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坏人更糟的监狱实在太多，但还有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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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经济学人5月27日，黄维德编译

“想要来杯咖啡吗？”在这个冷冽的早晨、在前往巴斯托（位于挪威的监狱岛）的渡船上，两位魁梧的渡船人员用热饮招呼来访的记者。记者问他们是不是当地渡船公司的员工，他们答道：“不，我们是囚犯。”其中一人因为谋杀未遂服刑14年，另一人则是因为“毒品及暴力”服刑9年。渡船已经停靠于码头，附近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可以轻易逃脱，但都没有这么做。巴斯托几乎没有人尝试逃狱。

“世界上最友善的监狱”在挪威

它被称作“世上最友善的监狱”，但这个说法也完全错失了重点。房间相当舒适，囚犯可以在岛上各处漫游，但巴斯托最不寻常的地方，并不是将囚犯视为人，而是将他们视为成人。

其他地方的监狱，会避免让囚犯拿到任何能制成武器的金属。巴斯托的囚犯则能拿着鎯头、斧头和电锯四处走动；他们砍树制成家具、种植蔬菜、饲养牲口。简言之，囚犯得照顾自己；如果他们不好好管理森林，森林就会覆盖整座岛屿，如果他们不照料田地，作物就会死光。

囚犯一开始并不会在巴斯托服刑。他们得先在传统监狱中服刑，然后申请移监、说服主管机关他们希望能改过自新。

巴斯托的典狱长埃贝哈特（Tom Eberhardt）表示，一般的监狱是把囚犯当成小孩对待，“他们一天只下3或4个决定，例如何时去上厕所等。”而在巴斯托，他们得做出的决策，数量几乎于自由之时相当。巴斯托希望能借由教导囚犯负起责任，以“创造芳邻”。

挪威的再犯率相当低，出狱2年后，只有20%的犯人会再次犯罪。相反地，针对美国29个州进行的研究发现，再犯率几乎是挪威的2倍。此外，挪威只有重犯才会坐牢，而重犯的再犯率通常会比较高，挪威的监禁率为10万分之74，约为美国的1/10。

巴斯托的气氛会让来访的人大为惊讶。

为何警备如此宽松？高压电网和握有散弹枪的警卫在哪里？在内华达印地安泉的监狱，笔者被告知不要穿蓝色，因为那是囚服的颜色；新闻官解释道，出问题的机会不大，但如果真的发生，你不会希望武装警卫误把你当成暴动的囚犯。

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观察，“在进过那个国家的监狱之前，没有人能真正了解那个国家。”本文想提出不同的看法：即使全球各地的监狱在最近几十年里已有所改善，它们仍旧无法有效减低犯罪或减少犯罪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前英国内政大臣赫德（Douglas Hurd）曾言，“监狱是种让坏人更糟的昂贵手段”。符合如此描述的监狱，实在太多。

刑事政策研究所的沃姆斯利（Roy Walmsley）表示，全球至少有1,030万名囚犯；这是某个时间点的人数，每年都会有更多人进出监狱，也有更多人处于假释和缓刑。这个总数不含北韩和厄立垂亚的囚犯，两国都有大型监狱，但没有公开资料。它也低估了中国的囚犯人数，因为中国近期并未公开等待审判的监禁人数。

2000年至今，全球囚犯人数上升20%，稍高于总人口成长（18%）。此趋势掩盖了巨大的区域性变动；南美、东南亚和中东的囚犯人数激增（145%、75%和75%），欧洲则下滑了21%。同一期间，全球的犯罪亦呈现下滑。

许多监狱有如地狱，有时也是刻意如此；在叙利亚的监狱里，异议者会遭受殴打、电击等折磨。比较常见的情况则是，监狱的环境极为恶劣，是因为囚犯人数过多且管理不善，因此，比较凶狠的囚犯（和警卫）可以恣意行事。

