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这本叫《罪恶与梦想》的书里可能没有梦想

新书试读

 小鸟文学 

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近期改版。我们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中信”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这本书选取 1942 年 11 月这个时间段，写每周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球各战场中的人和事。作者以前也用类似的方法写了一战，那本书叫《美丽与哀愁》。

在文玉初的故事里，皮特·恩格伦写道：“她们什么都不懂，也许是因为她们不愿意去懂，也许是因为她们没办法懂，因为在她们自己的世界观的框架里没有什么是可以理解的，她们只知道她们被某种比她们所有人全加在一起都大得多的东西所吞没。”文玉初是朝鲜人，在缅甸做慰安妇。

《罪恶与梦想》，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无数次把这本书名当成“罪恶与苦难”，在看过了中间插页的 86 张照片之后，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哪里有梦想啊？

以至于在读这本书后半段的时候，找到皮特·恩格伦所说的“梦想”成了最重要的事。

集中营里的拉伊赫曼或许算：

尽管完全是黑暗的绝望之举，但自杀仍然具有抵抗的特征——许多人一开始完全被压垮了，甚至没有力量结束自己的生命。“通过自杀这种方式，他们不再完全是奴隶，因为他们可以在寻死或继续战斗之间做出选择。”（让-弗朗索瓦·斯泰纳）大约在这个时候，特雷布林卡的上集中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漆黑的营房里，囚犯们开始互相帮助，把自己吊在房梁上。

这是他们从一群支离破碎的、内疚的、受辱的个人转变为一个集体的第一步，这个集体能够互相帮助，并且，从长远看，能够抵抗，组织逃跑，是的，甚至可能起义，不管这是多么没有前途。

还有一个荒谬的阵亡事件：

他为国牺牲了。看不到血迹。阿卜杜林在雪地里跪下来，试图解开这个人的背包。背包压在这个人的脖子上，异常沉重。阿卜杜林把尸体翻过来。身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有子弹或弹片留下的伤口。不过头骨后部好像已受伤。于是阿卜杜林打开背包寻找文件，然后他在那里找到了一样东西——居然是一台缝纫机。这个人是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倒下的时候后脑勺重重地撞在缝纫机上。阿卜杜林惊讶得朝后退了一步：

“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算什么死法啊！这个西伯利亚人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勇敢、沉着和坚毅。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个好工人，一个体面的一家之父。对他来说，一台缝纫机是富裕的象征。他想把它从这场战争中带回家，送给他的妻子。”

关于二战中的普通个人视角有多么少见，自不必多说。皮特·恩格伦以极细致的工作为历史作出了补充。“一切星光，皆为过往。”这是波拉尼奥小说里的话。历史亦如是，如果我们还会谈论“梦想”的话。

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三个小节，发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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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勒是伊洛瓦底江东岸缅甸王朝的前王都，早已处在一种夸张的衰落状态，但战争把衰落转化成了毁灭。现在这座都城部分已成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这就是文玉初眼下所到的地方。她能在这里，可不是来看如此众多宏伟的带尖顶装饰的宫殿、风景如画的寺院、佛教钟楼和锯齿状的城墙遗迹的，实际上，她和其他17个年轻的朝鲜姑娘是被当作囚犯抓来的，被隔离在这座都城郊区一栋破旧的两层楼的房子里，与当地民众没有接触。就好像她们得了什么传染病。她们的住处有一个不太正式的委婉名字：大邱旅社。

这栋房子楼下一层有一个大浴室和一个办公室，也是两个管事的人，即一对朝鲜夫妇松本先生和松本太太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姓宋，但和许多为日本人干活的人一样，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松本先生经常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如果天气允许，还穿着漂亮时髦的皮拖鞋。文玉初和其他年轻姑娘是在楼下吃饭。相当单调的伙食是由一个缅甸妇女做的。没有鱼饼、鱼汤米粉、鸡肉炒面或类似的当地菜，大多只是米饭或汤，有时有肉，但最常吃的还是周围山坡上找来的野菜。控制着大家共用的食物库房的人是本峰尾先生。因为文玉初之前在中国时就知道，这样的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是能救一个人的，所以她非常小心翼翼地跟他搞好关系。

