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跨国活动因为控制新冠病毒传播而受限，不过从上世纪开始的“全球化”所形塑的生活仍在长出新的枝节，义乌——这一著名的国际小商品市场——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全球的庞杂网络，一群阿拉伯人聚居于此，在异乡继续经营希望与沮丧交缠的生活。
今夏酷暑，晓宇与两位黎巴嫩朋友一同前往义乌，当地有不少外国餐厅，水烟是咖啡店的标配。两位友人在旅途中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甚至更多的黎巴嫩人以他们为中心聚在一起论说黎巴嫩的婚姻制度。他们的眼神因激昂的政治理想、蓬勃的乐观主义而闪亮，转而又因远离了真正的政治现场而落寞。
本文是晓宇“水手计划”项目的一部分，他计划前往两位朋友的故乡叙利亚，继续完成他的写作。
义乌的列宁
撰文：吕晓宇
和黎巴嫩人一起旅行满足了我的浪漫想象。黎巴嫩人是冒险者、旅行家和精明的商人，生活在本国的四百万人口之外，超过一千万人的离散群体遍布全球。在加纳时去黎巴嫩人的商店里换汇，听他们讲恩克鲁玛的阿拉伯妻子；在墨西哥时去黎巴嫩人的烧烤店，看他们把沙威玛（Shawarma）变成了肉塔可（Al Pastor）。现如今，两个黎巴嫩人在宰牲节带我去义乌，承诺让我遇到“真正的叙利亚菜和人”。阿德汉和穆哈穆德在杭州度过了几个不停歇的讨论政治的日夜，我以为他们到了义乌会消停。然而我们的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政治，即便在创纪录的高温里。从高铁下来的一刻，我们竟不住发出“哎呀呀”的长叹。阿德汉撑开伞，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打遮阳伞的阿拉伯男子。穆哈穆德说，这简直像是在沙特，马上纠正说，不对，沙特也不是这样的湿热。和他们一起进出站的速度缓慢。进站时，他们要和拿户口本或是临时身份证的乘客挤人工通道，忍受不停地插队，到了最后，是我失去了耐心，一把把将穆哈穆德推到前面。出站时，阿拉伯语的指示把他们引向为外国人及“少数民族同胞”服务的站点。我看到阿德汉写下的最后一次入境的日子：2019-08。我说，快要三年了。他说，是的，亲人朋友在这三年里接连不断地去世和离开。穆哈穆德在一旁又涂又改，他努力回想起具体的日期。他太容易紧张，全身紧绷绷，快把那根笔捏断了，光滑的额头上冒出汗珠子，厚度数镜片后的眼睛全力地聚焦。比起阿德汉，他的经历更曲折，疫情开始时被困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后来周转经黎巴嫩回到中国，在长春完成了他人工智能的博士研究。他和阿德汉出生的日子差不多，两人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同一时期加入黎巴嫩共产党，一起出国，甚至都在武汉读过硕士，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任教。等到他全身汗湿地走出服务站时，我问他，感受到表格的力量了吗？他腼腆地笑一笑说，所以列宁才说，要彻底的反官僚斗争。我们直奔义乌国际大厦。宾王路的十字路口仍是阿拉伯人活动的中心。阿德汉找到了在背街的叙利亚人餐厅，和每个人打招呼，点了一大盘食物，阿卡维（akkawi）、巴拉迪（Baladi）、吉布尼（Jibeh），那些我从没想到会在中国出现的奶酪。此后连续三天，生活按照这个规律发生：我们接近中午的时候出门，阿德汉走进一家餐厅，和所有的人亲切问候寒暄，然后是吃不完的食物，直到陷入暴食促发的身体瘫痪，端起手机分享新闻。欧元的暴跌让阿德汉感到兴奋不已，他说，欧洲就要完了，西方就要完了。他刚刚结束官方组织的新疆之行，把自己那本关于武汉抗疫的书送给了当地官员。我们订阅相似的新闻社，拥有截然相反的情绪，当我陷入无望和这是什么世道的感叹时，阿德汉和穆罕穆德坚信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开。他们也相信“甜品胃”的说法：无论正餐的肉和碳水多么充足，都有一个别的胃能装下饭后甜点。土耳其的玛朵冰淇凌店在义乌和广州设店，这次来义乌发现它又多了一家分店。阿德汉跟我玩猜故乡的游戏，进来一个人，他就问我那人来自哪。