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读 张 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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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光武，张詧之孙，张敬礼之子；民盟上海市委原处长。
本文为纪念四祖父张謇诞辰160周年而作。纪念是为了返回历史通道寻找照亮今天的光。
重 读 张 謇
“回望百年来，善于革命者不少，善于建设者却不多。环视万里神州，能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旨在为地方自治奠基，造福一方者，季直走后，能有几何？”比张謇晚生11 年的马克斯·韦伯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时表示，西方社会在总结资本主义的传统之源，中国人则在颠沛中奋发图存。前者已在探索经营大生纱厂，推动在南通建设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从1895 年弃官从商经营实业教育，追寻实现民族整体利益之路，其后数十年间，四祖父张謇由祖父张詧相伴，成为近代历史人物中头脑最清醒、目标最明确、态度最坚忍、步履最沉着的一个。
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了：作为个体的社会人，他们既在原有社会结构下行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同时又在创造新的历史。所以说，一个民族和人类整体的发展，乃取决于该民族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
今日重读张謇，他一生践行的民生至大、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企业家精神和责任，无疑是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最重要遗产。
“张謇这个名字的分量，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估计够”。
政治篇：“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造而成。”[1]
回溯戊戌前百年，整个欧洲社会笼罩在大革命的阴影之中，最后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那场革命结果是，原来的波旁王朝被"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制度更加强大和专制的体制取而代之"[2]，那个体制"夺得和集中权力"后，乃变本加厉，"压制以昂贵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 [3]
然革命仍像燎原烈火，从欧洲烧到亚洲大陆。甲午年前后的中国，正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迎受革命，要么断然改革。改革第一步，就是权力下放，英国便是如此，想明白了，权力下放了，社会前行，王室作为象征保留，国王还是有得做。但权力总有惰性，政体改革直涉权力，握重器者必要到最后关头才会有所动作。
1901 年“辛丑条约”后，清廷开始筹划其立国以来第三次“新政”。1905 年9 月1日，慈禧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是年废除绵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1908 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首次规定公民权利。
11 月，溥仪继位。1909 年3 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
12 月，16 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 年又3 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至1910 年10 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各地要求1911 年召开国会。清廷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9 年改为5 年，定于1913 年召开国会。
1911 年先成立内阁。同年5 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定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因内阁成员过半为皇族成员，被讥为“皇族内阁”）。
至此，除中央政改外，在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近代法律，其中除宪法大纲外，还有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
可见，清末政改正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若即若离中进行，只是积重难返，犹蝜蝂行坡，步履过于缓慢，太令各界民众失望，民众自不会一味无休止等待。清廷作茧自缚，一误再误，错失良机终成定局！
其间，张謇曾有言：“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呼！世人知余言之痛耶？”[4]痛哉斯言！诚哉斯言！智哉斯言！至哉斯言！
当张謇进入中国社会重大社会活动序列之际，他自然意识到，自己已站到中国改朝换代（李鸿章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门口，令他至为纠结的是，他幸而不幸，乃为中国知识精英最前列一员，同时又无法摆脱传统赋予他的“舍身喂虎”的献身责任，在他而言，救国家和人民于危亡，“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降之大任，他自当慨然承担。于是，他须得以最大之沉着、忍耐和坚定，去向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良方，去向世界民族的文化中寻求良方。
