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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丨侯旭东:《汉家的日常》

汉家的日常

作者:侯旭东

丛书名: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装帧:平装

定价:108.00元

ISBN:978-7-303-27747-6

目录

序论


上编

1.传舍使用与汉朝的日常统治

2.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

3.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

4.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  

5.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   


下编

6.西汉“君相委托制”说剩义——兼论刺史的奏事对象  

7.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  

8.丞相、皇帝与郡国计吏:两汉上计制度变迁探微  

9.东汉《乙瑛碑》增置卒史事所见政务处理:以“请”“须报”“可许”与“书到言”为中心

10.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

11.汉代西北边塞他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

12.附录: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1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   


外编

14.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  


后记



序  论


收在文集中的14篇论文,是近二十年来从事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主要成果,按照内容大致分为三编。上编的五篇围绕汉代传舍(当时官方设立的招待所)的使用展开。下编的八篇,内容最为庞杂,涉及朝廷到郡县、边塞候望系统中的候官,既有常见的问题,如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刺史的作用、御史大夫的职掌、郡国到朝廷的上计等,也包含自下而上的陈请、儒生在描述皇帝所下文书中的心曲、朝廷与郡县官吏工作中抽调其他机构或下属机构的做法(给事)以及候官的负责人候在外出巡视辖区(行塞)时如何安排代理者,及这种安排的后果。外编只有一篇,讨论的是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问题,在他与晋廷共享的天下秩序下,他的经历与八王之乱的契机,如何被刘宣等所捕捉,推动刘渊走上反晋的道路。刘渊打着继承汉高祖的旗号,不妨亦放在汉朝的延长线上思考。天下秩序的雏形,汉代已出现,嵌入其中的“蛮夷”首领有意无意地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政权。推翻中原王朝,这是第一遭,开启了中国史上的新篇章。这篇尽管时段略有溢出,对于更完整地认识秦汉以降的王朝史,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对于理解日常统治研究的可能性,也是有裨益的。


这些论文,除了上编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之外,其余各编之间看上去并无直接的关联。这些散漫的论文除了解决具体问题,汇集在“汉家的日常”名义下,如何从不同角度呈现出日常统治研究的特点,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一书的第七章有所揭示,即便该章没有提及的论文,对照该书第六章与论文本身,也不难捕捉。这里仅就其对于认识汉朝,乃至中国历史,有什么帮助,略加申述。


上编五篇围绕汉代传舍使用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引入“使用”的视角,将研究彼时的传舍从制度史的孤立分析中解放出来,重建它在当时的职能,也展现了“关系视角”产生的化旧为新的作用。结合不同类型的出土资料,从律令规定、诏书的作用、传舍运行以及运行中产生的问题与应对,及其未预期的结果等角度地揭示了这类在各地县级及以上的治所和交通线上普遍存在的机构如何发挥作用。既包括对王朝而言的功用,也包含如何实际运行,尤其是处于王朝不同位置的人:上至皇帝,下到传舍的管理者、使用者,如何围绕使用过程开展的争夺,这种争夺与制度变动、王朝命运间的关系。还有更长程的对比观察,当时的技术与管理方式下,广土众民的王朝统治中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


这些论文既是对一类不起眼的机构如何发挥作用的分析,是不同位置的人与此类机构的关系史,而非通常所说的制度史;又因其揭示的是无数次具有高度重复性的接待事务,也非研究者所熟悉的事件史。这种人与机构的关系史也有助于认识王朝是如何维系的,两种观察并置,形成“互观”,可以从运行机制角度加深对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认识,涉及律令的作用,律令与皇帝诏书的关系,皇帝作用的多样性,官吏自身牟利活动的意外后果等。