听到我的答案后，穆罕穆德接连摇头说，那是典型的埃及人，或者，那是典型的伊拉克人啊，看看他的后脑勺，你怎么能错认呢，都不用听他开口说话。库纳法（Kunefe）上桌时，阿德汉突然说起他的婚礼和叙利亚前妻。那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一场失败的跨国婚姻。他在战争激烈的 2016 和 2017 年只身前往叙利亚，那时候两人还在约会，阿德汉绕过反对派和恐怖组织控制的地区，从山间小道进出大马士革的郊区。两人在黎巴嫩的婚礼持续了三天，签到的名单上有超过一千名来客——那还仅仅是作为家庭代表的男人的签字数量，这其中也包括黎巴嫩共产党的领导小组。照片里，他的叔叔把新人扛在肩上进入大堂。他说，没有一个人保持清醒，光是威士忌消耗了三百瓶，三百瓶。然后他在照片指出谁谁谁已经死了，或是死于战争，或是新冠，或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他的哥哥原来在黎巴嫩港口有一份肥差，大爆炸之后的月薪是四十美元。阿德汉的前妻的姐妹都离开了叙利亚。他俩本来计划一同到中国，但她不忍心让母亲独自一人而选择留在国内，两人就此分开。阿德汉说，你明白那是什么滋味吧，你也去过叙利亚和黎巴嫩，你是明白的。阿德汉每次要说服我的时候就说，你去过黎巴嫩的，你知道所谓的制度在第三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穆罕穆德此时会配上一句列宁的引用，频繁到像是在说“鲁迅说过”。阿德汉不明白我对于现实的抱怨，虽然这份抱怨和他对待黎巴嫩政治时的态度完全一致。随着黎巴嫩人开始朝阿德汉的方向聚集过来，他的这份情绪变得激烈。我们在酒店躲过最难熬的一段日光，去埃及人开的“雷锋果汁店”醒了醒胃。路上碰到的、听闻阿德汉来了特意找过来的黎巴嫩人陆续出现。他们的商业范畴从衣服到电器到航运集装箱，从街头学来的中文流畅地携带纷杂的口音。我的黎巴嫩地理知识再一次得以扩充。比如印象里逊尼派的大本营的黎波里（Tripoli），原来还有一个阿拉维人的社区（Jabal Mohsen），社区间的冲突从黎巴嫩内战一直持续到叙利亚内战。义乌斯本尼（Spinneys）超市的老板也出现了，我立马说在贝鲁特的时候去过斯本尼。那是一家英国军官在 1920 年代建立起的连锁超市老字号，一战时开通了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之间的沙漠巴士，1948 年在贝鲁特开了分店，只有内战的时候歇业过，是外国人购物喜欢的去处。老板听到这些套近乎的话，只是莞尔一笑。我很快从阿德汉的口中得知，义乌的斯本尼是他来到中国时抢注的商标，还因此和原公司打了五年的官司，最终获胜。
电影《何以为家》
聚会地点从水果店转移到叙利亚餐厅。我点了茄子，穆罕穆德说了什么话后大家哄堂大笑。阿德汉说，你是什叶派吗，什叶派的圣训里可是说“茄子包治百病”（注：引自《光的海洋》，Bihar al—Anwar）。穆哈穆德说，据说茄子是第一个信仰阿里的蔬菜。我把这个不太好读的阿语词在嘴上过了几遍：الباذنجان（Albadhinjan）。那些一开始声称是单身的黎巴嫩人在彼此的问候中透露妻儿的状况。孤身在中国、妻儿在本国的安排最为常见，然而对外声称是单身的做法也常见。我的女性研究者朋友在义乌做田野的阶段近乎没有遇到过一个结过婚的阿拉伯人。而在宾王路的咖啡店，有一场更大的聚会等待我们。只有在义乌，水烟是咖啡店的标配，即便老板是中国人。我目睹聚会的规模不断地膨胀，先后加入的人搬过来桌子和椅子，围绕长桌的座次变成一个圆圈，接近二十个人的规模快接近义乌黎巴嫩人的总和了。
阿德汉是这个圆圈的中心，他像在发表政治竞选的演讲。引发激烈讨论的话题是黎巴嫩的婚姻法。黎巴嫩至今不完全承认民事婚姻，婚姻需通过宗教的法庭和仪式。这是宗教分治的遗产，以不承认的方式限制跨信仰或是世俗化的婚姻。在黎巴嫩历史上完成民事婚姻的案例寥寥无几，婚后的夫妻几乎都会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压力。去塞浦路斯或是土耳其结婚是绕过限制的方式，但随着经济的恶化，海外出行变得困难，今年开始流行的线上注册婚姻再一次地引发了国民讨论。这样的讨论重现了我在贝鲁特旅行时的错位感：明面的开放和深层的保守。在黎巴嫩什么都谈，什么样打扮的人都有，世俗化国家的样子，但凡刺破表面的一点点，里面就是盘根错节的宗派、传统和记忆。晚饭时还开着没有婚姻关系的玩笑，但此刻在民事婚姻的注册上吵得不可开交。
