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
战事还在持续。
今日俄罗斯的行为，被不同声音解释着，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亚历山大·杜金。他被称为“普京的军师”，奉行的“新型民族主义”孕育了普京的战前演讲，他们的观念“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
2017 年前往俄罗斯采访时，杨潇见到了亚历山大·杜金及其他几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写下《在晚期》。文章还原了苏联晚期和 1990 年代转型的具体面貌，也预见今天的现实，可以说俄罗斯如今的脆弱和野心都映照出那段历史打下的投影。在下面摘选的部分中，我们将读到杜金如何在学生时代因叛逆而接触到边缘思想，一小群人的呓语又如何在转型阵痛中一步步碰到现实土壤，最终进入了俄罗斯的主流话语。
在晚期：幽暗岁月如何塑造了
三种俄罗斯知识分子（节选）
撰文：杨潇
……
六
来俄罗斯之前，我在北京约英国《金融时报》驻华记者柯皓茗（Charles Clover）喝咖啡，他之前是《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长，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新型民族主义”的书，他跟我讲起，过去三四十年，一小群奇怪家伙的地下呓语，如何一步步成为当代俄罗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在这群人中，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一个，“你应该去见见他。”
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
杜金在英文世界的名气比中文世界要大得多，西方媒体给了他不少标签：“疯子哲学家”、“亲法西斯学者”、“俄罗斯帝国招魂者”、“普京的军师”乃至“普京的拉斯普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因为游行，我们临时改在莫斯科西南站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落座不久，就看见这位地缘政治学家提着一个老式皮制公文包走了进来，他留着大胡子，像一位苦苦思索的东正教教士，却有着纤细白皙的手指，他用它们和我握手寒暄，点了一杯红茶，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然后在空中比划起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自然很快聊到了普京。此刻，普京就要迎来他掌舵俄罗斯的第 18 个年头——一个俄罗斯人告诉我，对于许多“零零后”来说，“总统”和“普京”是同一个词语——杜金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1990 年代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国家（苏联），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工业，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普京拯救了这个国家……他从掌权起，就逐步有意识地压缩自由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往主权完整、传统价值、保守主义的方向移动……他复兴了一部分俄罗斯精神，一部分苏维埃传统，并在政治和文化上阻击了自由主义。”
▼
《在晚期》由单读制成特刊
购买单读 2021 往期合集即可获赠
1962 年出生的杜金原本不是苏联的拥护者。1980 年，当 18 岁的他出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地下聚会时，引人注意的恰恰是他毫不妥协的反苏歌曲。当时莫斯科奥运会召开在即，苏联警方清理市区的“乌合之众”，那个有悖主流意识形态的聚会被迫躲到郊外的一个度假屋进行。杜金当时留着亚里士多德式的大胡子（和今天一样），背着吉他自弹自唱（他已经不弹琴了，回忆起那段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都被他的歌震住了，觉得简直是弥赛亚降临。”一位参与者回忆说。
杜金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出身，声称自己来自“典型的苏联家庭，接受了典型的苏联教育”。但事实上他的父亲是苏联的军事干部。和许多国家一样，特权阶层（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特权）的子女往往更容易接触到真实世界，从而更早地叛逆，杜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在精神向度的缺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种体验的稀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没有精神向度的）生活完全是正常的。就像道家说的，你把人民的肚子填饱了，这就是最好的治国方式（《道德经》原话：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她现在是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在那本著名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中描述过 1980 年代早期那个“停滞年代”：“至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虽然人们没有钱，但谁也不必干很多工作。其结果是，整个社会都好像仍然生活在校园里：密切的、动感情的、耗费大量时间的友谊，无休止地把时间浪费在喝茶、喝伏特加、讨论生命的意义、贪婪地追求那些深奥莫测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上。”
