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丨汪少華、王華寶主編；[清]俞樾 著、滕振國 整理：《賓萌集》《賓萌外集》（附前言）
《賓萌集》《賓萌外集》
主編：汪少華、王華寶
著者：[清]俞樾 著、滕振國 整理
出版社：鳳凰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
定價：76元
前言
滕振國
《賓萌集》《賓萌外集》是晚清著名學者俞樾自編的文集。《賓萌集》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王凱泰出資刻印，共五卷，依次爲《論篇》《說篇》《釋篇》《議篇》《雜篇》。此後二十多年所作可歸入《論篇》《說篇》《議篇》的，數量不能各成一卷，於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彙成一卷，題曰《補篇》，作爲第六卷刻印。作者自述體例取法乎《晏子春秋》，還說“今之集即古之子”。這樣比附，固然是向前代經典致敬，也不無自信自許自得的意味。
“賓萌”一詞，出於《荀子·解蔽》：“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俞樾自己有解釋：“孟，當讀爲萌。……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游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往來諸侯之國”的“游士”，很容易理被解成戰國時期的策士。他們操縱橫之術，挾王霸之策，競走於權貴之門，雄辯於王侯之前，利口巧舌，攪動天下風雲，博取一己富貴。俞樾不是這樣的人。他於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中進士，僅當了一任河南學政，便因“試題割裂經義”而被劾落職。之後四十餘年，潛心學術，成一代朴學大師；全力講學，主講杭州詁經精舍三十一年，有“門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之譽。《賓萌集》成書於他治學授徒之際，集中也無結交勢要、諂媚權貴之文。顯然，這樣的俞樾和戰國策士面目迥異，因此集名“賓萌”一詞與戰國策士了然無涉。《呂氏春秋·高義》：“（墨）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說墨子節衣縮食，與賓萌同伍，不求做官。高誘注：“賓，客也；萌，民也。”很清楚，賓萌就是客民，即外鄉人。這有利於進一步理解俞樾的解釋。“游士往來諸侯之國”，重心在一個“游”字，即游子、游俠、游民之“游”，居無定所，謀生是求。其實，策士、縱橫家是賓萌——客民、外鄉人的一種，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前者是東周雒陽人，游說六國，組建合縱聯盟，任合縱長，兼佩六國相印；後者是魏國人，得志於秦，任相國，以連橫破合縱。還有一位大人物李斯，屬法家，也是一個賓萌，楚國人，入秦，立功而當上丞相。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勸諫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不要驅逐在秦的外國之人（也即“賓萌”），說“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愿忠者眾”，理直氣壯，冠冕堂皇；說明楚材晉用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俞樾是浙江德清人，落職後移居江蘇蘇州，並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構築“曲園”，思老子“曲則全”之訓，故名，至今尚是蘇州名勝。德清人而寓居蘇州，自然是個外鄉人。但以“外鄉人”命名自己的文集，未嘗沒有一絲中年落職的無奈和落寞。
《賓萌集》是散文集。俞樾爲文寫詩，崇尚平易的文風。他曾借前人的話，主張“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茶香室叢鈔·失黏》）。又說，“余生平最喜香山詩，所爲詩亦自謂近之”（《茶香室叢鈔·二李唱和集》）。香山，中唐詩人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白居易寫詩，要求老嫗能解，淺顯通俗，所以有“元（稹）輕白俗”的說法。準確、乾淨、淺易、傳神，是文學語言很高的境界，源於作家創作主旨的明確，語言運用的自如，當然也是一種美學追求。俞樾是博學鴻儒，精研經學，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音韻學，乃至詩詞、書法、小說、戲曲等，都有很深的造詣。滿肚子的學問，出而爲文，則華麗、典雅的文風，非不能也，乃不爲也。他自覺追求平易的文風，客觀上順應了文學由艱澀到淺易，由貴族而大眾的歷史發展潮流。俞樾同年進士兼兒女親家王凱泰所作《序》，稱道“其論切當而不浮，其說精微而不腐，其釋詳明而不煩，其議正大而不詭，其雜文亦有法度不苟作”。雖有溢美之嫌，卻也基本準確。