电影《追风筝的人》
穆罕穆德转过头来对我说，这就是黎巴嫩政治的缩影，你看，没办法在一件事情上同意，这就是分裂的现状。他仰着头，放下电子烟，把散装的烟草拿出来做卷烟，一边说，你看我们现在说话很多，才感觉变回到了社会动物，我们在黎巴嫩的时候天天讨论政治，这样活着。过去的半年，简直就是动物；好比是鱼原来在大海，现在在鱼缸，感觉就要窒息了。阿德汉这么久没回去，肯定比我痛苦，他原来每个月都来义乌，这次是五个月以来头一回。与此同时，阿德汉还在继续他的演说，提到毛、提到列宁，我忍住好奇没有追问，直至聚会结束。去往江边吹风喝酒的路上，阿德汉开始了翻译：
“你是不是问我，怎么辨别保守还是开放的黎巴嫩人来着，你要想找能无话不谈的黎巴嫩人，只能是我跟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了。你看你问那个谁要不要去喝一杯的时候，他怎么说来着，他说他年纪太大了喝不动了。人怎么会因为年纪大不去喝酒呢，其实那就是婉转地告诉你他对信仰的态度。穆罕穆德和我的家乡，我们说话经常说 ‘fuck god’，那不是代表我们的宗教立场，只是我们的方言里经常用这些词来表示日常的情感而已。当然，不是每一个黎巴嫩人或是阿拉伯人都能接受这一点，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你看这些关于民事和宗教婚姻的讨论，我在青少年时期就讨论过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但就是这样的话题在黎巴嫩停滞不前，我们说起来就是因为这两天线上结婚的新闻。你别看他们来中国这么久了，他们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黎巴嫩，吃的、看的、关心的，甚至连他们的生活的时间都是贝鲁特时区。即便在中国，我们仍然在说黎巴嫩的前途。它在西方的那条道路上已经走不通了，欧美让它做的它都做了，然后呢？这是个系统的问题，在这样的系统问题中，我们需要一个领袖，一个事业，一条道路，一个像毛或是列宁那样的领袖。（我问他替代性的道路是什么。）你就生活在一个替代性的道路中还不自知吗？我们肯定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政治的叙事如此重要，但黎巴嫩的路线不明确，它不能照搬中国的或是亚洲的，肯定和西方的也不一样。但是它会出现的，因为它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因为一个集体的意志为转移。”
错位的感受席卷了我。青少年时期政治课本上背诵过的段落从黎巴嫩人的口中吐出。离我上一次听到“不以意志为转移”可能过去了十年之久。当它以信仰的形式出现时，我对其的意义的理解模糊起来。过去处于某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和当今状态下的黎巴嫩，都需要这句话振奋国家改造的愿景。如今在旁人的眼中，中国已经不是被改造的主体，反而作为符号和象征来代表另一种可能。身处在全球资本主义流通的代表之地，阿德汉在其中发现的却是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穆罕穆德的眼神明亮了起来，他同意系统的改变，同意超于意志的存在，这给予他充分的乐观精神。只有谈到这个的时候，一直缠绕在他身上的紧张感才消失。他如释重负，似乎完全不担心社会的发展会朝着另一个不可预料的方向。预料之外的轻松感中，阿德汉在义乌江边播放黎巴嫩歌后菲鲁兹（Fairuz）。音乐是能够穿透黎巴嫩社会分裂的元素，无论在是哪个教派的餐馆或是家中，他们都会放菲鲁兹的歌。菲鲁兹的儿子齐亚德·拉赫巴尼（Ziad Rahbani）也是一位音乐家，是对政权批评激烈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次访谈中，隐晦地透露母亲的政治立场，没想到黎巴嫩政坛的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平息风波，表示菲鲁兹的伟大不应该和其政治立场有任何关系，也不认为她属于哪一个阵营。阵营问题困扰着阿德汉对我的认知。因为我没有像他一样能够鲜明表达的主义，但我还没有伟大到菲鲁兹的程度。他不得不通过各种议题来评估我的政治立场。在他们口中，近乎没有一位可敬的在位的阿拉伯人政客。