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新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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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6月第1期，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本文仅为文章下半部分，注释从略。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公共卫生的早期发展

——以混合杂交理论为视角（下）

［美］马秋莎

三、 定县的乡村保健

以下两部分分别讨论两个个案，它们关系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参与的两个互相关联的项目：定县的乡村保健和华北的乡村建设。通过两大机构的机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些项目的运作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大机制分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和由冈恩起草和发起的“中国项目”。

首先简单概括一下著名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晏阳初在1923年发起了著名的平民教育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就成 民国初期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典范。晏阳初将中国的农村问题归为愚贫弱私，为根除这些问题，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开始了识字、生计、公民和卫生教育。当时政治经济危机四伏，这个新生的、私人建立的机构在初期遇到了严重的资金困难，从社会募得的支持非常有限，而政府更是完全指望不上。直到晏阳初在1928年的美国之行中成功募集到每年十万美元且为期五年的资助，情况才有所好转。而在定县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基地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资金方面更是有赖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1929年，晏阳初将这一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识字扫盲转向综合性的乡村建设实验，该实验旨在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而平教会也搬移到了定县。在定县的472个村子中，他选择了61个村子，总人口有4400人，从而开始了一个旨在解决农村问题的“研究试点”，“试点”包括四个工作重点：教育、经济、卫生和公民培训。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及晏阳初旧居

在当时中国的2000个县中，定县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条件居中偏下。1929年，时任平教会卫生部负责人的姚寻源曾这样形容定县那让人绝望的卫生状况：

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其中大多数贫穷、愚昧、迷信，住在充斥着苍蝇、蚊子、臭虫、跳蚤和老鼠的泥棚里……他们的生活被频发的疾病所困扰。人们的健康知识贫乏，而医疗设施更是为零。现代医学很新奇，而公共卫生更是闻所未闻。在一个有四十万人口的县居然找不到一个受过合格的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传统的中医大夫……对感染一无所知，而且他们在用自己的口水润湿了针之后，会不慌不忙地把它扎进人的腹部。

中国目前的健康状况可以用千分之三十的死亡率和大约35岁的预期寿命来概括，而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这些数字则相应为千分之十二和56岁。（定县） 的情况并不比全国的好……

从一开始，平民教育运动就在卫生工作方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和协和医学院开展密切合作，并得到后者的支持。晏阳初把兰安生列为自己的公共卫生项目顾问，其他重要人员如协和医学院负责人顾临（Roger Green）、当时在协和公共卫生系和“一所”工作的中国妇幼保健先驱杨崇瑞，以及协和医学院首位中国教授、化学和营养学专家吴宪等都加入了定县的卫生工作。不过，在陈志潜于1932年到定县担任平民教育运动的卫生保健部负责人之前，这一项目并未完全成形。陈志潜是协和医院1929年的毕业生，被兰安生称为“我最出色的学生”。兰安生不仅把陈志潜领入了公共卫生领域，而且还在他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毕业之后，把他推荐到了定县主持卫生保健工作。陈志潜到定县任职的同时，还兼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讲师。一方面，他所创办的定县保健网成为协和本科生和护校学生的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协和的学生和毕业生又为保健网提供了急需的医疗人员。

陈志潜来到定县，这里瘟疫疾病猖獗而又无任何现代医疗设施，这对他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陈志潜很清楚，他的任务是 “通过实验来设计一个向中国农村提供卫生保健和现代医疗服务的示范体系，使之适合于中国广大而多样化的农村地区，并使这一体系得到采纳”。陈志潜在定县建立的农村三级保健网，被晏阳初赞誉为“陈对中国公共卫生的最大贡献”，并因此使他得到了 “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的头衔。这个体系从基层乡村开始，每个村子选出男女保健员各一名，为村民提供简易治疗、公共卫生消毒和从出生与死亡统计等；在这之上是区保健所，由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负责；保健所提供门诊服务，并负责督导村保健员和进行卫生教育；最高一层在县级，开办了一个有50张病床的县保健院，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协和医学院和护校毕业的。