下编的论文看似零散乃至琐碎,如罗志田教授一篇论文的标题所言“非碎无以立通”[1],这些论文的立意本身,以及将它们合观并置带来的相互映照,不止对具体问题提供些新见,同样会对学界长期接受的一些宏观性论断或思路产生新的思考。关于前者,过于具体,不宜在此详论,下面仅就后者略做说明。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了帝制时代,持续了二千多年。从秦到清历代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是史书中的主角,有关记载连篇累牍,学界中,无论是个别皇帝的专题研究或传记,还是总体分析,都相当丰富,再加上各类影视剧与小说,皇帝的面貌看起来并不陌生。细究起来,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关于整个帝制时代的认识,关于皇帝的总体认识也在具体研究广泛展开之前便定型化,且深入人心,成为研究者心中从事研究,筛选史料建构“史实”的筛子,让我们的认识不免趋于片面与极端化,失去对复杂面貌的把握。现在有必要一方面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从更多面向认识皇帝及其作用。上编中至少两篇涉及此,下编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分析丞相在武帝以后的西汉统治中的作用,揭示了史书中“皇帝制度叙述”(甘怀真语)对丞相实际作用的遮蔽。


关于西汉御史大夫的研究,不止是考证其办公地点的变化,更是关注从秦到西汉后期其职掌的前后变化,借助出土律令与文书简牍,揭示秦与西汉王朝律令不断积累与御史大夫职责侧重点转变之间的关联,并提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有关记述的时代性。


关于两汉郡国上计朝廷时是否面见皇帝的考察,将以往不太关注的变化纳入一般被视为制度史的问题中,揭示了东汉光武帝与明帝个人执政风格带来的变动与后果,提示皇帝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这种作用与皇帝个性有关,往往因人而异,缺乏前后的连续性。像汉武帝这样在位超过半个世纪的皇帝,其早年、中年与晚年的境遇、状态与作为,也颇有不同,更不用说父子之间的差别了。他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经历与大臣对皇帝的期待又有相当的连续性,他们所统御的王朝又带有颇多内在的一致性,因而皇帝个人所能施展的空间其实也很有限,由此而来的更多的是波动与反复。以往多基于进化论的简单假设,忽略不同时空下的波动与反复,将历史视为单向的线性演进。结合《宠》一书,或许会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


东汉桓帝时立于曲阜孔庙的《乙瑛碑》是汉碑名品。论文聚焦书法之外关注碑文抄录的文书,围绕四个文书用语,梳理增置守庙卒史这一琐事的处理过程,提示关注当时臣民陈请与建议在朝廷决策中的作用,反思以往强调皇帝支配论这一单向认识的局限。


关于东汉后期胡广与蔡邕师徒二人对于皇帝下发文书的分类与描述,如果认识上突破简单的反映论,对照文献。简牍和石刻中实际使用的皇帝文书和文书称呼上的流动性,不难发现两人是如何借助对文书类型的表达来体现他们对皇帝角色的理解,及对彼时朝政现状的态度。这也有助于认识儒生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理想皇帝与现实皇帝之间张力的感受和努力。


利用简牍考察西北边地相当于今天“团长”一级的长吏“候”不在岗时如何安排临时兼任者,以及官府编制已满,面对众多事务又人手不够时如何处理这类看似细微的问题,跳出官职、秩级与职掌等制度史的通常关切,以及重大事件,从反复发生的官府实际运行方式中去捕捉常行的机制,发掘其不期然的后果,帮助我们从更多的侧面认识面临不同情境,官僚统治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汉代以降王朝的完整形态是郡县+四夷共处,借助定期举行的仪式、册封、印绶将这一天下秩序呈现出来并不断予以强化,甚而内化到华夷参与者的世界构想中。这一秩序是观念与实践互动调整的产物,西汉宣帝以后逐渐落实为仪式活动上,东汉的元会仪可算是初步定型。外编对刘渊起兵的再分析,则是在天下秩序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八王之乱的短期动荡双重作用下,重新观察刘渊的经历,揭示他如何走上反晋的道路。既是对天下秩序作用的再思考,亦是对事件性因素与个人作用的再挖掘,也是对20世纪以来传统民族史聚焦的议题的反思与超越,有助于突破领域划分,返回现场,捕捉时代氛围与时人的感受,去认识个人作用及其局限、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


以上基于实践对汉代皇帝的多侧面分析,需放在春秋战国以来思想与实践中去把握,即一方面是从分封制国家走到君主官僚制国家,另一方面诸子为首的士人在思想上也对国家、君主以及君民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两者间并不完全对应,但的确存在颇多应和之处。