生活在高度竞争社会的疲于奔命的人们，明知这种描述带上了一层玫瑰色[我在 skype 上把这段描述念给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教授鲍里斯·科隆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听，他呵呵一笑：“太多异域风情，就是那种读外国人写你自己国家的感觉”]，也很难不对这种描述生出某种怀旧（nostalgia，这里或许译作乡愁更准确）之情。在俄罗斯长大，后来移民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回到故乡圣彼得堡后因为被怀旧击中而“感到麻木”，“最为突出的是对时间的不同的体验……在这里，人人都姗姗来迟，但不知为何时间总是很充裕……闲谈和想心思的过多时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荒谬结果。”她写道，“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怀想，但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
七
杜金、卡加尔利茨基和奇若娃都出生于 1960 年前后，是后斯大林时期的第一代苏联人，也是在既无战争也无革命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苏联人（“我们实际上是些小资产阶级。”杜金干脆这样告诉柯皓茗）：医疗免费，物质相对丰裕，可以去黑海或者波罗的海度假，开拉达牌轿车，很早就搬进了“赫鲁晓夫楼”——1954 年起，为解决住房短缺，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建筑师开发一种廉价、可迅速复制的预制板建筑，目标是成为“全世界的典范”——这种毫无风格的五层左右的单元楼至今仍分布于从中欧到中国的辽阔大地上。
每一栋“赫鲁晓夫楼”都长得差不多，厨房都铺着蓝白色的瓷砖，有一个 OKA 牌电冰箱（少数幸运家庭有“明斯克”），一台 Gorizont 黑白电视（少数有钱人是 Rubin 彩电）或者一台里加制造的 Spidola 牌收音机（后来是 VEF 牌，但是按照卡加尔利茨基的说法，要收听国外电台，还是老式的Spidola，“有时就是这样，更原始更简单的配置，也许就是最可靠的，就像如今的手机一样，功能越多，问题越多”）。那时最卖座的电影是梁赞诺夫的《命运的捉弄》，讲述的正是住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楼里的男主角，在宿醉之后莫名其妙去了列宁格勒，到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进了一模一样的单元楼，最后居然打开了别人家（女主角）家门的故事。
奇若娃小时候住过集体宿舍，甚至她现在住的这套 19 世纪的公寓，在1990 年代初之前都一直被几家住户分割，用作集体宿舍——十月革命后，由于住房短缺，大量家庭被塞入老式公寓的一个个房间，甚至同一个房间里，仅以布帘相隔，后世的批评者，譬如英国历史学家、《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会说，集体宿舍的核心理念是把私人生活通过无数耳目暴露在国家面前，从而塑造共产主义所需的集体人格。“那时我还小，在你小的时候，你关注的重点都是你自己，”奇若娃说，“但对我母亲来说，（集体宿舍）真是一种折磨。对许多人都是折磨。最大的困难不是你有邻居，而是你没法选择自己的邻居。邻居可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带着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对生活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搬入赫鲁晓夫楼后非常高兴，他们终于有了私人空间。”
也有人带着某种体谅和温情看待那种集体生活，觉得它消灭了冷漠、孤独和无聊——而这三者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病症。在一部 BBC 的纪录片里，出生于集体宿舍的俄罗斯社会学家带着英国记者重返那个又暗又破的房间，告诉他，你得和邻里共享大部分东西，从灶台、水龙头到厕所。英国人表示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年轻的社会学家解释说，我们俄罗斯人有两种生活，life（生活）和 daily life（日常生活），我们的 daily life 很局促，但我们的 life 可以是精神性的、高贵的，它会超越 daily life。英国人耸耸肩：“真高兴我们不必做这种选择。”
当我把这段对话转述给奇若娃时，她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用厌恶的语气说：“好吧，精神性的、精神生活……但是你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可以有精神生活啊！”她再一次用指关节叩击起餐桌，“那时候人们把精力都放在精神生活上，只是因为他们没得选择。如果这是人们自然而然选择的话，那么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国家就不该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应该继续这种精神生活，但你知道，这种生活立马就终止了，可能只有 3% 到 4% 的人继续这种精神生活。我得说，这才是正常现象。现在，大多数人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外部世界，因为那是所有危险的来源……我也很高兴我的下一代不必做这种选择，我的小女儿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她也有她的……”奇若娃翻了个白眼，又一次加强了厌恶的语气：“精神生活。”
八
“感谢赫鲁晓夫！”
这是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里的感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和我们一起……偷偷听 BBC，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
卡加尔利茨基还记得自己和父亲第一次“谈论政治”。那是 1965 年，他刚上小学，之前一年，赫鲁晓夫被罢免，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1965 年的小学课本上尚有赫鲁晓夫的头像，但学着学着，这位前领导人就从教科书里消失了，“我当时还挺着急，因为赫鲁晓夫没了，但那些地方就那么空着。我去问父亲：现在谁是我们的领袖呢？他说，现在还不清楚，还得过几年才知道。”回忆起这事儿，卡加尔利茨基哈哈大笑。