陈志潜的农村保健网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将西方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实践同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陈志潜自己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哈佛大学接受了最扎实的西医和公共卫生教育，这种背景使他坚信西医知识和技术的优越性；他认为西医采用了科学方法而传统中医却没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于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大争论中，陈志潜成为一名批判中医、倡导西医的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人物。然而，陈志潜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健康医疗状况有着深刻了解，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决不能照抄西方的公共卫生模式。他指出，西方的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机构上都是分而治之的，而定县的模式 “并不存在治疗医学和预防医学之间的分野，并且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行医方法”。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卫生设施“绝不能求设备完全，规模宏大。换言之，一切卫生计划当以最经济之组织，推行最简便之事业。事项不必多求，但须注意透彻而已”。

陈志潜坚持认为医疗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他强调，我们“必须抛弃照搬外国观念和方法的心理冲动，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经过接受过教育者的实验，这样，中国人可以自己找到解决最迫切卫生问题的方法”。当时，西方国家和中国在人均收入和医疗条件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以定县为例，一个六口之家一年只拿得出15元的医药费。陈志潜认为，日益专业化和分支化的西医教育并不适合中国农村大众的需要；相反，村里的保健员只接受了十天的训练就开始工作，而保健所的护士和产婆的培训就在县医院进行。陈志潜在定县工作的头一年就为村子培训出来15名保健员。每个保健员都有一个保健药箱，其中有10种最基本的药，如阿司匹林、碘酒和二锅头酒等以及十种简单的医疗器具如压舌板、棉花球、镊子和纱布绷带等。保健网的实施使定县每年每人的平均医疗费从0.3元下降到了0.1元。

陈志潜知道，这种新式的农村保健体系要想成功就必须认真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为了控制定县很高的妇婴死亡率，平教会一开始雇用了一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助产士和一名产科医生。可是，农民们要么不信任她们，要么就是付不起医疗费用。在下一轮的实验中，平教会就改为培训当地的年轻妇女，效果还是不佳，直到平教会开始培训村里原来的旧式产婆之后才成功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则包括挑选女保健员来帮助妇女，和将所有培训都放在冬季农闲时段进行，等等。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本地的情况。

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公共卫生发展都是由政府支持和管理的。当20世纪第一个十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打算在中国开始医学工作时，面对中国动荡的政局和瘫痪的政府，他们认为任何公共卫生项目在中国都难以成功。陈志潜是一个国家医学的坚信者，他也希望用西方的医学卫生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医疗体系。在来定县之前，他曾经大力提倡政府对人民健康的责任并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的医疗体系。然而，面对中国的现实，陈志潜的定县保健实验工作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控制网络、平教会和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国内与国际非政府力量的支持。比方说，他的模式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士绅和村中长者的支持，而在募集和保健员的运作中，情形尤其如此。同时，这些保健员都是从平教会学校的“同学会”中选拔出来的。

陈志潜更是根据定县的实际情况，对各国乃至中国大城市已有的学龄儿童健康检查方法加以改造。例如，他调查了农村学生真正能来上学的时间和农村孩子的健康卫生情况。他自己亲力亲为，对定县实验区的1200名小学生进行了附加健康教育内容的健康检查，其中包括身高、体重、沙眼、头癣、卫生习惯等。为了增进校董、老师、家长和学生对卫生教育的兴趣，学校还向家长印发了教导学生如何使用治疗沙眼的药物及防治方法的报告。这些做法比照搬城市学校要有效得多。陈志潜说，“我深信健康教育在乡村穷困情形下也是有办法的。不过办法须具体，须经济，在办理者方面，最要注意的，是联络教师校董的感情，因为在今日的中国，法令的效率是有限得很”。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陈志潜对中国农村现状的重视，并能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卫生工作。

到了1935年，这个农村保健网已经全面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它为那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和医药。县保健院在这一年对600名住院病人进行了治疗，而区保健所治疗了65000人。在四年中，定县培训了220名保健员，而这些人在村里提供了140000 人次的治疗，并给同样的人次接种了牛痘疫苗。在定县实验区中，人们基本上消灭了天花、 霍乱和黑热病。当1942年霍乱在华北肆虐时，定县实验区内只有少数病例出现，无一人死亡。陈志潜了解中国乡村的经济条件以及经济发展与医疗保健之间的相互关系。定县模式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低廉的费用，正因如此，他对这个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很有信心。1934年，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号召全国学习定县这一榜样。

