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倚石山房藏战国古玺》

《倚石山房藏战国古玺》

编       著：吴砚君

出  版 社：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开       本：16开

页       数：272页

定       价：480元

简    介

吴砚君编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辑录编著者近十年收藏的战国时期玉质、银质、琉璃质等多种材料的官、私古玺202件，精品纷呈。施谢捷释文，其中新见人名、字形叠现，给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的新材料。编号之外，标注释文、质地、国别、尺寸等信息，又编著者前言《战国三晋古玺概述》和《后记》。平装16开272页，定价480元，售价388元 (含国内特快专递邮资)。

前言：战国三晋古玺概述

吴砚君

时代背景 

“三晋”之称，源自战国初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的前身是春秋时期五霸中的超级大国——晋。晋从桐叶封晋（约公元前1034年）始，至韩、赵、魏三家废晋国末主晋静公为庶人（公元前376年）止，在中国历史上横跨六个多世纪，共历三十八君。如果从晋国建立，到秦统一中国，三晋经历了822年的漫长岁月。三晋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全省、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北中部、陕西省北部和中东部、内蒙古中南部的广大地域。

战国时代是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起始标志。在战国各诸侯国割据的250多年中，三晋疆域伴随着岁月不断更迭变化。以公元前260年为例，此时三晋（韩、赵、魏）的疆域居于中北部，北方的燕国与三晋的赵国接壤；同为北方的齐国与三晋的赵、魏毗邻；南方的楚国接壤魏、韩；秦国则与韩、赵、魏均有接壤。

由于晋国地处中原北部，该地区成为古中华东西南北中文化激流的漩涡。晋国在与各国频繁的交流中，融汇了各地区的文化精华，大量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兼收并蓄，融合升华，使晋文化达到了当时中原文化的顶峰。

古玺的定义

“古玺”是对秦统一以前所有官、私玺以及成语、肖形玺的统称。“印章”之称，因始于秦、汉，所以我们称这个时期的玺印为“秦汉印章”。“古玺印”或可以概括为先秦及秦、汉乃至唐、宋等古代玺印的总称。

三晋古玺的“玺”字，多写作“尒”“□”。从金之“鉨”，多见于齐、楚、燕系古玺中，三晋古玺中未见。

“尒”是“玺”字的初文。马国权先生指出：“原来，‘玺’字在古玺中多写作‘尒’‘木’，上端的‘丄’或‘人’，就是玺的钮或柄的侧面之形，下边的‘□’，是按捺之后呈现出来的纹样。《说文解字》卷九有‘彡’字的部首，许慎解释说：‘毛饰画文也。’意思是用笔画出来的线条。可知‘玺’字下边的‘□’与‘彡’实际是一路东西。我们知道，象形字的产生是先于象形兼会意字的。有了‘尒’之后，才有‘□’‘□’‘□’‘□’‘鈢’等形体。意思非常明显：‘□’，是把‘玺’这东西印在泥土上；‘□’‘□’则说明玺的使用与泥土的关係；而‘鈢 ’或‘□’是说明玺本身的金属质料。”

古玺的材质

战国古玺多以青铜为主要材质，兼有“异材”。这里所说的“异材”，是指除青铜以外古玺的材质。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第四章有论：“由战国至明清，官、私印的物质，有金、银、铜以至琥珀、玛瑙、骨角、木石等，主要为金印、银印、铜印、玉印、琥珀，印、玛瑙印、骨角印、绿松石印、石印、木印……”从目前所见实物及著录看，古玺大致可以分为“金”和“玉”两大类。

关于“金”的概念，汉代以前所称之“金”，泛指以青铜为主的金属质料，所谓“吉金”则是指精纯而美好的青铜金。据西汉司马迁《史记》一书中“虞（舜的国号）夏（禹的国号）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的记载，黄为金，白为银，赤为铜，可见在汉以前“金”实为金、银、铜等金属的统称。由此可知，秦以前金属质料的古玺，单从材质上而论，还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看，秦以前除有少量银质私玺外，未见有“金质”古玺的著录。三晋官玺中更无使用金、银材质的例证。真正意义上的“金质”古玺印，则是从秦代以后纔开始出现的。

“玉质”古玺在战国官、私玺中多有出现。各国“玉质”古玺的钮制，基本以“覆斗钮”为主流形式，特殊钮制占极少一部分。受材质和砣碾工艺所限，印文大都为“白文”，“朱文”则仅见于“三晋”古玺。

“玉”从狭义论，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类。硬玉以翡翠为主，软玉以和田玉为主。广义上的玉，还包括岫玉、水晶、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说文》：“玉，石之美者。”也就是说，凡是各类地方玉，以及水晶、玛瑙、绿松石、琥珀、花斑石等漂亮的石头皆可称之为“玉”。如果更宽泛些，滑石、骨质及琉璃等材质的古玺印，皆可划在玉印范畴。

