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大多数我们都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理想国”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读达格·索尔斯塔的小说像仰面躺在水上，句子像浪一样推动着你，有力量却不着痕迹，你在不动声色中行至深处。上一本书《第11部小说，第18本书》是这样，《安德森教授的夜晚》也是。后者是两部中篇的合集，除了与书同名的那篇，还有《羞涩与尊严》。
达格·索尔斯塔是挪威人，他的小说除了地名的部分并没有什么北欧痕迹，场景似乎置换到东京也没什么问题（但你会觉得非常城市化且中产）。在这种无标识的描述里，索尔斯塔从世俗画面悄悄滑入主人公的内心：通常是一个中年人，孤独、敏感、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乃至自己的存在充满怀疑。
如果说“中年危机”通常是说一个人从世俗中惊醒过来试图抓住最后的清醒挽回自我的话，索尔斯塔要走得更远一些。他的存在主义思考投射到了整个现代社会结构性的困局里。正如这本书的封底所言，“二十世纪真正的现代性是一场没有终结的决赛。换句话说，这就是我的人生。”
他对欲望、选择和精神困境毫不留情的观察，让你会庆幸自己还好可以做个读者，可以在纸面上先行领悟这一切，否则轮到自己的时候，你不知道会不会比索尔斯塔的主人公活得更坚持一些。就在这些表面波澜不惊的内心颠覆之下，叙述结束了。
我们选取了《羞涩与尊严》的开头部分，发布如下：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教师，轻微有点嗜酒，每天早上，他和自己体态稍嫌臃肿的太太共进早餐。在这个秋日，十月里的一个星期一，他坐在早餐桌前，头有些胀痛，他还不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一天。和每天早上一样，他小心翼翼穿上干净光洁的衬衣，似乎这样就能减轻他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诸多框架里那些无法摆脱的不适感。在静默中他吃完早餐，望着窗外的雅各布街，这些年来他曾无数次像这样望向这条街。这是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他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是晦暗沉重的一天，铅灰色的天空，零星的云朵像黑纱一样飘过。如果下雨也不奇怪，他想，拿起他的折叠伞。他把伞、头疼药片和几本书一起放进了公文包里。他亲切地与妻子道别，语气里的真心实意，与他自己的暴躁和妻子疲惫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十二万分不情愿地打起精神，说一句情意绵绵的“再见”，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多年来他们朝夕相伴，理应感情深厚，虽然他现在基本上只能感受到这种感情的余温，但每天清晨他都必须通过这一句愉悦的、简单的“再见”向她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相信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他们也都知道这与事实完全不相符，但为了体面起见，他觉得有必要强迫自己达到足够高的境界，以便作出这一姿态，特别是因为随后他会得到一句同样语调自然而真切的道别，这使得他内心的烦乱不安得以减缓，这是他必不可少的。他步行去的学校，法格博格高级中学离他的住处走路只需七八分钟。前一天晚上喝了啤酒和阿克威特烈酒，他的脑袋沉甸甸的，心里有点烦躁不安，啤酒的量很合适，烈酒有点多了，他想道。这过量了的阿克威特现在就紧箍在他的额头上，像一条锁链。到了学校，他径直走进办公室，放下公文包，把书本拿出来，取出一粒头疼药片，向那些已上完了一节课的同事们简单自然地打了个招呼，接着他自己的课时到了。他走进教室，把门在身后关上，在安放于高处讲台上的教师课桌后坐下来，背后是占据了大半个长墙的黑板。黑板和粉笔，还有泡沫板擦。在这所学校执教的二十五年的光阴。当他步入教室的时候，学生们匆忙坐回自己的课桌前。面前这二十九个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望向他，他向他们问候，他们也向他问候。他们把耳塞从耳朵里取下来，放进衣服口袋里。他请他们把学校发的教材《野鸭》拿出来。他们的敌意让他又是心下一惊。但他不加理睬，随他们去，他要讲授课程，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他能感受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身体里投出的巨大反感。就每个人来说，他们可能个个都是愉快可爱的年轻人，但当他们聚在一处，就像现在这样坐在座位上，就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对抗情绪，一致指向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都按他说的话去做了。他们没有拒绝把《野鸭》的教材拿出来放在自己的课桌上。