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何为唐代》这本书会让人重新思考一下唐朝的时间与空间。翻译者说中国人不大能接受唐朝被视为低谷，大约主要是头脑当中“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些概念根深蒂固。作者森部丰提醒说：马嵬坡之后并不是一下子就到了黄巢起义；节度使制度建立之后，边疆的离心状态已经成型，除去前几十年，大多数时候的唐朝有效疆域都在长江黄河流域，更不要说后二百年的唐朝在此起彼伏的内乱之中度过。
森部丰还说，唐朝一代，在“东欧亚”大格局中，是内亚帝国先声，在此之后，才有契丹、金、蒙元、满清等发端于漠北的诸帝国。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黄巢造反流寇到广州，除中国人外，“还有十二万或二十万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袄教徒惨遭杀害”。广州城当时有多大？何以会有这么多外国人？森部丰的研究给出了不错的视角。
我们摘选了序章，这是森部丰对自己如何开展这个话题的介绍。
第一节｜空间——何谓“中国”？
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这里的“中国”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当你听到“中国”的时候，会联想起白色的蒙古包（游牧民的移动帐篷）和成片的羊群吗？当你看到沙丘下的绿洲，或者绵延的骆驼商队时，会立刻想到中国吗？由于中国的国土非常辽阔，确实有些地方也存在这样的风景，但从“中国”一词的源头来看，起初只是指代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加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岭南（广东、广西）、云贵（云南、贵州）等空间，那里自古以来就是汉人居住，或者说由汉人统治的地方，有学者称之为“汉地”。“中国”一词涵盖的范围也从这里出发，扩展为现在的意义。如今的“中国”生活着使用多种语言、拥有独立生活文化和习俗的人们。这些人主要生活在中国东北部（旧称满洲）、蒙古高原（北半部是蒙古国）、新疆、西藏等地。开头说到的风景，也包含在这些空间之内。相对于“汉地”而言，这些区域也可以称为“边疆”。在历代中华王朝中，既有只统治“汉地”的王朝（秦、宋等），也有统治两种空间的王朝（元、清等）。某种意义上，比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小，因为唐朝最初的统治领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仅仅是除云南以外的“汉地”而已。从7世纪初期到前期，东北地区到蒙古高原有高句丽、靺鞨、契丹、奚、东突厥等骑马游牧民族和骑马狩猎民族的国家或部落，新疆北部的草原地带有西突厥等突厥系骑马游牧民族的势力，南部塔里木盆地周边则有伊朗系和汉人系的绿洲王国，他们都构筑起了独立的势力范围。还有唐朝建国后形成的吐蕃帝国和云南的南诏，它们最终都没有成为唐朝直接统治的领域。另一方面，唐朝某种意义上又比今天的中国更大。那是因为唐朝从7世纪前期到中叶，开始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形成了包含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新疆在内的统治圈。但到了7世纪后期，伴随蒙古高原上的突厥再次独立，7世纪末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也发起叛乱，接着是渤海在东北地区建国，唐朝的国势开始出现阴影。以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再次成为只统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王朝。如果从空间上考察唐朝的历史，不难发现以“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点，其前期和后期历史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安史之乱”前，包括“汉地”的北部（黄河流域）和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新疆，这一空间可以说是唐朝历史的主要舞台。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这个空间（包含全部“汉地”）视为一体，称作“东欧亚”。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则与长江流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时期的唐朝正演变成只统治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空间的王朝，大体相当于前文提到的称为“汉地”的空间（云南有南诏，故不包含在内）。为了在讲述唐朝历史的时候将同时代欧亚大陆的动向纳入视野，本书不使用“东亚”这个词汇，而是选择了“东欧亚”。因为“东亚”一词，尽管还有些异议，会令人联想到包含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地区（强调日本是其特色）。同时，笔者尝试运用东欧亚和中国两种空间，从中勾勒出唐朝的历史。由此，唐朝将不再只是“中国史”，也将作为在东欧亚中展开的历史获得重新理解的契机。第二节｜时代——时间划分和时期划分