古玺的用途

古玺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变革的产物。古玺作为国君授予臣下行使政治或军事权力的凭证，同时还可以起到昭明信用和臣属关係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古玺作为征信凭证，也逐渐参与到商业和社会交往的各个方面。

春秋后期已有用玺来封的文书，即所谓“玺书”。战国时期已建立了公文用玺和发兵用符的制度。无论下达命令或往来公文，都须使用玺、符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生效。凡是委任官职，都要颁赐相应的玺，免职、辞官时收回。

《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下》载：“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愿请玺，复以治邺……文侯不忍而复与之……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遂纳玺而去。” 《吕氏春秋 · 执一》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战国策 · 秦策三》说：“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战国策 · 韩策二》载公孙昧说：“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下》载：“梁车新为邺令……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韩非子 · 说林上》载孟卯对甘茂说：“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战国策 · 赵策三》载公孙龙对平原君说：“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

战国时期的古玺，除应用于缄封官府间往来文书外，还广泛应用于贸易、货物流通等各种商业行为。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看，古玺的应用范围主要包括封泥（缄封）、陶文（陶器）、烙印（马匹、木材）、钤朱（丝织品）和随葬等几方面。

作为税讫的标记证明，玺或缄封在货物上，或烙或压抑在漆器、木材、丝织品等物件上，以起到完税及标示物主的证明作用。烙马印可以标明马匹的归属。货物的储藏、流通多以玺印封完。战国推行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青铜、陶器等器物上，或錾刻铭文，或钤抑监製者的官职名称、工长名，还常常标明铸、做器物的工匠名。一些酒器、食器上记录使用地点与掌管者的官职，量器则记录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从为数不多的三晋陶文遗迹看，压抑在量器及其他陶器上的陶文，多是带有地名和市场管理者的专用玺。还有一些，则直接压抑私玺，或可看作“物勒工名”的体现。

“钤朱”一直被认为是南北朝晚期取代封泥的一种用印方式，从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块钤有“朱记”的织锦看，至少在战国中晚期“钤朱”就已经出现了，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钤朱印痕。

随着玺印在战国时期的普遍使用，佩带、使用古玺渐成风气，私玺、成语玺亦广泛融入日常生活中。例如觿钮玺，除具备印信功能外，它的特殊钮制，还有解绳结的实用功能。“带钩”，束带之钩，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士大夫繫腰带的挂钩，即腰带扣。当时各种先进的工艺、华贵的材质、繁复的製作、审美的趣味，无不浓缩在这小小的带钩之上。带钩钮古玺或铸或鑿，将文字或图形施刻在带钩之上，便具备了凭信和装饰的多重功能。 

从五花八门、样式繁多的战国成语玺中，我们可以窥见到，成语玺已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饰品”，佩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不同的文字内容，以此来规范、寄托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文字特征

战国文字根据地域、文字特征划分为五系，分别为齐、楚、燕、晋、秦。各系文字特征鲜明。根据这些特征，从大量的六国金文、简牍、帛文、货币文、陶文中，均能找到与其相应的文字谱系。比如，楚帛书就与楚玺相类；齐《陈曼簠》等金文与齐玺文字风格相同；燕地出土的很多陶文，印文形制与燕玺相吻合。

秦系，由于战国秦和秦印在梳理上的错综复杂，无论战国时期的秦玺还是秦统一后的秦印，在文字构形和玺印形态上，都与其他各系有所不同。所以，战国秦玺与秦印，或有统称为“秦印”独立成篇的必要，这里就不做过多论述。

晋系文字包括韩、赵、魏三国，两周与中山国也都属于晋系文字系统。从大量遗留下来的三晋文字看，三晋文字的结构及特征与西周春秋金文一脉相承，说明三晋文字在早期就已经发展成熟，而且日趋稳定。

从整个三晋体系的文字特征看，三晋文字体势整饬精严，用笔纤巧细腻。但不同的材质、製作手段，所呈现出来的三晋文字也多有不同。一些三晋金文就明显受铸造工艺的影响，铸铭文字多丰盈饱满，这类风格的文字倒是与《侯马盟书》有几分相近。由于书写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侯马盟书》更强调书写性、实用性，笔画蚕头入笔，中肥末锐，结体扁圆。同样是书写，《温县盟书》就显得狂放不羁，线条瘦劲，用笔如急风骤雨，笔势迅疾，这种笔势更接近錾刻在青铜器具与青铜兵器上的三晋文字。我们看这个时期的錾刻文字，基本上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种是恣肆遒劲，笔势多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极具秩序感；另一种则是字体工丽巧緻，形态修长劲健，笔法全用玉箸。