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产生的震动与影响是长期且深远的。如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所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4/149),这种影响不止是权力结构上的,同样也是信仰与观念层面的,是对以往频繁进行的祭祀作用的一次打击,亦是动摇天命在周观念的发端,换言之,是国君与贵族们身心的一次解放,由此开启了所谓“礼崩乐坏”以及新秩序的摸索,秦汉王朝的建立乃是这一漫长探索中多数时人未曾料到的结果。[2]


探索过程中,战争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为在漫长的非决定性战争中胜出,各国被迫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以求生存,催生了新型国家的构想与实践。[3]具体而言,产生了“君臣相维、四民分业、各有所主,勠力本业,共成美恶”的分工体系与实践安排,秦以后王朝的统治实践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从君到臣民的生活(包括应对和抵抗)也围绕这一体系展开。这一体系也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建立的,以职责为核心的分工合作/交换机制”,它既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思想交锋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也在不同国家变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体现为律令和律令规范下的臣民行为,进而成为现实,最后在秦汉以后的王朝中得到了全面的落实。它规范了君臣民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抵抗),围绕这一机制展开的实践与思想间的互动构成历史的重要内容。


秦汉以来王朝利用军功爵与等级官僚构建的名号/利益分配方式持续存在,并内化为众多臣民的追求,在近代被迫转型之前的二千多年间,成为因循演进的基本依托。置身其中不同位置的人的作用并不一致,自上而下存在心/物的递变。君主“事神保民”,付出的更多的是心力,主要通过反复不断的仪式维持天下秩序,为民祈福;多数“民”按照农、工与商的职责分工,贡献劳力与产品,维持其物质上的延续;纳入等级秩序的官吏出自四民中的“士”,居中沟通、吸引并维系君民共处。关于这一机制的产生与实践,将在另外一本书中详加讨论,这里不拟赘述。上述各篇论文只涉及君与官之间,以及官吏之间的部分问题,或是透过一类机构(传舍),或是围绕特定事务或工作方式展开。


这一体制赋予了君主最为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对商周以来统治实践的观念表达,亦是对这种统治路径的肯定。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对此有极为清晰而完整的表述,他说: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56/2502-03)[4]


这段话借助推衍方式对君主在国家乃至天下秩序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说明。类似的观点在战国时期已出现,董仲舒集其大成。它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突出了君主的主动作用,认识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尤其是君主的作用,这段话都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这当然只是理想或应然,儒生也清楚现实中的皇帝并非圣人,更多的是他们眼中的中主或庸主,需要有贤人帮助其成“王道”,究竟什么人才能承担此重任?无论是由谁来“得君行道”,以及儒生之所以仇视外戚,特别是宦官,均与他们心目中君主的作用,自身的定位、以及他们目下外戚与宦官的“天然缺陷”紧密相连。[5]儒生的理想与追求,在现实皇帝统治下与皇帝个体的实际想法、情感与作为相纠结,皇帝既被赋予了看似无限的职责,实际又不断受到儒生的约束,既相维又相对,构成了王朝史中不断上演的剧目。[6]


上述观念通过儒生自小反复修习的《论语》、《孝经》等经书和充满“皇帝制度叙述”的史书植入心灵。经书中尽管有“当不义”,“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孝经·谏诤章》)之说,君臣父子依然是论说的基调,向往的还是移孝为忠,忠君事君。加上他们所身处的王朝统治,不时会见到或听到的皇帝诏书而一再强化,一旦有机会进入官府,就会更加直接感受到皇帝的在场,君主的核心作用成为他们思考问题时挥之不去的基调。为官的规范亦循着同样的逻辑:正己→治家→处事展开[7],不论官职高低,外推的逻辑与董仲舒所描述的君主治理天下的思路并无二致,君臣共享同样的逻辑。这类王朝时期的常识与常态,制约着君臣思考与行动的方向和范围。


作为王朝统治与儒生思考另一端的是“民”,既是与君相对的普泛说法,现实中也有具体所指和内涵:粗略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各朝各代还有更为具体的区分,构成不同类型的户。儒生同样通过诵读经书获得关于“民”的认识。关于民的极端说法是孟子的民本说,经书中更常见的认识则是将民视为被动的治于人者,是瞑与盲,后者与朝廷的实际安排一道,将民作为没有意志与想法,需要圣贤教化的工具来看待。民本说亦是从君的角度出发的认识,并非民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认识与实践亦持续了二千多年,只是个别时期、个别人物昙花一现,产生过承认“民”的主体作用的看法。[8]


