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文学的新书推荐将分别按照“谈话与思想”、“非虚构与历史”、“新知”和“52种小说”这四个栏目来推荐新近值得一读的作品。大多数我们都会给出一点读后感。顺祝阅读愉快。
本文已经得到“理想国”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
本吉·沃特豪斯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有一次他坐上昂贵的英国大黑出租，司机知道他的职业之后问：“那么，你为什么会想给疯子治病？”
“其实，老哥，现在正确的说法是‘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
司机很不满意，“政治正确已经疯了。”
“我不是卖弄学问，”医生说，“严格说应该是‘政治正确已经成了精神疾病’。”
司机做了最后的努力：“那你为什么想给有精神疾病的疯子治病？”
本吉·沃特豪斯写这本书，其实和这个司机问的内容一样，他也想给别人的误解，自己的疑惑做一个大型整理（和吐槽）。他质疑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为什么不能为病人的处境提供人性化地解决方案，而总是用大量药片来对付症状；什么时候应该判断人需要精神干预，又或者他们仅仅遇到了一些临时生活状况？医疗系统所谓的精神健康标准，一定是合理的吗？
他面对的是不可见的敌人，“心魔”，他要处理的是实打实的社会问题（床位又没有了但病人情况紧急）。沃特豪斯拿自己和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吐槽开涮起来是下得了狠手的。你全程能看到他对自己那个系统的嘲讽。这很英国。
年底了，读这本书蛮开心的。不是因为你会看到那么多人各有各的问题。
我们摘录了其中一章，分享如下：
一名接待员把脑袋探进格利克大夫光秃秃的办公室 ：“你两点钟的病人刚取消预约，说他房子跑水了。”说完就没影了。“好的，本。”格利克大夫难掩喜悦地说，“我正好处理几封邮件。”她打开收件箱，我记得里面还有 6 万封没读。在黄水仙病房工作几个月后，她让我观摩了几次她的门诊。我手脚变麻利了，每天都要接待新入院的病人，记录他们的病史，给他们做精神状态检查（MSE，好比心灵的车辆年检），还要查体并验血以排除任何器质性病变。接着我会选择一个诊断名目，将合适的“聚类”输入系统，这实际就是将范围广大的人类体验化约为一个简单代码，其中包含一个字母和若干数字，然后格利克大夫就可以开展治疗了。病人如同加工线上的水果，区别是水果上贴的是“苹果”“橘子”“香蕉”等小标签，而我们这里的畅销货是精神分裂、双相、抑郁，以及情绪不稳定型人格障碍。格利克大夫教导我，窍门是看有没有关键症状，比如心境低落还是高涨，有无幻视幻听，有无被害妄想或夸大妄想。还有不能陷进病人的所谓“个人病史”，其实就是他们的人生经历。现在的我，值夜班时能更自信地独自评估病人了。我越来越善于用创造性的办法将患者拒之门外，以此取悦上级，什么邮政编码错误啦，身体太差不能住精神病房啦，病人可能“只是”有人格障碍啦，还有病人只是像有精神疾病其实是在吸毒酗酒啦，等等。我只收到过一封住院部主任医师写来的粗鲁邮件，指责我“不恰当地”收治了一个流浪汉，此人谈吐完全正常，只是我不忍心半夜 1 点把他踢到大街上。不过我迄今最大的成就，是不久前说了一个段子，差一点把布莱欣都逗乐了。我还和我们病房的食堂阿姨建立了良好关系。也许是出于健康、安全或保险的考虑，医院里每年要浪费 6000 吨没人碰过的饭菜，不准医护去吃。而我来之后，病人午餐的剩饭菜就不再统统丢掉了 ：我说服了食堂阿姨将装满食物的外卖盒小心地堆进一只干净垃圾袋，等我有空的时候来大快朵颐。有时她们会在离开病房时冲我挤个眼，就好像我们是电影《十一罗汉》中的人物，正在盗窃赌场金库。我一天中的高光时刻，往往就是享用一顿免费的“垃圾桶午餐”，一气吃下四块蔬菜馅饼、土豆泥、豆子、海绵蛋糕和巧克力酱，或是当天菜单上的任何东西。这种对于粮食的悍然浪费，外加医院里开到最大无法关掉的暖气，使我对气候变化无法感到安心 ：洪水、干旱和野火等自然灾害已经是新闻中的常客，我们这儿还在这么糟蹋。不过我或许不必担忧 NHS 的环境足迹—为了兑现某个“绿色计划”的承诺，我们这个信托刚在它的电子邮件页脚里加了一片叶子。看到格利克大夫在她的电邮中艰难跋涉，我趁机从外衣口袋中掏出《牛津临床精神病学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Psy chi atry）研读起来，它的书页已经很破旧，页角也打了卷。她眉毛一挑，手上打字不停 ：“我还是指望你跟电影学吧。”我们这里和英国其他医院一样，采用的都是 ICD–10，即“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它给每一种病症包括精神疾病都编了码。所有疾病都收录在内 ：糖尿病、精神分裂、肺源性心脏病，全部编成了字母加数字的代码。其中所有精神与行为障碍的代码都以字母 F 开头，叫人不知是不是代表 fuck 那个脏字。