楼上一层可以通过一个木楼梯走上去。楼上有一个大厅和十八个隔间。隔间之间的“墙壁”是由悬挂的织毯构成的，隔间的“门”是用布帘子充当的，不过这些布帘子并没有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每个隔间都很小，小到除了一个水桶、一个篮子和一个床垫外，再也放不下什么东西。这里还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着粉红色的东西，气味奇怪而刺鼻，闻起来像消毒剂和什么东西的混合物——是啊，什么东西？

早饭时文玉初和其他姑娘就看到，满怀期望的士兵已经在房子外面排起了长队。这些年轻姑娘吃完饭，就全都上楼到了她们各自的隔间。到了9点，各个隔间的门就为穿军服的士兵打开了。有一个男的进入了文玉初的隔间。他给了她一张棕色的卡片，上面有一个数字。她检查了他随身带来的安全套。然后她就躺到床垫上，双腿分开。她18岁。

***

这是世界末日。这是我们理解能力丧失的地方。对于所有被送到这里的人来说，除了少数人之外，这不仅是物质存在停止的地方，也是文字和思想结束的地方—— 它们消失在完全不可知的东西中。它的不可知性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先决条件之一。

11月2日，星期一，一列拖着运牲口的车皮的火车抵达了特雷布林卡。车上有4330个犹太人，他们都来自波兰东部一个小镇谢米亚蒂切。除了少数人幸免于难，用来补充集中营“特别工作队”里人数不断缩减的工人队伍，其他所有人都在夜幕降临前被杀害了：有男人、女人和孩子。

这一天在场干活的人里，有一个人叫杰基尔·拉伊赫曼，负责处理从谢米亚蒂切来的人的尸体。他是个28岁的犹太人，来自东卢贝尔斯基，那也是波兰东部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小镇。但是东卢贝尔斯基那里现在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就在三周前的10月10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这个地方；其中也有杰基尔·拉伊赫曼（大多数时候被叫作“齐尔”），还有他19岁的妹妹丽维卡，也有他的好朋友伍尔夫·贝尔·鲁伊斯曼和他的太太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被又踢又打地强行塞进运牲口的车皮里的人一共大约有140个，他也被塞进了这趟车，车上几乎所有人他全都认识，都是来自东卢贝尔斯基的熟面孔。他们全被赤身裸体地赶下一条河，除了少数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被挑选出来外，其他所有人都在几个小时内被杀害了。他是被挑选出来的人之一。

拉伊赫曼思维敏捷。当那列火车进入一条几千米长、穿过一个茂密松林的铁路支线、在一个小车站刹车停下的时候，他就产生了怀疑。（他看到了那里有一堆堆的衣服，也看到了车站的小房子上的时钟是画出来的，指针永远固定在6点，仿佛这里是个时间也会停止的地方。）当他们都被从火车上赶下来，脱光了衣服以后，他听到一个德国人咆哮着，问他们里面有没有会理发的，他立刻就报了名—— 尽管他其实不是理发师。他被命令重新穿上衣服。

拉伊赫曼工作了三天，任务是为女人剪头发。来的都是些赤身裸体的女人，她们都是在营房里较远的地方刚刚脱掉自己的衣服。拉伊赫曼后来奇迹般地逃离这里，躲在完全成了废墟的华沙，等待苏联红军的到来。在那之后他写道：“杀人犯倒是挺有礼貌的，因为他们不要求女人在房子外面和男人一起脱衣服。”和其他“理发师”一样，拉伊赫曼穿起一件白大褂。剪发是很粗枝大叶的、机械性的，一次只剪四五下，剪下的头发会被塞进麻袋，一个女人剪完被赶出去，一个新的就进来坐下，他就继续剪，然后这个女人也被赶出去，再换一个，如此继续下去，直到你感到疲倦不堪，恶心呕吐。女人们全都消失在门外，在站成两排拿着鞭子的黑衣男人们中间走过，他们用德语叫着：“快点，快点，加快速度！”她们走向高高的铁丝网上的一个开口，除了开口处，铁丝网上都覆盖着缠在一起的云杉树枝。赤身裸体的人在那里排成队。那个开口，就是德国人所说的“管子”的开端。

