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关武关””变迁与楚变迁与楚““长城长城””防线
作者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王学理
一、“少习”并非“关”，只是“武关道”上的一座险山
在很多人的引述里，都说“武关”是春秋时期的“少习关”，但翻阅古籍资料，并无“少习关”这一说。
《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记楚人击败“蛮氏”后，“蛮子赤”逃到晋国的“阴地”(今陕西洛南县东，河南熊耳山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地区)。楚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以威胁的口吻说：“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杨伯竣注说：“少习山在今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山下即武关”。这就是说，楚国若打通少习山就可以同秦国联盟，东取阴地，北渡黄河，可直逼晋都。在这里，少习山显然是秦、楚通道上的一道障碍，但并不是“关隘”。同样，《括地志》说“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也没有说它就是“关”。只有在引杜预的话时，才说“少习，商县武关也”，但这只能理解为武关属少习之地。因为《水经·丹水注》就有“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的话，这也正好说明“山”与“关”二者的关系。
“少习山”在什么地方，即以前引文献而言，有说“在今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或说“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一些注家都把秦的商县与隋的商洛县解释在今陕西商洛市东南的商洛镇。实际上，秦汉时期的商县在今丹凤县(1949年6月设立)所在的龙驹寨西北2.5公里的古城村，且有商鞅封邑的考古资料为凭。由丹凤县向东南沿312国道行35公里，即是“武关”遗址。少习山在今武关村之北，村南有白岩山、笔架山，武关河由少习山北面流来，贴山东流，武关就坐落在河的凸岸上。
1996年在丹凤县古商邑探测出100座小型楚墓，时代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再由墓葬排列整齐、并无迭压或打破关系看，足见楚国长时间据有丹江上游的今陕西商洛、安康一带广阔的地域，而商邑还属于楚的领土。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秦穆王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以楚的失败告终，令尹子玉自杀，司马子西(斗宜申)贬为“商公”(《左传》文公十年)。那么，偏南的少习山还处于楚的“商邑”之内，绝不是秦、楚的界山，更不是关隘。
当然，它形势险要，一旦通过即可同秦直接接触。
二、战国时期秦、楚的关防推向“商於之地”的南缘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雄心勃勃，向外扩土。卫鞅破魏有功，被封于商，说明秦国的南界已经扩展到秦岭之南，张仪“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的许诺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苏秦南游楚国，曾警告惠王：“大王不纵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史记·苏秦列传》)。很显然，在丹水左岸的商於地南缘因同楚国相接，秦在自己一侧设立了武关。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割两城以请平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在商洛地区丹水之阳的拉锯战，楚国失去了汉中地六百里，秦还取得了楚上庸(今湖北竹山)六县，使秦国的关中和巴、蜀相接，排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反倒开拓了一条可直达南阳、经襄樊、逼近郢都的通路。
《晋太康地志》：“武关当冠军西。”“冠军”是西汉设立的县，治设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北。邓州当时是楚的“穰”邑，既与秦的边界相接，而秦设“武关”也不会在新占领区内很远的地方。作为边防要塞，武关关址就势必选在丹水之阳的险隘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武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弘农界。”武关确实是秦的“南关”，同析(今河南西峡县)也呈东西向。那么，《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出的武关在今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丹江之左，应该说没有大错。具体地点，当在今陕西商南县的湘河镇一带。梳洗楼、老湘河街、庙沟街和金花湾处于丹江两岸，这里有集中的仰韶、龙山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丹江两岸二级台地上的梳洗楼和老湘河街，其商、周文化层堆积厚度有0.5～1.5米，遗址面积达到5480平方米。可见古人在此活动时间长久，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当与后来武关的设立有关。