他也同样把教材放在自己面前。亨利克·易卜生的《野鸭》。这部著名的戏剧是易卜生1884年在他五十六岁时写成的。这个班已经学习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才学到第四幕的一半，这就是他们的进度，他想。睡意昏沉的星期一的上午，法格博格高级中学一个毕业班两节连堂的挪威语课。窗外天色昏沉。他坐在他所谓的讲台后面。学生们的鼻子眼睛凑近书本。有些人几乎是趴伏在课桌上，而不是坐在桌前，这让他很恼火，但也懒得理会。他开始讲课，从第四幕的中间开始。索比太太出现在艾克达尔的家中，她宣布她将同批发商威利结婚，在场的还有艾克达尔的房客瑞凌医生，他开始读起来（他自己读的，有时为了做做样子他会让一个学生来读，但他更喜欢自己读）：“瑞凌（声音微微颤抖）：这话靠不住吧？索比太太：瑞凌，靠得住。”他这样念着，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因为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新思路，是他以前研究《野鸭》时从未注意过的东西。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给高中毕业班十八岁的年轻人讲授亨利克·易卜生的这部戏剧，他始终搞不明白这个瑞凌医生。他不是很理解瑞凌在这部剧中的意义。在他看来，他的作用就是对剧中其他人物、甚至整部剧的本质进行了一番基本的、不加修饰的陈述。他认为瑞凌就像是易卜生的传声筒，他不理解为什么有这种必要。事实上他一直认为瑞凌医生这个角色削弱了这部作品。易卜生为什么需要一个“传声筒”呢？这部作品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吗？但这里，就在这里蕴含着某种不可言传的意味。亨利克·易卜生触碰了他的配角瑞凌医生，让他用颤抖的嗓音—在插入语里—问索比太太她是否真的要同这个有钱有势的批发商威利结婚。有那么一瞬间，亨利克·易卜生把原本只会冷嘲热讽的瑞凌推入了剧中。他在这里被自己悲惨的命运所禁锢，在索比太太的两次婚姻里（先是索比老医生，现在是批发商威利），他始终是一个失败的仰慕者，在这短暂的瞬间，舞台上定格的正是他的命运，而不是其他。属于小人物的瞬间。此前此后他都还是一样，还是那个妙语连珠的人，他贡献了挪威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台词之一：“如果你剥夺了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幻想，那你同时就剥夺了他的幸福。”现在他开始给学生们布置功课，他们一些人坐在座位上，一些人趴伏在桌上。他请他们把书翻回到剧本的第三幕，瑞凌医生第一次在那里出现，念着剧里的台词，然后往前翻到第四幕的结尾处（他料想学生们对全剧都已经了解，虽然他们只学到第四幕的中间部分，但他们刚开始时最早的作业是通读全剧，他假定他们已经完成了，不管完成得如何，是自己单独完成，还是分组共同完成。在昨天醉酒全身颤抖之后，他没有理由在课堂上扮演警察的角色，他这么想着，在心里轻轻一笑），瑞凌医生就在这里说出了关于生活幻想的不朽的经典台词。他说：你们可以看到，瑞凌医生一直在喋喋不休，只除了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现在他出现在剧情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学生们照他说的话做，先把书页往后翻，再往前翻，返回原来的位置，那个瑞凌医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剧情里的地方。他们打哈欠了吗？不，他们没打哈欠，为什么要打哈欠呢，这又不是什么激烈到非打哈欠不可的示威活动，这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法格博格高中毕业班的一堂极为普通的挪威语课。现在他们坐在这里，听老师讲解他们挪威语期末考试的指定教材，戏剧《野鸭》，这个名字取自一只暗黑阁楼里的野鸭。一些人看着书本，一些人看着他，一些人望着窗外。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师继续讲着这个虚构人物瑞凌医生，说他在易卜生的戏剧里说过一句经典台词，说他在这里被自己悲惨的命运所禁锢。对他来说是悲伤凄惨，对我们其他人则近乎荒谬，特别是如果我们让他用瑞凌医生那种嘲讽的方式来表述的话。但是，他补充了一句，用手指向全班，下面有几个人被惊得一怔，他们不喜欢被人这样指着，假如没有这一幕，会发生什么呢？什么也不会发生。这部戏剧还是会跟之前一模一样，除了没有瑞凌那颤抖的一刻。因为这纯属多余，它丝毫未影响剧情的进展，如我们所见，也没有改变瑞凌医生这个人物。在那一刻之前和之后，他还是同样的性格，在剧中还是同样的作用。我们知道这部剧是大师亨利克·易卜生的作品，人物和场景都是精心设计的，不会留下一丝例外，那我们就得问了：为什么易卜生会安排这样一个多余的场景，让瑞凌医生在这里念一句“声音微微颤抖”的台词，然后突然被命运拉进剧情中？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既然这场戏是多余的，是一个实际上的赘笔，那么原因就只能是亨利克·易卜生想要展示这个虚构的小人物瑞凌医生，给他一个出色的亮相。