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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丨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現狀及展望(1978)

姚孝遂 古文字微刊 2020-01-01

“古文字”這個名詞,籠統地說起來,內容過於廣泛。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很多民族,都有其古文字。就拿我國來說,不僅漢族有其古文字,有一些少數民族,也有其古文字。在這裏我們所要論及的,僅僅只是中國古文字中的古漢字這一特定的範疇。

 

顧名思義,古文字與現代通行的文字是相對而言的。然而作爲古文字的研究對象來說,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例如小篆,它並不是現代通行的文字,應該是屬於古文字的範疇。可是,一般作爲古文字研究的對象,小篆並不是重點。這是由於:小篆經過東漢許慎的整理,有《說文解字》一書流傳下來,我們今天辨認小篆的文字形體,是沒有什麼多大問題的。

 

古文字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資料。就其時代來說,包括有商、周、戰國、秦、漢的古文字。就其內容來說,有甲骨刻辭、青銅器銘文、璽印封泥文字、玉石銘刻、帛書、簡牘等等。

 

漢代的“小學”盛極一時,顯然是建立在古文字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孔子壁中書的發現,汲冢書的出土,都需要有古文字研究去加以整理。宋代金石學的興起,清代考據學的高度發展,都曾經有力地推動了古文字的研究工作。十九世紀末葉,殷墟甲骨的出土,更爲古文字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和廣闊的途徑。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大規模開展,許多重要的地下文字資料不斷出土,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許多豐碩的成果。我國悠久的歷史,廣大勞動人民長期創造的燦爛文化,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最優美的文化相比擬而毫無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爲此而感到自豪。對於古文字的研究,這是迄今在世界範圍內我們仍然居於領先地位的科學文化領域之一。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任何事物也是可以轉化的,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根本觀點。在一定的條件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同樣,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

 

我國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遺產,爲古文字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其優越的條件。但與此同時,浩繁的資料,不斷出土的新的文物,以及隨之而產生的新的研究課題,也爲古文字研究工作帶來了繁重而艱巨的任務。如果缺乏合理的規劃,不妥善地加以組織安排,那麼,豐富的文物資料,將會成爲一種過於沉重的負擔。

 

我們應該充分肯定,建國以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甲骨文合集》開始出版了;《甲骨文考釋類編》已完成了初稿;有許多省市已出版了青銅器圖錄,其它的將陸續出版;已發表了大量的青銅器銘文的專題研究論文;馬王堆竹簡、帛書的研究;銀雀山竹簡的研究;雲夢秦簡的研究;楚簡的研究;鳳凰山漢簡的研究;盟書的研究等等,碩果累累,舉世矚目。

 

然而,我們不應該躺在成績上睡大覺,更不應該自認爲在這一領域內居於世界領先地位而心安理得,放鬆進一步的努力。我們有必要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找出不足之處,爭取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這裏,準備就古文字資料的發佈、有關工具書的編寫、古文字的考釋、綜合性和專題性的研究、古文字規律性的研究、專業隊伍的培養與建立等等,提出一些初步意見,供同志們參考。

 

任何學科的研究,系統的、全面的、完整的資料是一個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即使是原始資料的發佈,也應該是一項研究的成果,必須有一個雖是初步的,但也是一個細緻的加工過程。我們不能嫌麻煩、怕費事,任何的草率從事,將會給有關的研究工作帶來極大的不便。我國幅員遼闊,文物分散,要想親自核對原物,是相當困難的。是否能做到對原始的文物資料盡可能做一些詳盡的說明,並附上必要的綫圖或摹本呢?有的青銅器甚至連尺寸、重量、最基本情況的說明都沒有;有的簡牘一片模糊,而又不附摹本,而這些本來是能夠做得到的,當然得花費相當的氣力,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

 

各省市都分別出青銅器圖錄,將來還得出《金文合集》,這對本來就已經很緊張的人力和物力,勢必造成浪費。是不是可以統籌安排,納入一個整體的計劃呢?化整爲零,終究不是一個辦法。《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是值得慶幸的,總算有了一部比較系統和全面的完整資料,再也用不着東翻西找了。美中不足的是,僅有新的順序號,而不附上舊的著錄號,這本來是輕而易舉,容易辦到的事情。雖說最後附有對照表,然而使用起來,實在很不方便。

 