总之，三晋时期的文字构形，主要以这种体势修长整饬、笔势纤巧细腻的文字风格为主流，或可视为三晋时期的“正体”文字，并广泛应用于货币等器物上。

三晋古玺亦基本沿袭了这种审美格调，巧妙地将古玺文字转化、变通，精准地表现出三晋文字的特质。方寸之间，三晋古玺上的文字更趋整饬、精严，体势也更加修长劲健，在文字的排布上，追求自然生动，用极简的线条勾勒出最具灵性的空间。可以说，三晋古玺在中国篆刻史上独树一帜，所开创的三晋印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晋官玺

从历代谱录及近年新发现的三晋官玺看，数量与三晋私玺形成很大反差。三晋官玺数量少的原因，除历史因素外，主要与当时国君对官吏所持玺印的典章制度有关。随着战国郡县制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推行，玺印即成为国君授予臣下权力的信物，玺印的使用、颁赐与收回，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三晋官玺的材质多数为铜，个别为玉质。金、银材质官玺均未见著录。玉印官玺皆白文，在著录的三晋玉印官玺中，除上博所藏“匈奴相邦”外，多为“封君”玺，如上博的“春安君”“襄安君”，东瀛小林斗盦所藏的“襄平君”及本篇收录的“长信君”等，总数不过十钮。

三晋官玺的钮制，多坛座鼻钮，少见平台鼻钮者。多数官玺的形制与私玺相差无几，如果仅从形制上看，很难区分官玺和私玺。

三晋官玺多为方形，少有长方形，圆形及特殊形状者稀见。规格以15至18毫米较为多见，規格在20毫米上下者较为少见，亦有13毫米左右的官玺，与通常私玺规格相当。规格在25毫米以上者极为罕见。目前见于著录的几方超大官玺均为陶文，如两枚“□阳市”，规格在35至40毫米。近年来，各地又陆续发现一些陶文印迹，其中规格在30至100毫米的官玺陶文多有出现。“多字长条形玺”过去一直认为只有燕玺独有，近年从河北临漳地区出土的同类陶文看，三晋也有这类“长条玺”。这里不排除压抑在陶器上的玺文，非实际意义上的官玺，但至少可以说明，三晋超大官玺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三晋官玺文字的笔画普遍比私玺略粗，字腔偏浅，这些特征或许与官玺使用较为频繁，避免磕碰损坏有关。曾见过一些三晋官玺实物，印体及印面因长期使用，原本见棱见角的方形，磨损成了圆弧状。

三晋官玺的文字构成，基本以地名加官职名为主，也有官名和地名分开使用的。三晋官玺的文字排列主要以右行竖读为多，多字官玺右行分两列或三列顺读，每列一字或二三字不等；两字官玺多横读，个别作上下排列；三四字官玺中有以横排横读，亦有以逆时针排列的。另外，有一部分单字官玺，只能从文字与钮制上综合加以甄别。

在三晋官玺中，除几钮玉质官玺为白文外，其余皆为朱文。目前，尚未见到金属质地的白文官玺。

三晋私玺

三晋私玺中朱文明显多于白文，白文玺皆有边栏。三晋私玺的規格普遍较小，大都在十至十四毫米之间。也有不足十毫米的私玺，二十毫米左右的私玺极为少见，三十毫米以上的私玺极为罕见。

三晋私玺以铜质为大宗，有极少数为银质，金质绝见。玉、琉璃、骨、绿松石等材质均较为稀见。

三晋私玺的形制以坛座鼻钮最为常见，印体嵌有金、银图案的极为稀少，特殊形制的私玺如穿戴、觿钮、带钩钮、柱钮、亭钮等较为少见。印面形状以方形为多，兼有圆形、长方形、马蹄形、菱形及不规则形等。

三晋私玺中，以两字姓名玺居多，个复姓单名的私玺有一定数量，三字姓名玺和复姓双名的私玺较少见。在三晋私玺中，两字姓名玺的排列，一般以右行横读最为多见，有特殊者作竖列上下读。两字姓名玺后加“尒”或“私尒”者极为少见。三字和四字私玺，大多为复姓单名或单姓双名和复姓双名的组合，复姓多作合文。复姓、双名文字在玺印中多有合文符号，排列形式有右行竖读，也有作右行横读排列的。五六字私玺极为稀见。

三晋穿带玺较为少见，一般两面均有文字，一面为姓名，另一面是自名或成语或肖形。还有一种特殊者，只单面有字。

三晋私玺在铸造、打磨、修整工艺上，普遍优于官玺和成语玺。如果借助放大镜观察印面，边栏四个内角、文字笔画及笔画交叉点的四个外角，均有因修整留下的刀刻痕迹。在一些特定的角度，刀刻痕迹有其规律性，而且笔画越精细，刻痕越清晰。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仅凭肉眼观察，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的。这些特征，也给我们甄别三晋古玺的真伪，提供了辅助参考作用。当然，三晋古玺中也存在未经修刻或修刻不是很明显的，所以，在甄别上还要综合加以考量。