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时学校的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立刻脊背一挺，振作精神，合上《野鸭》的教材书页，站起身来，安静地若无其事地经过老师身边走出教室，谁也没有朝他瞅一眼，一个人也没有，现在唯一坐在椅子上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的问题刚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为此他窝了一肚子的火。他想，十年前，他也会站起来的时候，他们至少会等他把话说完。可现在，学校的铃声刚一响，他们就合上书本离开教室，走得理直气壮，因为毫无疑问，学校的下课铃声就是授课结束的标志。是铃声来决定一切，这些规则就是对上下课的制约。要是他说他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课程，他们就会说，要遵守规则，镇定自若，理直气壮。他们会看着他并且质问：如果是由你而不是铃声来决定下课时间，那我们为什么要打铃呢？他想他们一定会这么说的。他想指出，学校的打铃只是一种提醒，以防老师们上课时过于投入而忘记了时间和地点，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他向办公室走去，心里有点恼火，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跟他们一样盼望着休息。他确实需要休息，因为他很累了，在这之前以及之后几乎一刻不停地讲了将近四十五分钟。他需要一杯水和一片头疼药。他站在水龙头跟前，在杯里灌满凉水，掏出药片，把它吞下去，心想，这可真是，我现在的感觉一定跟瑞凌医生在整部剧里的感受一样，胀痛的头，微微颤栗的身体，精神和四肢都有点疲惫，是的，他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走来走去，说着那些半优雅的台词（是的，他承认他是这样看待这些台词的），至少其中还有些不朽的金句，想到这里他不禁自嘲一笑。他在办公室那张巨大的桌子旁边自己的固定位置上坐了下来，和同事们聊了几句周末的球赛，诸如此类。教师们都是来自挪威不同的地域，当然有各自的喜好，前两个赛区的每支球队都至少有一名狂热的追随者，周末获胜的一方也从不吝于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他自己支持的球队是第三赛区的第一名，每年都有希望晋升第二赛区，但当有人问起时，即使大部分是出于礼貌和同情，他也无话可说。（那些女同事不参加这类讨论，当然她们也坐在同一张桌边，男同事们的身旁，但她们在织毛线，他通常带着一点坏笑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然后又回到了教室。为什么易卜生给他的传声筒这种特殊待遇呢？最后几个学生还没有进教室，关上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就开始提问了。我不明白，这看上去完全没有必要，是自相矛盾，几乎像是个蹩脚的戏剧构想，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瑞凌医生在这整部剧里究竟是不是易卜生的传声筒。瑞凌医生作为他的传声筒的作用之一，是不让格瑞格斯·威利轻易地得以逃脱。但格瑞格斯·威利真的就这样轻易逃脱了吗？是他请求海特维格做出牺牲，枪杀了那只野鸭，并因此导致悲剧发生。他引发了这场悲剧，同时又对雅尔马·艾克达尔因此而在道德上有所成长一事耿耿于怀。格瑞格斯·威利就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这理由难道还不充分吗？够了，我们相信不需要什么瑞凌医生，格瑞格斯·威利的行为也将受到谴责。那么瑞凌医生作为配角的作用是什么呢？—甚至易卜生还毫无必要地让那颤抖的一刻定格在了舞台上。假如我们睁大眼睛，在阅读时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这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需要瑞凌医生出现呢？答案一目了然。最后一幕接近收尾时，瑞凌医生的出现就是必要的。他请学生把书往后翻，他们照做了，有的书页翻得飞快，有的动作慢吞吞，所有人都坐在挪威学校教室特有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柔和光线里。他自己也把书页往后翻到暗黑阁楼里的枪声那一幕。再往后人们发现是海特维格开了枪，子弹打到了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她听从了格瑞格斯·威利的请求，要去阁楼那里杀死那只受伤的野鸭，却在黑暗的摸索中误伤了自己？一个可怕的意外，一场深重的悲剧，是吗？不，不是什么误伤，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把枪径直对准自己，扣响了扳机。为了体现这一点，也为了把这一幕从一个普通的意外提升为一场震撼人心的悲剧，易卜生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角色对情况加以证实。换句话说，易卜生需要一位医生。瑞凌医生，他激动地拍着桌子叫道。