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罗永进：从平常器物中窥视“中国”

七月，腾讯·谷雨的编辑约我采访摄影师罗永进，对于罗老师这样的前辈，虽然认识有点久了，平常却也不好意思“打探”他们创作的思路，这次正好是个机会。

©罗永进

专访罗永进：从平常器物中窥视“中国”

摄影：罗永进

采访／撰文：周仰

编辑：李婧怡

谷雨故事2017年8月28日推送

本文照片来源：全摄影画廊（http://www.ofoto-gallery.com）

趁罗老师短暂回上海之际，赶紧“抓住”他来采访。七月份上海最热的某一天，踏上M50艺术园区中熟悉的铁皮楼梯，发现全摄影画廊的主人黄云鹤和罗老师等几人已在展厅侧面的小房间喝茶聊着。这天幸运，有好茶喝。

罗老师一如既往地穿着中式衣衫，说话不急不缓。在全摄影画廊内间墙上，一直挂着一幅罗永进的标志性的拼接照片，十多张局部照片组合在一起，依稀还原了某处有芭蕉树的古典庭院，其中每一张的视觉体验都不相同，虚虚实实，似乎有风吹过。每次我都要多看这张照片几眼。

相较于《新民居》、《新衙门》等具有类型学风格的作品，我更喜欢罗永进的《异物》系列——这些年在大小展览中，我也更常遇见他这个系列的作品——总是有光从印花的窗帘后面透出来；一碗粉皮停放在布满不明纹样的桌面上，竟有些像大海行舟；一群煮熟的鸡立着爪子，意外地充满喜剧效果。因为喜欢，在这次对谈中，似乎大半都在说《异物》，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

©罗永进

L＝罗永进   Z＝周仰

Z：听说你刚从外边回到上海，最近是去拍了什么呢？

L：前一阵是去云南十几天。十多年前，美国人杰伊·布朗（Jay Brown）在距离丽江半小时车程的拉市海创建了一个工作室（http://www.lijiangstudio.org/about/），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我多年前就受邀做了一次驻地艺术家，而今年他们做回访项目，把曾经的驻地艺术家召集回去，一同再做些作品。所以我就去了，也在丽江周边走了走。工作室是一个租来的纳西族院子，布朗和他的中国妻子也住在那，他们更注重交流和体验，并与当地居民发生关联，而不是忙于参加各种展览。其实今年的主题是音乐，我去只是回去看看，并没有很严肃地创作什么，虽然也有一些在当地做作品的新想法，但这次时间和预算都不够，这样大的工程只能以后再去做。

Z：是类似在西安做的《垣》（2016）那样的项目吗？

L：不是，这个新想法与光影和图像的关系更密切，当然与绘画也有一点关系。云南的这个驻地隔壁不远处的一个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松树，就这么一棵树但枝叶把院子遮满了，一进去就能看到阳光透过叶缝在地面的投影。所以，我就想在地面做一些处理，把投影的印迹永久保留下来，比如，用白沙铺满地面，并在影子出现的地方留出空隙，让草长出来。这样，在不同的时间去看，真正的影和我造的影会有交错；哪怕是阴天、下雨，走进院子也还能看到这些影子。不过，这涉及人力、物力，这次无法实现……今年我走那天晚上他们举办音乐会，邀请来两位美国的大提琴乐手，还有很多没见过的乐器，很可惜我没能听到……这个驻地比较轻松，不限制艺术门类和时间，有些人在当地住得更久，甚至超过两个月，为了梳理当地得宗教特意去学习纳西语言、文字。

Z：除此之外，你最近还在创作什么项目吗？

L：近期还需要去一次贵州进行拍摄。过去几年间我去贵州拍过两次，一次是为《生活》杂志拍摄地扪，另一次则是纪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文化保护项目。最近，一位美国的华裔设计师找到我，她过去几年一直去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探访传统手工艺，并重新设计成时装，目前她要出版一本书，因此邀请我合作。另外，我还需要就上海的岳阳路进行一些拍摄，这是徐汇区以恢复历史风貌为名的改造成果，他们要在今年十月份做展览。

Z：岳阳路的项目是政府的委任创作吗？

L：没错，徐汇区政府计划做一个大型艺术节，想要把岳阳路作为恢复历史风貌的示范点，因此委托我们学校（上海艺术设计学院）来做一个“为风貌而设计”的课题。其中，由于摄影的效果最为直接，也包含一个十位摄影师的群展，这些摄影师有的手头有岳阳路的历史影像，也有像我一样要做新创作，展览的地点将放在黑石公寓。不过对我来说，这个项目的时间非常紧张，因为我八月还要去德国和贵州，能投入（岳阳路）的时间恐怕只有十多天。