“（厨房谈话）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卡加尔利茨基说，赫鲁晓夫楼里许多公寓只有一个房间，同时被用作卧室、书房和客厅，所以厨房是唯一可以接待客人的空间。“许多人就是从集体公寓搬进赫鲁晓夫楼后才有自己的空间的，拥有私人空间后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我母亲以前常说，我们谈论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样子就好像他们五分钟前刚刚离开这间屋子一样。我真正的政治养成就是在厨房。”他甚至觉得，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哪怕已经到了 2017 年，莫斯科人对市政府拆除赫鲁晓夫楼的行动仍然充满敌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看上了那些地方的高地价。
“整个社会是灰色的，但有许多亮色的岛屿，它们之间如果彼此信任，就会有非常完美的关系。”奇若娃说，“听 VOA 也没那么危险，我父亲每天都听，我记得在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开始广播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她再长大一些，就更加频繁地参与厨房谈话，“从深夜一直聊到清晨。那时的参与者都受过良好教育，现在的人简直没法比，那时候我读了几千本书吧，心理学的，哲学的，历史学的，所有的一切。”
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厨房谈话不但塑造了他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情感，“人们会觉得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不是历史，而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人们对三四十年前一直到六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有非常emotional（易动情）的态度。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非常好的政治学校，你会想，如果你是谁谁谁，你会怎么做，你会做出什么决定，等等。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试着去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做这些决定的背景。”
奇若娃也承认厨房谈话就是她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比大学还要大学”，但她“在任何意义上也并不怀念那个时期”，因为那所大学是，她咽了一下口水，迟疑了一会儿，非常沉痛的样子，然后用俄语说了一个词，“对，eternity（永恒），不停地循环，不停地回到原点，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们没有发泄渠道，我们只能非常神经质地，在这个小圈子里不停地说啊说啊……就是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感觉。你在其中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整个世界就在你面前，你不停地讨论啊阅读啊，这个理论、那个数据，你自以为建起了一座了不起的大厦，当你早晨醒来，却发现空空如也。然后你回到厨房的桌边，继续建筑你的大厦，第二天早晨醒来，还是那样，什么都没有……一代人就在这样的讨论中失去了他们真正的生活。”
我把奇若娃的话转述给了卡加尔利茨基，“没错，没错，”他说，“这就是我们要组织讨论小组、发行萨米亚特（俄文原意为‘自己出版’，指地下出版物）的原因，你不满足于只是说说，你想要采取行动。”
九
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的苏联，要办一本萨米亚特杂志，你需要一台打印机。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会有一台东德生产的 Erica 打印机，你写了什么，读了什么，把它打印出来，送给你的朋友，他们会复印，或者再打印一遍，传给他们的朋友，“就像中世纪书籍流通一样。”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萨米亚特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总是听说这儿那儿出了什么刊物，你知道它们的存在和流传，但你总是读不到它们。
对他来说，萨米亚特更像是一个个兴趣据点，把相似的人聚合到一起。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一群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大家聚在一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人叫帕维尔·库久金（Pavel Kudyukin），读西马比他多得多，总会告诉大家该读什么，帕维尔·库久金当时还在研究西班牙民主转型，为此搞到了不少西班牙地下文学，“所以我们对话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在苏联社会读西班牙的地下文学，而且拿来和我们自己的境遇对比。”
他们有一套读到想读的书的办法，都是些小把戏，比如共用图书馆的读者卡，因为上面没有照片。他们常去社会科学学院（INION，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图书馆，卡加尔利茨基记得当时用一个叫布哈雅夫斯基的人的卡，“但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个人……”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注意到了晚期苏联（late Soviet Union）的“朋友圈”文化，类似这种以兴趣聚合的小圈子在全世界都很普遍，但在晚期的苏联，这些朋友圈有两个特质格外突出：其一是圈子构成者的水准和天赋之高，二是它们非常小非常紧密。塞奇威克分析说，在西方社会，有才华的人会获得很多机会，因此通常会比较忙碌，大学毕业后不太容易再形成重要的密友圈，而在晚期苏联，只有特定才华受到体制重用，被体制排挤的人会聚拢、抱团，同时因为告密者的存在，这些圈子对外非常小心，相对封闭——这种生态对已加入其中的成员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杜金告诉我，年轻时他觉得周围世界都是非理性的，能够体会到他苦闷的往往是犹太人或者少数族裔，“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根基，非常具有批判性，也明白现实与修辞之间的鸿沟。”但杜金没有他们的身份认同，没有俄罗斯文化之外任何思想资源可供倚赖（“也就没有对西方或者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他补充），“所以我有点儿像被从内部孤立了。”
