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書丨191冊重排、釋文本《十鐘山房印舉》（附：孫慰祖、林章松先生序）
191冊重排、釋文本
《十鐘山房印舉》
顧 問：陳進
主 編：庸堂
副 主 編：王啓亮 劉洪金
釋 文：陳繼揆 蒯憲 譚衛 王亮行 楊濰安 譚曉昌
責任編輯：劉晨 趙菲
助理編輯：呂士遠
編 委：周萌萌 任嘉星 任鵬 王鶴洋
裝幀設計：李順杰 謝楠 郭春光
攝 影：雅昌文化集團攝影中心
出版發行：山東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胡長青
印 裝：北京雅昌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16開（170mm*261mm）露脊裝
字 數：376千字
印 張：119.5（另附114頁附册）
頁 數：1912頁
版 次：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月第1次
印 數：1-1500
I S B N：978-7-209-12123-1
定 價：2980.00元
本書簡介
陳介祺，號簠齋，清末最負盛名的金石學家之一。《清史稿》稱其“所藏鐘鼎彝器爲近代之冠”。《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贊譽他爲：“清代金石學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清末以來的金石學者，對其鑒藏成就無不嘆服。
陳介祺仿照吾衍《三十五舉》的體例，將所藏古璽印分類編次，定書名爲《十鐘山房印舉》。“印舉”彙集李璋煜、吳式芬、李佐賢、鮑康諸家藏印，以古鉨、官印、周秦印等三十舉分類編次，有一印于不同類目重出者，收印近萬件，“印舉”被視成中國印譜之冠，稱爲印學之宗，在印譜編纂史上具里程碑意義。
一般認爲，《十鐘山房印舉》有“壬申”、“癸未”兩個版本，其中卷首有陳介祺自題“同治壬申海濱病史六十歲作”的，習稱“壬申本”，有50册、64册、72册及81册本之別。“壬申本”鈐定之後，陳介祺又厘定規模、舉類、序次，並繼續增訂，於光緒九年 (1883) 成編，即此次出版的底本——191册“癸未本”《十鐘山房印舉》。
陳進（陳介祺七世嫡長孫）藏
張暄手抄本《十鐘山房印舉事記》
新編本將191册本剪排爲正文6册，凡例、釋文說明及釋文另爲1册。附陳介祺著《十鐘山房印舉事記》足本于後。
重排本《十鐘山房印舉》
《十鐘山房印舉》附冊（印章釋文）
《十鐘山房印舉》印刷工作
本書架構
第一冊：收錄印章1706
第二冊：收錄印章1628
舉之三周秦舉之四、五金銀鐵鉛舉之六玉舉之七、八晶水石等舉之九鉤印舉之十巨印舉之十一泉鈕舉之十二六面舉之十三套印舉之十四兩面第三冊：收錄印章1735
舉之十四兩面舉之十五姓名第四冊：收錄印章1824
舉之十五姓名舉之十六姓名印舉之十七姓名名舉之十八姓名名印舉之十九姓印名名舉之二十姓名私印第五冊：收錄印章1778
舉之二十姓名私印舉之二十一姓名之印舉之二十二姓名印信等第六冊：收錄印章1722
舉之二十三言事、白事等舉之二十四姓名字字舉之二十五姓名吉語舉之二十六複姓舉之二十七臣名等舉之二十八殳篆、魚鳥蟲篆舉之二十九吉語舉之三十像形印《十鐘山房印舉事記》陳介祺附陳進藏 張暄手抄本《十鐘山房印舉事記》圖版《後記》劉洪金附冊
凡例釋文說明印章釋文精彩內頁
《十鐘山房印舉》
孙慰祖序
萬印樓藏印與《十鐘山房印舉》的編纂
陳介祺以“萬印樓”自號其齋。他收藏璽印之富堪稱“古今獨步”，對於古璽印的鑒定、研究所達到的程度，同樣是前無古人。簠齋的《印舉》，開創了不同於宋元以來古璽印資料編纂整理與研究的新體例。《印舉》與《考略》兩部編著也爲近現代古璽印學研究和篆刻藝術普及提供了新的學術資料，被視爲中國印譜編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陳介祺所輯的《印舉》已爲世所熟知，然而對於萬印樓鑒藏璽印的過程和編集《印舉》的始末，以及《印舉》先後形成的不同版本，仍然有必要做出比較具體的探究和梳理。
一、萬印樓藏印數量與歸宿
陳介祺大規模收集璽印，發願編撰一部經過整理考訂的集大成性質的印譜，與他辭官歸隱的人生轉折有關。
簠齋對於金石文字的收藏與考訂之好，形成於在京城時期。簠齋之父陳官俊(1781-1849)，嘉慶進士，以翰林入直上書房，後爲上書房總師傅，歷官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簠齋早年隨父進京師，即肆力於金石器物文字的收藏、考訂，結交當世金石學大家。三十三歲中進士，仕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1821-1850)，其父陳官俊屢受奪俸處罰。咸豐三年 (1853) ，朝廷又强令陳介祺代父認捐銀四萬兩以解户部財政之困。陳介祺雖因此而得賞銜侍講大學士，但經此種種現實遭際，深知宦途險峻，次年即致仕歸里。