下面依照文集六卷的次序來介紹一下《賓萌集》的思想內容。
卷一《論篇》，共二十五篇，是作者治史的心得，主要對從春秋到明末的二十餘位歷史人物作了評論。比如《韓信論》，圍繞韓信於漢反與不反、呂后（實爲劉邦）殺信該與不該的公案，反復研探，斷語是“夫漢始患無信，而項氏非所憂；繼患有信，而呂氏非所憂。故自淮陰侯之死，而高帝可以老矣”。著眼於國家安定的大局，立論自高；對韓信事漢的曲折心態也分析得絲絲入扣，令人信服。二十五篇中，最值得一讀的是《秦始皇帝論》上中下三篇、關乎明朝國運的《鄒元標論》以及《明代爭國本諸臣論》。
怎樣評價秦始皇，自漢以降，聚訟不已。概而言之，譽少毀多。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天下讀書人。而撰史著書，筆捏在讀書人手裡，自然不肯說他的好話。秦王朝短命，二世而亡，來不及製造輿論替始皇塗脂抹粉，揚美掩醜，他的老臉也就不會太好看。其實，秦始皇很了不起，他改革國家政體，變封建制爲郡縣制就是很大的歷史功績，唐柳宗元的宏文《封建論》對此有深刻的論述。俞樾的三篇《秦始皇帝論》，上承《封建論》，著眼於一個“變”字。上篇說“周、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中篇說“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變改古制猶夫秦也”。這一觀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鴉片戰爭，清政府割地賠款。老大帝國受辱於西方蠻夷，士大夫驚恐悲憤之餘，普遍有所反思。祖宗不足法，必須變法圖存。中興名臣李鴻章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驚呼“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更是這種社會思潮的一次失敗的政治實踐。俞樾身處動盪的時代，借古喻今，呼籲“變則通”，其政治眼光和政治立場，都是值得肯定的。
俞樾是朴學大師，有《群經平議》五十卷，影響很大。他治學以“通經致用”爲宗旨。“通經”不是死背經義，墨守成規，而是爲了“致用”，看重實際效果。《鄒元標論》是個好例子。儒家講道德教化，士大夫尤重氣節。孔子說殺身成仁，孟子說捨生取義，爲了仁義，不惜犧牲。因此，“文死諫，武死戰”，歷史上那些犯顏直諫，遭貶遭戮的人，往往被後世視爲道德楷模，沒有誰敢提出諫得“對不對”或者“值不值”的疑問。俞樾敢。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九月，首輔張居正喪父。居正戀棧，居喪不丁憂。小皇帝爲他辯護：“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說我年幼,方方面面都離不開張居正。鄒元標不顧居正勢盛，聖眷正隆，三次上疏反對奪情：“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明史·鄒元標傳》）言詞激切，簡假設較爲極端。結果被杖八十，貶職流放荒遠之地，直到居正病死，才得復起。鄒後來成爲東林黨首領之一，與趙南星、顧憲成成號爲“三君”。他的反奪情之舉，歷來被人稱頌，以爲是忠君愛國，不計個人安危。俞樾卻直斥鄒“進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罪”，是沽名釣譽，並說“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議論愈多而國事愈壞”。在《明代爭國本諸臣論》中進一步說，“有明一代，士大夫喜名譽，好議論，乃宋以來之積習也”。他們泥古不化，膠柱鼓瑟，“小而詩文之體，規規摹擬；大而乘朝車，議國事，亦徒泥夫古人之見，不知所以裁之”，對明代的文學、政治，具有洞見卓識。
卷二《說篇》，共十六篇，內容斑駁，於經、史、時政都有涉及，心有所感，即成一說。較諸《論篇》，《說篇》偏於感性。身處清季，撫時感世，內憂外患，危機感如影隨形，無法驅除，基調顯得沉重。比如《治說上》規勸爲政者要居安思危。這本是老生常談。但鴉片戰爭、洪楊之亂後，時局哪來的安可居，唯有對危局的一聲長歎而已。又如《治說下》面對洋人的“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作者反對師夷制夷，以爲“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那麼出路在哪裡呢？有何克敵制勝的良策奇謀呢？揭開謎底，無非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仁政”二字。