这种由最大功利最大务实目的萌生的文化转型理念，较之后来那些闭关书斋或自由游弋的清谈式的文化转型理念，自有其更为迫切、悲壮和崇高之一面，且能体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完善互补，益增其务本求实、以实践破解理论困境之价值，可圈可点。
他山之石，常可攻玉。以当时信息传播之速度，与其远向欧美取经，不如就近向东邻借笈。马关条约后，国人对于日本，又恨又敬。盖德川幕府期间，日本与中国一样闭关锁国，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最后将自己多年之老师击败于手下，中国人虽蒙受奇耻大辱，其中明智之士，乃怀卧薪尝胆之志，认真关注起这个迅速崛起的蕞尔小国的成功之道，其中，张謇便是以深谙国是识途老马之身，进入"西学东渐"和文化转型行列。
近百年来，历朝历代都谈国耻，都谈雪国耻谢天下，殊不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的富强自立，不仅在枪炮，在物质技术，在器物层面，而更在民心，在民族之精神。
洋务新政后，朝野也有一种一味“求强”、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一切之思潮，无视人心乃各国立国之本这一普世原则。殊不知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实施愚民政治，把国民之责任心消磨殆尽。如张謇在其日记中所述：“顾念今日，岂唯民智不开而已。上而官智，中而士智，开悟者复有几人?”。[5]其人之言信否，可援百年历史，甲午战事是明证，此前两次鸦片战争是明证，其后庚子事变亦是明证。以甲午战事为例：清军总兵力98 万，日军兵力24 万，清朝军舰82 艘，日军25 艘，最后依然落得完败，清军作战力不堪一击暴露无遗。
秦汉以降，悠悠两千余年，中国国力在人类世界一直居领先地位，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与之相比，都是昙花一现，不能望其项背。至1830 年前后，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产值刚刚超过中国；至于英国产值之超过中国，则是1865 年以后的事。及至1900 年，美国产值刚刚超过英国。
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国耻，可以断言：不是钱的问题，是民族的精神，是国民的素质。
从张之洞、张謇、梁启超，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等，都深悉其理，故均极力倡行中国之事当立足文化转型，以文化教育为先。张謇尝言："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教育所以开民智"[6]，盖教育者，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便是最后痛定思痛，决意"要以教书匠终其身"例。此亦"五四"从政治运动转变为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标志之一。
民富和国强，民为主，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惜的是历朝历代都有意无意忽视和绕开了这一点。而出身农家、历经人生和社会坎坷又博闻强识的张謇，对此古训烂熟于心。张謇曾言："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纵观他甲午年后的活动踪迹，不难看出，他在强国富民上付诸的实践是：一面积极发起参与对政体的改革，一面又致力于改善民生、提升国民精神的实业教育活动。在这两方面，他都是呕心沥血，付出的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心智和毕生操劳。
回眸那一历史时段，实在是变数多多，令人浩叹不已。当时之中国社会，实际上活跃着两股政治力量：革命和改革。就像赛跑，看谁跑在前头，看谁率先冲刺终点，其结果都将决定未来中国政局走向。其势又犹如一盘棋局，一旦开局，瞬息万变，便已不由任何人个人意志为转移，智者达人裹挟其中，能做的只能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革命与改革虽一字之差，利害至大。乃避害趋利，而致力于社会之改革，政体之改革，这是张謇从大处揽民族整体利益之视野作出的抉择。张謇晚年，曾总结生平言："一身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7]今人评价张謇渴望政局稳定，主张渐进式改革，对晚清政局演变具重要影响，论属公允。
张謇体属之绅商阶层，是从晚清体制内产生的新兴社会阶层。当多事之秋，为救国和救实业，乃组织各种民间立宪团体，成为晚清宪政最务实的推动力量，时称务实立宪派，为晚清三种立宪势力之一（清末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富有行政治国经验的审慎立宪派，以张謇等为代表的具有实业诉求和富有实业经验且注重民生的务实立宪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为代表的充满观念理想的激进立宪派，构成了晚清的立宪势力框架。另外还有中央权力集团中那些为了争夺和扩张权力的立宪派）。此间张謇领导群伦，于朝野间力促清廷加快政体改革步伐，可谓不遗余力。其影响至巨者，包括1910 年由他发起领导的遍及全国的国会大请愿运动。
然而，"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启变革之时，往往也是政权灭亡之时"。