一次他们在武汉的阿拉伯人聚会里大肆批判巴勒斯坦的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软弱政策”，在座的巴勒斯坦学生脸绿了，一问才知道，正是总统的亲侄子，于是两人骂得更狠了。说到这里的时候，阿德汉突然转过来对我说，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吧。我说，你可以说我没有主义，但还是有良知的，况且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态度一向很明确。穆哈穆德说，官方态度是，在遇到的人中，还有不少以色列的粉丝，尤其是部分科学从业者，把以色列的位置抬得高高的。我借此指明官方和民间的平行空间，口头上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中的运作本质之间的差距。阿德汉坦言，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没有碰到过多少个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但这不影响他把中国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穆罕穆德持续说他们对马克思的着迷。当在义乌的一家酒吧发现马克思和列宁挂像的时候，他扬起眉毛站在精神导师的下面合影。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全面指导他们的工作生活。这与尝试把政治和生活分割的香槟左派不同。阿德汉研究的是经济不平等，穆罕穆德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他向我普及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利维·维果茨基（Lev Vygotsky）、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Aleksei Leontiev）等苏联文化历史心理学家，说起来在新的经济结构下社会主义“超人”的诞生，解释说这是从学理层面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
电影《大地雄狮》
他俩对于义乌的清真寺毫无兴趣，阿德汉的下一站是黎巴嫩裔的委内瑞拉人开的餐厅，“他的汉堡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餐厅不在阿拉伯人的聚集区。壁炉、吧台、打光、大理石纹餐盘、字体考究的中英文菜单、邻桌委内瑞拉家庭的生日派对，营造了完全异样的文化空间。菜单上没有汉堡，老板想让顾客试试新菜。阿德汉一脸失望，失望到似乎一场革命失败了。他说，你来选下一步去处吧，来到这里是我的错。我选择带他们去由一座寺庙改成的酒吧和 Livehouse。穆哈穆德紧张地问，寺庙改的？我说，怎么了，马克思主义者还忌讳这个。他说，列宁说过，讽刺（irony）是至关重要的。我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列宁说过这一句。对于普通工作日来说，酒吧的人异常地多，邻桌是本地在打牌的人，寺庙建筑外搭起来的玻璃房空调像是没起作用，我们瘫坐在椅子上，胃部的重负和连续的讨论掏空了我的社交欲。一直环绕的政治热情和乐观主义被个人情绪冲散。愿景的东西说得再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远离了公共的现场，对于他们来说，那毫无疑问是黎巴嫩的土地，而现在他们落在全球小商品市场所形成的阿拉伯社区的地界旁的一家废旧的寺庙旁喝啤酒。阿德汉第一次露出疲惫的神态，他说，过去的三年像是三百年了，我离政治太远了，人是不能没有政治的，无法逃避，因为你就在其中。穆罕穆德自我调侃道，现在就是“失望——沮丧——酒精”的循环，如同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毁掉了自然和人类，自然已经没得救了，人类变得野蛮，在被毁掉的过程中，你看看这日益弥散的精神病症就知道。这时，眼熟的身影从外面的过道走到吧台。乐队 Joyside 的成员们。边远穿紧身绿裤子，花衬衣，比印象中还要干瘦。