有“唐宋八大家”这种说法，指的是活跃于唐代的柳宗元、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八位文学家。但是，将唐和宋视为一体这种江户时代以来的观点，其实偏离了历史的实际情况。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1866~1934）就曾主张，唐和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层。政治层面上，唐代贵族政治崩溃，宋代君主独裁政治形成，加上庶民开始崛起；经济层面上，货币经济取得发展；文化层面上，古文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贵族文化。这样的历史观称为“唐宋变革”，直到现在仍在中国史研究者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内藤不仅指出了唐宋之间的社会变化，还将这种变化理解为从“中古（中世）”向“近世”过渡。内藤认为，中国历史存在不同的阶段，从中国文明诞生到东汉中期是“上古”，从东晋十六国到唐朝中期是“中古（中世）”，宋代则是“近世”的开端。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除了一部分专家外，像内藤这样认可中国历史存在变化的人并不多。在大部分日本人眼里，中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在东洋史学界，仿佛是与日本入侵大陆形成呼应一般，研究满洲和蒙古高原上骑马游牧民、狩猎民历史的“满蒙学”逐渐兴盛。这与他们对中国社会内部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抱以轻视乃至蔑视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必须依靠外部力量来“变化”“发展”的观点恐怕是一致的。因此，1945年日本战败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战前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遍印象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因为这证明中国社会内部也蕴含着推动自身发展的力量。不仅如此，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中国亲身证明自己也存在经由奴隶制、封建性农奴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史基本法则”。由此，在战后日本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史基本法则”研究中国历史的趋势陡然高涨。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1948年，日本学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前田直典［1］（1915~1949）从内藤“唐宋变革”说中论证不够充分的社会经济史角度出发，提出应当将唐朝以前视为“古代”、宋代作为“中世”开端的全新时代划分理论。以此为契机，唐朝是“古代”还是“中世”的时代划分争论拉开序幕，日本的东洋史学界开始朝着着眼于内在发展力的方向研究中国历史。唐朝历史也不例外，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各种话题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唐代究竟是“古代”还是“中世”，争论此起彼伏。但是，中国社会的构造与西欧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比如，中国普遍存在着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尽管耕地面积狭小，但他们无法被归入奴隶或是农奴的概念之中。换言之，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强行将唐代社会套入“世界史基本法则”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对象的细化，时代划分的争论也逐渐降温。与这样的学界动向平行，中国在1980年代以后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显著的经济增长。这不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自身拥有发展的动力，也不难想象会给二战以后出生的日本年轻中国史学者带来一定影响。也就是说，中国拥有内在的发展动力已经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方法，对于“基本法则”的关心在逐渐淡化。无论如何，即便在21世纪的日本，包含唐朝在内的中国历史共通的时代划分标准依然没有确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正迈向国境不再具有意义的无边界（borderless）时代。其结果就是，时代划分作为一种起源于欧洲、便于系统性勾勒一个国家或共同体历史的研究方法，其本身也开始遭到怀疑。当我们试图运用时代划分讲述世界历史时，就会出现同时存在于地球上的地区处在不同时间的状态。比如唐朝是“中世”的话，它的邻国日本就是“古代”。如果要对这样的情况加以说明，就不得不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即唐朝的文化（文明）比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更先进、更优秀。这就陷入了文化优劣论之中（空间性价值歧视）。还有，一旦站在时代划分的立场上，从自己现在所处的时间来看，往往会对过去的时代持否定观点（时间性价值歧视）。现在，中世是“黑暗时代”的看法尽管在西欧也已经逐渐得到纠正，但直到不久之前，这仍是普遍的观点。如果是那样的话，“中世”的唐朝也就成了“黑暗时代”。但至少唐朝的历史并不会给人“黑暗”的印象（尽管本书的叙述中存在“黑暗”的部分），与唐朝的实际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于是进入21世纪后，学界开始摒弃时代划分中反映的优劣价值观，提倡通过新的时期划分审视世界史的形成。比如，日本的妹尾达彦［1］将世界历史简要分为三个时期。具体来说，第一期是古代国家的形成期（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3世纪前后）。