古文字的研究,已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隨着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需要通過不同的途徑,利用各種手段去探討有關的各種問題。仍然停留在本世紀初期那種著錄原始資料的方式是不行的。《三代吉金文存》所蒐羅的材料不可謂不豐富,但是,缺乏圖錄,無法了解這些青銅器的形制及文飾特徵。《殷虛書契》前、後、續諸編,也僅僅限於文字資料本身,鑽、鑿情況,卜兆情況,完全沒有,坑位情況更是無從談起了。

 

如果在目前的條件下,仍然沿襲羅振玉、王國維時代那種舊的方式,對原始資料的自然情況不作任何說明和介紹,勢必影響到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

 

資料的及時發表,也是一個問題。就拿比較重要的來說,如周原的西周甲骨,居延漢簡、望山楚簡、小屯南地甲骨等等,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除了小屯南地甲骨據說已有眉目之外,其餘的皆音訊渺茫,面世無期,固然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困難原因,可是事在人爲,這種狀況必須加以改變。

 

工具書的現狀,問題是非常嚴重的。能夠利用的還是三十年代以前編寫的,只能說聊甚於無而已。遠遠不能適應目前的需要。研究工作的寶貴時間,大量地花費在翻閱尋找資料方面去了。許多人年復一年地重復着同樣的勞動。如果有合適的工具書的話,是能夠節省大量的時間,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勞動的。研究甲骨文字的,現在有一部《殷墟卜辭綜類》可以利用。這是一部很好的工具書,爲有關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方便的條件。但是,說來慚愧,這部書是日本人島邦男編寫的。我們自己還沒有類似這樣的一部工具書。現在《甲骨文合集》陸續出版了,《殷墟卜辭綜類》已不能適應需要了。何況這部書還存在着嚴重的缺點:校核不夠精密,錯誤很多;辭條還不夠全;摹寫還有問題等等。其作用基本上還是局限在索引的範圍之內。




古文字的考釋,這個問題所涉及的面非常廣泛,而專門性又很強。諸如考釋的途徑、手段、方式,需要專題加以論述。在這裏僅僅就古文字考釋工作的科學性、嚴肅性談一點意見。

 

我們現在通行的漢字,一直可以上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它是不斷發展、變化着的。然而這些發展、變化的迹象和規律,是可以認識,可以掌握的。這爲我們今天考釋古文字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儘管我們可以對古文字的考釋提出各人不同的意見和看法,然而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都必須遵循某些共同的規律和原則,而且這也是最終衡量考釋正確與否的準繩。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產物。任何人既不能隨意地改變或使用這種符號,更不能根據自己的主觀想象去解釋這種符號。

 

考釋古文字是進行古文字研究的一個極其關鍵的環節,這也是外國學者無法與我們相抗衡的學術領域。迄今爲止,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古文字是由外國學者考釋出來的。這是由於,熟悉古文字的變化過程,掌握古文字的變化規律,這需要有相當深度的文化修養和比較全面的古漢語知識。這一些,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這一學術領域內相對地居於領先地位的,既是一種客觀的,同時也是一種主觀的因素。我們既要珍惜這一有利因素,同時也要充分利用這一有利因素,爭取更大的成就。

 

古文字的考釋,其科學性很強,應該嚴肅認真加以對待。儘管總的來說,我們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然而對於在這方面所出現的不良傾向,不能不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

 

《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六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專欄中,竟有人釋“歲”爲“戍”;釋“䎽”爲“陟”,說成是“如人張開臂向空中上下倒換着拋擲一對彈丸”;釋“鼎(貞)”爲“晁”;釋“”爲“侵”,說成是“一個人張開臂而單腿跳舞”。既對於古文字的形體結構一無所知,又不遵循考釋古文字的最基本原則,完全是憑個人的主觀想象去任意地解釋古文字形體,這不能是一家之言,而只能是故意造成混亂。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與此相類似的還有《社會科學戰綫》第二期《漫談楨榦》一文中,說金文的“正”字“分明是上廣下狹,上個象臂,下個象足,上兩個與其身三,確是個射侯的模樣”。把古文字的考釋,視同兒戲。我們希望今後在古文字的考釋工作中避免再出現類似的情況。

 

綜合性和專題性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從某個角度來看是綜合性的,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則又是專題性的。在這裏所要談到的是:如何在古文字考釋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古文字資料所反映的社會歷史內容。

 