Z：其实我很好奇，类似岳阳路以及2016年西安这样的项目，其中既包含历史也有当下的现实，可以说千头万绪，你是怎样在短时间内找到创作的切入点？

L：就以去年西安的项目为例子吧，这从一开始目的性就比较强。当时，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馆群（OCAT）西安馆的执行馆长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就提出，希望展出作品与西安这个城市有关联，另外，当时还有意向与西安城墙博物馆合作，于是主题立刻就确定了：与城墙有关。我去西安住了几天，主要就是看城墙，最终想到在城墙砖上做文章，并且要联系到关于城墙的影像，后来又慢慢延伸到了古画。你看到过用城墙砖做的《垣》这个装置作品吗？

Z：没有，我只是去年在上海摄影中心见过你的《鼓楼》（2016），也是同时期创作的吧。

L：是的，《鼓楼》和《垣》都是同一次创作的。当时我在西安，几乎整天骑着车在城墙周围转，从各种角度去拍，同时一直在想怎样与历史、文化发生关联，这些历史其实都在西安的博物馆里。当我想到砖这个元素，就突然放开了，不再拘泥于摄影，而是把能找到的各种视觉资料都用上去，包括碑林的拓印和博物馆里的各种图像。在这个项目中，最困难的并不是找到这个想法，也不是资料收集，而是怎样落实，比如，这么大量（500块）城墙砖从哪里来？是找古砖，还是定制？我还尝试过用泡沫塑料之类的材料仿制，毕竟砖是很重的，还需要考虑到展览之后的存放以及去别处展览的运输问题。种种尝试都不太成功，这个时候有朋友在西安杨林区的一家古玩店发现一堆古砖，价格比较便宜，只有定制的一半，于是我们立刻买下来。之后就是想办法做出我要的效果。我想用西安碑林的拓片作为底层，上面覆盖一层图像，而同时文字也能透出来。图像都来自不同时期。为了这些砖我做了很多实验，因为需要图像和下层的文字都能显示出来，又要能长时间保存，不容易磨损。当时他们提供的制作费用有限，必须在这个框架内完成作品。最后效果还不错，我一共做了五个城墙垛。搭建的结构也需要事先计划，不能粘合，又不会倒——因为粘上以后运输、再次展出都会成问题，而现在这样在不同场地（展出）就还能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当时有一些电脑高手帮忙用计算机做模型，可行了才正式实施。

©罗永进

Z：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很复杂。

L：对，但这主要是操作方面需要摸索。当然，作品最终还是与影像有关系的，覆盖图像的时候只能我自己来——哪个地方要透出字来、哪几个字、字的大小、图选取哪个局部……一块砖六个面，每个面都是重新构图，也算是一种现场创作。我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作品，这次能做出来，觉得很很欣喜。平时做照片，自己能够把握，换一种材料还是很不一样。

Z：这是你第一次进行这类跨界的创作吗？

L：过去做过小规模的，比如在家具上做些与图像有关的尝试，箱子、凳子之类的，但正经拿出一件作品做展览还是第一次。当然这还是以前图像拼接方式的延续，只是换了一种材料，而且原先是平面的，这次是立体的；原先是按照一种顺序排列，现在顺序可以打破，这样的变化很有意思。

Z：我一直觉得图像拼接这种方式很有意思，记得好像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也用过类似的方法。

L：对，他是用拍立得，我很喜欢那些作品。那种视觉效果的变化，当时一看很惊讶，原来还能这样来做摄影。

Z：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那些作品？

L：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看到的。我原本拍民居建筑都是单张照片的形式，开始用拼接的方式是因为去北京之后发现都是大型建筑，一张照片很难把它拍全——一方面是距离不够，退不了这么远；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电脑，拍多张拼接起来，怎么接都会有变形和错位，无法得到一张完美的画面。于是我决定放弃追求那种严丝合缝的完美图像，既然在拍摄过程中每一张不可避免有差异，那索性把差异扩大一点，比如调整光圈、快门、焦点；后来又让差异进一步扩大，就是改变时间，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可能差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年，还有白天黑夜，季节变化……就这样开始将不同的影像放进一件作品里。再发展，就是把有关这个建筑、这个地貌的其他图像资料也放进去，所以在《鼓楼》中会把古画和摄影“混搭”。这还是延续了在时间概念上进行变化：既然能变化，就看能变到什么程度。当然，图像与图像之间还需要有一定的联系。新拍的彩色照片、黑白老照片和国画，如果直接放在一起会比较生硬，所以就全都处理成黑白，再统一加上青绿山水的色调。因此，很多东西都是举一反三的。

