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房贷、外汇储备……周小川作出最新回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2016年下半年开始，汇率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变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同时也要稳定人民币在全球货币当中的地位。请问2017年央行有哪些工作保障汇率的稳定？谢谢。
周小川：您刚才提到的2016年下半年汇率波动比较大一些，有多种因素，我简单说两个。
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比较高。
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
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应该说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有关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执行和监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细一些。因此，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应该比较稳定。
当然，外汇市场历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市场，会随着整个全球经济，也随着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不断波动，谁也不能够非常准确预期2017年走下来还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哪些事件会发生。因此，正常的汇率波动是一个常态，也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彭博新闻社记者：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于维持人民币的稳定重要性如何？
周小川：从外汇市场的交易层面上看，特别是有很多交易室、交易员，从他们的层面上，利率差异往往是导致一些短期操作方面的动因，钱是会朝着利率高的方向移动。但是，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各国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国内经济的情况所决定的，而国内的经济情况既包括经济增长、就业、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以及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各国也不一样，各国利率也都是有差异的。比如，你们看日本多少年利率都很低，跟其他货币有明显的利率差距，但不见得说就一定会导致非常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者资本流动。这是我的看法。
经济日报记者：近期，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利用各种工具，市场认为在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忧，认为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头上，会加剧实体经济“融资贵、融资难”的情况，您怎么看？更有人觉得，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甚至以后还会有加息的可能，您认为市场该如何理解央行的这样一种操作？谢谢。
周小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还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或者更明确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至于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确实中央银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带有引导市场价格、引导预期，同时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但是也不见得对每次操作数量、价格都要作出过度解读。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
至于有一些人的担心，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说。首先，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像总理说的，我们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话，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够，所以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至于说融资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首先这些年这个现象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比例实际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现在中国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在人民币企业贷款60多万亿这么一个盘子下，已经实现了贷款余额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大型企业占一半以上，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占的比例比较小一些。大概从2010年左右开始，贷款新增量中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基本是三分之一了，但是余额还有很大的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业自己也在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因此，融资难的问题会逐渐有所缓解。而价格问题是除了名义价格，还要看实际价格，这跟物价和其他因素有关系。
上海证券报：我的问题关于资产管理业务。据了解，央行目前正在牵头统一资产管理业务的标准和规制，请问制定、出台统一监管标准的初衷是什么？将围绕哪些具体的方面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大家都知道，资产管理业务涉及的部门比较多，请问现在各部门之间是否还存在分歧，具体的政策将何时出台，更进一步思考，能否把这项政策的制定和出台看作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试验田？谢谢。
周小川：我们两年多以前已经初步设置了一个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叫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了资产管理的问题，也有的人会把它称之为理财产品的问题，因为资产管理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理财产品。“一行三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之间已经在许多比较大的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以后，作出一些初步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会把一些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一下。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且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还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现在还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谢谢。
中新社记者：我的问题是有关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举动很多，而且最近一段时花旗（Citi）和彭博相继把中国债券纳入他们的相关指数，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今年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步子会更快一些，会有大的举动？谢谢。
周小川：我先说两句，然后再请潘功胜行长说。您说的这个问题是对的，债券市场从发展的早期开始，就秉着开放、公平竞争这样一种思路建立并发展。因此，债券市场始终都是有对外开放的内容，并不是哪一年有一些突出的举动。去年有利的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迈进，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这些都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提高对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兴趣，积极性也增加了。我们也相应推出了一些政策，但不是一些突出的政策，我们也不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是会稳步地在这个方向推进，在对外开放方面，会逐步再取得更明显的进展。
潘功胜：周行长讲的已经非常全面了。我想，近年来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速度的确比较快，债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地完善，投资者也日益的多元。所以，在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对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在稳步地推动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