1980 年莫斯科郊外的那个聚会让杜金认识了叶夫根尼·戈洛温（Evgeny Golovin），戈洛温是一个酗酒者，一个空虚的厌世者，也是一个俄罗斯式的文学天才，他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非常痴迷，认为那种“阴”是对人类社会之“阳”的补充，他自称“元首”，要求小圈子里的人都穿纳粹军装，彼此以“Sieg Heil”（胜利万岁，法西斯分子用语）打招呼，一位当时的参与者声称，他们并非反犹，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喊“胜利万岁”或者“希特勒万岁”，背后要传达的意思都是“打倒苏维埃”。
杜金说，他走向戈洛温的原因正是对当时社会的全盘否定。戈洛温反共产主义，同时也反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帮助他打开了对传统、宗教、东正教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当时苏联社会的边缘思想应该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甚至连边缘都算不上，但我全盘接受了他的思想，试着去模仿他们。（那个小圈子）对我意味着一切。”
为了读懂列宁图书馆的外文资料，杜金自学了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戈洛温的引导下，他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法国传统主义哲学家），地缘政治学，还有更多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些在苏联时期都属于没人关注的领域。图书馆也有审查，但我借的都是些没人看的、被认为是奇怪的书。”有一次杜金在开架处找到了一本反共的德国传统主义哲学家的作品，那本书甚至被翻译成了俄语，“于是我成了这个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借这本书的人。”
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在通过他们各自的朋友圈寻找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进而获得存在或者反抗的动力。杜金在 1980 年代的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柯皓茗，“一开始，我们都在练习瑜伽。后来我们都在学习梵语。再后来我们读起了新约。那时，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克格勃当时还以为空手道是一种宗教。”
“如果说晚期苏联的这些朋友圈，对人员的门槛要求非常高的话，他们对知识的门槛要求就低得多了，”塞奇威克在一篇论文中论述说，部分因为信息审查，部分因为严格的批判性学术训练的缺乏，最终结果是，在西方社会只能居于边缘的一些“异端学说”（rejected knowledge），在苏联反而很容易被人接受，并生根萌芽。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说的，“那些深奥莫测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有一天将被证明会改变这个国家。
十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咖啡馆里，卡加尔利茨基继续跟我聊起晚期苏联的文化。1970 年代时，有个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意大利姑娘很兴奋地告诉他，当西方已经被后现代文学占领的时候，她却在 1970 年代的苏联找到了 19 世纪文学的最后一块土壤。“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卡加尔利茨基解释说，“讽刺的是，斯大林干的一件好事儿就是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教育体系。1920 年代在苏联有着各种各样关于建筑、教育等等的实验性讨论，斯大林压迫民众，但他也知道人民不需要那么多先锋和实验，在建筑领域，风气很快从结构主义转回了新古典主义，当时政治局有人说，这种新古典主义太保守了，几乎和沙皇时代没区别了，这时斯大林说了一句话——未经证实的一句话——人民有权利拥有罗马柱！……在教育领域发生的是类似的事情，斯大林吸收了沙皇时期的精英教育，并把它用于普罗大众。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废除了逻辑学。”
从 1960 年代早期到 1980 年代中期，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 2000 万，受雇于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则翻了三番，达到 3300 万。以斯大林的观念，苏联知识分子的核心就应该是这些工程师、科学家们，尤其是物理学家。这一阶层也的确被国家保护得很好：他们受尊敬，有钱，有设备，不受打扰，生活在一个个封闭半封闭的核工业城/研究机构里，国家不光负责这些单元物质供给，还负责他们的文化供给——一些被官方所不容的音乐家甚至都被允许去那些（国家放心的）单位演出。
按照祖博克的说法，苏式教育体系虽有诸多弊病，但它推崇“修身与进步的理想，以及对高雅文化的崇敬”，而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内在品质（之一）”，其结果就是经过苏式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着“对知识的好奇，艺术的追求，和高雅文化的热情”，他们“不只是认同苏联的集体主义，也认同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他管这叫苏式教育的“无心插柳”。
这个并不陌生却有点隐秘的范式（pattern）需要日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国家出于合法化自身的需要，创造出了一个受教育的新阶层，这一阶层分化、演变，保持了某种对国家的古老的敌意，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国家的埋葬。
