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大多数我们都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南大·守望者”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总是能听到有人说不喜欢汉娜·阿伦特，比如说她不是一个崇尚平等的人，她歧视黑人等等。估计看过《我想理解》，不喜欢她的人会接着罗列她的罪状——她还是一个迎合男权社会刻板印象的女人，她说女性发号施令起来可不好看。不过，喜欢汉娜·阿伦特的人，就好比我，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犀利而且深邃的女人；后来看到照片，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就会看到她率真的本性——像所有率真而且智慧的人一样，当他们率真时，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这很迷人。
本文摘自《与君特·高斯的电视访谈》，不是全文。
高斯：阿伦特女士，您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的书今年秋天在联邦共和国出版了。自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在美国一直是被热烈讨论的话题。特别是犹太人群体，有人对您的书提出了反对意见，您说这些异议部分是由于误解，部分是因为受操控的政治运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主要是因为您想要解决的一个疑问，即犹太人曾对大屠杀采取了消极默许的态度，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此受到指责，或者说不论如何，某些曾表示配合的犹太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几乎可以被视为共犯。且不管结论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中产生了许多关于汉娜·阿伦特的形象的问题。请允许我先说说这个：偶尔会有人指责您的这本书缺乏对犹太民族的爱，这是否会让您感到痛苦？阿伦特：首先，请允许我善意地指出，您当然也已经成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了。我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指责犹太人民缺乏抵抗意志。这样做的另有其人，就是艾希曼审判中以色列检察官办公室的豪斯纳先生。他对耶路撒冷的证人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我称这些问题是愚蠢又残酷的。高斯：我已经读了这本书。我知道这一点。只是人们对您的一些指责是基于一些段落的语调。阿伦特：嗯，这是另一件事。我没什么好反驳的。我也不想对此发表观点。如果人们认为只能用感伤的语调谈论这些事情……您看，有些人讨厌我说的一些话，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也就是说，我仍然可以笑着谈论它。但我真的认为艾希曼是个小丑，我告诉您。我读了他的警方审讯报告，三千六百页，我读得非常仔细。我不知道笑了多少次，但都是大声笑！人们反感我的这种反应。我对此无能为力。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假如我确定要死了，那我可能会在死前笑上三分钟。而他们说这就是我的语调。当然，这个语调主要是嘲弄。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语调才是人的反应。他们指责我可能是在谴责犹太人：这是一个恶意的宣传谎言，仅此而已。但是语调，这是对我这个人的异议。对此我无能为力。阿伦特：哦，很乐意。不然还能怎么做？我不能告诉人们：你们误解我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个、是那个！这很荒唐。高斯：联系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您的一份个人陈述上来。其中提道：“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无论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工人阶级或其他什么人。实际上，我只爱我的朋友，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其他的爱。”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对犹太人的爱会让我感到怀疑，因为我自己就是犹太人。”请允许我就此提几个问题。作为有政治行为能力的人，难道不需要与一个群体建立联系吗？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为爱？您不担心您的态度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果吗？阿伦特：不会。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才是政治上的无果。群体的归属首先是一种自然的既定事实。人们一出生就属于某个群体，总是如此。但您所说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群体归属，即让自己加入某一组织，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组织总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这意味着，能让人们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点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直接的个人关系，那种可以谈起爱的关系，最大程度上肯定存在于真正的爱中，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于友谊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直接表达自我，不依赖各自与世界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来自不同组织的人仍然可以成为私密朋友。