“余歸來不能治鐘鼎”是簠齋在“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聯句題記中的自謂。對於醉心於收藏研究銅器，坐擁毛公鼎和“十鐘”“寶簠”等重器的陳介祺來説，一語“不能治鐘鼎”，透出的是人們不難感受的無奈。但他并没有轉移對鐘鼎、石刻文字的關注，璽印、陶文的收藏與考釋研究依然是他歸隱後傾力投入的事業。
陳介祺在歸里前已藏有璽印二千方，到了請王石經 (1831-1918) 爲之刻“萬印樓”印之際，已自號曰“萬”。這中間的差額大都是他在咸豐四年 (1854) 至光緒初年間不斷搜求的成果。《簠齋尺牘》屢屢提及爲他收集藏品或提供消息的多位“足”，即是他不斷獲新品的渠道之一。長期以來，論印者頗有人認爲這是一個實數，但却是一個誤解。萬印樓藏印的確切數量，簠齋後人陳繼揆 (1921-2008)教授提供的數字是七千餘方。陳先生是研究陳介祺史料的專家，所説自當可信。但爲了清楚簠齋藏印的前後增益與不同版本《印舉》之間的關系，筆者仍然覺得有必要利用相關材料進一步考實這個數字。
簠齋對其所藏古印數量，先後提到這樣幾次：
(一) 咸豐四年歸里前“舊有二千”；
(二) 從咸豐四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又得千餘印”；
(三) 同治十一年秋，何昆玉(1828-1896) 携來潘有爲 (1743-1821)“看篆樓”及葉志詵 (1779-1863)“平安館”節署燼餘古印“共千餘”；
(四) 約光緒初年，自稱所藏秦漢印已達七千餘鈕。
關於何昆玉携歸簠齋之數，陳敬第 (1876-1966) 在涵芬樓印本《印舉· 序》采從何昆玉説。何昆玉在《簠齋藏古玉印譜 · 序》中述其携至濰印章爲“二千七百餘事”。按何氏六册本《吉金齋古銅印譜》(以下簡稱《吉金齋》) 所輯1266方絶大多數是潘有爲“看篆樓”舊物，己所增益者僅《續集》輯録二百餘方。僅以此數，仍不足“二千七百餘事”。葉志詵“平安館”所藏雖不知其確數，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葉氏藏印并未盡歸於簠齋，因爲簠齋在同治十二年 (1873) 8月“致吴雲書”仍説：“尚有燼餘數百在羊城也”。但何氏《吉金齋》另有一譜，即上海博物館藏本，何昆玉舊藏鈐印的十一册《吉金齋》，其與六册本收印多不相同，這些印也多未見於《印舉》。此外，六册本《吉金齋》中含有少量宋元印，這是簠齋所未録的，而經筆者校對，其他漢六朝官印亦有未録入《印舉》的。因此，如果以上述《吉金齋》兩個系統相彙合，則可得何氏所述之數。
由此，我們做一分析：陳、何兩人所説相牴牾，可能的情况是簠齋在入藏時有所選取，所述乃是實入之數；而何氏所稱乃是至濰總數，何昆玉未入《印舉》之印，有的見於後來《共墨齋漢印譜》及其他印譜，這爲判斷何氏之印未盡歸簠齋提供了一個證據。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何昆玉携至濰歸簠齋之數共千餘，以簠齋所述前三項之和，與接近最後總數的末一項之間，至少還有二、三千方之差，它們來自何處？吴式芬藏印歸入簠齋的數量，也未見直接記述。據《雙虞壺齋印存》收印1067方。這個數字，應當是他藏印的基本家底。也有説吴氏歸陳的印數僅五百餘方，即按吴式芬藏印的足數計，與以上簠齋所述前三項相加，仍與七千餘鈕之數相差甚遠。
同治十一年秋後，參與十鐘山房印事達一年半餘，比較瞭解實際情况的何昆玉，在光緒十三年 (1887) 即簠齋卒後三年，是這樣述及他與簠齋藏印之數的：壬申年秋，簠齋“囑携所得古銅印二千七百餘事，并十鐘山房所藏古銅印共七千餘事往濰水”。顯然，這是何氏的統計，和簠齋所説的口徑并不相同，即何氏的增數并入十鐘山房計算，共得七千餘方。如果這樣理解不誤，則此時十鐘山房原有之數的七千餘方减去二千七百餘方，得四千餘方。這個數字恰與始鈐於同治十一年的“壬申本”《印舉》(五十册本) 所收3343方比較接近。而簠齋在同治十二年七月“致鮑康書”中談及計算編譜拓資之事，也説明估計收印是“約有五千方，加子母、兩面或可得六千矣，此時尚未計清”。注意，簠齋的這句話中“加子母、兩面或可得六千矣”，另將子母、兩面與前面的總數“約五千方”相加而得“六千矣”，似乎是方數與印面數可以有不同的説法。
此年後，他增入《印舉》的千餘方印章當來自他處。而再後所鈐“癸未本”(如一百九十一册本)，印章數量又遠爲擴大。此期間應有大宗的增入。
我們注意到，簠齋的藏印數量在同治十一年以後仍處於動態之中。他一直在肆力尋求羅致古印，也不斷地有所新獲。如光緒二年 (1876)“得古印十餘，無官印，而有小古私璽二”，光緒四年 (1878) 得“新出土六字古璽”，同年“新得大字古銅璽一”。這些與友人通信中提及的，當然大多是所獲個别的新奇精要之品。除了委托販夫專爲徵集外，他亦懇求金石好友代爲搜集或告以資訊。他向吴大澂 (1835-1902) 表示“古玉印則尤欲得”；委托吴雲 (1811-1883) ，“南中如見秦漢玉印、古陽朱奇篆如鐘鼎古幣者尤佳。敝藏已有二三十印，乞爲留意，以鈐本并索直示知”。至其去世，十餘年中無疑當有相當數量的入藏。但大宗受讓古印的事件，在《簠齋尺牘》中未見反映。