寥寥几句中，得知他们在南方的演出取消，临时到这里借宿。我尝试和黎巴嫩人介绍 Joyside：一支有名的朋克乐队，有江湖地位，有人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独立乐队之一。阿德汉说，所以，他们的政治态度是什么。我说，朋克乐队的政治态度可想而知吧。阿德汉说，那他们的行动呢，是无政府主义的那一套吗。我耸耸肩。他说，我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我再一次试图解释颠倒的语境，反叛的定位会随着主流官方价值取向发生偏移。酒吧的主理人也加入讨论的阵营。我对阿德汉说，你要是在中国长大，可能和他们更接近。阿德汉：（摇摇头）你恰恰错了，我的兄弟。黎巴嫩也有这样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们。我一靠近他们就能嗅出他们的味道来。他们的问题都一样，没有什么实践经验，没有提供思路，还总想着打破和推翻。你问我有没有新的秩序，金砖四国不是开启了新的秩序了吗，过去不能说不，现在可以了。现在腐朽的秩序终归是要倒的，这几个国家不完成，后面的国家也会完成。这好比是撞柱子，一个人撞过了，即便没有倒下，后面的人来，可能碰一下就倒了。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这柱子已经倒下了，暴风骤雨的革命进程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要打碎呢。有些人只是痴迷于打碎，不问之后的目的。现在再把柱子扶起来打碎干什么呢。你明白吗，你现在已经走到下一个阶段了，只能是往前走。你去过阿拉伯世界，你更能理解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的东西，无论怎么样，路上几乎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了。现在整个中东，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你要明白……阿德汉停了下来。他抬起头，三位身穿警服的人突然从前门走进来。我、阿德汉、穆罕穆德、主理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警察是来找谁的。我开玩笑说，朋克乐队和阿拉伯左派，哪一个更危险，现在见分晓了。主理人起身去迎，得知警察来是为了监督酒吧把监控录像储存的时间从两周延长到一个月。穆罕穆德卷起他的烟说，没关系，这都是加速的一部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忧，似乎这些技术到头来是为他所用的，或者像他说的，终归是人民的。历史断裂，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的“告别革命”，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篇章，在他们那里是浑然一体的，都属于历史的延续和绵长。因此，他们对于各类的矛盾有巨大的消化能力，对于我们身处在全球商品流通的巅峰、寺庙改造的酒吧、Joyside 的共处一室、警察的意外到访，丝毫不觉得有任何惊奇之处，这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能够引起情绪波澜的只是远在千里外的黎巴嫩了，因为那儿仿佛被抛弃在了历史的进程之外。他们的下一站是找个海边，要能赶上夏日地中海的海边。我顺着地图上的海岸线跟他们一起寻觅，不是太热就是下雨。我们的政治讨论告一段落了，即使是列宁也需要海滩假期。在离开义乌的车站上，穆哈穆德仍是冒着大汗，忍受插到他面前的大人与孩子，捏着有雪松图案的黎巴嫩护照，军绿色的体恤湿透。他朝另一端的我无奈地摆摆手。我说，要坚持做一个脾气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回答道，我会把列宁那句关于讽刺的话找出来给你的，我一定会的。他一边说，一边抽出纸巾，把额头上的汗擦干。▼
晓宇记述参加秘鲁总统大选的历程
亲身实践何为“做政治”
▼
加入单读 2023 订阅计划
带你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