铁丝网后面有一个宽阔的沙堤，沙堤后面是这个集中营的上营房——一个营内之营。里面是看不到的，但从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升起一阵痛苦的、哀号的、难以置信的扭曲的叫喊声。这声音会突然消失。同时还有快乐的管弦乐。从来没有人能从上营房回来。三天以后，即10月13日，拉伊赫曼被转送到了所谓“德国宇宙最外边的下水道”。

现在他成了一个（留下活命干活的）“死犹太人”。

拉伊赫曼属于被称为“抬尸队”的那个组。当毒气室后面像车库门那样的、内面覆盖着毛毡的大门向上掀开，最可怕的烟雾散发出来的时候，有三四十个人把被害者的尸体一个一个抬出来，而拉伊赫曼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尸体被放在一种看起来像短梯的架子上，身体仍然有温度，皮肤闪耀着汗水、尿液、粪便或血液的光泽。每个架子由两个人用皮带提着，然后他们就像一根不停运转的无休无止的传送链，以最快速度奔跑过那片沙地，朝着300米外的一个深坑跑去。在那里，尸体被掀到坑里——不过是在拔出任何可能有的金牙之后。一切都是在穿着制服的男人们的叫喊声和鞭打下进行的。他们用德语喊叫着：“快点，快点，加快速度！”

这个坑的大小约为55米长、45米宽。坑里有十来个其他的“死犹太人”正仔细地堆放尸体，“头对脚，脚对头，让更多尸体有个地方”。他们自己的脚都站不稳，到处踩踏着一大片堆积如山的胳膊、腿脚、臀腰、嘴唇、阴茎和杂乱的毛发，甚至有3岁幼童的手。这些肉体不再叫作死人，用于这些肉体的词是“兽尸”，甚至连被囚禁的犹太人自己都这么叫。

这个程序经过精确的测试，每天在“运输工具”到达后就同样做一遍。11月2日星期一这天也是这样。除其他情况外，每次不同毒气室的某个门打开的时候，都准确无误地会出现一点小堵塞。拉伊赫曼写道：

那些直立着的尸体被紧紧挤压在一起，以致手脚看起来都粘连在一起了。在将头十来具尸体拖出来之后，“抬尸队”才进得去。尸堆才变得松散，尸体才开始自己掉出毒气室。尸体如此挤压在一起，部分原因是人们被强行塞进毒气室，他们变得恐惧万分，每个人都会深吸一口气才会站好位置。由于死亡的恐惧和互相推搡，尸体膨胀起来，这样尸体就挤压成了一大块肉体。

这一天是和所有其他这样的日子一样结束的。6点钟响起了军号声。拉伊赫曼和“抬尸队”的其他人提着架子跑向一个小仓库。（他们总是得奔跑。）架子放进去，一排排整齐地排列起来，清洗干净。（“否则就得尝尝鞭子的滋味。”）然后是“清点”—— 架子竖立起来，查点数量，这是伴着集中营的音乐来执行的。之后，他们就排成一队，以五人一组的形式被带到厨房营房的窗户前，在那里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杯说是咖啡的黑色热液体，还有一块面包。最后，他们被锁进一些搭建在一起的木质营房里，这些营房靠近主营房巨大的铁丝网，还被自己的铁丝网再围起来——这是营中之营的营中之营。

每天晚上，当拉伊赫曼环顾四周，很多脸孔都消失了。减少的人数是巨大的。德国党卫军和那些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身穿黑色制服的乌克兰警卫每天都枪杀人，射杀那些疲惫不堪的几乎只是从他们面前经过的人，就因为一些最轻微的所谓违规行为，就因为有人似乎再也跟不上那无情的快乐音乐节奏，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能这么干。我们可以由此判断，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这一天。

此时拉伊赫曼对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熟悉了。最常见的情况是，那些将被枪杀的人会自己走上前去，跪在大坑边上，有时还带着一种惭愧的、心甘情愿的样子，这证明了他们是多么失落，多么崩溃。就是在“抬尸队”里，也很少有人能活过十天。工作如此繁重，看守的人如此残酷。而拉伊赫曼在那里已经干了将近三个星期。

***

第一次杀死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当然要看具体情况。在公开战斗中这样做，那是在你的生命和另一个人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这并不构成道德困境。而当战争的破坏性和无情的狂暴达到像现在这种程度时，当事关重大（就像曼苏尔·阿卜杜林目前所在的这个地方），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分界线是如此不清楚时，如果你像阿卜杜林一样，以前从来没杀过人，该怎么办？