©罗永进

Z：平时一直说摄影是瞬间的艺术，但用拼接方式创作的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瞬间。

L：对，它是时间艺术了，更接近电影之类。打破了界线之后，可能性、拓展性就更大了，可以更自由一些，比如砖的这种尝试，在此之后好像有打开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虽然立体、多面的观看和展示的方式都和摄影拉开了距离，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摄影总是一个基础点，是我最熟悉的形式。

Z：你最初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摄影的？

L：1978年，我哥哥送给我一台照相机。因为之前我就特别喜欢（拍照），20世纪60年代，我哥的一个朋友就有相机，他那时常带着我们出去拍照。那时主要是去风景区留影，或者给朋友拍肖像、全家福，但当时我觉得特别神奇。后来我哥有了点钱，到我高考刚考完，他就给我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一开始都是瞎拍，真正开始把它当作创作手段，是在1985年以后。那之前我在解放军外语学院电教中心工作，有各种设备、暗房等等，但还没进入自由创作的状态，只是玩。1985年以后，才开始拍一些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东西。

Z：是《新民居》和《新衙门》等系列吗？

L：这些是20世纪90年代到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之后拍摄的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花了大量时间在摄影上，成天跟张海儿去街头拍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进入创作模式，有了自己关注的题材，就是新民居。当时城市正开始发展，我在广州呆了一阵之后回到洛阳，就感觉到显著的变化。城市周边开始盖房，而且都是同一类房屋，我就拍了这些。之后搬去北京、搬来上海，就拍这些地方周边的。《新衙门》则是2000年以后在各地走的时候拍摄，那时拍了新衙门、雕楼、加油站，都是在行走过程中发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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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新民居》、《新衙门》这些系列在手法上更接近始于德国的类型学手法（Typology）吧？

L：对，那时还是挺受他们影响的。原先在街头拍摄更很关注人，后来看到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拍摄的建筑，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也很迷恋建筑。我倒并不是受他老师（贝歇夫妇）的影响，而是拍完了这些之后才看到了贝歇夫妇（Bernhard and Hilla Becher）的作品，觉得拍得真好。当时也算是有意无意地按照类型学的方式拍了，其实这些题材也还在继续，比如来上海之后我开始拍的摩天大楼。北京的建筑之大是平面铺开的，而上海是纵向发展。我拍了十来栋摩天大厦，包括金贸大厦、明天广场、威斯汀酒店，但最近这几年的两幢最高建筑还没有拍，似乎我的兴趣已经不在这儿了。不过，有机会我觉得还是应该用我自己的方式留下这些最高建筑的影像。上海有自己的特点，表现方式肯定要与北京不一样。所以当时就拍了夜景，这样比较容易把建筑和周围环境分隔开，好像一个飞来之物。

Z：从街头摄影到类型学，再到近来在西安进行的跨界尝试，你在创作手法上的变化是渐进式发展，还是由于某个手法正好适合某个题材？

L：我觉得更多是渐进的发展，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会发现有其他的可能性。关注某个事物时间长了，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会自己发散出去，你就可以顺着新的线索进一步发展。这是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想变一下子就能变的，它需要慢慢去体会和认识……所以真正创作过程不只是想象力的爆炸或延伸，还有需要根据各方面限制进行调整和适应，不断地试错，最后在一百个想法里可能有两三个成形。

©罗永进

Z：我发现在你的众多作品中，《异物》这个系列与其他都不太一样，其中拍的都是平常的细节，这是怎么开始的？

L：这些应该说是与我摄影的初衷联系最紧密的，它们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或者秉性的流露。有时候某些事物，正好能抓住你的神经。你自己也做摄影，应该会有同样的感觉，好像某个景物恰恰就是自己想要的。但这没办法用语言表达，语言太苍白，只能抓到一个切片。比如，语言会说这是一个瓶子，实际上你拍出来的东西与瓶子已经不太有关系，只是借助瓶子去表达自己的东西。这是想法和物品、景象的契合，或者说是一种心灵的沟通。长期以来我关注的是视觉与想象或者与内心的契合。因此，在拍建筑之类专题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拍这些细小的事物。简单说，这算是视觉日记，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些，一旦碰到就会记录下来。