1911 年，武昌举义，革命的步子跑在了改革前头。事出意外，又属必然。随之出现南北对峙，千万同胞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之事实一触即发，张謇审时度势，乃断然表态："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爇，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又及时致函江苏咨议局赴京请愿代表，明确表态要顺应历史潮流："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8]
乃为社稷苍生计，为民生计，发起参与南北议和，直至清廷退位，双方休战，张謇可谓是亲身参与敲入满清专制这口棺材的最后一枚钉子。
比之那些高居庙堂的官僚贵族，比之那些跃跃欲试的投机政客，张謇具备他们各自所缺少的那部分学问、睿智和历练，他的思维和决断力在经验的土壤上吸纳文化转型的养料成长，故更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张謇曾言："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需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9]是故其人凡行事必有轨迹，凡轨迹必有所循，所循则必有所依。所依者，高屋建瓴之理念。
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也从来没有过重复。清末政局，在明代就从未预展；同样，清末政局，也没有在民国重演。百多年前，张謇之世界目光及见解，振聋发聩，余音及今。其人所言决策者应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之世界眼光，至今仍有其鸟瞰历史、驾驭现实之借鉴意义。
今天看来，张謇在实践其文化转型理念上自有其互为因果的逻辑链。
他竭力坚持和推行自己的主张和意图，积极参与清末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目的是希望因势利导，消弭冲突，努力促成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他实业教育救国主张的实施。在此基础上，又进而希冀通过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率先在一个地区践履文化转型，普惠民生，促进民智，进而影响全国，使古老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槃、再现辉煌。
而事实上，经过卓越艰辛之努力，张謇确实和自己的兄长张詧一起，将南通建设为一个在全国具有全面示范意义的模范县，一个至今已获得历史验证且泽被后世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可以认为，张謇的理论和实践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成功经验和借鉴作用。
实业篇：“父教育而母实业”
张謇践履文化转型，其主张最著名者即"父教育而母实业"。[10]他认为，教育和实业就像家庭中父母之间那样密切，而彼此关系又可沿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通海地区特色：父亲读书求学问，母亲植棉纺纱织布谋眼前生计，为"衣食之源"。又言："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11]此句乃张謇民生理念之基本实施步骤。于是乃用实业先养民生，以教育先启民智。
张謇设纱厂名大生，建轮船公司曰大达，大生寓民生，大达喻民智；大生解近忧，大达排远虑，其余，张謇、张詧所建者，"阜生"、"资生"、"颐生"、"大有晋"、"大赉"、"大豫"等，均寓民生和富民大义，终极目标是倡行民生民智，使国家和民族日臻富强。
张謇曾言："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12]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曰棉铁，次者，日用百货"。故"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于是便有首创中国第一家民营纱厂大生纱厂和后来通州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资生铁厂和大陆制铁公司等诸厂之举，是为今人乐道之"棉铁主义"。
建纱厂之外，张謇和其三兄张詧又振兴商业、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集全方位改革于南通一地，功在当时，泽被后代，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张謇曾言："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和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见盐城、阜宁、淮安等县城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杠棒苦力。杠棒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在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但他们听到要投巨大的资本，则皆敬谢不敏。实在说，这种垦务，只要政府仿照范公堤的办法，筑成江苏省内黄海之滨一个长堤，沿海人民，自有陆续报垦升科的人。不到二十年，至少可以增加二三百万亩的棉田。但是，你能希望政府来办吗……因此，我就想招股承办；第一个试验场，就是通海垦牧公司。事实摆在眼前，垦牧公司经过许多困难，但是现在可以说，人定胜天，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已决定发一个愿心：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假如变通通海垦牧公司办法，每户农民领田二十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或一百万人之生活。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13]