举例来说，在部分巴西监狱，警卫人数极为不足，因此他们只负责巡逻监狱外围，让黑帮老大负责内部的秩序；囚犯可以透过手机，自由地管理他们的毒品帝国。

全球超过千万人入狱，监狱人满为患

全球而言，监狱人满为患有如常态。毕竟，盖监狱需要钱，让囚犯好过一些也拿不到多少选票。国际刑法改革组织最新的年度全球监狱趋势报告指出，在198个有资料的国家中，58%的监狱容量超过100%，约40%的国家超过120%，26%超过150%。

美国的监禁率远超过其他富有国家，但近期趋势是走向宽容。美国成人的囚禁率，从2008年的高点每百人就有1人，降至2015年的每115人有1人。几个州试图寻找监禁非暴力犯罪者的替代方案，除了节省经费外，也因为它们认定，把太多人关进监狱太久，对公共安全并没有太大帮助。肯塔基司法部长提利（John Tilley）表示，“肯塔基的监狱满是让我们生气的人，而不是我们害怕的人。”

川普的司法部长塞申斯（Jeff Sessions）希望美国能更加严惩犯罪；本月，他命令联邦检察官针对毒品犯罪者寻求最高刑度。联邦囚犯虽然只占美国总囚犯不到1/10，塞申斯的做法显示，老派“严惩”政策仍旧拥有强大的支持。

监禁的理由之一就是惩罚。知道加害者遭受惩罚，或许可以让受害者好过一些；在犯罪猖獗的巴西，民调显示，57%的民众同意“好罪犯就是死罪犯”。

但对许多人来说，监禁的目的是减低犯罪者造成的伤害。

监狱可以用三个方式达成此目标；其一为限制，监狱里的囚犯无法闯进你家；其二为吓阻，可能会入狱，会让潜在犯罪者三思；其三为改过自新，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可以改善犯罪者的行为。

以第一个方式来说，大多数的监狱相当成功，但也有其代价。大规模监禁特定族群，例如非裔美国人，可能会造成家庭和社群破裂。许多囚犯已经过了会造成公共风险的年纪，却还是被关在狱中。暴力是年轻人的犯罪，中年强盗实在不多。

时间视野短，10年吓阻效果只比1年稍高

以吓阻而言，监狱有其必要。但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刑期其实不必那么长。犯罪者的时间视野相当短，10年刑期的吓阻效果，可能只比1年刑期稍高，成本却是10倍。想吓阻潜在犯罪者，最重要的不是重刑，而是刑罚必定会快速降临。

唯有让犯罪者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抓到、被惩罚，他们才会有所克制。经济学家列维特（StevenLevitt）估计，在美国，将1美元花在警察单位，预防犯罪的效果至少比花在监狱高出20%。

就算警方能力十足，通常还是无法吓阻犯罪者；他们大多冲动又临时起意，因为愤怒而使用暴力，因为看见了财物而抢夺。正因为如此，改过自新才会如此重要；最终，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出狱，让他们不要走回老路，对所有人都好。

囚犯人数最少的国家，通常是自由派国家（如瑞典和芬兰），或是穷到无法盖太多监狱的国家；例如，中非共和国的监禁率仅10万分之16。将监狱留给最严重的犯罪者，有非常重大的益处。

其一为节省支出，以美国为例，监禁联邦罪犯的成本，最高可达缓刑的8倍。其二，此举可以避免轻度和重度犯罪者杂处，因为后者可能会让前者染上坏习惯。

现代的电子追踪器低廉又有效；迪泰拉（Rafael Di Tella）和沙格罗斯基

（Ernesto Schargrodsky）在近期研究中，观察了犯下相似罪行、但受到不同刑罚的人，结果发现，使用电子追踪器的人，再次遭到逮捕的机会为13%，送进监狱的人则为22%。

