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追逐死刑：美国最高法院与死刑的历史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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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追逐死刑：美国最高法院与死刑》
（Courting Death: The Supreme Court and Capital Punishment）
作者：Carol S. Steiker, Jordan M. Steiker
出版社：Belknap Press
出版时间：2016
翻译：Mumu Dylan
法学教授卡萝‧斯泰克（Carol S. Steiker）与乔登‧斯泰克（Jordan M. Steiker）合著的《追逐死刑：美国最高法院与死刑》（Courting Death: The Supreme Court and Capital Punishment）书中探讨了美国死刑的历史脉络。他们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根除死刑方面与众不同，试图透过《宪法》自上而下的司法规定来限制和改革各州的死刑判决，但这种做法却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为此书撰写评论的联邦法官杰德‧瑞考夫（Jed S. Rakoff）过去也曾支持死刑，因为他本身是一名受害者家属。他的哥哥扬‧瑞考夫（Jan D. Rakoff）于1985年在菲律宾遇害，当时愤恨不平的杰德也跟普通人一样希望凶手能被判死刑，但最终凶手逃过一劫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杰德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改变对死刑的看法。
瑞考夫认为死刑持续且明显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甚至在许多已禁止死刑的州或国家也是如此）来自道德上的愤慨：不仅是家人或朋友遭到谋杀才感到愤怒，还有看见无辜生命被杀害时产生的同情心理。他们理解谋杀的残酷事实，认为凶手夺走了他人的生存权利，因此也产生希望加害者死亡的想法。
而斯泰克在书中指出，死刑的争论在其“首要和优先性”，这种表面象征著文化和价值观的争斗，背后却暗藏强烈的种族主义。同时也难以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死刑经常以种族歧视的方式执行。根据斯泰克整理从十九世纪至今的历史判决纪录显示，黑人男性与白人（特别是白人女性）被判决死刑的比例极度不对等，而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更为悬殊。虽然美国目前大多数州仍允许死刑，但实际执行判决的州却主要来自南方，这也印证了斯泰克的观点。
斯泰克认为南方各州至今仍存在的死刑，是过去种族暴力紧张局势遗留的产物。除了司法机构执行的死刑外，1880年至1930年间美国南方有三千多人遭受私刑，受害者几乎皆为黑人，而当时美国西部和北方却只有几桩个案。如果把过去放到现在来看就像斯泰克所说：“现在要预测一个州是否倾向判处极刑的强力指标，居然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私刑活跃程度历史。”
联邦最高法院过去曾干预两桩案子，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首先是1972年的“Furman v. Georgia”案，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和陪审团由于不受拘束的裁量权，反覆无常和歧视性的量刑程序违宪，认定死刑判决无效；不到四年之后，1976年的“Gregg v. Georgia”案时，最高法院推翻了1972年的判决，认定法律提供了适用于死刑的非随意执行标准规范，于是死刑又恢复了。
从那之后直至今日，美国的死刑仍然存在没有废除。最高法院大部分着重在审查和改进所谓的“规范标准”，而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中，法官或陪审团则根据多种因素采取“加重”和“减轻”的裁量方式，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
然而，该书认为最高法院创造出这种复杂地监管机制，始终是个灾难性的存在。一方面，由于最高法院认为每个案件的细节不同，判决标准也不应该僵硬死板和制式化，应由法官和陪审团的裁量决定；但反过来看，这种态度却导致法院判决标准经常变成广泛且模糊的灰色地带。于是，诉讼案往往由于标准不一，进而拉长了判决与实际执行的间隔，而这种结果实际上丧失了人们期望死刑带来的惩罚和威慑力。
这种观点与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最近在2015年的“Glossip v. Gross”案表达的看法一致，布雷耶表示：“显失公平的长时间延宕……破坏了死刑的刑罚目的。”尽管美国国会于1996年试图透过制订《反恐与有效死刑法》（AEDPA）减少过长的司法审判时间，但这个目标已经被证明毫无成效，判决与实际执行之间的间隔，平均仍然长达十五年。
此外，所有诉讼和延宕产生的费用，主要都不是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负担，而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些费用经年累月变得极其庞大，在某些情况下使地方政府甚至面临破产威胁。例如加州为了维持死刑制度，民众为死刑所负担的费用比无期徒刑还高出十倍以上。
简而言之，最高法院的监管机制极其缓慢且相当昂贵，并不符合死刑本质上欲达成的惩罚目的。
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倾向支持死刑，但他们的意愿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烈，但这与上述原因毫无关联。部分原因是由于谋杀犯罪率下降，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那些已经被处以死刑的几十桩甚至几百桩案件，最终都被证明被告实际上是无辜的。
例如非营利法律组织“清白专案”（Innocence Project）利用基因鉴定还被错判之人的清白，期望改革司法系统避免未来出现冤狱。而根据密西根大学的数据名单，数十个已经被定罪的死刑犯被告已经被法院完全平反，很难想像还有多少清白无辜的被告可能已经被处以死刑。真正被平反的案件只占冤案的很小一部分。瑞考夫提到，根据一项受广泛认可的研究指出，冤案的数字不低于4％。
还应该提到的是许多被判死刑的冤案中，错误定罪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精确的目击者描述、伪造的证词和有缺陷的证据。这些问题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有之处，但最高法院决却没有实际解决过。瑞考夫提到，目前DNA检测只能在犯罪现场不超过两人组成的情况下产生明确结果，而更多时候犯罪现场根本就采集不到DNA样本；同样地，指纹采集很多时候也涉及主观性的解释，并不能成为可靠证据。但为了案情进展，司法单位经常还会做额外的评估工作，来判定含有三、四个或更多人DNA样本的案件。例如，根据证词排除谁参与或没有参与强暴或枪支袭击案件。但这种做法无疑将产生新的证据，也可能导致新的冤案和判决。
如果被告者早已被执行死刑，那么这些未来可能被平反的案件该怎么办呢？基于这种可能性，瑞考夫曾在2002年的“United States v. Quinones”案中，宣布联邦的死刑判决违宪。更具体地说，瑞考夫认为根据《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他相信“一个无辜的人永远不会失去证明自己清白的合法权利”，但若被告被执行死刑，那他的这项权利将被剥夺。
支持死刑的人或许会说，总有某些案件证据确凿绝对不会判错，当然理论上可以这样假设，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错杀无辜的现实也从未消失。瑞考夫说：“既然知道那些被处死的人可能是无辜之人，你又怎能赞扬死刑呢？”
瑞考夫最后评论：“《追逐死刑：美国最高法院与死刑》很好地讲述死刑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文化和政治中，但两位作者似乎对未来相当悲观。”或许在改变别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以前，我们只能继续质疑还有多少冤案被定罪，继续错杀多少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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