张謇这段直抒胸臆之言，直接道出他创办实业与民生的关系。无论开办纱厂，还是后来垦牧植棉，都有一个以实业养民生的出发点。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田种，张謇就开办纱厂，开垦荒地，让他们有田种，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这是张謇从文化源头上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精义的践履，采取的途径则是 "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让百姓有地可种，有工可做，有屋可住，有书可读，细水长流，繁衍生息，源源不断。
张謇认为：“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14]张謇之起意创建通海垦牧公司，更可追溯至其握文化转型智珠之区域整体发展规划，而与其"村落主义"理想息息相关，内蕴之义为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路径。垦牧公司（后文统称盐垦公司）之创建，从大处看，可以"民生"二字覆盖；细分述之，则关乎水利之兴修，关乎土地之改造，关乎纱厂之原棉产地，其中更有为现代农村建设谋求出路的思考。
清末民初，随上海、天津、广州等一批近代化城市的建立，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出现重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潮，即"农民进城"，大批农村人口涌入上海等大城市求生择业。城镇化应是社会走向现代化之趋势，然城镇化是否都要以农村人口源源涌向大城市、城市不断扩大化为标志？张謇、张詧对南通的建设无疑在百年前就为城镇化建设建树了一个样板，张謇和张詧通过办厂办学校，兴实业教育，垦牧植棉，规划城市建设，建港筑路、普及社会福利，践履文化转型，将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利的江东小城镇建设成一个人人有工做、有地种、有书读、有繁荣商业、有文化教育设施、普及社会福利的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近代化宜居城市，而与上海等大城市势成犄角，交相辉映，良性互动。其理念，其实践，足可成为当代新城镇化建设之启示录。
据资料统计， 张謇、张詧在苏北沿海创办之盐垦公司，资本估计1620 余万银元，而"大生纱厂举其历史的积累之款，悉以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股本经营垦殖"。由此亦可知张氏企业尤其大生纱厂之巨大盈利重要流向，故有后来胡适"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15]之说。
江浙地区历来富庶，有"鱼米之乡"美誉，而苏北地区较之苏南地区，至大不利在于交通。历来交通兴则实业兴、工商兴而教育兴。张謇深知其中利弊，故有"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切肤之感，乃与三兄张詧全面擘划，辟道路、兴河运，致全力而谋交通。
1901 年，张謇和张詧首创大生轮船公司。至1918 年，公司有小轮20 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10 条干道，一举沟通南北水网。
1904 年，建成天生港及码头仓库，又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再修建港闸公路，贯通唐闸与港区间联系。
至1921 年，南通已建公路逾288公里，占江苏全省总里程之66.5%，成为全国公路最发达的县之一。
1921 年，张詧创办之大生三厂开机，此前一年，张詧斥资10 万银元铺设轻便铁道11华里，有三厂镇直通江边青龙港，为进料出货的干线。此亦当时苏中地区唯一一条铁路。
张詧又于青龙港建"会云闸"，疏浚河道38 华里，北接四扬坝及大有晋垦区，令重载货物船只可由港进闸，直置厂区，大有晋垦区的棉花也藉此由四扬坝大河南运。凡此不一而足，可见在张謇、张詧弟兄擘划下，南通地区之交通发达和社会近代化程度。
张謇、张詧亟知淮南黄海滩涂灾害频仍，尤以洪灾、潮灾、涝灾为甚，废灶兴垦须先行解决要务有四，为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其至重者为筑堤、开河、建闸，而水利实为兴垦植棉命脉所在，不修水利，盐垦无从谈起，加以南通一带向有水患影响民生，张謇、张詧乃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引进科技治水，修堤筑坝，共图治水大计。其中，荷兰水利工程师特莱克更于1919 年8 月在遥望港九孔大闸建设中不幸献出宝贵生命，年仅29 岁。
张謇和张詧创办实业的基本特点是，其包括盐垦公司在内的数十几家实业公司，均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此种以支柱产业为核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有十分重大的借鉴意义。
其实质是，大工业与以农户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大工业须依赖农村经济获取必需之资源和发展的条件：劳动力、原料、市场和基本生存资料（粮食、副食等），形成可持续发展。而农户和农民则依赖大工业，在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生产经营上引进现代原料、技术和组织形式，一面提高生产力，一面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经济。而此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即张謇和张詧将民生看作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始终立足民生大计，即老百姓吃饭和就业之问题。
而老百姓吃饭和就业之问题正是一国经济之基本问题，也是一切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制约一个国家各项经济活动状况和变化的根本问题。张謇和张詧弟兄创建的南通模式，无疑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建树了历史性功绩。