首先，欧亚各地的大河流域出现早期国家，与现代相通的制度和文化开始被创造出来。接着，这些地域相邻的游牧地区产生骑马游牧国家，农耕文化圈则相应地建立起统一王朝，古典国家日臻完备。但在这一时期，欧亚各地古典文化圈的联系还很微弱，呈现出分散性的特征。第二期是欧亚史的形成期（4世纪左右至15世纪左右）。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骑马游牧民族动向的活跃化，他们的迁移给农耕文化圈中的各地古典国家带来打击，结果两种文明发生冲突，最终融合共存。与此同时，骑马游牧民的移动也将欧亚各地的都市连接起来，对欧亚陆域网络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代最后的接力选手就是蒙古，它的登场促进了欧亚的统一。第三期是地球一体化发展的时期（16世纪左右至现在）。以欧洲势力借助海路入侵全球各地作为契机，欧亚与其他大陆通过人员移动和定居相互连接，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渐一体化，一直延续到现代。如果将唐朝放入这一世界史的时期划分中，它应该处在第二期。在这一时期的东欧亚，受3世纪以来气候寒冷化的影响，居住在蒙古高原的鲜卑和羯等骑马游牧民陆续南下，开始朝着黄河流域（中国北部）的农耕社会移动。享国四百余年的汉王朝灭亡后（220年），经过三国鼎立时代而出现的晋王朝（西晋）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280年）。然而，西晋宗室在4世纪初陷入内乱，东汉时期移居中国北部的南匈奴后裔趁机独立。以此为契机，游牧势力在黄河流域各地建立政权的时代（所谓“五胡十六国”）拉开帷幕。晋朝宗室来到长江流域（中国南部）重建政权（东晋，318年），其后当地陆续兴起了宋、齐、梁、陈等汉人王朝（南朝）。在南朝，东汉以来汉字文化和儒教构成的中国古典文化得以重生，作为“六朝文化”日益成熟。另一方面，鲜卑族部落之一的拓跋部（以首领辈出的拓跋氏为中心，由多个氏族组成的联合集团）建立北魏，5世纪前期平定割据中国北部的各个游牧政权（439年）。当时的中国南部还有汉人王朝，此后在中国史的框架中被称为“南北朝时代”。但实际上，蒙古高原还有游牧民族柔然，以东欧亚全境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三股势力鼎立的“三国时代”。北魏在孝文帝时期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但对此不满的北魏军人发动叛乱（六镇之乱）。以此为契机，北魏陷入了分裂（534年）。在混乱中诞生的就是北齐和北周，中国北部出现了两股势力相争的局面。后来，北周攻灭北齐，北周又禅让于隋（581年），隋灭亡南朝的陈而完成中国的统一（589年）。隋朝吸收了保存于中国南部的古典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后创造出全新的世界。继承隋朝遗产的就是唐朝。换言之，唐朝是骑马游牧民族的鲜卑人因为气候寒冷化而从蒙古高原进入中国北部，与汉人势力和其他骑马游牧民族时而相争、时而共存，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王朝。这种时期划分的特征在于，它可以在摈弃价值评判的前提下，对同一时期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加以审视。在原有的时代划分中，同时期的地球上存在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时期划分则不然，不同地区形成的文化圈、共同体、国家群的交流和彼此影响变得可视化，相互间的比较研究也得以可能。通过时期划分进行研究时，唐代属于“古代”还是“中世”就不再成为问题。不仅如此，在理解该时代的中国史时备受重视的“唐宋变革”，也只是位于欧亚东部“中国”空间内部的“微小”社会变动而已。这样的看法，也许可以成为淡化至今为止中国王朝中心史观的契机。进一步来说，当我们把唐朝定位于世界史形成的第二期时，该时期活跃的骑马游牧民的动向以及欧亚各城市间网络的形成，它们与唐朝的兴亡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一问题也可以在欧亚规模的视野下重新进行思考。第三节｜视角——如何把握唐朝
自内藤湖南以来，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被理解为“贵族”制的时代，这是日本中国史学者的看法。这里的“贵族”一词是方便研究而使用的称呼。中国的“贵族”原本是指在其居住的地域社会中享有名望的领袖，他们富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教养，通过九品官人法被选拔为中央政府的官员。所谓“九品官人法”是建立三国曹魏的曹丕在即位前接受陈群的建言而采用的官僚选拔法。具体来说，在地方行政单位的郡中设立中正官，由他负责对当地的官员候选人进行评定，将其分为九个等级（乡品）。中央政府的官僚也有九个等级（官品），两者相互关联。九品官人法的最初目的是选出地方上的优秀人才，将其推荐给中央政府，但由于担任中正官的也是贵族，往往会给予贵族子弟很高的评价（二品以上），最终演变成其家族的固有权利。于是，家族的等级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门阀。南朝有自认中国古典文化继承者的江南门阀，北朝则有西晋灭亡之后没有南渡的汉人权贵（山东门阀）。他们的地位不是由皇帝赐予的，其家族甚至凌驾于皇家之上，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尽管魏晋南北朝时代王朝交替频繁，但门阀却超越王朝的兴替得以持续存在。有观点认为，唐朝就是这种贵族制社会的最终阶段。北周、隋、唐的创业者都是武川镇出身，那是北魏建立在与柔然边境上的国防前线基地。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着眼于这一点，认为北周、隋、唐都是鲜卑系军人集团和关中（陕西）、陇西（甘肃东部）汉人权贵的联合政权。他们以北魏末年发生的六镇之变为契机向关中移动，在此以武川镇的军人作为核心，建立起将游牧系氏族和当地汉人权贵都纳入统治之中的新型集团。