Z：这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一些摄影师会说“某个画面召唤了他/她”，而现在也有很多摄影师通过严密的计划得到影像。那么对你来说，按照刚刚的描述，似乎是拍之前脑中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画面？

L：对，脑子里有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很难说，若说是光、某种材质或者形状，但说出来又好像都不对，只有当那个画面出现在眼前，你会发现它多方面都符合你的要求。实际拍的时候当然不会只拍一张，挑出来的可能只是千分之一。挑选出来这些照片可以说契合了我对画面所有的要求，但是否能说它就为你存在？好像也不太恰当，因为我拍得太多了，而最后展示出来的照片也不断被淘汰。比如今年选出100张，明年又选出100张，但三年以后再进行梳理，可能就剩50张，那被淘汰的照片是不是为你而存在的？

Z：在某个时间段为你存在过。

L：对。（笑）……这是不断变化的，目前（《异物》系列中）我拍透明的东西比较多，以后则可能会关注另外一种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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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异物》这个系列的创作会一直持续下去吧，而不是像西安或者贵州那样，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L：我想应该是的。这是更体现自己敏感度的拍摄，是一种直觉的流露。而像西安的那些就更有针对性，有确定的题材、环境和各种限制条件，需要在某种框架之内完成创作，或者说完成任务。《异物》则是我自己最想拍的，也是拍起来最舒心的，没有任何外部要求，今天想拍就拍了，不想拍也可以不拍。

Z：你会特别为了拍摄《异物》系列去外面走吗？还是在因为各种理由出去的时候顺便拍摄？

L：其实“走”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不拍照，我也要去走，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会受不了。其实我从出生起就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呆过——我出生在北京，两岁去了（河北）张家口，小学就换了三四次：张家口，湖北，张家口，北京。中学和大学在河南，之后又去浙江美术学院，然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回河南，再去北京，最后来到上海。就这样形成了习惯，同时自己也愿意走、愿意看，尤其是做摄影，需要对周边不断改变环境及时把握、观看。行走可能给我的滋养更多于书本，这是自己悟出来的东西。这种游走的创作方法虽然是后天生成，但已经长进了身体里，所以我必须去用它。

Z：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异物》与你其他的系列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

L：那是一定的，因为《异物》系列更多是自己心态的流露，不受任何限制，仅仅是自己，生活状态怎么样，它就是直接的反映。到了什么环境以及对周边的反应，都特别直接地体现在这里。它可以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拘泥于某个特定方向。这些拍摄对其他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是对观察能力和视觉思维的训练、梳理。

Z：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坚持黑白的老派作法的人，那么这个系列为什么特意选择黑白的形式？

L：这更多是习惯使然。我确实没有特别坚持什么，如果真要坚持，那还必须用银盐工艺之类，但我没有坚持这一点。用黑白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在用黑白这种表现手法，时间长了，我觉得它最契合我。彩色现在也在尝试，但总觉得不够有味道，没有黑白直接，所以目前还没有用彩色尝试拍《异物》这个系列。有些题材确实更适合用彩色拍，不过对我来说，通常黑白就足够了。另外，彩色把握起来也有些难度，因为我自己不具备从头到尾制作彩色照片的条件，而且当年彩色胶卷比较贵，拍摄起来就没那么自如。当然，现在数码技术把成本降了下来，所以我也可以开始尝试。另一方面，彩色更挑对象，我不排斥彩色，但目前的创作状态还是黑白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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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你也开始用数码拍这个系列了？

L：没有，数码相机只是用于一般记录。比如，看见某个景象我会用数码先拍一张，脑子里把它转化成黑白，判断一下，如果觉得好，再用黑白胶片正式拍。

Z：现在用哪个相机呢？

L：现在简化了。原先用哈苏，现在就用一个135相机。因为中画幅相机带出门太沉，并不能随时随地在身边，而135相机可以做到。之前用哈苏，出门之前就得想好“今天要拍照”，但我发现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出现的，如果那时机器不在身边就拍不到了。所以还是小型照相机比较合适，而且我的要求不在于印刷的尺幅和清晰度。实际上，在黑白摄影方面我也没有特别的苛求和优势，并不是暗房技术特别好，或者能做出独特的影调。甚至出画册的时候，有些人会一张一张调整，坚持做到完美，但我觉得那也不重要，图像的感觉大致能传达就行了。我是比较马虎的人，而且越来越随性，现在我甚至用的胶卷也不讲究了，有些跑光、划伤的。我还用盘片自己分装，有时环境比较差，可能一段一段漏光。如果碰到漏光，这也没办法，天灾。我现在不会为此着急，照片该你得到就是你的，要是坏了就坏了。