教育篇：“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
张謇倡行“父教育而母实业”，甘为中国社会改革之嚆矢，乃以南通为基地，办实业，兴教育，开交通，促慈善，广文化，力图以模范县之榜样影响改变整个中国，其中可以清晰看到一条文化自觉烛照下文化转型之履痕。
1922 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获得最高票数，足见天下人心所归。这一年，孙中山会见笔者堂伯父——张謇儿子张孝若时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三年后，孙中山病逝北京，应有许多未了之事未了之愿，上述那段话，应是未偿所愿的一种感慨，也是同一平台上一历史人物对另一历史人物之公允评价和真诚羡慕。
笔者认为，张謇毕生视民族实业、教育和慈善为己任，三者之间，他最为注重的应是教育，是包括慈善、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在内的大教育。
张謇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是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乃言：“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16]又说：“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今有亡理二：一道德堕落，一生计贫穷。穷在无实业，堕落在无教育”。[17]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
在张謇、张詧弟兄的事业“菜单”里，教育一直被放在与实业发展同步且适度超前的位置，这正是百年来南通人教育和文化素质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也是南通与其他一些地区重商轻文之区别的原因所在。
从1895 年筹办，到1899 年开机，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里，招股计划为50 万两白银。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也是股东，但他个人的股金不过2000 两白银，其中600 两还是沈燮均等合作者垫付，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4%。单为筹集资金，张謇即已心力交瘁，其财政窘状可知。
然，至1903 年4 月，张謇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为中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从筹办开学，到1907 年，仅通州师范学校一校的办学经费就多达18 万两白银，占大生招股资金的36%，是张謇个人原始认股的90 倍。其中三分之二正是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三分之一是张謇和张詧等的捐款。
张謇办学，向以小学、师范为重中之重，他曾言：“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为教育之母”。[18]又言：“小学惟在得师，则师尚焉。鄙人立志办师范学校，盖始于此”。又有名言：“家可毁，师范不可毁”！他是将兴办教育、兴办师范学校与民生国计放在了一条因果链上。
张謇于1901 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直到1910 年才开始盈利。次年即1911 年，张謇立即提议，将通海垦牧公司的450 股作为校产捐给通州师范学校。
大生生利，利流何方？民生，盐垦，教育、慈善、社会公益。
张謇、张詧一生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通海五属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私立实业敬孺初级中学（今南通第二中学）、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21 所，高校（包括农科、医科、纺科即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3 所，小学370所，职业学校20 多所。其中包括盲哑学校、育婴堂、幼稚园、商业学校、蚕桑讲习所、工商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伶工学社、法政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等不下几十种，形成以基础教育和农、工、商、科学技术为中心，包括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而通州师范、纺织专门学校、盲哑学校和伶工学社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皆为首创。张謇、张詧兄弟致力于教育的普及，惠及南通广大弱势群体，如创建中国第一个聋哑学校以及大量的补习夜校，在当年南通，连青楼女子都可以进入张氏创办的“济良所”接受文化教育、培养就业能力。