能跳出上述轨辙来思考,要到西方思想传入,特别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了。当然,从形式上废除君主制到心智上人民真正站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其中,从市场到市场经济,应该是关键的转变。借助货币所体现的非人格化的价值,成为人们内在普遍追求的目标,在传统以地位和权力为中心的整合方式之外,开辟了新的行动方向。择业与创业,而不是被安排到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为人民创造了无数新可能。从外在的现实与感受延伸到思考方式上的自觉,不是一蹴可就的。直至当下,现实中无论是权力运作还是学术思考依然可见大量单向思维的横行。


上述关系所构成的观念、实践代代相沿,形成广为接受的常识与常态,呈现为带有共性的体制。若将此概括为专制政体,或其变种“皇帝支配论”,虽能找到很多证据,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而这种认识,实际是基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传统来衡量他者的产物。这种高度标签化的认识,追求的是发现“本质”或“规律”,无法脱离立论者的立场与出发点,在揭示某些现象的同时遮蔽或忽略的现象一样不少。更可取的办法不是再去换一副新标签,而是改从机制的角度来揭示中国的历史,或可将更多的侧面,尤其是不同群体的常规行动、思维方式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纳入视野,减少一些盲区。[9]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绵延数千年,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内部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文明,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判断是颇为无力的。


20世纪日益主导思想界的进化论,随着中国自身处境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着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从早期相对于西方不断进步而产生的长期停滞论断[10],到分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所暗含的一元进化轨迹[11],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中所隐含的落后焦虑,再到当下各种变革论纷呈交织下深层的迷茫。这些参照西方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解释产生的思考,一旦我们能对西方历史进程本身有更恰当的把握,或许就不会对自身历史的反复与延续、自己文明的未来,产生过多的疑虑与担心。


中国传统思维的基调是关系思维,注重的是多中心的、对待的思考,典型的代表是太极图或强调辨证施治的中医,这其实也是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伴随王朝国家的持久存在,经书的熏习,以皇帝为中心的单向的“风吹草偃”式思考大行其道二千多年,压制甚至是排除了从其他角度的思考。亁嘉汉学致力于研究浸透着这类视角的正史为中心的传世文献,有意无意间亦在复述乃至强化这种思考。[12]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传入之后,顺畅地两相接榫,几经反复,构成主导性的思考方式。强调规律、必然或普遍性的历史解释,也是一种路径上的单向思考,同样是包含实证主义在内的十九世纪科学主义大潮的一部分,当时或曾产生过积极意义,今天看来,则排斥了历史与现实演进的多种可能性,面临诸多解释上的困境,需探索新的解释路径。对此的反省,亦常常是用一种颠倒的单向思考,即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只是用新的单向思考取代旧的,难以真正回到多向、多中心的关系思维。强调单一特性的标签纷出,正是这种思维状况的表现之一。重新回到关系思维,以揭示涵盖多重关系的机制来呈现多方力量的作用,来包容不同的标签化概括,同时也为历史的实际演进与后人解释之间形成更有弹性的关系,避免简单的决定性论断,提供一种可能,或许是更为可行的办法。


文集所收的论文在探索具体问题的同时,也将一些既有支配性论断和思路重新问题化,为创立新的解释(复数)充当前进的铺路石。要想建立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复数),还需更多学者多方面的持久努力。不仅是对古代史上具体问题的研究,还包括对近代以来史学研究思路、方法与问题的反思,同样重要的是对人类思想学术、历史演进的系统剖析,以及对现实世界及其未来的感受和把握,并将四者相互融通,产生的解释(复数)才更有说服力且更具生命力。


注释

[1]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试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原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后收入所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5-360页。

[2] 对时人认识的分析,见何晋《秦称“虎狼”考》,《文博》1999年第5期,第41-50页。

[3]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译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2-66页、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译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

[4] 关于这段话的文本来历,福井重雅有所怀疑,笔者也略有说明,见《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8页注释5。

[5] 西汉时期的认识,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六、儒生与君臣信—任”,第154-170页。