讨论苏式教育不知为何废除逻辑学时，咖啡馆的一角开始冒烟，卡加尔利茨基看出了我的不安，叫来服务员问了两句，然后半开玩笑对我说，“他们说不危险。应该说现在还不危险，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来得及下楼逃跑……这非常俄罗斯，我们习惯于曝露在各种危险之下。”有一年，卡加尔利茨基因为炸弹威胁，不得不和人群从地铁站疏散，疏散过程中他看到警察在和一个啃炸鸡的女人理论，女人非要吃完才肯离开，“不然炸鸡就凉了。”
“等待奇迹发生是俄罗斯人骨子里的东西，”奇若娃告诉我，“俄罗斯文化里有许多童话故事，比如傻瓜伊万，总是无所事事，总能不劳而获。也许这类童话嵌入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对大众的典型批评，在那个咖啡馆，显然奇迹没有发生，15 分钟后，烟越来越浓，弥漫了整个二楼，服务生淡定地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们得打烊了。于是我和卡加尔利茨基，一遍聊着斯大林的教育方针，一边聊着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回到了街道上。
十一
1982 年到 1983 年之间，卡加尔利茨基和杜金相继被捕。前者是因为组织了一个被称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左翼讨论团体，后者则是因为在一个有 30 人参加的地下音乐会上演唱反社会主义歌曲。杜金后来对媒体回忆克格勃的审讯，“和电影里一样”，强光打在他的脸上，审讯者的五官浮现于光晕的边上，声音熟练而疲倦：“你凭什么唱‘苏维埃的灭亡’？苏联会永远不倒，这是一个永恒的事实。看看我们的脸。再看看你自己的嬉皮样，你算老几？”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部分原因是 1980 年代初的苏联早已不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部分原因是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那时候奇若娃已经大学毕业，在学院教书，学校组织集体收看勃列日涅夫葬礼的直播，“他的棺木正在移动行进，行进的方式非常古怪，我们正看着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电视信号就被掐掉了，后来重播时这一声被掐掉了，可我们当时都看见，就都忍不住笑了。我笑得太厉害，还从椅子上摔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觉得那么可乐，可能是看到契尔年科那些老家伙的样子吧。”
我分别问了奇若娃、杜金和卡加尔利茨基一个有“后见之明”嫌疑的问题：当你身处“晚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那就是晚期吗？
“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了。我知道这个社会不正常，很疯狂，也不该如此，但我发誓，我当时压根想不到这个国家有一天会完蛋，我以为苏联会永远持续下去。”这是奇若娃的回答。
“我认为 human being（人）首先是 thinking being（思考者），而不是 eating being（进食者）或者 breathing being（呼吸者），但在当时的苏联，一切都是反过来的。生活的唯一内容就是活着，完成活下来需要做的事情：吃饭、呼吸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如果你停止了思考，你就不再成为人类了。”这是杜金的回答。
只有卡加尔利茨基说，“我当然知道！”他们一直在萨米亚特上发表苏联正在衰亡，体制终将裂解，我们得为下一阶段的政治做好准备之类的文章。在卡加尔利茨基被捕又获释的时候，他曾被安排去向一个克格勃长官汇报思想，以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事，他问长官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打电话，长官告诉他，你避开晚上九点一刻到九点半的时间就行。“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我们九点有整点新闻，前十五分钟是关于政治局和苏联取得的成就，后十五分钟是国际新闻，再之后是电影。人们只在九点一刻才打开电视机。克格勃和我们一样，也不看那些宣传新闻。”
十二
几天后，我去莫斯科城北拜访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这是一栋宽大的建筑，看起来更像一座剧院，苏维埃风格的那种。电梯上到四层，出来是个还算宽敞的候客区，墙壁上谢顶的戈尔巴乔夫双手撑在桌上，目光炯炯冲我微笑。其他几面墙上还有不少他当年的新闻照片，和撒切尔的寒暄，和里根的握手，等等。那是终结了冷战的一代领导人，而他们奠定的世界格局和思维方式到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等待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读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特写，记者描述他打车来到这栋建筑时的场景：在得知他要拜访的人是戈尔巴乔夫时，出租车司机轻蔑地说了一句，he has no balls（他很没种）。
基金会日常办公区域只占据了四层的一半，据说其主要收入来自房租和戈尔巴乔夫的稿费。1991 年 12 月 25 日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后，戈尔巴乔夫写了许多本书，较新的被译作中文的一本是《孤独相伴》，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1996 年，他在毫无胜机的情况下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有一个广播电台年轻女记者在圣彼得堡跟了他半天，只希望他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还在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吗？”这个细节反映了许多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是一个叛徒，与西方合谋搞垮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