因此，我們不妨再采用逆推的方法，嘗試求證簠齋藏印的總數。晚於五十册本的“癸未本”《印舉》(日本常盤瓮丁舊藏一百九十一册手注本)，輯入印蜕爲12284方，剔除重見於交叉類别中的數量，實際入印約八千二百餘方。據筆者對陳敬第舊藏本的統計，收印蜕 (含重見) 爲10407方。如果統計口徑無誤，則“癸未本”《印舉》的輯印數量亦有所差异。
陳繼揆先生説簠齋藏印七千餘方，簠齋光緒初年自述獲印達七千餘方，實際鈐入光緒“癸未本”《印舉》的印章方數約八千餘方，則譜中所録包含借自他人的部分，這是可以肯定的。
簠齋在同治十三年 (1874) “致吴大澂書”中談道：“友人需留《印舉》，須在明年上元前書至方可，明年擬再覓友爲之，遲則戚友千餘印歸回矣。”據此知簠齋此時所拓有“戚友千餘印”借入，除此則簠齋所有者亦合七千餘方。
另有一個數據也可以作爲印證。王獻唐 (1896-1960)《五燈精舍印話· 十鐘山房印舉》中談道，1933年山東省圖書館擬購藏十鐘山房遺印，簠齋後人提供的尚存之數爲7600餘方。那麼，以何昆玉所説之數，《印舉》實際收印數减去借入千餘，再與簠齋身後遺存實數三者互爲印證，數量都大致契合。即“萬印樓”自藏古印，最終達到的數量爲7000餘方應是準確的。
這些古印，在簠齋身後的一段遭際，已有論者介紹，無庸贅述。最後，這批簠齋一生心力所聚之物絶大多數歸藏故宫博物院，與吴雲“二百蘭亭齋”、陳寶琛(1848-1935) “澂秋館”、陳漢第 (1874-1949) “伏廬”藏印等彙合，構成了今天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璽印的主體。但亦有一些分散他處，如“壬戌兵器”歸周叔弢(1891-1984)，後轉贈天津博物館；“北鄉之印”“池下里印”“鐘壽丞印”“宜陽津印”“衛園邑印” “千西萬年”“驕奴”等輾轉歸入上海博物館。另外，“淮陽王璽”“君之信璽”“公孫穀印”等，五十年代由故宫博物院轉撥中國歷史博物館 (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收藏。“安陵令印”“宋嬰”等玉印流入日本。散出的這部分數量較小，未致削弱現在故宫博物院簠齋舊印的體系及地位。這和王獻唐三十年代中談及齊魯各名家藏印紛紛易主時云：“今惟陳氏萬印樓，尚巍然獨存”的狀况是相合的。
總之，至今没有確切的資料能够説明簠齋藏印達到更多的數量。他在“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聯句的題記中説：“舊藏秦漢印七千餘鈕，尚可增益。”此聯的寫作在晚歲，可見“尚可增益”是他至老不倦的期望。“萬印樓”的名至實歸，是他晚年魂繫夢縈的未酬之志。
二、《印舉》所録古印的來源
筆者在此首先想要探討的是《印舉》所録自藏古印以外的部分來源。
《印舉》以簠齋自藏爲主，這一點并無歧見。此外的部分，至今仍爲一些學者所采信的是陳敬第所謂“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海豐吴氏雙虞壺齋、歸安吴氏二百蘭亭齋、吴縣吴氏十六金符齋、利津李氏石泉書屋、歙縣鮑氏臆園藏印，督其次子厚滋與伯瑜同事編次”而成的説法。此論陳陳相因既久，頗使近世讀者視《印舉》爲陳介祺與李璋煜 (1784-1857)、吴式芬、吴雲、吴大澂、李佐賢 (1807-1876)、鮑康 (1810-1881) 諸家藏印的合集。一種比較謹慎的分析是增益諸家部分所藏之印。“印舉所收，皆衹各家之一部分，非其全豹”。據筆者的校核，陳敬第之説與實際情况出入甚大。
首先，“各家”是哪幾家。陳介祺爲《印舉》務求其全，向各家懇切借印之事屢見於《簠齋尺牘》。比如他曾函請王懿榮 (1845-1900)、鮑康、吴雲等允借藏印拓入《印舉》是事實。但最終大多未果。
同治十三年五月“致王懿榮書”：“尊藏古印與子年所藏可假入印舉者，乞示寄，不固請。”鮑康時與王懿榮皆居京城。 同治十一年十月“致鮑康書”：‘霸陵園丞’印，乞拓十餘紙，泉鈕印亦乞精拓本。”至十二月六日，簠齋收到了鮑氏的古印拓。不久，又致書鮑康：『尊藏漢印‘園丞’‘邸閣督’二印，可假入否？如可，即乞交來力徐姓携回，將來必繳。如可，再爲轉借佳印尤感 (有至好可借，則求借付同交，將來以譜報之)。”次年三月，簠齋收到“霸陵園丞”“渭陽邸閣督印”二印。此二印今亦在故宫博物院。故《印舉》拓入鮑印，亦僅個别。