Z：这让我想起有一篇写你的文章里用了“宿命”这个词。

L：“宿命”啊（笑）……其实我只是比较乐观，比较随性。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跑不了；不该是你的，争取也没用。我觉得总有契合你的东西能让你表现，所以自己摊子不用铺太开，最终能走到哪个阶段，看造化。

Z：看《异物》系列，特别强的感觉是照片中的平常事物似乎有了一层灵晕。

L：我觉得日常事物常常是被忽视的，尤其在尚不熟悉照相机这种手段时，它们就是平常的器物。但通过镜头、相机的处理，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摄影不仅是拍一些类似决定性瞬间的照片，或者宏伟的风景，可能更适合我的就是去抓住平常事物中存在的那个神奇的面。另外我也不善于去跑极致的地方，比如花钱、花体力去登喜马拉雅山，我没有这种毅力。所以创作时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就是像魔术师一样把普通的东西变得神奇。这样说起来很好听，其实只是通过对相机和技术的把握，捕捉到那个原本就存在的面而已。当然，这需要眼睛与相机合一，要让眼睛看到的就是事物被照相机转化后的样子，于是立刻就知道用怎样的光圈、快门组合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换言之，你需要用照相之眼去观察、思考的能力。

Z：就是你的眼睛已经跟照相机合为一体了。

L：这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去试不同的光圈等，我希望以后准确度会更高。其实与过去相比，我的准确性已经高很多了，体现在拍掉的胶片数量明显减少。很多人说一年拍几万张，我觉得这不重要，哪怕只拍十张，但十张都有效，就够了，这是看眼力。

Z：其实我们看到《异物》中的照片还是会觉得美，你怎样看待照片中的美感？有的照片太美了，大家又会觉得是“糖水”，但再有深度的照片，若完全没有美感，恐怕人们也看不进去。

L：没错。我觉得好照片必须有某一点取胜，有的是题材，有的是形式。但对我来说，总希望照片是美的，就是说构图比较严谨，讲规矩，在拍摄方式、构图上我还是趋于严谨的，这是长期训练使然。画面的明暗分布之类，还是按照比较古典的套路。另外可能因为我自己是这样严谨，对于现在那些拍得特别随意的作品就不太看得惯。那样好像太容易了，你的观点通过什么来表达呢？如果要用一大堆连拍照片来完成作品，是不是更应该用视频呢？或者用语言可能更合适？对摄影来说，我觉得观看特别重要，能吸引住人，才能让人看得进去。这就是图像学的东西了，一两句话说不清。另一方面，每种照片的目的不同，比如所谓风光摄影是要达到悦目的视觉体验，还原美景，让人身临其境，但除此之外没有更深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个目的很多手段都能达到，甚至一段视频可能比照片更有效，而自己爬到山顶拍的可能不及无人机摄影……无论如何，那些都是靠技术手段实现的，与摄影师的眼光、头脑没什么关系。我所追求的这种“美感”更多与头脑有关，与自己的视觉习惯有关。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区别于别人，即使到了同样的场合，我所关注的也会和你不一样，这点比较重要。

©罗永进

Z：其实观看的体验也与每个人的背景有关，可以说，你拍的这样的照片对观看者也有要求。

L：对，所以艺术的受众肯定是少的，真正能看到心里去的就更少了。一般观众会评判，这东西怎么黑乎乎的，或者那么甜美的风景，为什么拍黑白的，苦巴巴的。能懂你的人看了这些照片之后则会很愉悦，不会觉得黑白就是苦难或者过去的象征之类。

Z：我觉得尤其《异物》这个系列，确实没有很强的现实感，就像在孤岛上，与前面你提到的城市化之类话题完全不相关。这种没有明确时代感的特征，这是刻意的选择吗？

L：并没有刻意。其实像这样的个人视觉记录，有时能与时代的气息联系起来，有时则联系不起来——当然，这可能与我选择去的地方及观看的对象也有点关系。我自己骨子里还是很喜欢传统的、甚至跟古代有关联的事物。