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带到谈判桌上，我说得难听一点，那会是非常大的祸患。阿伦特：我认为它是非政治性的，我认为它是非世界性的。而且我真的认为这是非常大的灾难。我承认，犹太民族是非世界性的民族联盟的典范，它历经几千年而不衰。高斯：“世界”在您的术语表中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空间。阿伦特：我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也是政治性的。犹太教是一种民族宗教。但政治的概念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犹太民族在离散中遭受了失去世界的痛苦，这种失去感在归属于犹太民族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温暖，就像所有被抛弃的民族一样。这种情况在以色列建国后发生了变化。高斯：是否有什么东西随之消失了，而它们的消失让您感到悲哀？阿伦特：是的，人们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世界”这一点所展现出的犹太人的人性是非常美好的。您太年轻了，您完全没机会体验了。这曾是非常美好的：这种处在所有社会关系之外的状态，完全没有偏见的状态，我在我母亲身上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无偏见，她在对待犹太人群体时也是如此。当然，所有这些都遭受了重创。一个人要为解放付出代价。我曾在我的“莱辛演讲”中说过……阿伦特：是的，我那时候说：这种人性在解放的日子里，在自由的日子里，存活不了五分钟。您看，这也发生在我们身上。阿伦特：不想。我知道人们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但我不能说我喜欢付出代价。高斯：阿伦特女士，您通过政治哲学的预测或社会学分析获得见解，您是否对此很投入，觉得有责任公开您的见解？还是说，您认识到了允许隐瞒已知真相的原因？阿伦特：是的，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关于《艾希曼》的所有争论中，这基本上是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但直到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才出现。这是唯一严肃的问题。其他一切都只是宣传。那么就算世界毁灭，也要说出真理（fiat veritas pereat mundus）？这么说吧，《艾希曼》事实上并没有触及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谁的合法利益真正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只是人们这样相信罢了。高斯：而您必须公开讨论什么是合法的，您一定会这么做。阿伦特：是的，对。您是对的。什么是合法的仍然有待辩论。不过我对“合法”的理解可能与犹太组织不同。但现在让我们假设起作用的是真正的利益，这种利益我也认可。阿伦特：我是否会做这种事？会的！不过我可能会写出来……您看，有人问过我：如果您能预见这样那样的事，您难道不会用另一种方式写《艾希曼》？我回答说：不会。我本来就面临着写或不写的选择。人们可以选择缄口不言。阿伦特：人并不是总要开口的。但现在出现了以下情况：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在18世纪被称为“事实真理”（Tatsachenwahrheiten）的问题。毕竟它只关乎事实真理，而非意见。这么说吧，大学的历史科学是这些事实真理的守护者。阿伦特：对。它们崩塌了。它们接受了国家的指令。有人跟我说，某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某本关于“一战”起源的书：我不会让它毁掉我对那个振奋人心的时期的记忆！这就是一个不清楚自己身份的人。但这并不有趣。事实上，他是历史真理、事实真理的守护者。我们知道这些守护者有多重要，历史往往会被改写，而事实仍然不为人知。我们想往这个方向走吗？政府对此有兴趣吗？阿伦特：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吗？他们似乎自己都不相信有这个权利，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容忍大学存在。不过国家绝对也对真相感兴趣。我这里指的不是军事机密；那是另一回事。这么看吧，这些故事可以往前追溯大约二十年。为什么不该说出真相呢？阿伦特：有些人是这么说的，但也有人说，二十年后根本无法挖掘真相了。这意味着，无论怎样都有人急切地想要洗白自己。但这并不是合法的。阿伦特：我可能会说公正——很早就降临世界，当荷马……阿伦特：对！“当歌声对战败者缄默，那便让我为赫克托耳见证”，对吗？这就是荷马所做的。之后是希罗多德，他说：“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伟大事迹……”从这种精神中产生了所有的科学，甚至是现代科学，还有历史科学。如果一个人假装很爱他自己的人民，又不停地“谄媚”人民，那他就没有能力做到这种公正——嗯，那他什么也做不了。我认为，这种人民不是爱国者。高斯：阿伦特女士，您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论积极生活》——中得出结论，现代已经废止了公共精神，即政治至上的意识。您认为现代社会现象就在于大众的去根和弃置，而且在这个社会中，获胜的是那些在单纯的工作和消费过程中能够获得满足的人。我对此有两个问题。首先，这种哲学洞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经验，毕竟是个体经验启动了思维过程？阿伦特：我不相信没有个体经验还能有思维过程。所有的思考都是细细思虑，对事情的仔细思虑。不是吗？我生活在现代世界，我的经验自然来源于现代世界。顺便说一下，许多其他人也确认了这一点。您看，关于只工作、只消费的事情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它再次显示了“失去世界”的一面。人们不再关心世界的模样。阿伦特：现在这个空间比事物公开的空间还要大——这个公开空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必须看起来体面。当然，艺术也出现在其中。