吴雲、吴大澂的藏印，并未收入《印舉》。簠齋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吴雲：“倘蒙雅愛，於南中爲代收官印佳者數十方，或竟鼎力，可轉借數百方，俾於叙中詳之，則尤不敢請耳。”次年六月再致吴雲：“尊藏印若肯假入，并請爲代致良友來東助成，尤爲切企。”這是他設想借得吴雲所藏一并拓入《印舉》，但他并未如願。當年七月，吴雲復書告以所藏印已將成《兩罍軒古印考藏》十卷，如有可入《印舉》者，願爲鈐印於來紙，表示携印至濰則不甚方便，以“道遠難借寄也，委婉推却。”簠齋遂作罷論，致書表示：“《古印考》已成，不敢求入《印舉》。”又檢讀吴雲致簠齋書札，吴曾委托往來於兩人之間的韓偉功帶去古印七方，其中有蛇鈕三方。今核校《兩罍軒印考漫存》，當是“左礜桃支”“魏蠻夷率善邑長”“魏蠻夷率善仟長”諸印。然此數印亦未見之於《印舉》，僅在《簠齋古印集》(以下簡稱《古印集》) 中見入“左礜桃支”一印。吴雲所藏其他各印亦未入《印舉》。
《簠齋尺牘》中未見向吴大澂借印之事。吴大澂與簠齋相交始於同治十二年，兩人亦始終未得謀面之緣。吴氏又歴官陝、粤、湘等地，轉遞煩難，想必簠齋亦不便假印於吴。但“尹是”泉鈕印，同見於《印舉》與《十六金符齋印存》(以下簡稱《金符》)，其他吴大澂所藏各印，則均未入拓。《金符》成譜晚於《印舉》。“尹是”印分别入拓兩譜，可能屬於兩種情况：一是吴氏代簠齋鈐拓於寄來之格紙，如吴雲所議之法。二是吴氏《金符》譜中僅見此泉鈕印，簠齋則存有泉鈕八方，此印或本屬簠齋物，而後歸吴氏者。吴、陳二人互贈印拓之事倒是屢見於《簠齋尺牘》。如光緒三年 (1877) “致吴大澂書”中有收到“符印拓一束”之語。簠齋亦馳書祈請吴氏遇見古印，“乞均爲拓一份，當共析疑賞奇也”。吴氏拓贈印蜕，見於《古印集》録入多枚，如古璽“聞司馬璽”；秦印“沈登傳送”；漢晋官印“安樂鄉侯” (僞-筆者注)、“康陵園令”“汶山公下將軍司馬”；私印“李定印信”“爰林印信”；玉印“戚志”等等。這些印均未鈐入《印舉》，蓋因《印舉》與《古印集》是兩部不同性質的印譜，筆者另有專文論及。
吴雲、吴大澂富於藏印，且都是有力之人，考輯自藏印譜行世亦題中之義。簠齋雖傳古心切，但借拓友人所藏入《印舉》亦不能不有所顧慮。他屢對友人表明心迹：“弟衹求爲古人傳，不爲好名而吝同好。”他向王懿榮和鮑康借印時特地言明“不固請”。他在被告知吴雲已將成《兩罍軒古印考藏》時，立刻表示尊藏“不敢求入印舉”，即是此種心境的表現，這也是文人至交的謙退之道。何况他也知道藏印者甚或還有“畏印譜損古印而不印者”，簠齋必不至强人所難。
李佐賢藏印，曾拓爲《得壺山房印寄》，時在光緒二年，後藏印歸端方 (1861-1911) “陶齋”。得壺山房所藏印亦不在《印舉》之中。
經過這樣的核勘，可以發現陳敬第所説的上述數家藏印，并不在《印舉》之内。
李璋煜是簠齋的岳丈，嘉慶庚辰(1820) 進士，至同治十一年簠齋編譜前大約已歸道山。吴式芬與簠齋爲兒女親家，簠齋女嫁於吴式芬次子吴重熹 (1838-1918)。重熹能繼父輩好古敏求之志，篤於金石文字。吴式芬卒於咸豐八年 (1858)。兩家藏封泥合編《考略》，是在老人身後由吴重熹完成刊印之事，故兩家關系并非泛泛之嗜古之交。由於這種背景，李、吴藏印增入《印舉》，正在情理之中。簠齋所謂借“戚友千餘印”，即當系李、吴兩宗藏印的總數。
筆者又進一步推測，大約在同治十一年前後，李氏、吴氏的藏印增入十鐘山房的内外條件已經具備。簠齋本身的條件即他的晚年收藏重心已由“治鐘鼎”轉到陶文、秦漢印中，他發願作“前人所未及之事”。於是，促發了簠齋延請何昆玉藏印來歸，彙合而成一部規模空前的《印舉》的設想。故《印舉》輯印數量的擴張，一直是簠齋的目標，這在他不斷徵求各家藏印的借入，以及持續購藏各處新出古印的努力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最後的結論正與簠齋自述完全一致：同治十二年“高要何昆玉携潘氏看篆樓古印、葉氏平安館節署燼餘古印來，方出舊藏，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藏印、海豐吴氏雙虞壺齋藏印，子年、竹朋各數印，名曰《十鐘山房印舉》”。簠齋此語中，李璋煜、吴式芬爲“藏印”，屬全稱概念；鮑康、李佐賢是“各數印”，這是很精確的，筆者所校結果與之完全符合。由此也可見簠齋叙事之謹嚴。
概而言之，“癸未本”《印舉》是以簠齋舊藏印 (已含何昆玉歸藏) 爲主，并入李氏、吴氏所藏的彙拓本。後三者中，至少何氏部分所藏在同治十一年秋已易主簠齋。鮑康、李佐賢等所入《印舉》僅各數印而已，故陳敬第之説未確。
三、《印舉》主要版本與簠齋的構想
《印舉》編輯過程前後歷經十餘年，現存所拓版本主要有兩種格局。其間苦心經營，數易其稿，最後形成的版本，與他設定的學術目標仍然存在着一步之遥。
陳介祺編集藏印譜録，較早爲世所聞的是在京期間成書的《簠齋印集》。
《簠齋印集》十二册，收印2493方。成書約在咸豐二年 (1852)。版心下刻印“平壽陳氏所藏”六字，是他歸里之前自藏印的彙集。此譜已對所録古印做出了分類編拓，板框預留供作考釋文字的格欄。後來《印舉》的體例設想與雛形其實已經由此可見。
其後，簠齋謀劃以自藏爲主，借入他人所藏，擴大規模，仿吾衍 (1268-1311)《三十五舉》之例，以時代、官私、質材、形制、印式、字體等分類編次，定名爲《印舉》。