“全是宣传机器开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秘书波利亚科夫两手一摊。他是一个瘦削的人，凑巧也出生于 1957 年，当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国际关系，毕业后任塔斯社记者，驻非洲多年，认识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穆加贝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等了三天” “曼德拉除外，他当时还在牢里”），1980 年代后期波利亚科夫回到国内，跑政治局新闻，苏联解体后他接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来打理新成立的基金会，直到今天。“这可能是某种俄罗斯特色吧，每一代领导人都责怪前一代人给他们留了一个烂摊子，叶利钦责怪戈尔巴乔夫，普京也责怪戈尔巴乔夫，就在两天前，他还在奥利弗·斯通的纪录片里说，戈尔巴乔夫犯了错误，没有和北约签署不许他们东扩的协定……他忘了当时还有华约这一回事吗？怎么可能提出这一主张呢？每个人在谈起改革时都是事后诸葛亮，可是他们当时做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任时，他没有责怪个人，他责怪的是整个体制。”波利亚科夫加重了语气。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推动改革与透明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尊重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戈尔巴乔夫在《孤独相伴》里回忆。
杜金用“非常有趣的异化过程”来概括苏联 1980 年代后期的改革，“每个人说的都是斯大林时期下来的官方议题，但他们不再相信公正，相信苏维埃价值，反而被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深深腐化和吸引。体制从最核心处开始异化。党内出现了两个小党，一边是自由派、西化派，一边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但他们不是，他们希望复兴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他们都是六零世代。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最后他倒向了自由派。人人用的都是共产主义语言，但意义却大相径庭。没人说真话，没人说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人们被忽悠了，他们没法从他们的发言里做出决定，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依此采取的行动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所谓改革（perestroika）的大谎言。”
波利亚科夫对杜金的观点不屑一顾，甚至拒绝谈论这个“疯子”，他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当时完全相信一个“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当他开始政治改革时，才明白这个体制需要改变，“但这种改变是从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相信北欧的体制，也相信这是最适合我们国家的。”
“我想你们中国人会明白，苏联人和政权有一种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关系，”奇若娃说，“回到 1980 年代初，我敢说大多数苏联人都是厌恶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不想再被短缺所困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不梦想着言论自由、个人自由什么的，而今天，当他们或多或少有了自由生活，却想着像过去一样，让国家像父亲一样包揽一切。”她说，大多数俄罗斯人讨厌戈尔巴乔夫，只是因为他毁掉了那个“父亲”，而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敢于这样做。”
奇若娃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于让她能够从憋闷的社会里透一口气，卡加尔利茨基也有类似感觉，2008 年他去越南参加学术会议，那些官方学者非常坦诚放松地和他喝酒聊天，让他想起了当年苏联的改革。杜金一边批评改革，一边利用了改革带来的自由，在戈洛温的建议下，他加入了一个叫 Pamyat（记忆）的组织，这个组织原本致力于重建莫斯科被毁掉的教堂和建筑遗产，后来——得益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社会松动——演变成了一个致力于东正教和道德复兴的反犹极右翼组织。这也许是所有改革的悖论：在释放人性的同时也会释放曾被专制压制的魔鬼。
我和波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会见宾客的房间聊了一个多小时，那间屋子里绿植满满，墙上挂着意大利和日本画家送给他的画，还有一幅爱新觉罗·启骧的字，写的是《枫桥夜泊》，张继的这首名篇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后来我又参观了他的办公室，看到桌上他和女儿、外孙女的合影，有两秒钟我差点儿没认出那个非常老非常老的人，因为头脑里戈尔巴乔夫的形象还停留在将近 30 年前，也就是出电梯时看到的那张照片。其实他已经 86 岁，和他同时代的政治人物多已不在人世，里根、撒切尔夫人、叶利钦……那个下午我和波利亚科夫聊到这一点时有点唏嘘，“也有一些人还在，比如老布什和科尔。”他说。
走时波利亚科夫带我下到二楼，那里有一个关于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博物馆，说是博物馆，也只是走廊上的几面橱窗，上面有他的照片和来自全世界的礼品和奖状，我还看到了一小块柏林墙的砖石。我问波利亚科夫，有没有考虑过筹建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改革？他说，钱是一个问题，又说，叶卡捷琳堡正在建一所叶利钦的博物馆，“非常非常大。”
那是 2017 年 6 月 16 日，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了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的消息。
十三
