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 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上）
我們根據學術界已有的認識和研究成果，簡單談談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的關係。對所據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出處，恕不一一注明。
先對“古典學”作一些解釋。
我國學術界使用“古典學”這個詞，是借鑒了西方學術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對於作爲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臘語、古拉丁語的研究和希臘、羅馬時代典籍的整理、研究爲基礎，涵蓋了對希臘、羅馬時代各個方面，諸如哲學、文學、藝術、科技、歷史等的研究。
我們認爲中國的“古典學”，應該指對於作爲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或許還應加上與先秦典籍關係特別密切的一些漢代的書，如《史記》先秦部分、《淮南子》、《說苑》、《新序》、《黃帝內經》、《九章算術》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嘗不可以把“古典學”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爲“上古的典籍”。我們的古典學的涵蓋面不必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樣廣。這是由先秦時代的語言和歷史跟我們的關係所決定的。
我們今天使用的漢語、漢字，跟先秦時代的漢語、漢字之間，我們的現代歷史跟先秦時代的歷史之間，存在著不間斷的傳承關係。而古希臘、羅馬的語言和歷史，對絕大部分從事古典研究的人來說，卻是異民族的古代語言和古代歷史，跟他們今天使用的語言和他們的現代歷史並無直接的傳承關係。
所以，雖然先秦時代的漢語、漢字，跟今天使用的漢語、漢字很不一樣，卻沒有必要把先秦時代漢語、漢字的研究，從漢語言文字學裏分割出來，納入古典學的範圍。同樣，也沒有必要把對先秦時代各個方面的研究都從相關學科裏分割出來，納入古典學的範圍。
對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應該包含以下內容：搜集、復原（對在流傳過程中有殘缺的或本身已經亡佚、只在其他古書中有引文的書以及新發現的散亂的書儘量加以復原）、著錄、校勘、注釋解讀以及對古書的真僞、年代、作者、編者、產生地域、資料的來源和價值、體例和源流（包括單篇的流傳、演變，成部的書的形成過程和流傳、演變等情況）的研究。爲了做好這些工作，必須對典籍的實質性內容有較透徹的理解。即以校勘而論，對異文的去取就往往不能只停留在語言文字層面上去考慮，更不用說注釋解讀等工作了。所以一位好的古典學者，不但要有文獻學和文字、音韻、訓詁等語言文字學方面的良好基礎，還要對那些跟所整理、研究的典籍的實質性內容有關的學科有較深的瞭解。我們在前面指出，中國的古典學不必將有關學科中關於先秦的研究全都納入其範圍。但是應該看到，這些學科跟古典學有密切關係，而且古典學的研究領域，跟這些學科是會有重疊之處的。有不少問題需要古典學者跟這些學科的學者共同來研究。
在西方的古典研究中，抄寫時代距原著較近的古抄本和已無傳本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典籍的發現，往往能有力地推動研究的進展。在我國，先秦典籍的古抄本（包括有傳本的和無傳本的，後者即所謂“佚書”），通常見於出土文獻之中。
“出土文獻”指出自古墓葬、古遺址等處的古文獻資料。除了從地下發掘出來的古文獻，後人發現的古人遺留在地上的古文獻，如西漢前期在孔子故宅牆壁裏發現的古文經書，又如上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一個早已封閉的藏經洞裏發現的大量唐代及其前後的寫卷，也都是出土文獻。
出土文獻中的有傳本的先秦典籍的抄本，其時代往往要早于傳世刻本千年以上，如戰國和西漢墓葬所出抄本。它們在校正文本、研究典籍的真僞、年代和源流等方面，具有巨大價值。出土文獻中有大量久已亡佚的先秦典籍（包括尚有傳本的典籍的亡佚部分）的抄本。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對先秦典籍以及先秦時代其他很多方面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瞭解。這對整理研究先秦典籍當然是很有用的。由於上古著作的一個特點，即內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章、段落或文句，往往出現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著作裏，這些佚書的抄本對傳世典籍往往能起與它們本身的古抄本相類的作用，有時還能用來研究有關傳世典籍的資料來源和形成過程。