同治十一年秋，何昆玉携印來濰，簠齋得藏印已更豐實，乃開始鈐拓《印舉》，參與者有何昆玉、周子芳及簠齋之子陳厚滋。實際上至同治十二年底方鈐拓竣事。因卷首有簠齋題“同治壬申海濱病史六十歲作”，習稱“壬申本”。“壬申本”有五十册本、六十四册本 (上海博物館藏)、七十二册本、八十一册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等等。先後用紙有光洋紙 (即舊所謂“粤紙”，何昆玉“至濰水”所鈐者) 和蘇紙兩種。此本已入何昆玉携歸之印，故版心下印有“濰水陳氏藏”五字。據横田實(1896-1963，日本)《中國印譜解題》統計園田湖城 (1886-1968，日本) 舊藏五十册本的數量，爲3343方。上述不同的版本，也與分次鈐拓和簠齋編裝久久未定有關。他在同治十三年致書鮑康：“印舉久未理稿，今次兒北上，再理恐在夏秋間。前七八册稿已定，擬再作數部，并望仲飴作《泥封考》同刻傳。加以目録、釋考附各印下，凡例、叙文今年未知能畢否。”光緒元年 (1875) 正月致書潘祖蔭(1830-1890)：“唯未編未裝無序目、舉目，不過僅見印耳。”
至光緒初年，簠齋藏印又增。八年，作《十鐘山房印舉事記》(以下簡稱《事記》)，對《印舉》之編又有了更爲周密的構想，力求盡善盡美。除了用紙、版式、印泥、鈐印、用墨、刻工、裝幀等以外，對體例也都做了進一步規劃，將全譜編爲三十舉。簠齋傳古心切，立志完成一部集大成的古璽印譜録，他在光緒九年(1883) 所作《印舉· 序》中表明心迹：“念一生所聚，不可使古人不傳。”
“癸未本”《印舉》一百九十一册本，當是目前所見簠齋生前初步厘定規模、舉類、序次的一種版本。筆者的依據是：現在印行的這個版本，與常盤瓮丁舊藏的手注本册數相同，而各舉的分册和所録的印數也幾乎完全相同。但印章數量此本爲10385方，多出常盤本一百零一方，又增補泉鈕8方，共計10393方。簠齋『癸未本』拓畢并作序俱在光緒九年，手注釋文也應當在此年前後。所以釋文本當是作爲對已拓成散頁進行編次裝訂的樣本，也是爲進一步展開考釋工作所做的準備。可惜次年七月，老人即因急症跨鶴西去，計劃中的考釋工作終未能完成。
因此，在我們見到的這部現存《印舉》的最後版本中，簠齋已完成了它的斷代和舉類的工作，各舉之目均由簠齋擬定，自序也已撰就。“癸未本”《印舉》紙幅雖收縮，格局却未變，其版式設計與《事記》所提及的“考釋”體例仍是相匹配的。那麼，從資料彙輯和作出分類編訂而言，這是陳介祺生前已經形成的一個最爲完備的足本系統。
但如果以簠齋的計劃書 -《事記》作爲標準，則“癸未本”《印舉》仍是一項未完之工程。《印舉》“世無完本，亦無定本”之説即是從這一立足點出發的。
那麼，簠齋苦心謀劃的《印舉》究竟要形成何種結構與面貌呢？筆者認爲可以依據一部分未充分披露的資料做一番探究。先看他撰於光緒八年 (1822) 的《事記》中交代的結構：
自叙、凡例、目録；
印文并附分類考釋；考釋包括“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分類即性質、形式、質地、文字、時代等三十舉。其中包含符節、封泥之類。對比《事記》，所未完成的部分顯然就是考釋。
簠齋對於古印編次采用舉類的體例，建立在他對古印做出的斷代和類型研究之上。類别越細，信息量越大，研究使用越便利，而編者所面臨的學術、技術性問題也就越複雜。這項工作的籌措醖釀，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雖然在同治十一年始編《印舉》時也談到“編次亟須時日”，但是實際的進展可能比簠齋事先所考慮的更爲困難，在斷代、官印的分類以及處理類别交叉等環節上，不僅耗費長時間的考訂，而且尚有不少技術性的問題難以圓滿解决。如張瑄《十鐘山房印舉纂例考》云：“一印數見，其旨難明，方訝其繁，何慮其缺。”其實“一印數見”正是簠齋分類細密而又未及附以注釋所導致的問題。這是簠齋生前《印舉》延宕多年的原因之一。
據《簠齋尺牘》，我們瞭解到他一直在對《印舉》作“考據”，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致書鮑康談及《印舉》未成，“考據雖慚淺陋，條理尚有可觀，唯須遲遲方能請正耳”。次年，他又謂《印舉》“加以目録、釋考附各印下，凡例、叙文，今年未知能畢否，因循遲誤，非敏事則不易成事也”。他并多方尋覓瞿中溶(1769-1842)《集古官印考證》(以下簡稱《考證》)一書，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四年，屢屢向潘祖蔭、吴雲、吴大澂致書，祈代借瞿撰《考證》，急切之情，躍然紙上。但直至光緒八年，他方得蘇景瑀寄來十二卷未刻竣本。此時離簠齋去世僅兩年。他覓求《考證》顯然是爲作《印舉》的“釋考”之需。簠齋《印舉》的“釋考”直至其去世仍未完稿。
1999年2月，筆者訪日期間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看到了這樣一部稿本：
