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周有影展|匈牙利电影大师展的导赏
匈牙利新浪潮电影的风起云涌
一提起欧洲电影，人们总会首先想到的是法国新浪潮电影，其次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或者是苏联电影，而对受它们影响的东欧电影，特别是匈牙利电影知者甚少。2020新年伊始，上海艺术电影联盟策划了开年大展“匈牙利电影大师展”，也是上海“2020周周有影展”的开山之作，从今天开始为期两周，总共放映七部影片。如今重新回头审视当年这些匈牙利影片，别有一番风味。
历经历史的分分合合，如今的东欧只是涵盖了几个独联体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地理上的称谓，但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以东欧作为一个群体，追溯东欧电影的发展，可以至二战结束后。这里的东欧是相对西欧而言，主要指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利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外加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
东欧电影的发展和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二战刚结束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各国经济都艰难增长，各国电影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随着1950年代欧洲经济复苏，电影产业也开始有了起色。东欧电影一方面受苏联电影工业模式的影响，比如大多以国营制片厂体系为主体，电影工业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十分严格的审查制度；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都与法国新浪潮电影联动，几乎每个国家都诞生了属于自己国家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在东欧各国中，波兰的电影新浪潮在1950年代率先萌芽，匈牙利电影的新浪潮运动也紧随其后，始于1963年。纵观整个匈牙利电影发展，上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匈牙利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本次影展所选取的影片也基本来源于这一时期。
匈牙利电影的新浪潮（1963-1969）
1963年伊斯特凡·加尔以一部《漂流》（本次影展重磅作品之一）拉开了匈牙利新浪潮电影的帷幕。从小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加尔，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本应子承父业的他，却立志献身于电影事业。1957年，加尔从布达佩斯的戏剧与电影艺术学院毕业后，便和当时一大批青年导演抱团于匈牙利电影艺术圈，其中不乏有米克洛斯·杨索，玛塔·梅萨罗什，帕尔·加伯，伊斯特凡·萨博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匈牙利新浪潮电影的先锋。
加尔擅于在影片中暗含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最为著名的是他1970年自编自导的影片《隼鹰》。该片荣获了1970戛纳评审团大奖。加尔自编自导的作品里常饱含孤寂与悲凉之感，他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匈牙利，而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大地、树木、老屋无不充满着孤独的情绪。人际关系、道德问题、社会问题都在他的镜头下成为了世间百态的缩影。加尔所描绘的匈牙利乡村，虽不浪漫，但依旧充满诗意。他将自己的电影哲学思想融入进影片，揭示暴力与罪恶的根源以及暗含的危机。
从1956年至1996年，加尔共执导了二十多部影片，他还很热衷于电影剪辑，经常亲手剪辑自己的影片。在没有拍电影的日子里，他潜心于剧本创作，不时还跑去影院做放映员。直到晚年，加尔还身体力行地指导电影学院的学生修改剧本，并指点他们拍摄短片。
一代大师杨索
随着新浪潮运动的蓬勃发展，以长镜头扬名的杨索成为了领军人物，此次大师展放映他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拍摄于1966年的《无望的人们》和第二年完成的《红与白》。这两部掌镜者都是塔马什·索姆罗，杨索和这位摄影师的合作始于1958年，首部故事长片《钟到罗马》，两人的合作持续到1969年的《闪耀之风》，该片也是杨索执导的首部彩色故事片。
比与摄影师索姆罗合作时间更长的，是杨索与匈牙利作家盖维拉·赫尔纳迪的合作，两人合作始于1959年，在此后的46年里，两人合作共完成了杨索创作生涯中绝大多数作品，除了这次展映的两部作品外，还包括《我的归乡路》、《静默与呼喊》、《红色赞美诗》等一大批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作品。他俩的合作直到赫尔纳迪于2005年去世。新浪潮运动除了电影之外，其实还在文学、绘画等各领域都有涉及。导演和作家的融合便是很好的佐证。
回望杨索电影艺术生涯，《无望的人们》是他导演生涯的奠基石，影片中出现了杨索日后标志性的场面调度，特别是监狱的一场戏，场面调度极佳。强烈的黑白对比，使影片既具抽象性，也有某种隐喻，舞台剧的元素与银幕之间来回转换。佐顿·法布里曾称赞《无望的人们》是迄今匈牙利拍摄的最好的电影。西方媒体甚至把它和但丁、卡夫卡相提并论，这部作品也促成了匈牙利电影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杨索开辟了匈牙利电影的新世纪，打开了匈牙利电影通往世界的窗口。
《红与白》是匈牙利和苏联的合拍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在苏联上映。影片将历史设置在了俄国内战期间，双方军队为一地区来回争夺而发生的故事。影片最大的看点是运动镜头，摄影机和人物从未静止，不是在逃跑追踪，就是在搜索隐蔽。影片还首次出现了歌舞段落。整部电影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暗含深刻的内涵。与来年杨索的另一部《静默与呼喊》联系紧密。