从秦都咸阳出发，向东南行，经蓝田峣关，出武关，直去南阳，是一条关中通往长江流域的“武关大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筑“驰道”，其中“南尽吴楚”就是对武关道的更筑与拓宽。长期来，好多学者没有从时间上加以区别，总以为战国时的秦武关在丹凤。我们认为此武关非彼武关。商南的丹阳武关位置远离秦本土，这无论从时间顺序上、当时政治形势上，或是秦人的意识上，都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支撑。
例一：从丹阳到蓝田的两次大战中，楚师大败，失掉了汉中地。不料第二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又提出用“武关之外易黔中地”的要求(《资治通鉴》卷三)。胡三省注：“武关之外，盖秦丹、析、商於之地”。试想想，既然秦设置的“汉中郡”已经同“商於之地”连成一大片，如果武关还在今陕西丹凤的“商”，若要从秦地的汉中掏出“商於之地”(今陕西丹凤、商南，河南西峡、淅川一带)，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时的武关只能在今秦、豫交界处的丹江北岸，而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
例二：秦昭王九年(公元前298年)，秦伐楚，取八城。第二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借口作为人质的楚太子横杀死了大夫有私而逃亡，又为质于齐，实际是在破坏秦、楚的姻亲关系。于是，提出愿与楚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信以为真而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最后客死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四)。正因为武关接近楚的边界，楚王才愿赴会。如果远在今丹凤那个武关，楚王胆敢又愿意长驱直入吗？
例三：孟尝君为秦相，见疑而囚。虽被释放，如果武关不设在商於之地南缘的秦楚边界，即使他脱关而逃，岂能在秦境的长途奔命中而不被追杀？
诸多历史事实都说明秦国武关在今陕西境内的丹江下游，截至目前之所以未有坚固雄伟的关城遗址的发现，这可能同秦人具有积极外拓的意识与秦国军事进展顺利有关。
三、楚防秦的北界长城(石墙)
(一)修建长城的背景与边城经地
战国中后期，秦、楚两个大国的军事较量，对彼此国力与命运的走向都是个关键的时期。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与蓝田，楚国惨遭失败，元气大伤。虽然“黄棘会盟”(今河南新野县北)后，秦把上庸地还给了楚，双方也结成姻亲，关系稍微缓和，但公元前301年楚在同齐、韩、魏三国的“垂沙之役”中失败，丢掉了宛叶以北的土地，秦还借机掠取了重丘(今河南泌阳东北)；次年，楚将军景缺被杀，折军二万；公元前299年，楚败于秦，失掉8城。随之楚怀王又被劫持到了咸阳，还丢掉了性命。楚国在昏君楚怀王时期由盛而衰，完全失去了抗秦的能力与勇气。公元前298年，秦在要楚“割巫、黔中之郡”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加之得知太子横继立为王(即楚顷襄王)，于是“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又名“白羽”，今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城而去”(《史记·楚世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连连失地的楚国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利用“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的情绪，自恃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中原)”的实力，不甘“坐而受困”(《史记·楚世家》)，谋求与齐、韩联合抗秦，在秦、楚关系时好时坏的同时，楚顷襄王凭借着原有的雄厚实力，还能够派庄蹻循沅江入滇，开拓西南，侵占巴子国嘉陵江下游以西的土地，扩大地盘，力图东山再起。起码在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我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北)”之前，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秦、楚关系相对缓和，从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加之楚国还有足够的能力，也只能在这段时间里于北部边境上筑起一道防秦南侵的长城作为屏障。因为在这之后，接连发生郢都陷落、先王墓夷陵(今湖北宜昌市)的被烧、巫黔的被占，沦落到“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的地步，既无还手之力，何谈筑城守边？
至此，我们可以说陕、鄂邻界的这条长城(石墙)，约筑于楚顷襄王二年到十九年之间(公元前297年～前280年)。