在陈寅恪上述看法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将这一集团称作“关陇集团”，认为是他们作为北周、隋、唐的统治集团主导了此后的历史。特别强调唐朝游牧色彩的是中央欧亚史学者杉山正明（1952~2020）。他把从北魏到唐朝视作以北魏皇帝出身的拓跋氏为中心的部落联合体所建立的一系列王朝，将它们统称为“拓跋国家”。对此也有反对的意见，比如北齐和北周并不是拓跋氏建立的，而且强调其游牧因素也与史实相背离。但是，根据8世纪突厥人留下的记录（突厥碑文），古突厥语中将唐朝称为“桃花石”，这恐怕是“拓跋”一词的讹音。由此可以证明，在8世纪唐朝外部的人们看来，唐朝是由“拓跋”统治的国家。不过，即便从初唐政权的人员构成来看，除了“关陇集团”之外，还能看到山东门阀、江南门阀等旧北齐系和南朝系的人物。单纯说“唐朝的统治集团是关陇集团”或者“唐朝是拓跋国家”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需要基于这些史实的全新的唐朝历史叙述。这一课题暂且搁置，“关陇集团”也好，“拓跋国家”也罢，这些看法都与研究者的立场密切相关。在中国空间中展开的历史，究竟是借助中国的汉字文化考察，还是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将其定位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纷争之中？至少就唐朝初期的历史而言，我们不应对其游牧性色彩作过小的评价。如果过于重视唐朝“汉字文化”的侧面，只将其视作中国的一个王朝，一些原本能够看见的东西也可能会被遮蔽起来。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根据正史的记载，唐朝建国后不久，王府中有名为“库直”和“驱咥直”的武官官职。唐史学者池田温指出，那是鲜卑语的转写，唐初的军制中保留着鲜卑的制度。还有1972年发现的粟特人安元寿墓志，上面就有“右库真”一词。安元寿在唐太宗还是秦王时就效命于他，当时的官职名即是“右库真”。正史中的“库直”其实是“库真”在书写时的讹误，而经过检索，“库真”（包括库直）一词早在唐朝以前的隋朝，乃至东魏、北齐时期就可以得到确认。它的职能是作为亲王的亲信发挥侍卫和宿卫的作用，其渊源恐怕可以追溯到北魏。如果是研究中国史，考证到“库真是鲜卑遗制的军职名”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只有把视野扩大到东欧亚世界，“库真”的另一层意思才会浮出水面。那就是，“库真”的作用与后世蒙古帝国时代的“怯薛歹”（蒙古语中“当值的人”“轮值的人”之意）类似。“怯薛歹”是直属于游牧君主的精锐禁卫军。他们不仅负责护卫君主，还从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有时还会参与国事。他们原本由从属于游牧君主的部族首领子弟构成，后来随着势力扩张，新臣服的部族集团首领也不断将子弟送到君主身边，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这些子弟在亲王身边接受教育，作为将来承担国事的人才加以培养，这也是游牧社会的体制之一。实际上，北魏也有带“真”字的官名，那是作为亲信侍奉北魏皇帝（即游牧君主）的职名。换言之，北魏、东魏、北齐、隋以及唐朝初期，游牧社会的制度一直得以保留，而唐朝创业之初正处在游牧色彩浓厚的阶段。不过，唐朝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其间并不总是带有浓厚的游牧色彩。不难想象，随着游牧的记忆逐渐淡化，唐朝和唐皇室的性质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但是如果要用“汉化”这样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寻常词汇加以概括，恐怕也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把使用汉字、掌握汉字文化的人们都视作中国人（汉人）。至于唐朝，它确实接受了汉字文化，也具备在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式”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的王朝的特质。但是，这已经不是古典中国的复活，而是经历了相当大的变迁。带来这些变化的，正是骑马游牧民族。可以说，游牧文化和中国式古典文化融合的终点就是唐王朝。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长达二百九十年的唐代出现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乍看之下，唐朝“统一”了因骑马游牧民族活动而“分裂”的中国，其结果也是遏制了“民族”的迁移。但实际上，7世纪前期东突厥灭亡后，从蒙古高原向中国北部移动的游牧民至少有十万人，最多可以达到一百万的规模。8世纪中期的“安史之乱”中，不仅是东欧亚，还有来自中亚和西亚的人员流动。再加上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伴随吐蕃帝国和回鹘帝国的冲突，突厥系沙陀和其他部落从西域、河西（甘肃）迁入，这样的人员流动给唐朝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离开这些人员的大规模移动就无法讲述唐朝的历史。还有一点不能忘记，那就是中亚出身的伊朗系粟特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给唐朝带来的影响。一直以来，说起粟特人往往是作为商人参与“丝绸之路贸易”，从事丝织品交易，或是作为媒介从中亚向唐朝传播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总之是从经济和文化的视角进行论述。然而，近二十年间关于粟特人的研究取得飞跃性的进展，他们在中国王朝中发挥的政治、外交、军事作用正逐渐清晰起来。本书基于这样的视角，尝试以通史的方式讲述唐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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