此譜題《十鐘山房印舉稿本》(以下簡稱《稿本》)，園田湖城所收，後曾歸横田實，計四十册，毛邊紙裝訂。印文鈐於條紙，每頁粘貼一至五條不等。各印下附有簠齋考釋手迹，下沿多鈐有“陳”“吴”“潘”“葉”朱印，乃是簠齋用以區别舊藏者之標記。據横田實説，稿本是園田湖城通過書店得自陳介祺在上海的遺宅。
由此，上海博物館所藏題簽爲《簠齋印考》的同式毛邊紙本稿三册得以明確地找到了歸屬。《簠齋印考》字迹與簠齋不類，乃後人所加。三册分别爲“三代符節、夏商官璽”“漢六朝令長”“都尉”。以簠齋《印舉》一百九十一册本及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稿本類目相校，適爲所缺之目，則上海博物館三册乃拆分失散之《印舉》考釋稿本甚明，園田湖城舊藏原非完帙。而按兩宗稿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四十册加之上海博物館三册之目録類别，筆者推定稿本仍有散佚。至於一書而析分數宗，不排除舊時書賈所爲。
《稿本》考釋内容正與《事記》所述相合，即官印或考官制，或釋地理、印文。有的并注明時代，如“朱虚丞印”下注“琅琊郡”；“新豐長印”下注“新豐屬京兆尹”。此類尚屬初擬提綱，大約是留待以後或擬由次兒厚滋寫校的。也有如“代郡農長”注釋較詳的：“《百官表》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有的甚至以工楷寫定，如“左尉印”，注曰：“當即邔，屬南郡，從邑，己聲，孟康曰音忌。此蓋之從忌從邑不省心也。”“廢丘左尉”印注“秦”，考釋云：“《地理志》槐里，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秦更名廢邱，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屬右扶風。《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有丞尉，秩四百至二百石。《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約是用作謄抄者的範例。那麼，此種格局正如《考略》。以兩者考釋相比照，體例和文理都一脉相承。考慮到編集《印舉》的同時，簠齋并在謀劃考校《考略》之事，可以瞭解到他擬將《考略》與《印舉》同傳，確是將兩書的釋文體例做了較長時間的統籌。
簠齋在光緒三年曾對吴大澂表示“《印舉》不出在己”。五十册本在壬申年前後已完成鈐拓，光緒元年簠齋記“自臘至二月，四人拓古印，僅得二十餘份”。即依此進度計，從簠齋生前已經編定的序次來看，增拓的一印一頁本，也當在此後數年中完成。故光緒以後簠齋致諸友人書所議及《印舉》，主要是繼續羅致古印、借讀瞿氏《考證》和翁叔均 (1811-1890)《續考》及《印舉》的“編”“理”等内容。增補新印，對一印一頁的格局來説，在技術上已不致形成定稿的關礙。他急切尋覓瞿氏《考證》一書，透露了他正在進行的“編”“理”和考釋工作需要參考瞿氏的研究成果。换言之，編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與考證結論相關聯，官印的斷代與類别析分上往往牽一髮動全身，調整序次、類别是在所難免之事。由稿本我們認識到，在簠齋去世前，《印舉》遲未編訂完成，顯然是受制於考釋工作延宕。
從《稿本》和手注本的墨迹來看，考釋基本上由他獨自進行。簠齋編集《印舉》，鈐拓之事尚有拓友襄助，“寫校”之類，則頗期許於次兒厚滋，但亦時斷時續，這在尺牘中多有反映。他的尺牘中幾次談到“衰老無友”“僻陋甚以不得人相助爲苦也”“地僻無友，《印舉》乞擱”，所指當爲考釋與編次分類工作未得有力之人相輔助。簠齋的考釋，不僅關乎文字，還要做出職官、地理的詮釋；除了對古印做整體的鑒别 (如三代、周秦、漢六朝) 外，他似乎還希望將一些印章落實到更具體的朝代 (如對部分官印，他已注出秦、新莽)；加上《事記》所列的私印“考人”等等。這可以説是古璽印資料編訂史上前所未有的浩繁工程。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一部大規模、多類别、時代跨度又長的古璽印考釋著作所遇到的學術困難，是可以想像的，因而也不是短時間以一人之力可以竣事的。簠齋用志彌篤，又具有深厚的學術素養，對於以文字形態和形制進行斷代、辨僞，認識遠在時人之上。但是，他畢竟又受限於當時古文字學、官制學、形制學等領域學術發展水準的階段性條件，現代考古學所能提供的資料和方法在他所處的時代還不具備。因此，簠齋的稿本上明顯反映出種種不能回避却又難以解决的困惑。這就産生了如簠齋所説的“凡事愈求精愈緩”“敏事成事”之間的矛盾，即是簠齋理想中的周密宏大的編纂體系，謹嚴精邃的學術高度與現實所能提供的種種條件之間的衝突。