楚防秦的长城位于楚国的西北边境，虽是“防秦”的边墙，实际也就成了战国后期秦、楚的分界线，故可以称之为“秦楚长城”。以今陕西旬阳东南的铜钱关镇为中心，向南沿湖北竹山、竹溪县(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析竹山县地置)边界，过陕西平利、镇坪县，穿大巴山与巫山峡谷，抵重庆市奉节县长江岸边的捍关；向东，沿陕西白河县与湖北竹山县边界，穿郧县北境，沿汉水南岸地，过十堰市、丹江口市，抵达今河南邓州市，同原先中原的“楚方城”相接。那么，由这“秦楚长城”的经地可以看出，大巴山南及巫山、东连汉水下游水域的自然地理，就构成一道楚国防秦的弧形天然屏障。这道人造的边墙，在楚国人看来是对军事防御体系的一种加强。
(二)野外调查资料
经考古调查，这段楚长城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修筑时多用块石垒砌，就称之为“石墙”(湖北人称为“边墙”或“垱城”)。在陕西境内存留的遗迹有如下一些：
▲白河县段石墙遗址——东起卡子镇竹山，沿陕西白河与湖北竹山交界处的山梁向西，到宋家镇毛家湾西同旬阳的石墙相接，断断续续，全长80公里。墙体用毛石或块石、条石砌筑，残高0.5～5米，墙基宽1～5米。部分墙段上存有门、箭楼、箭垛和射孔。沿途存留的石墙遗址有竹山、东沟垴、大南沟、女儿尖、界岭、晏家扒、小界岭、韩家山、三元寨等处，其中竹山、韩家山石墙遗址各长约15公里。个别墙段的陕西一侧，还有同石墙平行的石墙，一些学者认为同清嘉庆年间在白河、旬阳的白莲教活动有关。
▲旬阳县段石墙遗址——东接白河石墙遗址，沿陕鄂交界的山梁修筑(多数段与湖北竹山县交界)，向西南至铜钱关镇李家湾，南入平利县，全长约30公里。墙体材料、构筑方法与时代下限的断定，有如白河石墙。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平利县段长城遗址——北自旬阳县铜钱关镇，向南沿陕西平利县与湖北竹溪县边界的山岭，到达竹溪县鄂坪乡梓桐垭。这段长城依山就势，或石砌或土夯，时断时续，在平利县境内未见调查报道。但竹溪县还保留有石墙与堡寨，如龙坝乡平安村的“铁桶寨石墙遗址”(现存石垒城垣长1500米、宽1.2米、高1.5米～2米)，中峰镇佛台片蒿子坝村的“火龙垭石墙遗址”，蒋家堰镇蔓荆沟村的“王家沟石墙遗址”(现存石墙长500米、高2.5米、宽2米，南北两端各有城楼和城门)、“擂鼓台寨址”、关垭村六组“山堡寨寨址”、秋沟村“祖师尖寨址”、“柳林垭石墙遗址”、“秋沟垭石墙遗址”、高一村七里寨山顶“七里寨石墙遗址”、蒿子村“松树尖石墙遗址”、鄂坪乡堰青村“梓桐垭石墙遗址”等等。在平利县长安镇东南的张家店和竹溪县蒋家堰镇西的关垭子村之间，马鞍山梁上有“关垭子关址”，平面呈长方形，周长500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围墙系夯筑，残高1.5～3米，基宽2～4米。关址内外散布有素面泥质灰陶片、青花瓷片、布纹瓦片，墙体有明显分层，显系明清建筑。但城的底基，时间可能更早。
▲镇坪县段——由平利县关垭子南下，直抵今镇坪县东南隅的鸡心岭。
石筑边城作为楚国防御秦国的军事最前线，其东段从陕西白河平顶山向东，止于河南邓州。在这一地段的文字记载与传说，所见的野外数据也较为零碎。2009年4月1日，湖北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10年4月，已经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田野考古调查。第一阶段主要调查区域为竹溪、房县、郧西、郧县。第二阶段调查了竹山县及荆州、南漳等地。第三阶段主要调查区域为丹江口市和十堰市。经调查知，鄂、陕间的“楚长城”分布在湖北省竹溪县、竹山县、郧西县、郧县、丹江口市到河南省淅川县之间，其中竹溪、竹山与陕西的平利、旬阳、白河等县临界共享。这条长城绵延数百公里，由断断续续的石墙或土墙、众多的山寨、天然的山体构成。在此，除过竹溪、竹山外，所见材料有如下一些：
▲十堰市牛头山森林公园里的楚长城遗址，有6公里长的石墙一段。
▲1994年冬，长江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考古所等组成的“南水北调考古调查工作队”，会集来自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专家学者40多人，奔赴丹江口水库库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均县镇关门岩至蒿坪镇温家坪沿库区边沿一带发现古墓达3200多座。在这千座楚墓的附近，从均县镇关门岩村水牛坡到北太山庙等处4公里长的水中，当库水消落时，还见有夯土城墙，有可能就是楚丹阳城。
▲2000年，多见有“丹江库区惊现楚长城”的报道，湖北电视台2004年9月也说，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的一段“楚国时期的长城，大约长40米，高3至4米，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长城依山势蜿蜓曲折，高低隐现，墙体均为自然石块干垒构建，厚实坚固，在长城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磨刀和旗杆石等。凉水河镇寨山村的古寨山与武当山隔江相望，是古代陕西至襄阳古道、河南淅川水路的通道和汉水中上游的重要码头”。《续辑均州志》引《文献通考》：“战国时，谓之均陵，有古塞城，楚筑以备秦”；《舆地志》：“古寨山，在武当山北，楚筑以备秦”；《太平寰宇记》记武当县有“古寨山，在今县北。战国时楚筑以备秦，今城所据之。山峻险，按今名大寨山是也”。现存寨城为石筑的椭圆形城垣，依山就势，周长544米，高4米，基宽1.3米。原设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门洞宽2.1米，均由方青石垒成。