就在阿德尔贝特·霍尔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盘点内衣的同一天，曼苏尔·阿卜杜林正在100千米外该城西北部一条战壕的一个突前且伪装良好的部分放哨。这里风景空旷、平坦、寂静，仍然披着秋天的色彩。冬天的到来看起来还在拖延。顿河就在他们身后的某个地方，仍未封冻。他是否知道这里就是一个桥头堡呢？

阿卜杜林侦察着他应该侦察的敌人阵地，已经发现了一些动静。有一些形状奇怪的东西在那边的战壕里移动，而对方靠近一些后可以看出，原来是三个男人背着几捆稻草。（稻草也许是战争中最平常的日用品：睡在它上面很好，用来隔热也不错，还能用来保持地面干净整洁，最坏情况下还能当马的饲料。）曼苏尔·阿卜杜林是苏联红军第293步兵师第1034步兵团的一名步兵。他是鞑靼人，和他这个师里大约一半的士兵一样，是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出生和长大的。他喜欢把自己称为西伯利亚人。他身材矮小，刚满19岁。

阿卜杜林此时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他一看到这些人，就决定要开枪。不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种威胁，而是因为他们是敌人。

于是他就瞄准。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丝犹豫。阿卜杜林从小在西伯利亚就是一名熟练的射手，当时他父亲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采矿工程师，经常带他到森林里打松鸡。阿卜杜林其实也曾思考过，射杀松鸡是一回事，但射杀人也是同一回事吗？然而，那种思考发生在较早的时候，发生在把他转变成一名士兵的军事训练中。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他知道敌人能做什么。

尽管所有统计数据都严格保密，哪怕只是谈起它们都要冒一定风险，但人人都知道苏联红军在他们的国家遭到突然袭击后的17个月里遭受的损失是极其可怕的。而人人也都知道屠杀仍在继续。在地平线之外，在被火焰包围着的成了废墟的城市里，人们在窃窃私语，传递着一个事实，即一名苏联步兵从被派往战场的那天起，平均算下来就只能再活10天。

这样的不利境况导致了一种怨恨的心态：也许你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你可以带走敌人中的一个。随着德国人看来势不可当的进攻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两个季节，笼罩在阿卜杜林和他的战友们头上的宣传也变得越来越严峻，甚至是绝望。像伊利亚·爱伦堡著名的文本《杀人》就是如此（“德国人不是人。从现在以后，‘德国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可怕的咒语。从现在开始，士兵一听到‘德国人’这个词就可以开枪。我们不会说什么。我们不会动感情——我们会杀死他。如果你没有每天杀死一个德国人，那你的这一天就算毁了……”），士兵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诗作《杀死他！》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房子，你的妻子，你的母亲/以及我们称之为祖国的一切，/落入一个带着黑色武器的德国人之手，/那你知道除非你自己拯救她，/否则你的祖国不会得到拯救。/你还知道除非你自己杀死敌人，/否则敌人不会被杀死。”那么，阿卜杜林为什么还会犹豫呢？

当阿卜杜林在掩体的枪眼里调整自己的自动步枪，试图让准星对准那边移动的人的身影，他的心开始剧烈跳动。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出，他的手开始颤抖。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必须克服。大多数士兵从来不开火，无论情况如何都不想杀人，有时即使是在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之间选择时也不开枪。但是阿卜杜林扣动了扳机，虽然他觉得有点太早或有点太晚了。

枪响了，后坐力推击着阿卜杜林的肩膀。没打中。阿卜杜林缩进了掩体，后悔不已，心想：“要是我能打死其中一个就好了。将来我被打死也算是扯平了。”在对方的死亡中，你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但很快，阿卜杜林就镇定下来，站起来，用自动步枪的瞄准镜朝战壕那边观察。还在那边！三个人背着稻草捆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奔跑，只是跑得更快，腿弯得更低了。

曼苏尔·阿卜杜林重新瞄准，这次很仔细，用准星跟随着最中间的那个，保持在前面一点，以补偿这个人的跑动和子弹飞行所需的提前量。

（题图为三个妇女在装配B-17重型轰炸机。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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