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关””变迁与楚“长城”防线(三)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王学理
武关石墙遗址
(接上期)
四、防秦“石墙”并非楚“方城”
史籍中所言的“方城”有二：一是“庸方城”，《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括地志》：“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二是“楚方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都说叶(楚叶公邑，今河南叶县)“有长城号曰方城”。《括地志》也说“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今邓州市)，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以固”。由此可知，两个“方城”，是一西一东。前者是庸国的防卫建筑，随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灭庸而为楚所有；后者在中州地带，为战国后期楚国所建立。我以为“秦楚长城”——石墙，既不是“庸方城”，也不是“楚方城”，更不是“楚方城”的西段或其延伸。后世学者往往把两者放在一起谈问题，结果是纠缠不清、莫衷一是。
“秦楚长城”——石墙与“楚方城”不可混同，其区别之点在于以下诸端：
第一、地望不同。楚在西北境所筑的边墙，起自陕西平利，东向旬阳、白河，沿湖北竹溪、竹山北界，过郧县、十堰、丹江口，到达河南邓州；西段自平利往南，过镇坪，直下重庆奉节。这条边墙主要是藉大巴山的险峻、汉水的防护，堵住西段跨水越山的几条通道，集中把守与对付自武关通南阳盆地的大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引》：“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也就是说，位于今河南的楚北方城，处于楚国通往北方中原各诸侯国的“夏路”上，这里西北的伏牛山、东南的桐柏山对于南阳盆地形成环抱之势，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第二、形制有别。楚西北境的边城，只是一道弧形的墙，而楚方城则不同。位于河南境内的楚长城遗存，较为复杂，并不是单一的线路，可分为西线、北线和东线三部分，整体轮廓呈南北向的“∩”形。除北面南召至鲁山两县间是单一线路外，东线和西线又各有内线和外线，因而东西两线形成4条线路。西墙北起今内乡县北境的翼望山，沿湍河东岸东南行，经镇平县西界，南抵邓州(古穰)；北墙不见详载，可以断定是从内乡翼望山向东，沿伏牛山东端南侧，因层峦迭嶂的屏藩作用，过南召、鲁山县，至叶县；东墙自叶县南下舞钢市，到达泌阳县。经调查知，总长度约800公里，其中位于南召县板山坪镇南的周家寨楚长城遗存，全长20多公里，墙体均为自然石块干垒构建，除少部分坍塌外，基本完好。叶县夏李乡高楼山以东及方城县杨楼乡的楚长城，绵延几十公里，主要是人工修筑的墙体。舞钢境内的楚长城是山险和人工修筑的结合体。泌阳境内的楚长城则是以山险为主，由关堡或城址扼守古道、关口结合的防御形式。
第三、建造时间有先后。楚拒秦的西北长城(石墙)修建时间，据前所述，在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大战之后，楚顷襄王元年至二十年(公元前298—前279年)之间。
对楚方城建造的时间，学者意见并不一致，有说在春秋中叶，有说在“怀襄之际”，有的主张东城在楚文王时期(公元前689年—前677年)，西城建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但这些都有细究的必要。
古代中外的城市因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就有好多种。除“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的都城之外，还有县邑类政治都会、商业城邦等。至于边城的性质则有着明确的军事性质，其主要作用在于“守”。那么，顾名思义楚“方城”既是城，却大到跨越今天的七八个县。它既无南墙又外无城池，正处在楚国的北境，其带有军事守备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若从楚国国力与军事史来考虑，春秋时期积极向外拓疆，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曾“观兵于周郊”、饮马黄河，还想问鼎中原，这时不可能筑“方城”以自限。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曾会盟诸侯于本土的申(今河南南阳市北)，也不可能在北部修筑防御性的长城。这几代楚王雄心勃勃，军力强盛，这时既不会产生“守备”的思想基础，诸侯畏惮不敢同楚抗衡的态势，当然也不存在筑“方城”的外部条件。固然“方城”一词早就出现在《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使屈完曾对齐桓公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在文公三年、襄公十六年以及《国语·吴语》中也多次提到过楚方城，以致后来好多学者把这“方城”当成了“楚长城”。实际上，“方城”是因山而名的楚之边邑。《水经注》卷三十一《潕水》：“水出黄城山，东北经方城，《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苦莱(黄城)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汝水》也说：“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很明显，楚国正当“争强中国”之时，在北方前线多筑邑寨(“列城”)，而叶县的“方城”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叶县的方城绝不是楚国北境防御守备的长城。
但是，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时代不再，这时的诸侯国不但能够遏制楚国北侵的势头，还不时地向南夺地与之争锋。不但“三家分晋”后的韩、魏在楚北境构成直接威胁，而且由商鞅变法强盛起来的秦国也在“丹阳大战”之后步步紧逼。那么，楚国是如何应对三面来敌呢？
人们知道，中原诸侯侵楚，从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来伐楚”就拉开了序幕。接后，就是连连失地。楚国感到北境来自三晋的军事压力不可小觑，于是，学习齐、赵、魏筑边城御敌以自保的想法便油然而生，随之则变为实际行动。具体到修建的时间，见到最早的材料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齐、魏、韩“共攻楚方城”(《史记·秦本纪》)，说明在这一年之前楚国已经建造了方城。只有在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今河南睢县)，得八邑”，总算是在反击战中取得了一次大胜。那么，大约是从这个时候起，楚国就开始了建造北边长城的工程。起先也许是对诸寨邑(“列城”)的连接，随之继续修建，跨越数县，从而形成了护卫郢都的外围工事——方城。
至此，我们就可看出，楚北方城由原来的前线军事据点发展成一道“∩”形长城，时间发生在战国后期的楚怀王时期，起自公元前323年，筑西墙可能在公元前292年秦“攻楚，取宛”(《史记·秦本纪》)之前的楚顷襄王时期。修筑楚方城的整体时间，稍早于西北面防秦的长城——石墙。我们应该看到，这二者都是楚国衰败自保的产物，可统称之为“楚长城”。但西北边境防御秦的长城——石墙，从时间、地理位置、形制和防御对象上看，绝对不是楚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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