南通地区之外，1905 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前身。1909 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后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49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 年，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即今大连海事大学。1912 年，张謇在上海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 年迁往吴淞，改名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即今上海海洋大学前身。1912年，张謇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南京河海大学前身）。1917 年，获张謇支持，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前身）在吴淞复校。1921 年，上海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成立，其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科，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为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1919年，由张詧个人出资，上海博文女子学校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复立，张謇为名誉校长，黄朴（绍兰）任校长。一年后，迁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 号）。1921 年7 月，中共一大召开，博文女校为会议代表唯一宿舍和除开幕式、闭幕式外代表唯一议事会所。[19]
其余，由张謇创办或资助创立的学校还有中华职业学校、苏州铁路学校、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等。以张謇、张詧弟兄二人之力，在南通和全国办学数量之多，成效之著，影响之大，空前绝后。
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参观考察南通教育状况后评价至高：“南通者，教育之洋，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笔者近年来注意考察欧美社会同时期教育家办学状况，乃益知杜威所言当非虚诳。
慈善篇：“散尽家产以济天下”
张謇曾言：“有钱人的焰势实在难受，所以我非有钱不可。但那般有了钱的人是一毛不拔做守财奴，我可抱定有了钱非用掉不可”。至于他是如何用钱，他将钱用在何处何人之身，他的用钱理念又是如何？
张謇的回答是“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 [20]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海门一带，“自夏徂秋，霖潦涨溢，下沙灾状尤酷”。张詧、张謇即挺身而出，协同海门厅同知“霍邱王宾经理疏河”，张詧、张謇兄弟“散振平糴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21]
张謇、张詧最早创办的慈善机构是1906 年建成的育婴堂，以收养弃婴和赤贫家庭孩子为主，两年后收养婴儿多达1500 人。张謇和张詧还分别从育婴堂认领男婴，视为己出。张謇认领之两名养子，取名为佑祖、襄祖。笔者祖父张詧所领养即为三伯父张敬安。余生也晚，未曾得见三伯父，然家中大人小孩凡提及之，必以敬称，三伯长子让武哥，在堂表兄弟姐妹中年齿居长，为人敦厚，亦极获敬爱，了无隔阂，亲情一片，全无嫡出、领养之别。
1907 年，南通地区江岸、海岸不断坍塌，张詧乃动员地方资源成立南通保坍会，自任会长，稳定南通江岸海岸灾情，每年赈救流离失所居民达几十万之众。
从1912 年起，张氏弟兄创办之慈善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栖流所、残废院和戒毒所相继建成。
1913 年，张詧发起，与张謇在南通城南创办南通医院（今附属医院）和两所分院，一在唐闸，一在金沙。举凡赤贫者看病均可免收医药费。
同年，张詧与张謇于南通城外辟地160 亩，建成义园（即今之公墓），归葬者无论贫富，一视同仁。
1912 年，张謇六十寿辰，将宴客费用和亲友馈金全部取出，创建南通第一家养老院。
1920 年，张詧用七十寿辰所得亲友馈赠，在家乡常乐镇三厂镇创办南通第二养老院，该院常年费用7000 多银元，亦全部由张詧私人承担。
至1922 年，张謇七十寿辰，再度创办南通第三养老院。
张謇、张詧弟兄创办之养老院，前后收容孤寡老人500 余人。
谈及自己和三哥创办养老院初衷，张謇尝自述心迹，谓：“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22]此言对于后世不无启迪。
1916 年张詧与张謇共同捐资，在南通西门外建成栖流所，收留乞丐并培养彼等习艺能力；又收留精神病患者，令其获人道资助而不扰碍社会。
1912 年后，张謇着手规划筹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残废院建成后，张謇规定，凡残废者，无论年龄，无论籍贯住所，均可接纳入院，且包办吃饭穿衣。
1903 年，张謇赴日考察，专门考察日本的盲哑学校，回国后致信江苏按察使，建议官方开设盲哑学校而未果，1911 年，张謇在赴北京之际，专程考察烟台芝罘盲哑学校。1915 年，张謇终于一偿夙愿，创办狼山盲哑学校，是为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盲哑学校。
1922 年，张詧斥私资在崇明外沙（今启东）大生二厂创办大生医院，救治缺医少药、罹患流行疾病之贫苦百姓。
凡抵南通参观之中外人士，一致发现南通街头竟无一乞丐、醉鬼和流浪汉！因为南通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世人期颐大同，南通先行大同。
育婴堂初成，张謇乃以卖字筹钱捐得款项为继。其时计划每季鬻字得500 两，一年便有2000 两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至1922 年，大生集团经济滑坡，张謇个人分红和薪俸骤减，直接影响慈善事业，张謇乃再次登报鬻字筹措善款。持续两年多，至1924年张謇已届71 岁高龄时方始停笔。
盖张謇和张詧用于慈善机构之费用，尽为本人和亲属的捐赠。张謇曾言，南通之慈善事业全“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23]
仅慈善一端，张謇、张詧功在当时，泽惠千秋！ 那么，至张謇逝世，张家实际经济状况到底如何？