在一篇研究定县实验的文章中，景军曾给出这样的结论：“很明显，平民教育促进会简化西医行医手段，并将新的机制注入现存的社会组织的做法，是提高公共卫生制度之有效性和将西医应用于乡土中国的重要步骤。” 陈志潜成功的个人因素，则是他将自己所受到的全面的医学教育和对中国农村生活的细致了解二者有机结合。而在更广义的层面上，平民教育运动动员起来的社会组织不仅逐渐得到了从地方到全国政府的支持，它们也为定县卫生工作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组织机制。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公共卫生和乡村重建的参与之时，适逢民间改革方兴未艾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成为这一中西合璧的农村保健体系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个情况在下述的例子中可看得更加清楚。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的医学院上课情形

四、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北的 “中国项目”

就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势头越来越猛的年代，已创立十几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经历了一场地震。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小洛克菲勒的领导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基本上推翻了以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和亚拉伯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为首的老一代领导所推崇的医学研究与教育优先的政策，并停止了对机构特别是医学机构的创办与改革的支持，而将重点放到了项目种类多样化和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之上。这样一场全面的改向与改组就把作为老政策产物的协和医学院边缘化了。一方面，由于协和医学院的运作耗费巨大且完全依赖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越来越觉得它是个大包袱；而另一方面，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在人力与物力上为协和医学院投入甚多，所以它也很难做到在中国人还没有能力支撑之前就撒手不管。换言之，协和医学院的前景问题让洛克菲勒基金会新一代领导感到进退两难。

正在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冈恩第一次访问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冈恩一直负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南斯拉夫的公共卫生项目，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在20年代末期的政治动乱，洛克菲勒基金会不得不关闭了它的南斯拉夫项目。在返美的途中，冈恩收到了国际联盟卫生署负责人的建议，问他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否有兴趣在中国开展一个公共卫生项目。就这样，冈恩在中国花了七个星期来调查中国的医疗状况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在华工作。作为一名公共卫生专家和一个向来对精英式的、耗费巨额财力的协和医学院没有好感的人，他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放到了公共卫生条件和乡村建设运动上。

冈恩回到美国以后，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报告中建议道，“这个‘乡村建设’运动值得我们给予最密切的注意”，因为他相信，“晏和他的组织一定会成功”。1933年 11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时任主席麦克斯•梅森（Max Mason）的支持下，冈恩重返中国，寻找一个新项目的方向和机会。这次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其中包括广泛地与改革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们交流意见。在对中国的改革形势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冈恩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仔细制订了一个被他称之为“中国项目”的新计划。在这份报告中，冈恩相当坦率地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目前在中国的项目 （指协和医学院） 实际上已经过时，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佳方式”。他认为，一个集中于农村发展的项目将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问题产生真正的影响。因此他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今后在中国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项目 “应该与那些和中国国家重建有关的其他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报告结论如下：

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所有的知识分子和争吵不休的政治利益意见一致的话，那就是急需一个能提高中国农村人口教育、社会和经济水平的项目。现在全国各地到处听到的都是中央的或者地方的重建，特别是乡村的重建计划……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有多个方向的合作机会，不过我迫切地坚持……应该集中于那些能使农村人口感到获益的活动。

冈恩告诉梅森，这个新项目“将会使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形象和活动得到彻底的重新定位”。这个预测被后来事情的发展所证实。

必须注意的是，冈恩提出这个“中国项目”并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支持时，美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惨痛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不难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深深质疑为什么还要再次向这个已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投入更多的款项。不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还是被冈恩的报告说服了，他们意识到了冈恩推荐的那种工作所蕴含的“广阔的机遇”，和“中国也许会成为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巨型社会科学实验场” 的可能性。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中国项目”的第一笔100万美元资助，这笔款项于1935年7月1日正式到位。

“中国项目”进行了10年，即使日军的侵略也能阻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承诺。在头5年中，项目的年预算是30万美元，而在最后的三年中预算逐渐减少。冈恩的“中国项目”展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的改革力量及中国政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相互磨合、影响和合作过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混合杂交理论的有价值的案例。“中国项目”聚集了当时华北乡村建设运动中一些最有名的中外项目的人力、物力、技术资源，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了综合性的努力，因而成为这类工作中的杰出典范。其中包括：平民教育运动、燕京大学的公共事务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协和医学院在定县的公共卫生项目、金陵大学农业项目以及南京政府的公共卫生和医疗项目等。正如陈志潜的定县保健项目所代表的，这些项目都是将西方知识和理念与中国的需要和实践结合的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对于这个项目的大多数机构来说至关重要。就公共卫生工作而言，在头两年中，基金会为政府官员、护士、助产士和其他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人员在国内或海外深造提供了259份助学金。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专门进行公共卫生教育的学校，南京政府公共卫生署承担了为这个需求日益增长的领域培养公共卫生官员和实施人员的责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但为培训提供助学金，而且卫生署负责培训的所有管理人员都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接受培训。