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出现在其中。您想想看，肯尼迪试图完全拓展公众的空间，他邀请诗人和其他无所事事之人到白宫。所有这些都可能被归入这个空间。然而，人们在工作和消费中的的确确被完全抛回自身。阿伦特：抛回生物性和自身。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与弃置的关联。一种特殊的弃置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了。我现在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个，不然就跑题太远了。而这种弃置就是被抛回自身，这样一来，消费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所有本来相关的活动。高斯：第二个问题就关于这个。您在《论积极生活》中得出的结论是，“面向世界的实际经验”——指的是最高政治级别的见解和经验——“正日渐退出普通人的生存经验范围”。您说，现在“行动的能力被束缚得更厉害”。这在实际政治中意味着什么，阿伦特女士？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所有公民的共同责任——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的国家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虚构？阿伦特：是的，我想稍微限制一下。您看，首先，不仅广大民众缺乏这种根据现实确定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缺失也存在于所有其他阶级中。我觉得可以说，即使是政治家也一样。政治家被包围了，被一支专家组成的军队团团围住。实际上，政治家和专家之间是存在行动这一问题的。毕竟，政治家必须做决定。而他几乎不能根据现实来做决定。他不可能知道一切。他必须从专家那里获取信息，而这些专家原则上总是各执一词。不是吗？每个明智的政治家都会听取相左的专家意见。因为他必须从不同方面来看待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他必须从中做出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一个极为神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精神得到了体现。现在，关于大众，我想说的是：只要人们聚集起来，不管多大规模，都会形成公共利益。阿伦特：公共领域也就形成了。美国仍然存在着这些自发形成的联盟，它们之后又会解散——托克维尔已经谈论过这种“协会”（associations）——在美国您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组织。现在，有些公共利益涉及某一特定群体、一个街区，甚至只是一栋房子，或一个城镇，或另外一些群体，然后这些人就会走到一起，他们有很好的能力公开对这些事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可以通观这些事件的全貌。这就是说，您的疑问只适用于最高级别的最重大决定。而且请您相信我，政治家和普通人之间从原则上来看并没有多大区别。高斯：阿伦特女士，您与您从前的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保持着密切关系，他是您永远的对话伙伴。您认为雅斯贝尔斯教授对您产生的最强烈的影响是什么？阿伦特：您看，无论雅斯贝尔斯行至何处，言至何处，那里都会被点亮。他有一种毫无保留的态度，一种信任，一种无条件的言说方式，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将自由的概念与理性结合起来，我刚到海德堡时对这个概念是非常陌生的。我对此一无所知，尽管我读过康德。可以说，我是在实践中看到了理性。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我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接受了教育。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想让他为我负责，但如果有哪个人成功地让我恢复了理性，那么肯定是他。而这种对话在今天当然是非常不同的。实际上，这是我在战后最强烈的体验。就是这些对话！人们可以这样说话！高斯：请允许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篇赞词中说：“人们从来都不是在孤独中获得人性，也不是通过把自己的工作移交公众来获得人性。只有把生命和自身付与‘公共领域的冒险’的人，才能获得人性。”这个“公共领域的冒险”——我再次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对汉娜·阿伦特来说在于何处？阿伦特：公共领域的冒险对我来说似乎很清晰：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而且是作为一个人暴露自己。即使我也认为，一个人不能以自我反思的形象在公共场合出现和行动，但我知道人在每一次行动中的表现方式都和其他行为不一样。演讲也是一种行动方式。这是其中一种冒险。第二种冒险是，我们开始做一些事情，我们将自己编入一张关系网。我们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只能完全寄希望于这种观点：主啊，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适用于所有行动，确凿无疑，因为人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种冒险。而现在我想说的是，这种冒险只有在信任他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要信任所有人的人性——这种信任尽管很难准确把握，却是最根本的。没有其他办法。小鸟文学是个独立 App，它的表达在不停变化，认识它的人都有不同的机缘。此前你可能会从各种短篇小说、长篇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或者和它的前身《好奇心日报》的联系认识到它，如今它还在持续作出调整。不过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又不会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