《稿本》的古璽部分，印文多留有待釋之處，釋而未定者亦復不少；漢六朝官印部分同樣存在諸多官職、地名待考之印。况且，簠齋還要應對日常“周旋酬應，牴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檢護，心力之煩難，束修紙墨一切之費”的局面，終於，老人發出“心已不强，更無論力”的感嘆，在我們今天讀來近乎悲壯。因此，結論已很清楚，如果天假以年，并輔以有力之助編者，簠齋能够按照他的計劃編纂成一部附以考釋的《印舉》，那麼，將是與《考略》體例相同的姐妹之篇。未能完整地實現簠齋魂繫夢縈幾十年的學術構想，這是視藏古、傳古、釋古爲生命的簠齋老人離開人世前一宗最爲痛楚之事。
《印舉》的藝術與學術價值以及歷史地位仍然是前無古人的，它掀開了中國印譜編纂史的全新篇章。《印舉》以藏輯體量宏大而創造了宋元以來璽印譜録的最高紀録，以收羅品類周備、時代序列完整而成爲先秦至六朝印式印風的集大成之作。《印舉》鑒别精審，在此基礎上的分類、斷代全面突破了明代以來陳陳相因的體例和標準，體現了簠齋深入而敏鋭的學術眼光，也代表了晚清時代璽印鑒定研究的最高水準。
一百多年過去了，簠齋當年爲傳古而拓存的大量金文、陶文、印文星散四方，連同生前、身後所刊行的譜録，一直是金石文字研究的珍貴學術資料。在璽印篆刻領域，“癸未本”《印舉》始終被奉爲不凡圭臬與至尊經典。由於存世極罕且卷帙浩繁，學人每求一睹而不可得。民國年間雖有重排影印本出版以敷應用，但限於當時的條件，不免形神黯然，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學者鑒賞力的偏離和藝術借鑒的歧誤。出於對陳介祺這樣一位歷史文化名賢的敬仰，同時也本着禀承簠齋老人“爲古人傳”的文化精神，藏者慨然將保存完好、鈐拓精詣的一百九十一册“癸未本”《印舉》謀版印行，與璽印研究者、篆刻愛好者分享這一金石文字瑰寶，實爲時代之賜、當世學人之幸。作爲一個少年時代學印開始就深藏着何日一睹《印舉》全貌念想的印人，相信衆多的同好在捧讀觀覽之際，一定會擁有如我同樣的快慰和感懷。
《十鐘山房印舉》
林章松序
一生所聚爲古人傳
世人皆知，《顧氏集古印譜》是由明代顧從德於隆慶六年 (1572) 輯成。此譜不僅將古璽印之藝術特徵表露無遺，而且引領風尚，開啓了一代文人集原印成譜之風氣，於推動晚明“流派印”發展和借鑒上古優秀傳統，濯古來新，使印學走向輝煌之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陳介祺 (1813-1884)，山東濰縣 (今濰坊) 人。字壽卿、酉生、平壽，號伯潛，别署簠齋、海濱病史、文懿、退修居士，齋名爲“十鐘山房”“萬印樓”“晋唐書畫館”“碑畫軒”“宜銘金室”。道光十五年 (1835) 舉人，道光二十五年 (1845)進士。此後十年間一直供職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編修。生平有古文字之好，弱冠見稱於阮元。嗣與外舅諸城李璋煜、海豐吴式芬、利津李佐及一時好詁之士，賞奇疑析，垂三十年，老而彌篤。晚與歸安吴雲 (1811-1883)、江蘇潘祖蔭 (1830-1890)、吴大澂 (1835-1902)、福山王懿榮 (1845-1900) 諸人交尤密，論者謂其於金石學頗有貢獻。工書法，以顔真卿筆意出入鐘鼎文字，自成一家，精楷法，能操鐵筆。簠齋所藏金石甚富，品類博涉歷代刻石、磚瓦、鏡鑒、封泥、古璽印、古陶器、秦漢銅器及權量詔版等。簠齋先生廣涉經史、義理、訓、辭章、音韵等學問。有《簠齋傳古别録》《簠齋印集》《簠齋藏古目》《十鐘山房印舉》《簠齋古印簽記》《簠齋金印殘册》《十鐘山房漢兩面印舉》存世。
去年 (2017) 年中，陳進先生及王啓亮先生曾相邀愚往深圳一晤，談有關《十鐘山房印舉》刊行事宜，惜因身體不適而無法赴會，甚感可惜。後王先生電郵附有關一百九十一册本《十鐘山房印舉》全部圖片予愚拜觀，言及欲刊行此《十鐘山房印舉》一百九十一册本，囑愚寫一序，愚曰：“可否不寫？”王先生曰：“不可。”爲何愚曰“不寫可否？”蓋因寫任何印譜序均較易，惟獨此《十鐘山房印舉》序難寫。
《十鐘山房印舉》歷來被學界認爲世無完本，亦無定本。其版本複雜的原因有三：一是編纂時間長，期間簠齋先生多有易稿，乃至簠齋先生辭世時亦未定稿。二是編纂期間印蜕多有流散，坊間書商據己所得版本任意編次。三是後人對簠齋所遺印蜕多有整理，版本不一。
再者今人之讀《十鐘山房印舉》者，各種版本均苦於無序、無例，一印數見，其旨難明，方訝其繁，何慮其缺，故手執殘本亦不知爲殘本。
《十鐘山房印舉》是簠齋先生晚年宏幅巨製，畢其一生心力所輯，印譜編纂采用“舉類”分列之編排方式，故名之爲《印舉》。此譜輯録古璽印之多、之精，前所未有，被譽爲“印譜之冠，印學之宗”，乃是印學史上一部空前巨著。簠齋先生不僅對古璽印編次分類，更加以考釋，展現了其對古璽印研究之最高成就。
簠齋先生針對前人編輯古璽印譜雜亂無序、查閲不便的問題，立志開創古璽印分類編排的新方法。他曾於光緒八年 (1882) 在《十鍾山房印舉事記》中述及《十鍾山房印舉》的編輯體例，據其可知，本譜主要分爲自叙、凡例、目録及印文四部分。印文部分附分類考釋，内容包括：考人、考姓、考篆、考官、考地、考奇字。而所録之古璽印則以性質、形式、質地、文字、時代等原則共列“三十舉”。除鈐録古璽印外，譜中所録亦包括符節、封泥之類。簠齋命其次子厚滋與何昆玉共同編次，師《三十五舉》之意，名曰《十鐘山房印舉》。