Z：这样的影像是不是会被人们认为太过怀旧？

L：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评判，而且我觉得跟传统有所联系是好的，现在我们与传统的关联太弱了。追溯传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度、其他人的东西。实际上，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向别人学的，包括摄影术，也是舶来品。要表现真正能被界定为是中国人的东西，就需要摄影师在气息上去追寻传统，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这做起来非常难的，往往稍微一碰传统，就可能被看成刻板印象。所以需要长时间积累，比如日本艺术家拿出来的作品一看就很日本，森山大道、杉本博司、甚至荒木经维，他们都把骨髓里的东西掏出来了。我们能拿什么出来，让人一看就是从这片土壤生长出来的？

Z：其实也是一种关于身份认同的探索吧。

L：对，我觉得中国摄影的出来也在于此。对传统有一定了解，最本质的东西就能表露出来，而这些才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甚至区别于其他人的，这比较难，但我觉得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Z：我自己也一直关注传统和文化遗产之类，那么它这些东西对当下、对现实到底有什么意义？

L：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意义。从便捷、舒适的角度看，现代肯定是更优越。但同时，我觉得还是有传统的力量在发生作用。几千年形成的东西，应该是特别有趣的。我想，我们血液里面应该有这些存在，并借助某些东西流露出来，就像灵魂附体一样。往往有很多人意识到这种需求，但实施起来力不从心，于是流于表面对传统简单模仿。

©罗永进

Z：刚刚聊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题，而你现在也在教摄影，这方面会有什么特别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

L：我教的是基础，就是针对没有用过相机的人，教他们学会用相机。期间我也会点拨一下观察方式，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慢慢养成用相机观察的习惯。但我的课程时间比较短，大多纠结于光圈、快门。

Z：现在还有必要教纯粹技术的内容吗？这些不是都能从网上找到？

L：是啊，但网上只教给你死的技术，而我更愿意让他们体验的是，通过自己调整相机参数，理解同一件物品可以呈现不同面貌。你对某个物件的观看方法和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它固有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教他们怎么调节光圈、快门等。然而，最终目的还是告诉学生，观察的方法并不只有一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在记录这一瞬间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瞬间。在表现同一个对象时，选择不同瞬间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塑料杯，我凑近拍，就只呈现水和茶叶；离远一点才是杯子；从上面凑近拍，则是盖子这种塑料结构。同一个对象，从不同角度看，就变得不一样，再加上其他手法的变化，就能呈现更多面相，最后甚至可能得到抽象的东西。

Z：你是教大一的学生吗？

L：是的。所以很多事情他们还不能理解，一个班如果有三两位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训练能有所领悟就不错了。我可能并不太适合做教育，还是自己做实践更适合一些。不过，在他们这个年纪，能有人点拨一下还是很重要的，至少让他们知道，观看、创作的方式不是唯一的，并不像“1+1=2”那样。他们过去接受的教育都讲究唯一的正确答案，这样画就能考上，等等。但这样不对。

Z：像你这样保持创作实践的人来进行教学很重要。

L：太重要了。很多学校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具有实践创作经验的艺术家来主导教学，而很多老师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校园到校园的，与实践很有距离。

Z：另外你的工作中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全摄影画廊（Ofoto Gallery）做艺术总监，那么最后能不能说一说，你在看和挑选别人的作品时有什么标准？

L：我希望看到有自己独到见解、独特面貌的作品，他／她对摄影有所思考，并且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一定作品要非常成熟，但我想要看到他／她在走别人没走的路，或者在别人探索的方向上进一步跨出去。我不需要看到很完美的画面，比如一看就是某某风格，有很多人在做，只不过他／她做得更好一些。我觉得独特很重要，当然，在画面控制上也要看得出功底，而不是拿傻瓜机随便一拍。他／她可以拿傻瓜机拍一组照片，但也应该有别的作品是有有“规矩”的。如果傻瓜机完成的是其他器材完成不了的想法，那就可以成立，但如果这位摄影师全部作品都这样就不行了。另外，我还希望他／她对方方面面都有所思考，这样，即便拿出了我不能欣赏的东西，但如果表现出对摄影这种手段的深入思考，我可能也会接受。

关于罗永进：

罗永进，摄影师。1960年生于北京，现执教于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艺术设计学院。作品《城景》系列、西安肖像系列、《异物》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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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仰，独立摄影师、译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报道摄影硕士，现居住在上海。以相机为笔记，热衷在城市游荡，个人项目作品关注年龄、记忆与生命。

主页：zyfotos.view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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