1927 年北伐军兵抵上海、南通，接举报诬指笔者祖父张詧为“土豪劣绅”，乃举家远走大连避祸，至1931年风声过后回上海，先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永安别业，后于戈登路（今江宁路）363 弄觅舍而居，竟无力自置房产，所居均为租赁之屋，经济窘状可见一斑。
张詧之女、笔者三姑母张敬庄、五姑母张敬默均为普通教师，三姑母自五十年代起独居任教之合肥医学院教工宿舍，生活简朴，笔者家庭及三伯父张敬安、四姑母张敬直和五姑母家生活状况均与普通城市平民相若，五叔敬敷（希祖）早年留学，因二战滞留美国，战后与美裔五婶白手起家，辛勤劳作，养家糊口，终老一生。
而笔者自记事起，家中生活亦极节俭，五十年代上海一般高级职员家庭给孩子订份牛奶为寻常事，而笔者兄弟姐妹自小起从无月订牛奶之享受，每日饭桌上，一小荤两素一汤为家常便饭；偶食排骨，切成薄片，一人一片便为少有之乐事；偶进鸡鸭，则鸡腿鸭腿必是由母亲先行撕下留给父亲或大哥的，其余每人所食，仅为母亲分在小碟里的一份。一年到头，家中老小，从无食水果之享受。每年过年，家中小孩拿几毛钱压岁钱，看着别家孩子放烟火，我们唯一之享受便是买几只小鞭炮，一只一只小心翼翼地放，放完了，满地去找自家和别人放剩的哑炮，从中间掰开来，支上火头，那中间便会冒出一串火星来，也是一种乐趣。
笔者从小学至大学毕业长成前，唯一一次因考进大学由母亲带去南京西路凯司令吃西餐，那是从母亲到笔者自己都是视作隆重的。
母亲终年忙碌操劳，偶或抽纸烟，家中几上常置，为价格在劳动牌和飞马牌之间、2毛7 分一包的东南牌。从小至大，常见母亲徐姮由藏书阁楼取下外公徐积余生前所赠珍稀版本书去商贾处变卖贴补家用和接济亲友，其余金石、铜镜、文物则全部捐赠国家。母亲在文革中患脑血栓加长期营养不良，病中不敌一场寻常感冒病逝。
文革期间，红卫兵丧心病狂，掘开四祖父张謇墓地，仅得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束胎发，一颗尽根牙耳，祖父母张詧夫妇遗骨幸赖当年家中老亲陈炳全、顾凤英叔婶夫妇（一为南通服务行业负责人、一为通棉一厂即大生一厂党委书记）不顾安危冒雨抢救转存泥坛中。
据笔者所知，四房即张謇直系后人生活状况与我们三房亦伯仲之间，小异大同。现在想来，一切全不足怪，张家人用于事业就像用于家计，凡与民生、与民族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之事业，则当机立断，万金不惜；用于家计又如用于事业，一分一厘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紧着过的，利始而义终。如此行事，察古往今来，只怕不是一顶“商人”或“绅商”帽子可以盖住。
古人有“散尽家产以济天下”、“毁家兴学”之说，张謇、张詧兄弟则以无私精神守护民生理想，追求实现民族整体利益，到了倾家荡产地步，真正兑现了其人“家可毁，师范不可毁”的历史承诺，张氏弟兄所为，俯仰上下，比肩者只怕是寥若晨星。
今天重提企业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绕开张謇和张詧，也绕不开张謇和张詧。张謇和张詧穷其一生，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现实话题：当人从穷人变成富人，当人创造了财富以后，他会把财富用在哪里？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下一步会怎么样？
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是一个重大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民生至大。富者无权轻视贫者，贫者无权轻视富者。
写在后面
謇无詧无以至其深，詧无謇无以至其大。
张謇一生，践履文化转型，追求民族整体利益，唯民生为大，全不计个人之利害得失，自然曲高和寡。其母金太夫人临终遗言嘱其：“但汝性刚语直，慎勿为官”[24]。张謇对此亦十分自知，尝言之，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 个字，又谓：“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环视其一生，能始终信任他、理解他、支持他、伴随他、且甘隐其后、为其后盾、自始至终、休戚与共、虽倾家荡产仍在所不辞、七十余年如一日的，自非兄长张詧莫属！
张謇、张詧一母同胞，七十余年始终互相扶持，共同创业，至死不渝。
“退庵无弟，则创之势薄；啬庵无兄，则助之力单。故蛩蟨相依，非他人兄弟可比，此当垂示子孙者。子孙而贤，必相顾相惜不相较矣……要之此后之皮骨心血，当为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则余二人志愿之所同也”。 [25]
“这二三十年间， 我父创办实业教育地方自治，都是伯父赞助一切， 大概我父对外， 伯父对内，我父规划一件事的大纲， 他就去执行； 或者我父主持大计， 他去料理小节。 所以我父三十年的声名， 事业的成就， 伯父很有赞襄的功劳”。 [26]
张謇、张孝若父子上述感言，贴骨贴肉贴心，直道出中国近代第一城成功秘辛！此段牵动近代历史之动人故事，极具醒世意义，足值今人记取。
岁值啬公张謇诞辰160 周年，爰为此文，纪念四祖父啬公张謇暨祖父退公张詧。
注释：
[1] 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1页。
[2] 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第11页。
[3] 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第11页。
[4] 张謇：《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5]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6]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7] 张謇：《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8] 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9]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10]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11]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68页。