“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盛行于吴、越、楚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古玺中，齐、楚未见“鸟虫”玺，燕系古玺中偶有出现，三晋“鸟虫”玺更为罕见。三晋与燕系“鸟虫”玺有相似处，我们看这个时期的“鸟虫”玺，是以“鸟头”为主要形态，借助笔画的弯曲构成鸟形，在表现手法上虽然没有后世“鸟虫”印那么繁复，但也有神来之笔的奇特效果。

三晋成语玺及单字玺

三晋成语玺从形制到内容，都比官、私玺更为丰富。成语玺形制多样，品种繁多，有多种样式的亭钮、带钩钮以及禽、兽、人物钮。在文字的排布上更加随性，融入了很多装饰元素。一些印台上带有连珠饰纹，部分印体有烫银工艺，个别有几何形烫金、银工艺。 

印面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心形、三角形、葵形及各式连珠形等。穿戴玺及五面玺较为少见。三晋成语玺，規格大小不一，常见的规格在10至20毫米之间，较小的在8毫米上下，超大的在30毫米左右。

在成语玺中，文字笔画的挪让、增损、穿插、饰笔、借笔、倒置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成语玺由于笔画省略过多，很难分辨其文字内容。单字到四字成语玺较为普遍，五六字及十字以上的多字成语玺罕见。

三晋成语玺，多涉及吉语、箴言、警句等内容。单字玺，有些仅从内容上看，很难确定其归属，一般归类在成语玺中。

从部分成语玺的实物看，大部分明显存在使用过的痕迹，说明成语玺不仅应用于日常佩戴，同时还具有凭信的功能。近年，从新发现的战国封泥及压抑在陶器上的印文实物中，常能看到成语玺的踪影。

还有一些成语玺，形制、大小、内容都极为相像，从玺印本身的状态看，显然是未曾使用过的，这类玺或许是战国时期作为商品批量生产，用于日常销售或仅仅用于陪葬之物。

三晋古玺的审美价值

战国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空前繁荣，先秦诸子思想影响深远，生产力迅速发展。青铜器作为当时最高科技的体现，其铸造工艺及所具有的文化艺术含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人类在长期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劳动中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在这个时期集中喷发，创造了无数流芳百代的艺术杰作。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意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境界，体现出一种审美愉悦。战国时期，使用、佩带古玺渐成风气，古玺已成为人们表达内在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看这个时期样式百出的成语玺，很多行文内容，已把人们的精神意味与境界充分表达出来。 

任何艺术作品，离开了形式美，就会失去魅力。三晋古玺所特有的形式美，构成了三晋古玺的外在属性。其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充分反映了当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充分地体现当时的美学艺术内容和处理手段。三晋古玺的文字美、形制美、线形美和材质美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体现了三晋古玺的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这些奠定了三晋古玺的美学基础，铸造了三晋古玺的时代审美特征。

（原文中造字本系统不提供技术支持，不能显示，以虚缺号“□”表示，特此说明。）

后    记

时间过得真快，从开始着手准备这本《倚石山房藏战国古玺》，到今天付梓完成，一晃四年多过去了，以至于原先看起来像素很高的图片，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差强人意。当然，还有里面收录的个别印章，有些早已转嫁同好。

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如果换个角度去看，这样的等待，或许能够促使这本集子少留下点遗憾吧。

收藏古玺印十余年，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通过收藏古玺印，更直接地从中汲取养分，提高艺术修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多收藏一些。

以战国古玺为专题收藏，初始于我收藏到的第一方三晋小玺。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精美的朱文小玺，字腔壁立，文字细如发丝，印体规整、压手，并泛着银光。高古青铜特有的红斑绿锈，深深地刺激着我的感官，真是太美了！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收藏之路如同人生般坎坷。一路走来，有幸过眼古玺印数以万计，圈中人等，形形色色。如果没有明师引路，这条路并不好走。幸亏，从一开始，就让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好师长、志同道合的藏友，以及诚实守信的商贾。如果没有这些师友们的帮助、支持，也不会有今天这本集子。照例附上我要感谢的师友名单，如有遗漏，请万万包涵。他们是：施谢捷、张宇晖、杨广泰、郭效生、萧毅、石峰、王凯、李可、张小东、侯立新、尤敏强、谭洪波、黄玉希、冯伟、郭杰，还有故去的王剑先生。

另外，还要感谢我的老师王镛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赐签。

戊戌大雪吴砚君记于倚石山房

信息来源：“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详见“阅读原文”）

微刊小編：搬砖小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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