** 不要将其与所谓的“精神科圣经”，即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DSM）混淆。一些精神科医师会根据在临床实践中看到的现象，率先将各种病症录入此书。1952 年的 DSM–1 收录了 106 种障碍，到今天的 DSM–5 已经膨胀到了 400 多种，宛如某种“沃尔玛商品名录”，刊登着人类精神痛苦的所有品牌。使人略微警觉的是，最新一版的编写者中，69％都与制药公司有经济往来。这也意味着，在接待一个病人后，我绝不能单单写下“抑郁”。我还要断定他是轻度抑郁发作（F32.0）、中度抑郁发作（F32.1）、无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F32.2）、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F32.3）、非典型抑郁（F32.8）、未特指的抑郁发作（F32.9），还是复发性抑郁障碍（F33）。在医学院念书时，我曾经纳闷为什么现代医学坚持采用这套技术性极强的语汇，非要把病人哄得晕头转向才行，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正是这套语汇的功能之一。当医生下的诊断是“同步膈肌颤振”而非“打嗝”，我们就更容易对他肃然起敬。“我们能快速复习一下治疗方法吗？”我试探性地问道。格利克大夫按下鼠标，电脑“嗖”一声寄出了邮件，然后她转过身看我。一封处理了，还有 59999 封。“抑郁发作。临床抑郁症的首要疗法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简称 SSRI。研究认为它们的起效机制是纠正脑内的化学失衡。”我心说很有道理，于是老实记下了她说的这种机制 ：“我如果在社区工作，有权给病人开 SSRI 吗？”“你是医生，开药是你的职责。”她说，“如果不能开药，你比心理咨询师又强在哪儿？”我还没意识到，心理咨询师与精神科医生双方还处于对战状态。语言对战化学武器。我妈对战我。“这个拿去。”格利克大夫从第一格抽屉里取出一件东西递给了我，“之后的工作肯定得用上。”收到我自己的精神科处方笺是一个重大时刻，就像第一次在脖子上挂上听诊器，或者在你的银行卡上看到“博士”字样。我翻着处方笺的一张张薄页微笑起来。处方单是绿色的，是生命和成长的颜色，也是漫画里钞票的颜色。
我照着吩咐出去叫了“两点半的病人”，他叫安东，是一名22 岁的艺术研究生，全科医生把他转来时附了一份症状清单—医生能提前知道症状总是开心的。这也是为什么病人绝不应该在谷歌上搜症状—那样会使医生的工作成为重复劳动。安东坐在候诊室里，肩膀前扣，头也用帽子盖着。我叫出他的名字，他在过道里拖着磨损的匡威运动鞋慢吞吞走了过来。到了格利克大夫的诊察室里，安东褪下黑色连帽衫的帽兜，露出染成粉色的头发，此时已经显出了新发根。安东说他对工作丧失了兴趣，对其他事也打不起精神。他还刚刚和男朋友分了手。“我前几天又见了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他主动说起来，“可是接着我就明白，就像坐在一列停靠站台的火车上，满以为是自己在前进，但忽然意识到是边上那列车在动。”格利克大夫点点头，没空理他的比喻。“你现在感觉如何？觉睡得着吗？有没有开心的事情？”“也不怎么吃。倒是想过喝一升漂白剂。但大概不会真喝。”“知道了。”格利克大夫伸手拿出处方笺，“这些药要每天吃，两周后来复诊。本会带你出去的。”等我回到诊室，格利克大夫边在电脑上打字记录，边问我会怎么诊断。换作不久以前，安东还会被诊断为“同性恋”，接受厌恶疗法甚至化学阉割。感谢时代进步，1973 年“同性恋”从 DSM中删除了，但这仍在令人不安地提醒我们，我们在精神病学中使用的词汇并不完全是硬科学。“因为病人有两项核心症状，还有一些生理症状。典型的表现是普遍的心境低落，睡眠困难，注意力涣散，丧失乐趣，丧失胃口，有自杀意念并考虑过手段。这些都已经持续了两周以上。”我将课本上现学的东西原样“吐”出。“用一种 SSRI，比如你开给他的 20 毫克氟西汀。”“那就增加剂量。如果加到了最大剂量仍不好转就另换一类抗抑郁药，或者根据指南增加米氮平或文拉法辛。”“很好。”她说。这句来自老板的稀有称赞令我自豪 ：我终于开始慢慢掌握精神病学的诀窍了。不 过 我 的 内 心 有 一 部 分 仍 在 怀 疑 ：安 东 真 是 脑 子 出 了 故障，还是仅仅在经历爱情天然的起起落落？他这样子显然就是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英文考试里莎士比亚对爱情的描写，要不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患有未经诊断的重度抑郁症，代码F32.2 ？就在这时，接待员的头再度从门口探了进来。我们的“3 点钟”已经在等了。有时候人生本身就够复杂了。我说了句“没什么”，然后出门去领下一个病人。
