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丨李学勤：《古文字研究的今天》

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今天在这里讲出来，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近百年以来，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的人有两次千载难逢的机缘。第一次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我们特别有福气，今天这是第二次。自1899年往上推100年，拿破仑南征埃及，组织了一个“埃及研究所”，随军远征。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即“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碑上刻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对照的铭文，为释读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钥匙。整整100年以后，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古代的可信史推到了商代。应该说，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就没有今天的古文字学。罗振玉、王国维的古文字学，基础就是甲骨文的发现。清代小学是以《说文》作为根基的，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也没有跳出《说文》这个圈子，是旧瓶装新酒。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不但是从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古文字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随着改变，慢慢习惯根据出土的古文字材料，重新认识古文字演变的源流，整个框框都变了。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古文字研究两个时代的过渡，他们之间有些差别，王国维已经是新的时代了。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任教，应学生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他指出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举出当时著名的“四大发现”。这篇讲演稿最早发表在《清华周刊》上面。现在，四大发现变成了四大学科：甲骨文、敦煌学、简帛学、文书档案学。

在20世纪70年代，我与裘先生都曾在原北京大学红楼工作，整理新出土的秦汉简帛材料。那时候，因为有一些重大发现，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过去，秦至汉初文字材料很少，一开始看云梦秦简时，多数人说是汉简，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秦简。今天看秦简多了，里耶就出土上万支。至于战国古书，孔安国看过，束皙看过，我们只看过传抄的古文。如用楚文字抄的《老子》，我们过去怎么能够看到呢？这真是千载难逢。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甲骨文的发现一样，补足了古文字演变历程的一大块。从宋代以来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铭文都是依据《说文》，小篆与金文中间隔了一大块。这个距离太大，有些字不能解释。从前，我在考古所，陈梦家先生对我说：你这么学甲骨文不对，应该先学《说文》，然后往上倒推着学习——战国文字、 春秋文字、金文、甲骨文。我今天也对学生讲，学习古文字最好倒推着学。文字的演变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中间缺了一块，必然会影响到我们释读。现在因为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从理论上说，我们考释古文字可以贯通。

活在今天，居然有这么便利的条件研究古文字。我们有这么多新发现，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所经过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区，随着工程的进行，以后提供给我们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随着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很多，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古文字学界的眼睛一直盯住新出的材料，造成一种现象，大家都在追新出的东西。今年 (2006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我因为在台湾没有去，看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也是大家的重心集中在新材料上面，这个形势看样子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多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大家都在盯住新的东西，都争着在网上、报刊上发文章，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耗费时间的基础性工作了，结果大家老是在一个水平上转圈子。《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出版以后，一时没有多少人写文章，我非常失望。在座的同学有谁写篇《〈秩律〉研究》？需要做的就是画个地图，当时一共有多少个县，考证出各个县的地望。我们应该明内，只有在作好基础性研究以后，才能够把新出材料的研究深入下去。我希望能组织一些课题，特別是有关方法论的，作深入探讨，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2006年12月1日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演讲，据罗振跃先生整理稿修改。本文载于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9-250页）

微刊小编：酒红卡布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