曲了他们写下的一切。今天，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艺术家，他们借助政治逃离不幸的私人生活，就像人们曾经在修道院寻求庇护一样。在嫉妒和仇恨的驱使下，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散播不安的情绪，摧毁了他们周围的一切。一个高明的政党不会与他们产生瓜葛。然而，如果说艺术家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话，那么政治家对艺术也是如此。在过去，一个属于地位稳固的统治阶级的人在闲暇时刻有机会成为鉴赏家和政治家。但在今天，这样的机会不复存在。
现代国家对艺术的赞助。真可怕。想想矗立在华盛顿的建筑吧。想想那些树立在世界各地的代表工人阶级、法西斯胜利、新闻自由的巨大雕像吧。想想国歌吧。在如今这样的危机时刻，艺术家和政治家可以相处得更好，只要后者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政治历史面貌并不会因为一首诗被写出来、一幅画被绘出来或一段音乐被谱出来而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衡量艺术的标准是其煽动行动的力量，那么戈培尔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托尔斯泰知道艺术不会让任何事发生，就放弃了艺术，他比那些为了让过去的伟大艺术家进入国家万神殿而寻找各种巧妙理由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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