過去遺留下來的商代文獻資料是根本沒有的。確實屬於西周的文獻資料也是屈指可數。自從十九世紀末葉殷墟甲骨刻辭的出土,爲我們研究商代社會歷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確屬當時記載的文字資料。使商代後半期的歷史,由傳說時代,進入到有文字史實的時代。二十世紀初年以來,歷史學家開始利用甲骨刻辭及青銅器銘文以探討商周的社會歷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糾正了某些過去錯誤的看法。

 

然而迄今爲止,這一部分資料並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一方面是由於認識並從事古文字研究工作的人員太少,資料的綜合性研究整理工作基本上還沒有着手進行,專題性的研究工作也微乎其微,遠遠不能適應日益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多數的史學專業工作者把古文字資料的運用,視爲畏途。所有的通史著作,所引用的有關古文字資料,幾乎全部都是展轉抄襲,以訛傳訛。這種狀況,必須加以改變,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王大令眾人曰田”,爲什麼就是驅使奴隸勞動生產的記載?“眾人”的身份爲什麼是奴隸?任何社會身份的確定,只能從其當時從事的社會活動中,所處的社會地位中,認真地加以探求。從想當然出發,從後世的概念出發,是靠不住的,也是行不通的。甲骨刻辭中有那麼多的關於“眾”或“眾人”的活動記載,有哪一條能證明他們的身份是奴隸?根據西周金文《曶鼎》中“眾”的身份是奴隸,這是證明商代“眾”的身份也是奴隸的重要論據之一。可惜的是,《曶鼎》的“眾”,其身份並不能說成是奴隸。

 

商代盛行着殺人爲牲的野蠻制度。這些被殺掉作爲祭祀時犧牲的人,爲什麼要把他們的身份說成是奴隸?有什麼根據?相反地,數以千計的甲骨刻辭資料明白無誤地證明他們的身份不是奴隸,而是俘虜。從俘虜到奴隸之間,還得經過一段過程,二者並不能相等。

 

難道僅僅因爲甲骨文有的田字作,就能夠證明商代是井田制?僅僅因爲甲骨文有“公”、“侯”、“白”、“子”、“男”這些字,就證明商代已有了“五等爵”?

 

尤其荒謬的是,廣州的某教授,竟從甲骨刻辭中尋找證據,以說明儒家“仁”的道德觀念,商代已經有之,真是異想天開。

 

古文字的研究,已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從事古文字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有這種責任,也有這種義務,創造各種條件,使得古文字資料能夠系統地、全面地,爲各有關的學科所充分利用。

 

西方的一些學者,已開始利用我國的古文字資料做某些專題性的研究。例如,就有利用雲夢秦簡以研究秦代律制的。而在過去,這是他們所不敢問津的“禁區”。我們自己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爲了古文字研究工作進一步全面地、深入地開展起來,有關的理論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這基本上屬於古文字學的範疇。古文字形體結構的基本規律,古文字的發展變化規律,過去對之曾經有所探討,有所了解。然而將這些系統化,提高到理論性的高度加以分析和總結,則還是很不夠的。現在只準備談談其中的一個問題:古代漢字的性質。具體地說,就是它所處的發展階段問題。

 

令人感到驚異的是,目前普遍的提法,都認爲古代的漢字是象形文字。如果是從漢字的形體結構這一角度來談論問題,這樣的提法有其正確的一方面。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一般地是在否定古漢字屬於表音文字體系這一前提下,論斷古漢字是屬於象形文字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爲古代漢字仍然處於象形文字這一發展階段,這種看法則是極端錯誤的。

 

古代漢字,就其文字符號的來源說,也就是從其構形原則來說,它是從象形符號發展而來的。但是,從它的發展階段來說,它已經脫離了表意文字的階段,而進入到了表音文字的階段。也就是說,這種文字,並不是通過它的符號形體本身來表達概念,而是通過這些文字所代表的語音來表達概念。絕大多數的古文字,其形體本身與所要表達的概念之間,並無任何直接的關係。

 

甲骨刻辭中使用得最多、幾乎每一片刻辭都能見到的是“干支”字,而“干支”字全都是假借字。假借字只有表音的作用,與文字形體本身之間,沒有絲毫聯繫。占很大比重的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也統統都是假借字。卜辭最常見的句例是:╳╳卜╳貞旬亡,具體的可以是:癸卯卜王貞旬亡;也可能是:癸卯卜行貞旬亡。其中除了“卜”字與原來的形體有關以外,其餘全都是假借字。甲骨文所有的否定詞如“不”、“弗”、“弜”、“”、“母”也全部是假借字。象這一類的文字符號多極了,用不着一一列舉。