这样的战略性计划反映出冈恩所持有的一个清晰理念，即公共卫生不是一个单独的医学问题，它必须与其他基本的社会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解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项目必须使“经济、社会、农业和教育领域中的各种活动”齐头并进，并以能提升“农村人口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为目的；若非如此，“治疗和预防措施的任何程度的成功都是没有希望的”。冈恩的这一社会医学理念的逐渐形成，有赖于他所经历过的南斯拉夫项目和中国调查。1923年，他的南斯拉夫项目受到当地的斯塔姆帕博士的重要影响，后者使他认识到乡村贫困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例如，畜牛中的传染病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以至于社区无法支持公共卫生工作。同时，斯塔姆帕强调教育和农业发展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这样的看法也对冈恩很有启发。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斯塔姆帕发展了他的理念，特别是在农业（公共卫生次于农业发展，教育则是更基本的内容）、农民短期课程、优秀实地人员、良好的农业实验站和实验室方面。

在他的第一次中国行中，冈恩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印象深刻。而最吸引他的就是这个实验所运用的广阔而又整体性的切入方法，“在拥有40万人口的定县，晏阳初把经济、社会、农业、文化和健康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开启了一个实验性的福利项目”。在与晏阳初进行了长谈之后，冈恩激动地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道，“在我所听到的所有活动的报道中，这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了”。兰安生后来回忆道，“如果冈恩要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找一个跨领域的项目而走遍世界去调查和考察，那么中国所能提供的机会也堪与他访问过的任何国家所提供的机会媲美”。冈恩坚信，洛克菲勒基金会能够在提高中国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项目”受到了当时由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所推动的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启发，同时双方也在互相影响。在乡村建设运动达到高潮时，曾有七百多个私人机构在促进农村的改革工作。这个运动推动了乡村项目研究和乡村实验工程高潮阶段的到来；此外，新的机构也相应建立起来。那些参与“中国项目”的机构和组织就是在这样宏大背景下乘势而起的。冈恩敏锐地感觉到，“在乡村建设领域出现了一批中国领袖，他们可能欢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而反过来，对有这样想法的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指明一些有益的方向。

北京协和医院

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初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进行慈善事业时， 那些洛克菲勒人士对中国政府可谓极其不信任。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冈恩不仅对于他可以和南京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信心十足，而且认识到和中国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在一份写给梅森的报告中，他说：“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我已经能够赢得一大批中外重要人物的信任。”对于冈恩而言，他所策划的“中国项目”将成为南京政府支持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在1928年统一中国之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农村危机，与此同时，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在政治上无疑也给国民党造成极大的压力。冈恩告诉梅森：“我有一个机会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在中国某些地区的进展和将其压制下去的努力。”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国民党政府“感到有必要在许多地方和很大范围内采取许多行动”。他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为社会经济带来显著的变化”，而通过帮助乡村建设运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使中国“沿着我们定县的经验而不是更革命的理念”来发展，因为“在引导各种乡村福利的过程中，需要采用 ‘定县主义’来推广已经被证明为‘有效’的事实”。他的计划将包括那些高等教育机构，因为“大学和它们的教职员能够站在战略高度解决问题”。

为了这个目的，冈恩决定与兰安生一起前往江西省的一些 “刚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来”的地区考察乡村建设项目，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这些项目是在“宋美龄夫人的鼓励下” 开启的。相应地，“中国项目”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热烈欢迎，正如宋美龄在给冈恩的信中所表达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重点的转移最近引起了总司令和我的注意。你在乡村重建工作中的努力值得高度赞扬，并且体现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和目的。国民政府正在尽可能快速地发展今后可以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的机构和技术，而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将最优秀大学的兴纳入一个精心选择的培训项目中，这一工作将通过提供领导力量而拓宽和加深政府的努力。