学生们被吓了一跳，有几个困惑地看着他，还有几个甚至皱起了眉毛，他注意到了。易卜生需要瑞凌医生作为天然的官方代言人和事实的见证者，于是他可以这样写道：“瑞凌医生（走近格瑞格斯，向他）说：谁说手枪是偶然走了火我都不信。格瑞格斯（站着吓傻了，浑身抽动）：谁知道这场大祸是怎么惹出来的？瑞凌医生：火药烧焦了她胸前的衣服，她一定是先把手枪贴紧了胸膛才开的枪。格瑞格斯：海特维格不算白死。难道你没看见悲哀解放了雅尔马性格中的高贵品质吗？”这里，也只有这里，才需要瑞凌医生。因为这个场景，他才出现在剧中。但在戏剧的结尾，当易卜生需要一个医生，需要瑞凌时，他不可能凭空出现，他必须事先向我们介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认为他作为“易卜生的传声筒”在剧里进进出出。但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在一直不停地解说评论这部戏剧。他评论剧里这些表演者的人物性格特征，也说及发生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易卜生已经把他作为一个评论者嵌进了自己的戏剧。那么瑞凌医生又是如何评论的呢？它们都明确指向同一个方向。某某是个蠢货，某某一辈子都是个笨蛋，某某是幼稚的猪脑子，某某是个傲慢得让人受不了的“富二代”，有种病态的正义感。全都是直白的嘲讽，堪称平庸。请注意，在易卜生的戏剧上演时，这些平庸的事实就会落到剧中人物的身上。瑞凌医生把整部剧带到了沟里。瑞凌医生远不是易卜生的传声筒，他是这部剧的敌人，他所说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毁掉它，毁掉亨利克·易卜生写的这部剧。雅尔马·艾克达尔是个被骗的傻瓜，不用搭理他和他的家人就好了。然而格瑞格斯·威利并没有放过他，瑞凌医生说格瑞格斯·威利也是一个傻瓜，用我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病态的自我陶醉，他补充了一句，带着一点羞涩的微笑坐在讲桌前。格瑞格斯·威利能够设法制造出的一切，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本应避免的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这个家里的女儿，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自杀了，雅尔马·艾克达尔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傻瓜，而被揭穿的格瑞格斯·威利，正如意料之中，他像一条冷血的鱼，一直对“大海深处”垂涎欲滴，他补充道，几乎要为自己和自己说出的话感到吃惊，因此，当海特维格死去时，他只能想到雅尔马·艾克达尔能否真正有尊严地承受悲伤。老实说，这是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吗？！他喊叫起来，几个学生再度投来责难的目光，其他人有一半趴伏在桌上，一半坐在桌前，表情镇定，昏昏欲睡。假如瑞凌医生是对的，那就是不值得的，他把声音降下来，而瑞凌医生是绝对无比的正确，正如每个人所见，就连易卜生本人也不能否认，瑞凌医生所表达的“意见”，就是他自己对笔下人物的看法。但易卜生依旧写下去，因为有一些瑞凌医生不应当看到的东西，为此这位五十六岁的知名戏剧大师继续写下去。瑞凌医生是亨利克·易卜生的对立面。这是瑞凌医生和易卜生医生的较量。亨利克·易卜生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他给予了瑞凌医生一切，是的，甚至让他说了最后一句话，他一边解读，一边挥动双手。为什么？他紧跟着问出来，同时让自己镇定下来。对，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这是瑞凌医生和易卜生医生的较量，但瑞凌医生是易卜生医生发明或者说是他创造出来的。瑞凌医生不存在于别的地方，他只存在于易卜生医生在纸上写下“瑞凌医生”的这一刻，并让他带着几分讲究揭穿那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这些真相几乎可以撕裂整部戏剧。易卜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他问道，朝下面的课堂望过去，没有收到任何鼓励的反馈，相反地，学生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另一类意见，通过各种不同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不可捉摸的对立的实体，这让他再一次意识到，坐在这里沉浸于有关《野鸭》和剧中的配角瑞凌医生的讲解，是一种折磨。小鸟文学是个独立 App，它的表达在不停变化，认识它的人都有不同的机缘。此前你可能会从各种短篇小说、长篇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或者和它的前身《好奇心日报》的联系认识到它，如今它还在持续作出调整。不过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又不会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