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渺小,如果不写自己,可能会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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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
与漂泊的旅程相映照的,是他试图逃离却无法割断的故乡,那承载着童年回忆的农村,如今已空乏贫瘠得只剩下一场世俗的葬礼。还有父亲与母亲——在沉默中颠沛,在无望中操劳,这对贫贱夫妻,困在各自的命运中,无力摆脱那代代相传的荒诞与悲哀。
最后是一份不可思议的爱情,始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结束于他写给她的一封一直存在草稿箱里没有发出去的信——那些欲言又止的话语,引用自卡夫卡的日记:
——这个业务员,终于还是回到了卡夫卡那里。
电影《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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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传为方法的写作并不罕见,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埃尔诺就是代表人物。
与埃尔诺社会学式的观察不同,彭剑斌作品里的自传性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激情”。这种激情远非自恋或自我中心,而是直面自己内心的黑暗、怀疑与冲突的决绝。这种激情乃是面对存在的战栗,也是瞥见虚无的恐惧,有时候它呈现为夸张的“欣泣皆非”(他毫不吝啬地使用感叹号),有时候又透出一种紧张兮兮的幽默感——在这种时候,他好像听到了命运的韵脚。
电影《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彭剑斌说:“我为什么写我自己?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普通了;也不是因为我很自恋,恰恰是因为我常常陷入自我怀疑……我写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渺小,如果我不写我自己,我可能会消失不见,被那些庞大的、宏大的、伟大的事物消化得连渣都不剩。”
自我,对于彭剑斌来说,并非理解世界的方法,而是目光的归宿。
存在的嗡嗡声
早在贵州跑业务的那段时期,彭剑斌的写作似乎想要逃避他的生活——或者说,他躲在业务员这个身份下偷偷地、悄无声息地写作。在蹉跎于异乡的廉价旅馆时,他写下的小说更接近于梦呓,除了后期不多的几篇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在异乡将承受减少至无声》《画条龙,画条龙》——之外,他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写作都经历了某种变形。比如在《春天堡的死者》这篇早期作品里,他把他的一段失败的推销经历写成了一篇透着奇异光晕的、最终未能破案的侦探小说。
而到现在,一二十年之后,他终于可以平静地凝视他二十出头到三十岁的那段时光。他不再需要那种变形,便能在朴素的日常中领会到那种卡夫卡式的忧伤。
电影《Hello!树先生》
与他早期的写作相比,这部写于中年的小说集,平实质朴了很多。小说的取材都是源于现实生活,语言上也少有从前的精炼句子的痕迹。但这种朝向现实生活的回归,或许只是表面的。从根本上说,彭剑斌对于现实世界缺乏兴趣,可是他的目光却将现实染上了忧郁的色泽。
自从高中时代决定献身文学起,彭剑斌似乎就一直生活在文学中。他必须文学地生活。如果失去了文学,他就会溺死在汹涌的现实中。
他曾说:“我创作小说,其实就是虚构一群用文学的语言说话的人民,并梦想着他们在语言上过着无比优越的生活。”他所写的,关乎现实。他希望创造的,却是一个文学的世界。
他的写作无力改变现实,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从现实的虚无中打捞出那些普通却珍贵的生命,并在文学的世界中赋予其存在的尊严。
在《水晶》中,他把立中(这个人物曾在《爸爸》中出现过)拯救到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的世界。若把《墨渍》里面那个上门女婿老丁无足轻重的死亡置放在托尔斯泰的《三死》旁边,它会提供另一种对死亡的理解。在《人子》中,那个母亲无尽的抱怨背后,其实跳动着 “一颗简单的心”。甚至,在同题小说《寂静连绵的山脉》里,也有一只鹦鹉——那是福楼拜的鹦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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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连绵的山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