简言之，中国的乡村建设给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一个重启它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和整合其各自为政的各部门的一个理想方案。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资金、公共卫生经验和培训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难得的合作伙伴。在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时，冈恩看到了这一运动的致命弱点。比方说，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各个项目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合作，他注意到了“最根本的困难就是让中国人一起干事”。他指出，“在乡村重建中那些为数可观的项目各自为政，无论是对重建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针对解决方案应采取的必要步骤都缺乏足够的界定和阐释”。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缺少合格的骨干来组织和管理所有这些项目。而问题的重中之重，即在于这些运动极其缺乏资金，并且难以为继。

针对这些问题，冈恩向梅森建议道：“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将那些为乡村重建培训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的大学和几所教会大学）联系在一起。”他深信，以洛克菲勒基金会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公共卫生及社会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它可以在中国乡村重建中在协调、资金和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冈恩不失时机地把他一直坚持的“将不同领域兴趣整合成一个统一计划”的理念付诸实施，希望最终能为整个中国树立一个样板。

为此目的，“中国项目” 选择定县作为其旗舰项目——“华北计划”的实验基地和培训中心。冈恩为遴选参与“中国项目”的机构制定了一套原则。例如，“候选机构可否对也许有全国影响的社区所组织的示范项目做出贡献？”“它是否有助于人们改进方法，从而更好地将新知识带入社区，并且有助于个人使用这些方法？”“它是否有助于人们运用这些方法进行人员培训，并有助于将他们安置在社区或全国的重要岗位上？”“他们的活动是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同类工作相协调一致？”。就这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指导与支持下，定县实验项目包括了当时各个领域中最有名的一些私立乃至政府辖属的教育或研究机构 （见前文）。一年之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所有的参加机构组织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该协会迅速成为华北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中心。从始到终，洛克菲 勒基金会为该协会提供了全部经费。索克拉特斯•李西欧斯（Socrates Litsios）在他研究冈恩的文章中指出，他相信，“如果这个项目没有被战争打断，它很有可能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着力建设的典范”。

“中国项目”是针对中国具体的农村问题而设计的，建立在中国和西方发展出来的理念和实践相结合基础上的一个独特范例。它既不同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由各自为政的部门在本领域中独立操作的项目，又有别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缺乏合作和统一策略的项目。冈恩的这个项目不但规模庞大，而且介入中国改革的层次深入。因此它需要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乃至政府领袖的支持和合作。“中国项目”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工作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力从精英教育转入中国的核心问题：农民和他们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项目使当地的农村重建工作得以维持并有所改进。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很多项目将半途而废。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而言，“中国项目”纳入了协和医学院而给予后者以新的使命，从而解决了基金会进退两难的困境。

20世纪初，洛克菲勒的现代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当时为这一事业策划远大前程的弗雷德里克•盖茨就力劝洛克菲勒放眼世界，放眼东方。当盖茨将洛克菲勒的视线引向中国时，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面对内忧外患和亡国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决心通过改变固有的传统文化来救国图强，因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被很多人接受。中国的危机与现代化诉求被洛克菲勒基金会看作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希望以自己的信仰和理念来影响中国向现代性迈入的路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改革目的，然而却在现代科学乃至科学医学上找到了共同点：双方都认为科学精神和方法可以成为改变中国的一把利剑。在这样的背景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学教育计划在辛亥革命前后引入中国时，受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欢迎。

然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始于精英教育，却终于乡村重建，这一深刻变化及其意义深远的结果揭示了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必然产生的冲突、磨合、理解和融合过程。本文讨论的中国早期公共卫生发展中的三个个案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兰安生启动的公共卫生教育和陈志潜建立的乡村保健体制同时存在，而又最终归结于冈恩设计的乡村综合性发展项目。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的支持和直接参与，所有这些基金会的项目都很难推进，遑论成功。而相继出现的这些项目表明中国改革人士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同时也说明西方的知识、理念和实践在中国不断本土化。这是一个双方内部与双方之间充满冲突与妥协的混合杂交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相当长，大大早于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时间。因为现代的西式教育与医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进入中国了。促成西医在华发展的杰出“文化使者”如兰安生、陈志潜和冈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交流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既是两种文化混合杂交的产物，又是使那种具有“介乎二者之间的性质”的新式公共卫生模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媒介。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编辑：胡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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