1991 年的 8 月 19 日，苏联的保守派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他们在黑海边软禁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军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把坦克开进了城内。而当时已经赢得越来越多民意支持的叶利钦拒不服从，号召民众起来抗议。在莫斯科，四万多民众走上街头，去保卫叶利钦所在的白宫（俄罗斯议会）。
在莫斯科，杜金与保守派保持着联络，他建议他们采取重大行动，去平息“叶利钦阵营制造的骚乱”，“我当时很年轻，但有自己的想法，也非常确信应该参与所谓的‘镇压’，但我已经注意到他们在犹豫了。”在圣彼得堡，34 岁的奇若娃和成千上万市民走向广场，声援保卫白宫的莫斯科人，一路上人们纷纷传说，坦克已经靠近城里了，上面已经下令镇压。她当时怀着自己的小女儿，但她决定无论如何要去广场，“如果死在那里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死在一起。”在广场上，她“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聪慧的面庞和明亮的眼睛”，“我太自豪了，我能在那里出现太自豪了”，二十多年后，她还经常告诉小女儿，是的，你也参与了 1991 年 8 月的革命。
保守派最终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却事实上失去权力，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即将走到历史终点。那是历史的另一个欣快时刻，但也结束得很快，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一位音乐家的感慨：“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整个 1990 年代，叶利钦带领俄罗斯开始了向资本主义的急行军，俄罗斯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式的转型。从 1990 年到 1993 年，卡加尔利茨基在莫斯科市苏维埃（Moscow city soviet）工作，他们成立组织推动民主改革，结果后来发现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反对私有化。“当时的舆论是，苏联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谁愿意去买下那些国有财产，你得感谢他们主动承担了这些负债，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拯救者似的。”离克里姆林宫 5 分钟脚程的一家酒店卖了 1000 美金，卡加尔利茨基去那家酒店调研，当时酒店大堂还有一个巨大的支形水晶吊灯，他问了同去的一个古董生意商人：如果我们把这个灯卖给你，你愿意出多少价？商人说，我愿意出 1200 美金。“你看，私有化就是这样进行的。”
1993 年叶利钦解散了最高苏维埃，卡加尔利茨基去了学术界，因为在国际上有知名度，他偶尔会受邀去北美的大学讲课，那会儿俄罗斯话题在国际学术界还时髦着。他用美金补贴自己在国内的微薄收入，当时国内机构也知道这点卢布根本养不起学者，对他们出国短期任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回国就行。”卡加尔利茨最有名的著作之一《边陲帝国：俄罗斯与世界体系》（Empire of the Periphery: Russia and the World System）就是在 1990 年代开始写的，他写书极快，但那本书他用了 12 年才完成。
杜金告诉我，他的世界观在“八一九事变”那三天里发生了“唯一的、根本性的转变”。“从前我是反苏的，但那个八月过后，我发现相比于那些自由派，我更支持维护苏联的人。我这辈子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在共产主义终结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者。我是在共产主义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成了它的拥趸。这很重要。”
如果说晚期苏联有点像一个校园的话，那么在 1990 年代，俄罗斯人一夜之间被逐出了校园，他们被迫可怕地、在一夜之间长大了。“那些时候，经验在跟人们开着非常残酷的玩笑，”一位受访者在《世纪大拍卖》里说，“人生的经验与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矛盾。结果是，很多人当时非常消极。正如他们一直在上班一样，他们还是接着这样做。直到 1994 年，他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在苏联制度下长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害怕竞争，但任何体制下都有一群人，他们有点野性，有点病态，很乐意去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奇若娃就是这样的人。她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后去了一个家具厂当副总经理，负责和客户维持关系，有三年时间工作到每天凌晨两点回家，收入是她的历史学家丈夫的 400 倍。1990 年代，和中国的东北一样，在土耳其也出现了大量“倒爷”，把本国生产的便宜货倒卖到俄罗斯。那些小货船在黑海穿行，运货的同时也会带一些旅客，1996 年 12 月下旬，奇若娃就在这样一艘船里，她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度完假，准备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和丈夫会合，后者在那里进行鞑靼人的田野调查。
半夜，有人敲醒了她，船着火了。她去找船长，被告知船上有两艘救生艇，都已经着火，求救信号也已经发出，土耳其方面说，你们已不在我们的海域，我们管不了；乌克兰方面说，如果他们的直升机有燃油的话（当然没有），他们可以去救他们。那是寒冬，水温很低，船长说，如果跳海求生，人在这样温度的海水里最多能活 40 分钟。
奇若娃顺着楼梯爬上甲板，见到了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景象，“海和天都是一片漆黑，甲板上火舌直冲上天，船员们都裸着上身，个个手里拿着渔叉，只能把已经着火的货物挑落下海……根据我事后的理解，那就是地狱的化身，不论是圣经还是什么其他地方描绘的，绝对是地狱的样子。”