随着杨索的电影在欧洲各国展映，杨索蜚声于国际影坛，1967年，杨索担任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但他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要到1972年，凭借《红色赞美诗》胜出。197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授予了杨索终身成就奖。
鲜为人知的是，青年时代的杨索其实是一个学霸，23岁便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除了主修法律外，他还学习艺术史和人类学。1944年毕业后，就参加二战，不过战场上的表现就差强人意，很快成了俘虏，并被苏联关押。二战结束后，杨索进入布达佩斯戏剧与电影艺术学院学习，于1950年获得电影导演学位，也就此成为了加尔的师兄。
杨索获得电影学位后，并没有马上投入到电影的拍摄，因为资金紧缺，杨索未能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颇有“贫穷限制了我的艺术”味道，于是他开始从事新闻纪录片工作，反映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1957年杨索访问中国并拍摄《多彩的中国》等四部纪录短片。之后，大器晚成的杨索，终于在他37岁那年完成了他的故事长片处女作。
匈牙利电影的元老们
匈牙利新浪潮电影的成功还得益于贝拉·巴拉兹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创作小组”。贝拉·巴拉兹是这些匈牙利青年导演们的启蒙大师，是著名的电影理论先驱，对蒙太奇手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59年以他命名的贝拉·巴拉兹电影制片厂成立，该厂扶植帮助了一大批新浪潮导演拍摄他们的作品。
我们把视线稍微拉向一下邻国，20世纪50年代初，波兰著名导演，也是波兰新浪潮电影的开山鼻祖瓦伊达和他的伙伴们倡导成立了“电影创作小组”，催生了“波兰电影学派”，也使得波兰新浪潮电影蓬勃发展。这个“电影创作小组”工作制度很快传入了匈牙利，1963年，匈牙利的电影工业采取了波兰“电影创作小组”制度，分派每位导演到一个小组中，也容许他们向另外小组提议拍摄规划。这一制度催生了匈牙利电影在1960、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产出。
在这些诸多的新浪潮大咖中，佐顿·法布里可以说是匈牙利电影的元老级人物。法布里成名较早，1950年代就开始了电影工作，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使得匈牙利电影在战后得以继承和保留下来。他最为出名的是1965年拍摄的《二十个小时》。法布里善于用复杂的叙事形式来表现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命运演变的追问，运用影像手段在电影中探寻真理，反思社会现实。
卡罗利·马克也是老一辈匈牙利电影大师，在1950年代便崭露头角，而最具影响力的还是此次大师展的展映作品《爱》，影片大部分情节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内展开，寥寥数人，虽然缺少戏剧性的冲突，但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层次感在大银幕上一览无余。加之巧妙地运用了声音（主要是噪音）和光影的处理，整部片子堪称杰作。
不是结束的结语
匈牙利新浪潮电影的触发不是偶然的，它既得益于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的轰轰烈烈，当时流行着欧洲各国电影人去法国观看特吕弗的电影，好像不谈点特吕弗，不聊一聊戈达尔都谈不上时尚，谈不上是艺术圈的人。而这批年轻的导演们又受到伯格曼、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的影响，南北欧洲电影不同流派的血液流入到匈牙利电影的血脉中，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新浪潮运动又给予他们很大的启发，地处欧洲中部的匈牙利电影吸收到了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养料。另一方面，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国内的政治事件，也为新浪潮电影埋下了种子，电影人与观众之间达成了某种巧妙而不可明言的默契，要了解大师的“暗语”就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寻找导演们创作的语境就要回归到电影创作的历史坐标。匈牙利新浪潮电影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冷战”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呼唤。对历史作批判性、审慎性地研究探索，是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多数东欧新浪潮电影导演们矢志不渝的努力。
最后一点题外话
在杨索初入电影艺术殿堂，开始拍摄纪录片期间，杨索开启了他的第一段婚姻历程。第一段婚姻他们维持了九年，在拍摄他第一部长片的那一年，他和第一任妻子卡塔琳·沃维兹尼离婚后，与女导演玛塔·梅萨罗什结婚。这次大师展中，梅萨罗什也有两部影片展映。时光流逝，当杨索第一部彩色影片开拍的时候，他和梅萨罗什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此后十年，他移居罗马，事业重心放在意大利，偶尔回匈牙利工作。到上世纪1980年代初，他结束了与意大利女记者、编剧吉奥瓦娜·加利亚多的同居生活。次年，开始了他第三段婚姻生活。2010年，杨索导演了他最后一部影片《正义甚多》，他与第一任妻子所育的一子一女，以及第三任妻子所育的幼子大卫，三个孩子都参与了影片的创作。2014年1月，杨索因肺癌在布达佩斯去世。六年后，在料峭春寒的一月，当年他的两部享有盛誉的代表作品终于来到上海，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2020上海艺术电影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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