《十鐘山房印舉》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年 (1884) 的十二年間，經簠齋先生苦心經營，幾次編訂、數易其稿。然而，先生對此書編輯體例構想之大、編排考釋思慮之精，致使搜集編次任務繁重至極，直至簠齋先生離世前亦無法編纂完成，因此《十鐘山房印舉》無定稿本存世。
《十鐘山房印舉》存世主要有兩種版本：即“壬申本”與“癸未本”，均爲簠齋先生生前所鈐印編訂。
前者，因譜成之時爲同治十一年 (壬申)，故以“壬申本”名之。“壬申本”有“壬一本”及“壬二本”之分。“壬一本”每册首頁正文署“十鍾山房印舉”題名，次行署“同治壬申海濱病史六十歲作”字樣。用粤紙製作，世稱“廣紙本”。印稿用紙光滑，紙色微黄，因鈐拓時印泥油較重，引致朱文較肥，白文較瘦。“壬二本”印稿紙以吴中六吉棉連紙製作，世稱“蘇紙本”，此本亦於每册首頁正文署“十鐘山房印舉”題名，次行署“同治壬申海濱病史六十歲作”字樣，印稿紙爲白棉料所製，板框較“壬一本”略短狹一二分。“蘇紙本”紙張與印泥配合得宜，因此較能保存原印字形。上述兩種均稱“壬申本”。其一至六册録古璽印336方；七至十三册録周秦印597方；十四至二十五册録官印1004方；二十六至四十二册録六面、兩面印及象形印754方；四十三至四十四册録姓名印200方；四十五册録印信印98方；四十六至四十八册録臣名印244方；四十九册録吉語印62方；五十册録長方印47方，總録印璽3342方。
後者，因譜成之時爲光緒九年 (1883，癸未)，故稱“癸未本”，該本以六吉棉連紙爲印稿紙，開本較細小，板框表頁署“十鐘山房印舉”，裏頁署“簠齋藏古之一”字樣，因每頁衹鈐一印，故又名“一印一頁本”。此本爲重輯本。《十鐘山房印舉》以“癸未本”所收録古璽印爲最全，體例亦善。
至於“癸未本”所録古璽印的總數，據民國十一年 (1922) 陳敬第 (876-1966) 於涵芬樓影印本《十鐘山房印舉》題記中云：“⋯⋯又十年得印益多，吴愙齋時爲太常，移書敦促乃復自改稿，亦成十部，歲在光緒癸未，簠齋已七十一矣，紙用吴中六吉棉連，一印一葉，都卅舉，舉分若干册，有一印互見數舉或數舉合爲一册者，每册中又往往間以素紙，惜舉例數易稿，率未董理就緒，故不能盡明其恉，美猶有憾。”又，《中國印譜解題》載“癸未本”總收録印數爲10284方。又，日本人太田孝太郎 (1881-1967)《古銅印譜舉隅》云：“家藏者，每葉一印，一百九十一本，都舉三十，分爲四十八類。舉之一，古璽五百八十六。舉之二，官印一千百二十一。舉之三，周秦九百一。舉之四、五，金、鐵、鉛、銀六十四。舉之六，玉六十一。舉之七、八，晶、水石、石、陶泥、琉璃、骨、桼三十六。舉之九、十、十一、十二，鈎印、巨印、泉鈕、龍鈕、五面、六面三十四。舉之十三，套印八十七。舉之十四，兩面九百三十五。舉之十五，姓名一千四百八十九。舉之十六，姓名印、姓名回文印一百八十九。舉之十七，姓二名六百七十一。舉之十八，姓二名印二百七十六。舉之十九，姓二名回文印二百六十五。舉之二十，姓名私印九百三十一。舉之二十一，姓名之印七百九十一。舉之廿二，姓名印信等二百十七。舉之廿三，言事、白事、啓事、言疏、白箋、白記四十八。舉之廿四，姓名表字二十四。舉之廿五，姓名吉語五十二。舉之廿六，複姓四百二十六。舉之廿七，臣名等三百十四。舉之廿八，殳篆、魚鳥、蟲篆九十七。舉之廿九，吉語附一字印五百三十二。舉之三十，象形二百二十九。計一萬三百八十五印。”
《十鐘山房印舉》至今可見八册本、十册本、十四册本、十六册本、二十册本、二十二册本、二十九册本、四十册本、五十册本、六十三册本、七十二册本，八十一册本、一百册本、一百零八册本、一百二十册本、一百三十六册本、一百八十册本、一百八十二册本、一百九十册本、一百九十一册本及一百九十二册本等。
《十鐘山房印舉》以光緒九年一百九十一册“癸未本”爲最善，以涵芬樓民國十一年影印出版之版本爲最流行。然而涵芬樓影印出版之版本亦是參照一印一頁“癸未本”之散頁依簠齋所遺目録編輯而成，總録印璽10284方。
據考證，涵芬樓影印本《十鐘山房印舉》之體例最爲符合簠齋先生本意。此本面世已有九十八年之久，雖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及近年均曾有再版行世，惜製作粗糙，失却原印精神。作爲參考資料尚可，若作爲範本則失色甚矣。
今呈元閣將一百九十一册“癸未本”《十鐘山房印舉》原稿 (叙及總目圖版選自萍廬藏本) 以雅昌技術高清拍攝，由雅昌二玄公司策劃出版，可謂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年前陳進先生及王啓亮先生囑愚爲序，愚不揣冒昧，東挪西借草草數言以爲序，希讀者勿見笑爲幸也。時於己亥初春，章松於松蔭軒燈下。
信息來源：“平湖璽印篆刻博物館”、“雅昌藝術圖書”微信公眾號
微刊小編：門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