心勞力拙，讀來深感悲涼。時局的衰敗，不僅在國力，也在人心。作爲經學大師的俞樾，對此更加痛心疾首。《性說》上下篇中，他力斥孟子性善說，以爲“今天下之人爲善者少，而爲不善者多”，人“其耳之聰，目之明，手足之便利，心思之巧變，可以無所不爲”。應從荀子性惡說，嚴刑峻法輔以道德教化，撥亂反正。《孔門四科說》中，他認爲把孔門弟子分爲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非孔子之意也”，後世置德行於其他三科之上，更是大謬不然，使“空疏不學之徒得而託焉”。此說大有見地。衡人掄才，有才固然未必有德，而無才者德將焉附？倘能德才兼備，自然大好；不然，退而求其次，寧取有才少德者，竹頭木屑，終有一用。每見有才、學、能一無所長者，怡怡然左右逢源，青雲直上，自詡“吃道德飯”，可見此種人物，源遠流長。
重點推介《公私說》。這是一篇奇文。長久以來，公、私對舉；“公者美名，而私者奸邪不正之號也”。爲政者總提倡先公後私，公而忘私，甚而至於大公無私，興公滅私。作者力排常識，獨立異說。首先引經據典，證明“聖人先私而後公”；繼而說“自營爲私”，“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即公矣”；又說“古人之辭，言公必及私”，“私固聖人之所不禁也”。結論是“一家安而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這一觀點至今還屬前衛，難怪作者文末沾沾自喜道：“吾斯言也，自漢以來儒者未有及此者也，其爲世所詬病必矣。然而後之君子得吾說而深思之，其諸可以治天下歟？”
卷三《釋篇》，共十三篇，幾乎都是不同意成說的求異出新。十篇依次考釋“盤古”“姜嫄”“太公望”“荊楚”“公主”“佛寺”“相”“主”“欽”“左右”，類似於《辭海》的詞條，而探其所以然，有理有據。有的結論平易確實。如表示“宰輔”之“相”，阮元釋爲“襄”（助）之假借。作者反對這一“曲説”，認爲由《説文解字》“相”本義“省視”引申，“瞽者無目，不能省視，故必有人代爲省視，而扶助之，導引之，即謂之相，其後因以爲輔政者之稱”；有的闡述啟人神志。如表示佐助的“左右”，《説文解字》釋“左”爲“手相左助”，從
卷四《議篇》，共六篇。《文廟祀典議》《孔忠移祀崇聖祠議》都是對卷五《奏定文廟祀典記》所記倡議的補充，前者倡議文廟配享應有許慎、從祀增入毛亨，名爲表彰毛亨和許慎，實乃強調《毛詩》的傳承尤其是《說文解字》的價值，“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詁訓也，無詁訓是無義理也”，“而《説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學校祀倉頡議》歷數配享四位、從祀六位業績，確立先秦兩漢文字學功臣。《考定文字議》主張以《說文解字》爲標準，考正字義與字體，“悉羅列許書正字，辨俗體之誤，尤學者所不可不讀”（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子部·雜家類》），馮世徵曾爲此做《〈考定文字議〉疏證》。《取士議》是對“罷去八股時文，别求取士之法”考試內容與方式的建議，針對同治元年黎昌庶條陳取士法的繁重，俞樾主張“務宜簡易，使天下可以遵行，不必過涉繁重，轉致有空文而無實際”。《仿造浮梅檻議》倡議仿造明人黃汝亨西湖所建“浮梅檻”：用巨竹做成竹筏，平鋪木板，編織篷屋，朱紅欄杆，青色帳幕，中可放置几席、觴豆、彝鼎、罍洗、茶鐺、棊局。俞樾四十七歲起主講杭州詁經精舍，春秋佳日時至西湖，作本篇。蓋羨慕“浮梅檻”新奇可喜，“終此老之身逍遥容與”，而仿製不果。八年後，蘇州曲園落成，園有曲池十一丈見方，乃於池中仿造浮梅檻，因僅寬四尺長五尺，命名“小浮梅”。容二人促膝，作者與夫人坐其中，相與閒話，往往考證傳奇、小説中俗事，於是録爲《小浮梅閒話》一卷（刻入《曲園襍纂》），可謂雅人清致。
卷五《雜篇》，共十九篇，內容龐雜。或爲圖、書作序作記，或爲廟碑、祠堂作記；或敘述以“春在堂”命名所居及曾國藩題寫之緣起，或記載河南學政任上奏請文廟祀典應有公孫僑從祀、孟皮配享。更多的是爲親戚、鄉試同年、同年兼親家之父、所在書院監院之父、岳父與父親做塾師時的東家、任學政時職責所及者而作的傳或墓表、墓志銘，傳主或墓主包括死難的守土之吏、地方好官以及“烈婦”“貞女”“孝女”。雖多屬親朋好友圈，不無應酬之意，但特定時代的人物命運、文化現象尤其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躍然紙上。《先府君行述》《先妣姚太夫人行述》兩篇（後者一八八五年補刻入《賓萌集》），記述先父、先母生平與爲人，筆下自有深情；《舅氏平泉姚公家傳》爲從小賞識自己的舅舅兼岳父立傳，介紹其著作大略及編著史書遺願，都是研究作者的珍貴資料。