即使是出土文獻中非典籍的各種先秦文字資料，由於能提供當時的語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資訊，對古典學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那些內容豐富的品種，如商代後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等，更是如此。例如：王國維根據甲骨卜辭中關於殷王先人王亥的資料，闡明了《山海經》和《楚辭·天問》中講到王亥（《天問》作“該”）的內容，證明這種“謬悠緣飾之書”，“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確實性”。通過西周青銅器銘文與今傳《尚書·周書》和《逸周書》諸篇在語言文字上的對照，可以看出哪些篇是可信的，哪些篇是後來的擬作或僞作；還可以解決那些真《書》解讀上的不少問題。
由於時代接近，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即使不是先秦典籍的抄本，而是秦漢典籍的抄本或非典籍的各種文字資料，對古典學往往也很有用，不可忽視。
總之，出土文獻對古典學研究的重要性是極爲突出的。古典學研究者不能滿足于使用第二手資料，最好能有整理、研究出土文獻的能力。由於與古典學有關的出土文獻多用古文字書寫，他們應該有較好的古文字學基礎。這跟西方從事古典研究的學者，需要有古希臘、古拉丁語的基礎，有相似之處。
我們使用“古典學”這個名稱，是晚近的事，但是從實質上看，古典學在我國早就存在了。發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就屬於古典學的範疇。對於先秦諸子和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等先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自漢代以來也不斷有學者在進行。西漢晚期成帝、哀帝兩朝，命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全面整理先秦以來典籍。他們所做的，大部分是古典學的工作。
經學與政治相結合，在古典學中佔據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辛亥革命和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結束了這個局面。經書的神聖地位不復存在，以經書爲依托的“孔家店”在五四運動中成爲打倒的對象。“五四”以後，對包括先秦典籍在內的傳統文化，知識界有不少人持簡單的否定態度。他們認爲這種文化對新文化的建設有害無益。
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興起了懷疑古史和古書的思潮。這種疑古思潮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了頂峰。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成爲商代之前的古史研究和古典學研究的主力。在將傳統的上古史大大縮短的同時，他們在懷疑古書方面，以前代學者的辨僞工作爲基礎，大大擴展了懷疑的範圍。包括經書在內的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這裏所說的“書”包括成部的書中的單篇，下同。有時，懷疑的對象還可以是一篇中的段落或文句），很多一般認爲屬於先秦的古書被認爲是秦漢以後的僞作。在經書被還原爲一般典籍的同時，孔子跟經書的關係也被極力淡化。疑古派對古書真僞、年代等問題的很多看法，是從前代學者那裏承襲下來的，或是前人已引其緒的。不過那些看法有很大一部分在過去的學術界不占主流地位，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才變得深入人心。疑古派的古典學對傳統的古典學的衝擊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疑古顯然走過了頭。
新中國建立後，在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簡單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的“文革”，更把這種思想強化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學術界在70年代發現西漢前期墓出土受疑古派懷疑的先秦典籍抄本之前，也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信從疑古派懷疑古書的很多看法。
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對傳統文化有了比較全面、比較正常的態度。在“復興中華”的思想影響下，學術界研究傳統文化的熱情明顯升溫。很多有識之士並指出，我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份子）缺乏人文素養，甚至對作爲本民族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書（有些學者稱之爲“原典”），也茫然無知，或知之過少，這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嚴重問題。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爲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而古典學的重建是離不開出土文獻的。