她回到房间，开始和上帝对话。她不算一名教徒，也很少去教堂，但她开始向上帝解释她的情况：她一直想当一个作家，从前是没有自由，后来是没有钱，再后来钱和自由都有了，她却没有了时间……她说了很久很久，后来船上的火被扑灭了。等他们在辛菲罗波尔靠岸时，奇若娃告诉自己，够了，我不要再做生意了，开始写吧。她写得非常勤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十四
在西南站那家餐厅里，被我追问了一个多小时过往生活的细节后，杜金终于忍不住要求我们谈一些“大问题”，然后他开始了一段“大历史”的轰炸：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广袤的北方干草原地区，历史上曾被不同游牧文明统治过，俄罗斯文明是它们最后的统治中心。文明是帝国天然的边界，苏联是一个帝国，俄罗斯联邦也是一个帝国，它们都不是民族国家，帝国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早晚要按照文明的边界去完成统一和兼并，这才是地缘政治的最终决定因素，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应该恢复帝国的边界，去对抗以英美为首的大西洋文明。
这些论调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新鲜，我甚至想起了 2013 年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听一位从古拉格归来的政治犯讲起的笑话。作为前苏联的少数民族，这位爱沙尼亚人非常不喜欢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话说犹太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都进了地狱，地狱里有许多滚开的巨大的锅子，犹太人的锅得盖好盖子，不然他们就会抱团逃走；爱沙尼亚人的锅无需盖子，只要有人想爬出去，就会被锅里其他人拽着不放；俄罗斯人的锅呢，哦，俄罗斯人，他们看到那口锅如此之巨大，已经忍不住主动要往里面爬了。
但在二十年前的 1997 年，当杜金出版《地缘政治基础》（The Foundation of Geopolitics）一书时，俄罗斯正因为经济崩溃、车臣军事行动的失败以及北约计划东扩，处在一个自尊心极度受挫的时期，杜金的“欧亚主义”，“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混合了东正教、神秘学、占卜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终于在后苏联的社会土壤里开出花来。《地缘政治基础》出版后洛阳纸贵，各大书店纷纷开设地缘政治专柜，俄罗斯杜马甚至成立了“地缘政治委员会”，用杜金自己的话说，他的理论“就像一个病毒，我写下了这个程序，然后它就自己复制，蔓延开来”。
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杜金用超过 40 本书完善了他的理论，而那个“病毒”，也终于在誓言复兴的普京时代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杜金乐于展现自己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聊天过程中，会随口说起，“政府的人都在读我的书”，或者，“我最近送给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本我的《多极世界理论》（Theory of multi-polar world），他很兴奋”。
“我现在说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平庸，和普京或者和主流意见说的差不多了，但我现在说的和当年在那个非常狭小的小圈子里说的是一样的。”杜金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柏拉图说，时间是永恒的映像。时间本身的往复，只是为了体现永恒的原则，我把柏拉图主义应用于政治哲学和地缘政治分析，然后得到答案。地缘政治学家没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他们可以预测会发生什么以及在哪儿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周期性的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重复，比如从 1990 年代早期起，我就有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早晚要并入俄罗斯的看法，因为他们来自俄罗斯帝国的传统。”
2014 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奇若娃抑郁了三个月，她的小女儿感到很奇怪：没错，他们把克里米亚吞并了，但现在也不是苏联了啊，而且克里米亚大多数人也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啊。她告诉女儿，接下来就是战争，我不知道在哪儿，但一定会有战争。没多久乌克兰（顿巴斯）战争就开始了。女儿很吃惊：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别忘了我是在这个体制下长大的。我从心底里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奇若娃说，对于他们这些成长于 1970 年代甚至 1980 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就像一台加装了防毒软件的电脑，这些软件对那种“取一点真相，然后用谎言把它装饰成一棵大树”的宣传伎俩司空见惯，随时会启动甄别，“年轻一代没有这个，得从头开始。但我感觉许多年轻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某种程度上，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这头巨兽前面没有任何抵抗力，非常无望，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我们至少在挣扎……我想现在的俄罗斯是帝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她最后一次用指关节敲击桌子，“这是一个垂死帝国的挣扎，解决办法就是放弃帝国的幻想，在正常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中做一个正常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