这种开放基本上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是境外机构到中国市场发行债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熊猫债”。到目前为止，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国际上的著名金融机构和企业，这样一些主体都有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债的实践，到去年年底，“熊猫债”发了600多亿人民币。其中，去年大家也看到世界银行在中国发行了以SDR计价的债券。
二是推动了境外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近几年以来，人民银行在放松、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有关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的跨境汇入汇出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去年以来，大家看到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现在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是400多家，大概是8000亿元人民币，去年一年增加了100多家，额度增加了1500亿人民币。另外，大家看到，3月1日彭博设立了两个新的指数，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到新的指数之中。花旗前几天也宣布，有三个指数准备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其中。
正如刚才周行长所提到的，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开放，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对人民银行来说，我们一定会完善相关制度的安排，比如法律、会计、审计、税收、评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提供一个更加便利和友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和境外投资者多一些沟通和交流，我想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着急，得一步步走，走得更加稳健一些。谢谢大家。
凤凰卫视记者：有一个关于去杠杆的问题。去杠杆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过去两年，这项改革推进得不是很快。请问对央行来说，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去杠杆，您认为哪个更加紧迫？另外，还有那些促进去杠杆的政策？谢谢。
易纲：大家都关心杠杆率，我国的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从结构看，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企业部门，就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全球比较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说的降杠杆有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杠杆率的持续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在积累一定的风险。这些杠杆率、负债率的增加，积累的问题目前已经看到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就是总的杠杆率还是要把它稳住，或者让它每年增长少一些、慢一些，要稳住。
二是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还可以有一些优化。
我们国家杠杆率和国际上比有点高，这和我国金融结构有关。因为我们国家储蓄率高，形成以银行为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从银行借钱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中国杠杆率偏高。因此，杠杆率偏高和储蓄率高是连在一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在这个格局下怎么走出来？无疑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有更多的资本金进去，这是一条。如果资本金多了，杠杆率就下来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就加强了。资本金怎么进去？我们考虑在各个行业要严格资本约束。我们要宣传一个理念：一个企业、一个投资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这个投资和这个企业，首先要有自己的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你去借钱，不管是借贷款还是发债融资，使你的资本金和借来的钱有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就能够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同时，也能够激发投资主体承担风险，小心、认真地进行每一个项目的评估，在做决策之前，把风险控制好。这样一个思路，可以把整个杠杆率稳住，然后慢慢地实现有所下降。
周小川：我补充一点。全社会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它的微观基础就是，有很多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所以加总起来太高。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关系。首先，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们自身要进行内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要考虑不能过多支持这类企业，包括易副行长刚才说的，要鼓励直接融资，也有一些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的债转股。
其次，跟产能过剩有关系。有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过去占用过多的信贷资源，因此，去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金融业要大力支持去产能。库存过多，本身就是占用流动资金，这是导致杠杆高的一个原因。去库存在微观上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要更好地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同时，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对客户的各项指标监测方面，要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这样就能发现哪些企业过去贷得太多，不应该贷那么多，融资结构需要改变。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落实这项政策。这个过程，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在短期内不会看得非常明显，因为存量非常大。谢谢。
路透社记者：去年新增贷款和融资总量都创记录，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定中性，而且强调防范风险，这种情况下今年信贷的增长势头会不会得到一些遏制？另外，去年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接近40%的比例，今年会不会有所改变？连带问一下，利率水平会不会进一步上升？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是一连串的问题。我记得你一开始说的是去年社会融资总量、信贷增长，这大概都是12、3%左右的速度。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是有潜力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从整个国际情况来看，G20也在号召20国进一步努力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原有基础上将GDP增长再提高一些。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情况来说，我们定的数字是M2增长12%左右，这是一个预期数字，并不是任务指标。另外，在社会融资和信贷方面也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这是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制定的。
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根据经济的反馈数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微调。我们认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数字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两会代表都支持这个想法。
至于结构上的问题，说起来就比较多一些。去年，房地产信贷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个人购房贷款。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个人通过住房贷款购房以后，实际上资金就转到开发商。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会带动一系列产业供给，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同时，这个产业链还带动与它相平行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家用电器等。我就不多说了。
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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