在我國古典學的歷史上，曾有兩次極其著名的出土文獻的大發現。第一次在西漢前期，景帝之子，封在先秦魯國故地的魯恭王，想拆除孔子故宅，在牆壁裏發現了用“古文”抄寫的《尚書》、《禮記》（指一些被看作是對禮的闡釋的單篇著作，不是後來被納入十三經的《禮記》）、《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此即所謂“孔壁古文”，當爲戰國時抄本，可能是秦焚書時掩藏起來的。第二次在西晉早期。汲郡有人在郡治汲縣（今河南汲縣附近）盜掘一座戰國時魏國大墓，墓中有大量竹簡書。政府獲知，收取整理，得《紀年》（即《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書二十來種。此即所謂“汲冢竹書”。這兩次發現在學術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但西晉之後，直到新中國建立前，就未見先秦典籍的這類重大發現了。前面提到過的敦煌寫卷中，也有經書和《老子》等先秦典籍的不少殘卷，由於抄寫時代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晚得多，重要性當然不能與之相比。上世紀40年代初，盜墓者從長沙子彈庫一座戰國楚墓中盜出一幅完整的帛書，有九百多個字，分成三部分，分別講創世神話、天象災異和十二個月的宜忌，內容雖然重要，畢竟不能與成批的大發現相提並論。
建國以後，主要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考古事業的發展，多次在從戰國時代到漢代的墓葬中發現先秦典籍的抄本。從總體上看，其數量已大大超過歷史上的兩次大發現。下面簡單加以介紹，除秦墓出土文獻放在最後綜述外，基本上按發現先後分批敘述：
1 .長台關楚墓竹書
1957年，河南信陽長台關1號戰國楚墓出土一批竹簡，其中有一些比較殘碎的簡是抄寫某種書的，有學者認爲是《墨子》佚文，也有學者認爲是儒家佚書。
2.《儀禮》漢簡
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大概下葬于王莽時）出土《儀禮》的部分抄本。
3.銀雀山漢墓竹書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下葬于漢武帝早年）出土一批竹書，有《孫子》、《晏子》（整理者按《漢書·藝文志》命名，即《晏子春秋》）、《尉繚子》（《藝文志·兵書略》稱《尉繚》）、《太公》（我們按《藝文志》命名，今傳《六韜》爲其一部分）和已無傳本的《齊孫子》（我們按《藝文志》命名，即《孫臏兵法》）、《地典》（有自題之名，《藝文志》著錄於兵陰陽家）以及大量過去不知道的佚書，內容包括政治、軍事、陰陽時令、占候等方面，還有一篇自題篇名爲“唐勒”（篇首二字）的宋玉佚賦（殘碎較甚）。此墓出有一塊記著十三個篇題的木牘，所記之篇多數可以在此墓竹簡中找到或多或少的殘文。其中，《守法》、《守令》的內容多與《墨子》的《備城門》、《號令》等篇近似，《王兵》篇的內容分見於《管子》的《參患》、《七法》、《地圖》等篇；《兵令》與《尉繚子·兵令》相合，但其字體與此墓其他五篇《尉繚子》不同，而與上述篇題木牘各篇相同，原來當與這些篇編在一起，而不是與那五篇《尉繚子》編在一起的。此墓所出《晏子》、《尉繚子》、《太公》、《齊孫子》和《地典》的篇數，都大大少於《藝文志》著錄之本，乃是部分單篇的抄本。《孫子》有“十三篇”（即今本《孫子》十三篇，但殘碎較甚。墓中還出了一塊記這十三篇篇題的木牘）和少量佚篇，也只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一部分。此墓所出的書，用古隸抄寫，抄寫時間大概多在武帝之前，書的著作時間當然要更早得多，從內容看，基本上都是先秦著作。
4.八角廊漢墓竹書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40號漢墓（大概是宣帝五鳳三年逝世的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一批已因焚燒而炭化的竹書，其中有《論語》、《文子》、《太公》、見於《大戴禮記》的《哀公問五義》、內容與《大戴禮記·保傅》基本相合的《保傅傳》（整理者擬名）以及內容大都見於《說苑》、《孔子家語》等書的《儒家者言》（整理者擬名，共有27章，絕大多數記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行，整理者認爲編成于戰國晚期）等書，但殘損十分嚴重。