▲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有古寨城遗址，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是土石建筑。2008年8月18日《湖北日报》报道：李征康经过两年的考察，认定村北分布在5个山头上的五虎寨，就是楚国古寨城。根据《通典》记载：“武当山北有古寨城，战国时，楚国筑以备秦。据山为城，高峻险削。”另外，在《太平寰宇记》和《湖北省建制沿革》上也有同样的记载。他推论武当山汉江以北的习家店，就是楚国的前线。
▲河南邓州杏山发现一处楚长城遗址，位于南水北调渠首源头丹江口水库附近的杏山山区，在数个山头间蜿蜒延伸交汇，形成平面近似圆形的大山寨，总长度约30公里，墙体宽度在2.3(底)～1米(顶)之间，现存残高在0.1～2.6米之间，由山体自然的青毛石片(块)干砌而成。石城、石屋、石墙和烽火台大多保存较好，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整个遗址中，已知的大型山寨有3处，分布在朱连山、严山、大山山顶。小型山寨或关堡遗迹约有60处。另外，在朱连山山寨东侧还发现有练兵场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
秦楚长城在陕西镇坪县以下、抵重庆市奉节县的一段，未见有田野资料的报道。
(三)几个问题的辨正
(1)如果楚先在河南境内筑起“方城”，在于防御齐、韩、魏南侵的话，那么随后来自西北的军事压力——秦，更是楚国存亡的最大威胁。因为经过丹阳、蓝田大战，楚国原先由勃勃外向的态势一变而成积极的防守。时空关系也给楚顷襄王提供了在西北边境加强军事前沿的机遇，那么，借大巴山与汉水之势作第一道防线(外围)，在内侧筑起一道边墙，起自今陕西平利，东经旬阳(含湖北竹溪)、白河(含湖北竹山)、湖北郧县、十堰、丹江口，到达河南邓州，则是被文物遗存证实了的历史存在。至于边墙自陕西镇坪以下至于重庆奉节的一段，虽则还没有野外资料的佐证，但巴地成了秦国的后院，使楚国只有凭借长江天险，于巫山设防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楚国在西北边界上筑起事实上的“秦楚长城”对郢都的防卫作用，应当得到确认。
(2)固然在春秋战国时代，鄂西北存在过很多古方国。有人怀疑“秦楚长城”是古庸国(湖北竹山县东有上庸故城)或麇国(今陕西白河县东南)的城邑或边城，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庸国有“方城”，有别于中原的“楚方城”。据高士奇《地名考略》说：“今竹山县东四十五里有方城，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山南有城周十余里，即春秋时‘庸方城’。”常识告诉人们，“方城”和“边墙”的形状毕竟是不相同的，二者是闭合体还是单边，一望便知。当然，“庸方城”后来被楚利用，转化为边城沿线的堡寨，也不是不可能。但今从长条的石墙上还显示不出什么地层证据，而且时空关系也没有留出庸、麇二国构筑长城的余地。因为庸、麇二国在公元前611年在楚、秦、巴三方合力的攻击下灭了国，因而此说只能是“怀疑论”的一种推测。
(3)在“秦楚长城”的地段上，有更多的证据揭示出具有“明清边墙”建筑的属性。多处发现的关、墙、敌台、瓮城、营房、烽火台及山寨，多具明清时期的特征，况且也得到地方志书与传言的印证。清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起义军占领了竹山县城，多次进入白河境内，活动于南部及西部边界。凡教军过境、活动的地方，富户迁逃，平民或躲避或入伙，使清廷官军及地方官员惊恐不已。白河知县严一青除“劝令民间自备口粮，自行团练”之外，便沿县南与竹山县交界的东界岭(黄龙洞至郧县木瓜沟垴)、南界岭(黄龙洞至子母树垭)、西界岭(与旬阳县交界的五条岭)修筑了3道边墙。《旬阳县志》载：“据初步分析，旬阳石长城遗迹大致可分三类：与白河县接界地区时代较晚的部分，明显系清嘉庆五年(1800)白河知县严一青为防御白莲教起义军入境而筑的‘界墙’。时代较早的部分，疑为清初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等在郧阳西部山区拥立‘韩王’，坚持抗清时所筑；时代最早的部分，有可能为战国中期以后，楚国为遏止秦国、确保上庸而筑……”。至今，在汉江边的旬阳蜀河镇还能看到一些石堡的遗迹。事实上，鄂陕边界上类似的石墙在十堰其它地方也还有很多。郧县鲍峡镇云盖寺遗址周围环绕着一两公里长的石头墙，有些段落还有垛口。张湾区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柏林镇白马山顶的有金鞍寨遗址，寨墙依据山势用石头砌筑而成，墙体高2～4米，厚在1.5米左右，全长1000米。据考证，此山寨建于宋代，明朝在山上垒石造“鞍”，清朝咸丰四年(公元1845年)，又重加修整。另外，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的一段所谓“楚国时期的长城”、寨山村的古寨山寨城，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的五虎寨，河南邓州杏山的大山寨等等也绝不是“秦楚长城”的遗迹。
尽管鄂陕边界诸多的城、墙、关、寨并非楚防秦的边墙，但不能一概否定它的历史价值。我们的责任应当是：从时代上、属性与作用上给予区别，其中有无沿用、改造、扩建的成分。作为历史的产物，其选址在大巴山及其余脉、旁依汉水之滨，就无声地给出了一个信号，映显秦楚防守与争斗的一段历程。
(四)在赞同鄂陕边界存有边墙的认识基础上，有人提出它就是“楚方城”的西段，或说是自河南泌阳到达奉节的“北境长城”可长达两千余公里。这显然有着概念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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