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深代工业风雨飘摇，外来工或将无工可打
享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风雨飘摇。昔日熙熙攘攘的工业区正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未来的日子，东莞深圳这个曾经的工业繁华地渐渐变得无工可打。
据说，中国OEM产业正遭受历史性转型难题。从2014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经历了又一轮 “董事长自杀”“老板跑路”“工厂挂牌拍卖”等传言侵袭。乌云笼罩在珠三角上空，经久不散。
东莞等地的OEM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订单多来自欧美国家，受欧美经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等综合因素影响，上游订单萎缩，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作为深圳市工业腹地，龙岗区不仅诞生了华为、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也云集了众多产值过亿的家具、玩具、电子、鞋业等代工工厂。一面是科技创新，一面是低端代工制造，两极分化严重，却共同支撑起龙岗经济。2015年上半年，龙岗区GDP总量达到11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90亿元，占比62%。
产值巨大，利润却微不足道。随着近几年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加速上涨，传统代工企业纯利润普遍跌至5%以下甚至亏损。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似乎是中国OEM产业前途疑云重重的暗喻。
与此同时，这个产业曾经拥有的重大优势——人口红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等地。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低5%，到2018年，中国制造成本将高出美国2%~3%。
继服装和家具之后，手机加工成为OEM产业的最大订单来源。
2015年10月8日，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深圳市福昌电子因资金链断裂宣布倒闭，债务达5亿多元，其中包括500多家供应商的3.5亿元货款、银行的1.5亿元贷款，及3800名工人的1300多万元工资。一时间，福昌电子被供应商、工人集体堵门。三天后，其董事长陈金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昌的倒塌在2014年7月便已埋下伏笔。福昌电子为了获取华为手机塑料外壳订单，直接以零利润的供货价迫使其他两家竞标企业出局。于是，福昌电子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粗放型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较低，并受限于资金约束，基本无法承接品牌一体机的制造，能提供的不过是利润微薄的低端机的简单加工。
随着2015年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低端机进一步价格下沉，供应链利润空间再次被压缩。一位代工厂老板曾对媒体表示：“一部手机本身只赚1.75元，除去人工、设备成本，基本没得赚。如果我不接，两小时后别人就接了。”订单一再被压价，仍然要抢；但同时又存在不少中小供应商和贸易公司陷入“有订单不敢接或者尽量少接”的境地。
此外，回款周期被客户无限拉长、盲目投资产线也是造成福昌资金链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公开资料显示，福昌电子2014年全年营收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负债5.9亿元。过去两年时间里，福昌电子基本靠银行贷款和拖欠供应商货款维持运营。有供应商告诉记者，大多数供应商从去年10月开始货款就未结清，欠款数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2015年9月，20多家供应商联合起诉福昌电子恶意拖欠货款，福昌电子及陈金色本人旗下公司被法院悉数冻结，债务危机集中爆发。
福昌倒闭的同时，深圳中显微电子、深圳鸿楷兴电子、惠州创仕科技等知名企业相继倒地。短短三个月时间，破产企业数量达到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LED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自2015年3月1日开始，深圳市市政府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808元提高至2030元，加班工资从16.5元/小时提高到18.5元/小时；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也从1310元提高至1510元。最低工资基础的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
“两三年前，你的工厂如果没有2000人可能会被同行耻笑，现在的情况是超过2000人，别人就觉得很恐怖。”工厂效益下滑造成人员大量流失，东莞人口已从高峰时的1300万缩减至现在的800万，一部分人受工厂裁员、倒闭被迫离开，一部分人则回家就业、创业。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福利待遇等综合因素，年轻一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愿从事机械而重复的流水线作业。一位在东莞工作十余年的媒体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人少了”。
当中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人口红利走到尽头，“机器换人”实现产业智能化的设想开始浮出水面。2012年，国家工信部颁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工业机器人迎来了战略性发展契机。
美的早在2011年就提出“机器换人”计划。截至目前，员工数量已从高峰时的20万缩减至现在的12万。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乌守保认为，“自动化是未来唯一的趋势。”东莞瑞必达科技公司主要为华为、小米、联想、OPPO、魅族等品牌提供触摸屏。2011年初创时只有两三百名员工，每月产能约10万片。2014年引入工业机器人之后，月产能提升到了800万~1000万片，同时成品合格率也得到提升。2015年，瑞必达预计全年营收5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年增长率超过80%。另一家名为东莞长盈精密技术公司设立“无人工厂”之后，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43亿元，同比增长84.92%。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市场对工业机器人的热捧孵化出众多机器人制造公司，东莞有200多家从事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企业，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几乎没有。2014年全国共消化5.6万台工业机器人，只有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并且，稳定性和加工精度与国际品牌还存在明显差距，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依赖进口。
于东莞20多万家中小代工厂而言，“工业自动化”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首先，代工企业依靠人口红利起家，一时无法调整劳动力结构；其次，企业自身受人才、技术、经验等多重瓶颈限制；再者，一条机器人生产线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让不少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而从短期效益来看，投入与产出还不成正比。
“不少人还抱着谨慎的态度。”东莞智衍机器人公司董事长石为说。在此局面下，东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计划联合出台“机器人融资租赁计划”，由政府和国开行分别出资20%和80%，企业只需按月补交利息。但这一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还是未知数。
长期以来，品牌商在供应链体系中占有强势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深深刺痛着OEM企业的神经，宜家的代工厂曾发生宁愿停产不供货的倒戈行动。
OEM企业们曾经的榜样是美国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没有工厂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全部由中国OEM企业完成。如今，耐克占据着全球球鞋市场90%的份额，坐拥巨额利润，而为生产环节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润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业开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作为耐克在华最大代工厂，东莞裕元鞋业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曾尝试自建品牌、开设直营店等多元化路径，希望摆脱对上游订单的依赖。但时至今日，其“YY”品牌几乎未走出东莞就宣告夭折，裕元开创的另一品牌AEE发展也不顺利，不久就被达芙妮收购。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订单依赖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上下游间的商业博弈造成裕元无法脱离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转内销不仅需要强大的销售通路，同时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这两块都是裕元乃至OEM企业们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业还有7%~10%利润，如今利润锐减到5.7%。2014年，裕元开始了大规模产能搬迁运动，如今66%的产能已经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东莞招聘5年经验以上的熟练技工作为生产干部，输送至新的生产基地。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OEM企业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业开始直线并入互联网生态圈。2014年8月，东莞市曾发布《东莞市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计划每年安排1.5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有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在淘宝的年销售额不到60亿元，到2015年3月，这一数据变成了6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占据了全国30%的网络发货量，却未产生一个大型电商平台。
东莞夹在广州与深圳中间，“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广州和深圳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东莞互联网人才极为欠缺，2014年仅电商人才缺口就达6万~8万。东莞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修细毅表示，“在自建电商团队的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都铩羽而归。”
享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风雨飘摇。昔日熙熙攘攘的工业区正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未来的日子，东莞深圳这个曾经的工业繁华地渐渐变得无工可打。
来源：商界杂志（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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