卷六《補篇》刻印於作者七十五歲（一八九五），共十八篇：五論、五說、八議。憂國傷時是其主綫。列強侵淩，政府無能，有識之士爭說自強。《自強論》反對洋務派師夷制夷的主張，以爲竊其唾餘，削足適履，“庸有濟乎？盍亦反其本矣”——推行仁政，主要是整頓吏治。倘若官吏得人，“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一旦有警，“效死而民弗去，夫何守之不固乎？”以後的歷史證明，這只是一介書生的白日夢。《三大憂論》一憂列強欺辱，國將不國；二憂西學盛行，孔教將廢；三憂開礦採煤，竭澤而漁。現在看來，睜眼看西方，採礦辦工業，自有其進步性。但文章以“憂”字立論，觸目驚心，可以想見作者的憂心忡忡，痛心疾首。《田獵說》主張教民以戰，以備不虞。《戰說》說士大夫也應知戰備戰，將帥更應身先士卒。《禦火器議》提議用藤牌兵破洋人槍炮火器。更有《弭兵議》《弭兵餘議》勸說列國，開戰終歸以和，然而“荼毒億萬之生靈，糜費億萬之銀錢，勢窮力竭”，兩敗俱傷，有何益處？不如弭兵——消除戰爭，“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勿干預他國之政治，勿覬覦他國之土地，所謂兵者用之於本國，勿用之於他國”。書生論戰，紙上談兵；與虎謀皮，幼稚迂闊，卻也足見其報國之志和仁者之心。
《醫藥說》主張“不信醫而信藥”，即廢醫存藥。作者曾有《廢醫論》一卷，堅決“廢醫”，至此稍有變化。俞樾是廢棄中醫論的代表人物。其門生章太炎深研中醫，一九一〇年作《醫術平議》云“先師俞君僑處蘇州……累遭母、妻、長子之喪，發憤作《廢醫論》”，則不免想當然：俞樾長子俞紹萊病卒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而《廢醫論》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已刻入《俞樓襍纂》；老母九十三歲高齡去世，“醫者切脈，猶曰無慮。未卒前二日，諸病皆愈”（《先妣姚太夫人行述》），醫者無咎。太炎一九二〇年作《仲氏世醫記》云“先師德清俞君，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發憤作《廢醫論》”，乃較平允。《廢醫論》之作，固然不排除愛妻爲醫所誤的因素，但“憤然而議廢醫”原因明確：“夫醫之所以知病者脈也，脈則久失其傳；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又不可恃。脈虚、藥虚，斯醫亦虚矣。”俞樾自承“廢醫論”是“有益的偏見”：“此雖兄之有激之談，然此論行則人之保其天年者多矣”（《春在堂全書録要》），“此雖兄之偏見，然有益於世間實不淺也”（《 致陳豪書》）。因爲有所偏激，“廢醫存藥”立論亦不夠堅實。《醫藥說》云藥丸傳世必經數百乃至上千年，因驗而靈；但行醫只是某些醫生謀生的手段，求得“一輿之值、一飯之資而已”。這話自然偏激。醫生固有良莠，藥丸何嘗沒有真僞？庸醫害人，假藥亦會致命。中醫中藥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發揚光大。但於醫生要切實培養，於中藥要嚴格管理，人命關天，不可輕忽。
《賓萌外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由曾國藩幕府、江蘇候補道杜文瀾出資刻印。集凡四卷五十六篇，以書序、壽序、書信爲主，另有賦、記、論、傳、碑、啟、墓志銘、誄、祭文、呈，都是駢文。駢文承騷、賦餘緒，盛行於六朝，唐、宋以後漸趨式微，但不絕如縷，至今尚偶見寫作者。駢文是一種唯美的文學樣式，要求辭藻華美，聲律和諧，屬對工切，隸事精當。歷代雖不乏名篇佳什，但形式上的要求過於苛嚴，難免限制了作者表情達意的自由；艱澀的語彙、繁複的用典，也妨礙了讀者閱讀的順暢和愉悅，它的沒落是歷史的必然。
俞樾是大學問家，精通經史子集，熟稔前事舊典；他深研音韻聲律，對寫詩作文的諧韻合律，更如庖丁解牛，得心應手。他當然喜歡駢文，寫作駢文。他讚美駢文“意味深厚，文詞典雅，故可貴也”。對唐宋以後駢文的沒落深爲惋惜，認爲“於古人修詞之道或反失之矣”。但他的文學觀不保守，能與時俱進，散文平易的風格即是一例；對小說戲曲的喜愛和研究，更是明證。他說“余自幼喜爲四六文（即駢文）”（自序），“余三十歲前好爲駢四儷六之文，今《賓萌外集》四卷，皆其時所作也”（《朱鏡香〈竹南精舍駢儷文〉序》）。雖然自序謙稱《賓萌外集》“氣體卑下”“鄙薄無足觀”，而晚年爲朱鏡香作序，感慨已經寫不出當年《賓萌外集》“妃青儷白、侔色揣稱”的作品，對朱氏駢文“搜逑索偶之工，翦月裁雲之妙”的讚美，未嘗不是《賓萌外集》的顧影自憐。讀者若喜愛文章華美的詞藻，鏗鏘的聲調，則閱讀本集會得到美妙的享受；對照《賓萌集》散文的樸實平易，更覺作者兩副筆墨，才大似海。
本書點校，以鳳凰出版社影印光緒末增訂重刊《春在堂全書》本爲底本，採納蔡啟盛《〈春在堂全書〉校勘記》正確成果；改正文字訛誤並出校；異體字、古字、俗字不改；因避諱而改字或缺筆的“寧”“玄”“弘”等回改，不出校。
微刊小編：懋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