5.馬王堆漢墓帛書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下葬于漢文帝十二年）出土一大批帛書，其中有《周易》以及與今本有較大出入的《繫辭》和幾篇過去不知道的《周易》佚傳、《老子》兩本（整理者稱甲本、乙本）以及甲本卷後佚書（有儒家著作《五行》、道家著作《九主》等，皆整理者據內容擬名）和乙本卷前佚書（道家著作《經法》、《十六經》、《道原》和格言彙編性質的《稱》，皆自題篇名）、分章記一些春秋史事並附當事人或賢者對其事的評論的《春秋事語》、與《戰國策》相似且有不少章重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的《戰國縱橫家書》（以上二種爲整理者擬名）以及很多醫藥、占候等方面的佚書。此外，還出了抄在簡上的房中術佚書等。此墓所出的書，從內容看絕大部分是先秦著作。有些實用性較強的醫書、占書或非先秦著作的忠實抄本（如《五星占》講到漢文帝時星行情況），但其基本內容在戰國時代當已形成。《五星占》（整理者擬名）等天文方面的占書，反映了古代天文學知識。此墓古書抄本所用古隸的字體，可以分出早晚。字體較古的，抄寫時間可能早到秦至漢初。
6.雙古堆漢墓竹書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大概是文帝十五年逝世的汝陰侯夏侯竃之墓）出土一批竹書，其中有《詩經》（主要是《國風》）、《周易》（卦、爻辭後加有便於實用的占辭）和一些佚書，可惜殘損十分嚴重。佚書中有一種，分章記春秋至戰國初期一些人物的言行，其內容大都見於《說苑》、《新序》，文句亦相近。墓中所出的2號篇題木牘，從所列章題看，所屬之書與上述佚書同性質。木牘與佚書皆嚴重殘損，已整理出來的佚書各章殘文，尚無與木牘所存章題相對應者。此墓所出1號篇題木牘，上列四十七個章題。從章題內容看，所屬之書的性質與八角廊漢墓《儒家者言》相似，章題所記之事大都見於《說苑》、《孔子家語》等書，絕大多數是關於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
7.張家山漢墓竹書
湖北江陵張家山有一處西漢早期墓地。1984年，247號墓（當下葬于呂后時）出土一批竹書，除西漢早期的律、令外，有《脈書》（內容基本與馬王堆帛書中的一些醫書重合）、《引書》（講養生、導引）、《算數書》、《闔廬》（兵書）等佚書。《闔廬》沒有問題是先秦著作。其他幾種有實用價值的書，可能不是先秦著作的忠實抄本，但其基本內容在戰國時代當已形成。1988年，366號墓出土一批竹書，除西漢早期的律、令外，有見於《莊子》的《盜跖》和《食氣卻穀書》等。此墓竹書尚未正式發表。
8.慈利楚墓竹書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坡36號楚墓（發掘者認爲屬戰國中期前段）出土一批竹書，有見於《國語》的《吳語》、見於《逸周書》的《大武》及一些佚書。此墓竹書尚未正式發表。
9.九店楚墓竹書
20世紀80年代發掘湖北江陵九店楚國墓地，56號墓（發掘者認爲屬於戰國晚期早段）和621號墓（發掘者認爲屬於戰國中期晚段）出有竹書。56號出《日書》，是講時日宜忌等事的數術類書，未見自題書名，整理者據秦墓所出同類書定名。621號所出竹書，文字極爲漫漶不清，性質不明。
秦代至西漢早期墓葬屢見內容與九店56號楚墓所出相當接近的書，有些自題書名爲《日書》。這些《日書》的基本內容，大概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
10.郭店楚墓竹簡（此即這批簡的著錄書之名，一般簡稱“郭店簡”）
1993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已遭盜掘的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清理者認爲屬戰國中期偏晚），獲得一批竹書，其中有：《老子》三組（總字數相當今本三分之一左右）、道家佚篇《太一生水》（整理者擬名，原來可能與《老子》丙組編在一起）、見於《禮記》的《緇衣》、也見於馬王堆帛書的儒家佚篇《五行》（帛書本有經有傳，郭店本有經無傳）和多篇其他佚書（大多數爲儒家著作）。此墓所出之書皆未見自題之名。
由於輿論極爲重視考古工作者清理被盜掘的郭店1號墓所獲的這批簡書，盜墓者開始重視隨葬竹木簡。1994年以來，香港古董市場上陸續出現由內地戰國、秦漢古墓盜掘出土的成批簡冊。下面所介紹的11、12、13三批簡，以及綜述秦墓出土文獻時要講到的嶽麓書院和北京大學所藏的秦簡，就都是從香港市場上搶救回來的。
1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此即這批簡的著錄書之名，一般簡稱“上博簡”）
1994年入藏，整理者推測出自戰國晚期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之前下葬的楚墓。這批竹書主要有：《周易》（原當爲全經，但已殘失一半左右）、《緇衣》、與《禮記•孔子閒居》前半相合的《民之父母》（整理者擬名）、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同源關係但出入較大的《武王踐阼》（整理者因其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大體相合而定名，但其篇首沒有以“武王踐阼”開頭的一段）、很多儒家著作佚篇、一些道家著作和其它可以歸入諸子類著作的佚篇、很多體裁近於《國語》或《晏子春秋》所收篇章的佚篇（大都記春秋至戰國前期時事，多爲楚事，也有齊、晉、吳之事）、由遠古傳說中的帝王講到武王伐紂的長篇古史佚作《容成氏》、佚兵書《曹沫之陣》、講龜卜的《卜書》（整理者擬名）以及一些文學佚作（有《詩經》體的詩、體裁近于楚辭或近於賦的作品）等。這批簡中的《緇衣》和儒家佚篇《性情論》（整理者擬名），也見於郭店簡（郭店簡整理者爲後者所擬之名爲《性自命出》）。這批簡尚未發表完畢。