 

就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成體系的古漢字——甲骨文字來說,就它的常用字來說,即使用的頻率最高者來說,假借字,也就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它不是通過其文字符號的形體本身來表達概念,而是通過這些文字符號所代表的語音來表達概念的。從它的整個體系來說,從它所處的發展階段來說,只能是表音文字,而不是什麼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

 

不容否認,甲骨文字的形體結構,也就是它的文字符號的來源,是一些客觀事物的圖像。但這些符號的絕大多數都已經綫條化、規則化、簡單化了,而成爲地地道道的“符號”。某些文字甚至圖畫性還很強,其形體與所要表達的概念之間,還有着比較密切的聯繫。比較起來,這終究是少數。不能據此而否定其整個體系所處的發展階段。

 

西方的學者,從他們所習見的拼音文字出發來看待漢字的形體結構,他們對漢字的形體與所要表達的概念之間的關係缺乏了解,錯誤地認爲古代漢字,甚至包括現代通行的漢字,都是象形文字,我們可以一笑置之。但我們的同志也不深入地加以考察,竟隨聲附和,這就是一個問題了。漢字發展到現在,仍然停留在表音節的階段,符號非常龐雜,掌握起來很不容易,需要加以改進。但是,即使從最古老的、成體系的甲骨文字來說,就已經脫離了表意的階段,進入到了表音節的階段。如果硬要把它說成是表意文字,則是違背事實的。如果追本溯源,拼音文字的A、B、C、D……等符號也是由原始的圖像發展演化而成,只是已經高度地簡單化、綫條化、規則化而已。

 

表意文字缺乏固定地讀音,難以勝任記錄語言的功能,它只能是屬於文字的原始階段。它還沒有完全脫離圖畫的範疇,幾乎談不上什麼簡單化、綫條化。簡而言之,它還未形成爲一種嚴格意義的“符號”。我們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還能夠見到這種類型的文字的殘餘迹象。其中有一部分是表示氏族的徽號,明顯地與當時的通訊文字有所區別。

 

至於古文字形體結構的規律,很早就已經有了“六書”的理論。《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是否如漢代“經師”的解釋,難以稽考。最低限度,班固《漢書·藝文志》就已經有了“六書”之說。許慎的《說文解字》,加以充實、發揮,更加具體化和系統化了。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今天仍有它的實際應用價值。但是,“六書”的理論,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它還不能說明古文字結構及其運用的所有複雜現象。我們今天已經掌握了許慎所未能見到的,極其豐富的古文字資料,應該在“六書”的基礎上,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建國以來,出土了大量的古文字資料,然而其中還有相當的一部分沒有能夠及時加以研究整理,至今還束諸高閣。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專業人員不足,顧此失彼。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是充分調動現有專業人員的積極性,組織、發揮現有的力量。另一方面,則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加強新生力量的培養。

 

古文字的研究工作,目前處於嚴重的青黃不接,後繼無人的狀態。今年開始招收了一批這方面的研究生,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這樣做還不夠,仍然有些根本問題得不到解決。


 


從事古文字研究需要具備有多方面的基礎知識,目前各高等院校所設置的各種專業,無論是語言專業、古文獻專業、考古專業、歷史專業等等,都無法全面地解決古文字專業研究人員的基礎知識問題。因此,我們建議: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設置古文字專業,以培養這方面的研究人才,然後擇優選拔爲研究生作進一步的深造。

 

隨着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逐漸分離爲某些獨立的學科。例如:有專門從事規律性研究的“古文字學”,有專門研究甲骨刻辭各有關問題的“甲骨學”等等。或者是分期分段進行研究,如劃分成爲商周古文字及戰國秦漢古文字,這對於突出重點、集中精力,還是有必要的。

 

回顧過去,古文字的研究工作確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此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更應該看到所存在的問題及某些不足之處,給予足夠的注意,以便進一步改進工作和提高研究水平。瞻望未來,任務是艱巨的,然而前途是廣闊的,道路是光明的。我們必須同心協力,滿懷信心地爲這一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原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第12-22頁。又收入姚孝遂《姚孝遂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2010年,第1-8頁。



文章錄入:Manu

文章校對:夏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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