[12] 张謇：《张謇全集》（第2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13]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书局，1958年。第250页。
[14] 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6页。
[15]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第3页。
[16]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17] 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06页。
[18]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19] 1916年，黄朴（绍兰）在法租界日勒路创办博文女子学校，由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并邵力子等人组成校董会，绍兰自任校长。后徐宗汉随黄兴去国，章太炎又刚好陷于经济窘境，学校绌于经费，一度停办。绍兰失去安身立命之地，应张詧之邀，去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后有由张詧出资，黄绍兰为博文女校租下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复校。一年后，迁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这是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上下两层。外墙为青红砖相间，二楼红漆地板，中西合璧，典雅大方。黄绍兰仍任校长，张謇亲任名誉校长，章太炎手书校牌。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筹措一大代表住宿及议事场所事，因博文女校距主会场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家近在咫尺，董必武、李书城、李汉俊与绍兰恰为同乡好友，而陈独秀又与绍兰稔熟，遂由董必武致函绍兰，并经李达夫人王会悟与绍兰会晤，绍兰慨然承诺为一大提供住处，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作代表宿舍，除绍兰与其女珏珏仍住校内，又安排厨师一人留校，兼司门卫，并嘱不容外人入内。一大召开时，除李达、李汉俊、张国焘、陈公博4人外，余9人均住于博文女校二楼。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包惠僧）住，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一间是王烬美、邓恩铭住，毛泽东同志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大会开始的前一天，在我（包惠僧）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算是预备会）”。因是年上海暑热，均以草席铺地板而睡。包惠僧所述一大预备会和开幕式即在女校东侧北半间举行，推举大会主持人和商讨通过大会议程及正式会议地点。在长达9天的会期间，除开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今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举行正式会议和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举行闭幕会的两天，为时7天的讨论、交流，酝酿和起草文件均在博文女校进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5天——1921年7月19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还刊有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社会知名人士为博文女校招生及黄绍兰鬻书的启事，全文如下：博文女学招生黄朴君鬻书启，文艺专修科，注重中西文学，算术附属高小，国民各班均有余额插班，亦可寄宿，八月廿四号开学。名誉校长张謇，校长黄朴君女士。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率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君谦让未逮，强而后可。兹由同人公拟润格，代留心翰墨者勿贵远忽近，交臂失之。宗舜年、张謇、高野侯、宗书年、黄炎培、黄厚成、张志潜、章炳麟、王承谊、张美翔、章梫同启。收件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
[20]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21] 张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参见高广丰《王宾论略》，《张謇研究年刊》，张謇研究中心，2010年。
[2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第381页。
[23] 张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24]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啬翁自订年谱二卷》，中华书局，1930年。第21页。
[25] 张謇：《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2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