12.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此即這批簡的著錄書之名，一般簡稱“清華簡”）
2008年入藏，從各方面看也應出自湖北楚墓，專家鑒定會定爲戰國中晚期簡，碳14加速器質譜儀測年結果是西元前305±30。這批簡基本上都是書籍，主要有：與《尚書·金縢》爲“同篇異本”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百篇《書序》稱“《說命》三篇”的佚《書》《傅說之命》三篇、《書序》稱《咸有一德》的佚《書》《尹誥》（簡本無篇題，《緇衣》引此篇稱《尹告》，整理者據以定名）、見於《逸周書》的《皇門》（簡本無篇題）和《祭公之顧命》（《逸周書》篇名作《祭公》，《緇衣》簡本引作《祭公之顧命》，《禮記·緇衣》作《葉公之顧命》，“葉”爲誤字或音近通假字）、《逸周書》的佚篇《程寤》（簡本無篇題）、類似《尚書》《逸周書》的前所未知的佚《書》多篇（如《耆夜》和整理者擬名的《保訓》等）、《周頌》體佚《詩》《周公之琴舞》（共有詩十首，周公、成王所作，其中一首即《詩·周頌·敬之》，其餘皆佚《詩》）、《大雅》體佚《詩》《芮良夫毖》（周厲王時芮良夫所作，整理者擬名）、分二十三章記周初至戰國前期的一些重要史事的《系年》（整理者擬名。整理者後來指出，此書非編年體而稍近於“紀事本末”體）、敘述自楚先祖季連到楚悼王二十三位楚君的居地和遷徙情況的《楚居》（整理者擬名）、講占筮的理論和方法的《筮法》（整理者擬名）、可用來做100之內任意兩位數（且可帶分數二分之一）的乘法的實用《算表》（整理者擬名。以上二種目前尚未發表，但在《文物》上已有介紹文章【微刊按：已發表於《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四）》】）等。其他重要佚書尚多，由於尚未發表，情況不是很清楚，從略。
有的學者認爲，郭店、上博、清華這三批簡的時代，都可以看作在西元前300年左右，距離實際情況應該不會遠。所以見於這三批簡的古書的著作時間，當不會晚于戰國中期。
13.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此即這批簡的著錄書之名，可簡稱“北大漢簡”）
2009年入藏，從字體看當抄寫於西漢中期（不早于武帝後期），所抄既有先秦著作，也有西漢著作，絕大部分尚未發表。這批竹書中最重要的一種，是已發表的《老子》（自題篇名《老子上經》、《老子下經》。上經爲《德經》，下經爲《道經》，篇序同于馬王堆帛書《老子》而異於今本，馬王堆《老子》乙本有自題篇名“德”、“道”），保存情況好，完整程度大大超過帛書本。雖然尚未發表但已有較詳介紹的先秦著作有《周訓》，是戰國中晚期之交的東周君昭文公多次以史事爲鑒訓誡西周恭太子之辭的彙編。整理者根據書名和整理出來的篇數，認爲此書即《漢書·藝文志》著錄於道家的《周訓》十四篇。
秦禁詩、書、百家語，秦墓當然不出這方面的書籍。至於數術類書，在秦墓中是可以看到的。前面講過，有些秦墓出《日書》，這裏舉幾個《日書》之外的例子。1993年，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發掘者認爲有可能早到秦統一前）出了亡佚於宋代的三《易》之一《歸藏》的竹書殘本。秦墓出這種比較重要的先秦典籍，是很難得的。此墓還出日書和災異占，如此墓確在秦統一前下葬，它們就也是先秦的數術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2007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簡裏，有自題書名爲《數》的算術書。北京大學2010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簡裏也有算術書（尚未發表），沒有自題書名的兩種，整理者擬名爲《算書》甲篇、乙篇；另一種自名爲《田書》，是講田畝面積與田租的計算的。這些算術書可能就是秦統一前使用的本子，也可能是其差異不大的改編本。上面提到的岳麓秦簡裏還有整理者據內容定名的《占夢書》，也可能是秦統一前的本子或其差異不大的改編本。這些都是數術類書。此外，上面提到的北大秦簡中，據介紹還有一篇《公子從軍》（整理者擬名），整理者認爲“應是一篇失傳的戰國晚期的文學作品”。
以上簡述了建國以來陸續出土的先秦典籍抄本的情況。爲了稱說的方便，下文把它們總稱爲“新出文獻”。
作爲一個整體來看，新出文獻完全可以跟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媲美。後二者的實物都早已不存在。那些用戰國文字抄寫的古書，有些大概根本沒有用當時的通行字體轉寫的完整整理本；有整理本的絕大多數也已失傳，如汲冢所出之書，完整流傳至今的只有一部《穆天子傳》（《竹書紀年》至遲在宋代已經失傳，今本《竹書紀年》不可信）。新出文獻大部分肯定能長期保存下去，在學術上應該會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文原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四輯）》(中西書局，2013)第1-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