两周后的礼拜五，病房里安静得出奇，我又趁机到诊室观摩格利克大夫接诊。这一次，安东的脑袋在候诊室抬得高高的，和我对上视线后，他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感觉怎么样，安东？”诊察室里，格利克大夫手握着笔问道。“我现在挺好，比之前好多了，谢谢。又睡得着，吃得下了。想法也积极多了。”他听了大笑，想到两周前自己的滑稽样子直摇头 ：“那东西我都倒进下水道了。”“太好了。”格利克大夫说。她和我对视一眼，让我感觉这场胜利是我俩共同创造的—事实当然是，药物占了最大功劳。“好了，我看我们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接下来给你转回你的全科医生那里。我会要他继续给你开药的。”我陪着这位心满意足的客户回到过道，感谢他允许我观摩这次问诊。“我学到了很多。SSRI 对你这么有效可真好。”我夸张地说。“抱歉，我是说抗抑郁药，就是格利克大夫开给你的那些。”或许是相仿的年纪使安东对我格外信任，又或许是两个男人之间较少拘束，抑或是在格利克大夫那间传送带似的诊室里，他根本没有机会说出心声。“大概是因为我和前任复合了吧。”他说着咧嘴笑了。接着他走出医院的玻璃大门，去和外面抽着卷烟的男朋友团聚。我目送他们手牵手离开，想起了我向来不太明白的那句伏尔泰的话 ：“医学的技艺就是取悦病人 ；大自然会治疗疾病。”** 说起来，许多精神疾病都有“复发和好转”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会来了又去。有个统计学概念叫“均值回归”，就是平均而言，出现某些异常的病人往往会自行好转。比如，帕斯特纳克（Posternak）发现，即使不做治疗，85％的重性抑郁也会在一年内消失。因此，如果在这段时间里引入某种药物（并且真的服下），就会使人错误地断定是治疗产生了效果。这有点像玛雅人献上人祭取悦众神，却不知即使他们不把那可怜的活人剖腹取心，太阳也会照常升起。回到办公室，格利克大夫正在打转诊通知书给安东的全科医生。“本，你来说说氟西汀在安东脑内的作用机制？”“呃，其实……”我刚开了个头，她的脸就沉了下去。我看得出她在忧虑 ：或许这个病例并不像我们打发的这么简单？我不想节外生枝，加上我还需要格利克大夫签我合格，让我能进入下一年的培训。反正安东已经好转，至于为什么好转我想并不重要。“他的心境改善可能是因为突触内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增加了，主要是 5– 羟色胺。”这么回复肯定比“他和男朋友复合了”听起来像样。“很好，沃特豪斯医生。”她恢复了镇定，“你的谈吐越来越像一名真正的精神科医生了。”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心底积压的想法纷纷涌了上来。我记起念医学院的时候，我告诉过一位心脏病学教授我想当精神科医生，他说 ：“你想当个挂着听诊器的社工？”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在极短的职业生涯中也见了许多病人，他们的状况，除了用所谓“精神疾病”来解释，也可以说是生活遇到了难题。安东的难题是与恋人分手，其他人是工作压力、贫困、反社会的邻居、糟糕的住房、亲人去世、孤独、没有机会或目的或希望，或是缺乏充实生活的必需要素。有时我也怀疑，那些听起来医学味十足、我被迫要输入无数张表格的诊断、聚类和代码，能不能老老实实地替换成“NFI”（no fucking idea，鬼知道）、“SLS”（shit-life syndrome，日子糟糕 综 合 征 ） 或 者“PNA”（pretty normal actually， 特 别 正 常 ）。但没人有时间去探究别人的生活，社保体系已经跌落神坛，无力改善民生，更周到的治疗轻易也无法获得，我又怎能苛责不堪重负的全科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们感到必须“做点什么”，然后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开出一张 SSRI 处方，这不是很自然吗？我到家时收到了纳菲莎的一条消息 ：“还活着吗，还是被病人用一杯热巧克力烫死了？”糟糕，我白天说好了下班要去和几个规培医生到酒吧碰头的。我回了条消息向她道歉，并保证下次一定去。我对自己选中的这门专业产生了根本的信仰危机，怀疑自己是否铸成了大错。我生怕自己成为又一个“野蛮”的精神病医生，站到历史错误的一边。而我今日份的忧虑，是有时候精神病学是否错误地将日常生活当成了需要自己治疗的疾病？我在手机上寻找着能够完美涵盖这一切的表情符号。但是我终于放弃，只回了一个绷紧的肱二头肌过去。小鸟文学是个独立 App，它的表达在不停变化，认识它的人都有不同的机缘。此前你可能会从各种短篇小说、长篇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或者和它的前身《好奇心日报》的联系认识到它，如今它还在持续作出调整。不过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又不会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