[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3、461-474页;向世陵《刍议汉儒到宋儒的“正君心”说》,《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第23-28页;周燕芝《试论朱熹的君主观》,《武夷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5-9页。

[7] 孔子在《论语·子路》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治人者的表率作用,君主与官员均应发挥如此作用。这种思路可见李元弼《作邑自箴》,佚名《州县提纲》,均收入闫建飞等点校《宋代官箴书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8] 如贾谊在《新书·大政下》中的表述,以及吕祖谦在《增修东莱书说·召诰》中关于国之根本,止在小民之身的说法。

[9] 可参斯蒂芬·卡尔博格(Stephen Kalberg)《韦伯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今探》第二部分“韦伯的因果分析模式”,2012年初刊,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7-118页;叶启政《西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质性》,收入所著《穿越西方理论的省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0页;《从因果到机制:经验实征研究的概念再造》,新北市: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

[10] 如夏曾佑指出:“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见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秦汉),1904、1906年初刊,后改名《中国古代史》,1931年重刊,再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25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二篇“经学时代”第一章“泛论经学时代”:“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有根本的变化。及秦汉大一统,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1934年初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16页;雷海宗认为“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的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见《无兵的文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6年,后收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1940年初刊,再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2页;毛泽东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页;梁漱溟指出:“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革。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二千年以来’”,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八章“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1949年初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48-149页。类似的看法亦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绪论”,第1-14页。

[11] 有关学术史的回顾,可参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关于此问题,可参杨念群《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第三章“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6-111页。


后记

这部文集是为履行十年前的邀约。2011年秋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上课后,杨念群、谭徐锋兄提议将关于日常统治的研究结集收入“新史学丛书”,当时爽快应允,只是说希望将有关研究完成后再履约,没想到这一过程竟花费了十年光景。尤其要感谢徐锋兄不时的督促,让我不敢懈怠。


各篇中最早的完成于2006年,最后的一篇,也是文集最后一篇,2021年1月定稿,7月才刊发。这十四篇论文包含了最近十五年来的主要成果,集中于秦汉史,也是近年日常统治研究成果的主体。当然,2015年出版的《近观中古史》中收录的关于人名使用与渔采狩猎的两文,以及2018年出版的《宠》一书,也属于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范围。想了解日常统治研究潜力的读者最好一并参考。实际上,日常统治研究可处理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还需要我自己以及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开掘。


诸文中有些重复的段落,为保持论文的完整,没有删减,请读者谅解。


这些研究先后得到三个基金项目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苏镇老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东汉至明中叶政治文化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关系研究”、我先后承担的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秦汉六朝国家日常统治机制初探”(11YJA77001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三国时期的日常统治与国家治理”(17AZS013)。


筹划《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出版时,罗志田教授和三联书店商定为“乐道丛书”的作者各出版一本相关的文集,纳入名为“乐道文库”的丛书。因与北师大出版社有约在先,又没有更多的论文再编新书,只能辜负三联书店的美意。的确,想要了解历史上日常统治研究的初步探索,这本文集是个比较集中且方便的参照。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申请这一基金时,承蒙王子今、刘永华教授大力推荐,谨向两位表示衷心感谢。


诸文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过很多师友的帮助,篇末都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多谢张琦、冉艳红、郭伟涛、祁萌、曹天江、张欣毓、陈琪丰、王偲诸君的惠助,他们费心帮助核对各篇引文,订正了不少错误。研究助理曲祯朋同学帮我校正书稿。若非诸位伸以援手,完成这考验耐心的琐碎工作,不知要拖到何时。期间又承孙梓辛与郭伟涛君提供新近成果与地图,帮助完善文稿。书中的地图承蒙中国地图出版社刘亚先女士精心绘制。说实在的,眼下已没有多少心情再去对付旧作,吸引我的是那些待开垦的新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子恺编辑耐心细致的工作,保障了文集的高效出版,谨致谢意!


最后,借此机会向富兵表达谢意!与多年来陪伴与生活上的照顾相比,任何语言都是苍白乏力的。工作上的操劳并没有减少她对家庭的付出,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历史。

 

作者谨识

2021年11月于双清苑


感谢侯旭东先生惠赐新书讯息并授权发布!

微刊小编:掾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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