部分罪犯极为危险，必须送进监狱才行，但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会获释。

以巴斯托的囚犯托瑞（假名）为例，他在20多岁之时贩毒、饮酒、派对，某次他吸食甲基安非他命又三天没睡，接着就因为小事持刀攻击2位朋友，并遭到逮捕和起诉，接着又在等待审判的期间与人斗殴。最终，他因为三次谋杀未遂和意图贩售数公斤毒品，获判14年徒刑。

服刑前几年，他被关在封闭式监狱之中；他表示，那时他非常愤怒，将自身的悲惨处境怪罪在其他人身上。接着，他参加了谘商课程；这位谘商师曾经过着与他“同样的生活”，她与托瑞聊起托瑞对自己所作所为的遗憾，并说服托瑞再也不要喝酒。那花了好几个月，托瑞回忆道，“那就像是自由。”

托瑞在巴斯托参加了木工考试。他可能要再过3年才会获释，也预期在获释之后就会有工作。巴斯托的囚犯可以在获释前18个月开始工作，其目标即为确保每位囚犯在获释之后，都能有地方住、有收入、有工作。未来，托瑞计划自己开始木工公司。

世界各地的监狱会使用各种工具避免再犯。判断影响囚犯未来行为的因素非常困难，但皮尤慈善信托的盖伯（Adam Gelb），提出了几个确定有实效的原则。

首先，找出最有可能再犯的囚犯。部分指标无法改变，例如问题家庭背景、过往犯罪史等；年龄也十分重要，在21岁前获释的美国联邦罪犯之中，约68%会在8年内再次遭逮捕，超过60岁则只有16%。其他风险因子就比较有改变空间，例如管控冲动的能力不佳、滥用药物、习于挑选反社会朋友等。

辛辛那提大学的拉提沙（Edward Latessa）认为，将焦点放在非犯罪因子的矫正计划，例如创意能力、体能、自尊等，无法减低犯罪行为。训练营格外没有效果，因为它们会孕育侵略性，并让犯罪者更加凝聚在一起。

前毒贩布宜诺（Oliver Bueno）同意这个说法。他表示，内华达的青少年训练营只是让他变得更糟，警卫常揍人又大吼，这样虐待让他更愤怒、更痛恨政府。获释之后，他立刻重回帮派、贩毒、为了小事与人争斗。他说道，再次被逮捕前不久，“我拿枪指着另一个人的脸，而且我根本不记得是为了什么。”

最棒的工具，或许就是认知行为疗法（CBT）。这不是要人坐成一圈、分享内心的恶魔，而是协助人了解促使他们犯罪的“触发因素”。

谘商人员会鼓励犯罪者尽可能减少负面外在影响、增加正面外在影响；谘商人员不该争论或威吓，而是展现他们愿意聆听，并在犯罪者做出负责任的行为之时给予称赞。

挪威大量使用认知行为疗法(CBT)，托瑞就是受益者之一。美国则只是零星使用CBT；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克斯曼（FayeTaxman），针对美国监狱及保释单位超过500项计划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20%有使用CBT，也只有5%的人有机会取得CBT。

只要善加使用，CBT可以让再犯减少10-30%。福希特（Thomas）和霍特（TammyHolt）针对50项CBT计划进行整合分析后发现，其中74%具有效果或潜力；CBT对青少年犯罪者最有效，对家暴者最没有效果，对性犯罪者的效果则没有定论。

布宜诺表示，他之所以改过自新，并不是因为他在狱中学到的事物，而是慈善组织Hopefor Prisoners和上帝。他最后一次出狱之时，又找上老朋友、再次走上同样的老路；接着，他的女朋友（现在是妻子）建议他去找邦德（Jon Ponder）。邦德曾是武装抢犯，后来成为传教士，教导曾经犯罪的人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布宜诺非常开心，他觉得自己加入了“世上最强的帮派──上帝的帮派。”身在挪威的托瑞，对于改过自新的看法就比较世俗：“我只想当个会缴税的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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