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新论 | 从慈善到发展：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1945-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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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2016年6月第1期，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或发送电子邮件。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 德 ］ 沃 尔 特 · 布 鲁 豪 森 著

史晓云 译　

沃尔特•布鲁豪森（Walter Bruchhausen），亚琛工业大学医学历史、理论和伦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非洲医疗卫生史、跨文化医疗道德研究、全球医疗史等。曾发表多篇论文，已出版专著：Interkulturalität und Ethik: Der Umgang mit Fremdheit in Medizin und Pflege等。

摘要

就国际卫生领域而言，基督教教会由原来的将医疗保健当作慈善事务和福音使命的做法转变为后来的与国家卫生政策融为一体的事关发展的事情，已经成为其转型的主要趋势。本文以几个新兴的基督教组织为例，研究了人们围绕这一转变所展开的争论以及这一转变所带来的结果。首先，1959年德国援助机构米苏尔基金会和“施世面包”机构得以创立，继而对传统的教会服务尤其是教会在卫生领域的服务提出了挑战。如此，这些机构成为欧洲与北美其他国家在类似发展方向上的引领者，并促成了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和基督教医学委员会等基督教国际卫生和发展组织的创立。教会所参与的更广泛公共、政治或社会事务诸如“民享”的“发展”“全民医保”或“社会正义”，就和地方教众及行动团体的经历联系起来，诸如“民有”同时强调“民治”已经为初级卫生保健观念的独特愿景之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此，这些国际基督教组织引发了一场时代性的转变，即从各国带有强烈家长式作风甚至带有威权色彩的卫生政策向一种参与型卫生行动转变。

关键词  

米苏尔基金会    “施世面包”机构   

 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基督教医学委员会

在卫生领域，相较于政府间组织和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而言，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的历史被人们忽略了，当然红十字会是个例外。这些活跃于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往往由工会、政党、学术团体或宗教团体等构成。本文的论述将侧重于1958年和1959年在德国成立的两个基督教组织：德国米苏尔基金会（Misereor）和“施世面包”机构（Bread for the World, Brotfür die Welt）。本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这些德国组织在更新人们对基于信仰的救助工作的认识和观念上，起到了引领者的作用。这种更新了的观念认为，基于信仰的救助工作不再是一项慈善事务和传教活动，而更多地是一件关涉发展的事情。这些宗教组织成为欧洲和北美其他国家卫生组织的典范。国际医疗合作组织（Medicus Mundi Internationalis）（1963年）、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组织（CIDSE）（1967年）和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医学委员会（CMC）(1968年)等致力于促进健康和发展的国际组织也纷纷效仿。文章的结论是，人们有关诸种历史进程的论述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the  Alma Ata Declaration）中达到了高潮，其间，基督教组织的地位可能被忽视了。

美国传教医生杜布森开设的诊所里的中国病人

一 、1945年之前的全球基督教卫生保健史

在有关基督教传教史的早期研究中，基督教传教只是被简单地视为殖民地卫生保健系统的一部分。研究疾病控制运动的学者认为传教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那些将医学作为“殖民帝国工具”（tool of empire）来加以研究的学者则将教会与殖民当局简单地混为一谈。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在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南部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是个例外。受其影响，之后的研究考察了传教士医学的不同层面，包括教会的地理范围超越了殖民地政府的中心地带、教会与殖民地和地方当局的复杂关系、教会在多大程度上侧重于个人护理而非公共卫生，以及教会对当地医学教育和培训的重视等。殖民地医学和传教士医学之间的相似和对立之处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引起了学术争鸣，这些学术争鸣缘于多数研究是由单个医院或有特殊情况的教会等个案组成。目前，学界已有关于医学传教运动的一本高水平专著和文集出版，但几乎所有研究的时间范围均在1945年之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学传教的历史有待书写。少数几个有关二战之后传教士医院的研究个例大多属于彻底的微观研究；它们在自己的分析过程中只是考虑到了那种已经变化了的国际与国内环境这一更大的语境，但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焦点来对待。因此，任何对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历史的研究都只能是首次尝试，即尝试着去勾画由去/非殖民化所带来的一些重大变化和发展话语的诞生情形。正如下文所言，近来人们围绕初级卫生保健路径所展开的、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的历史写作，更多的是针对基督教医学委员会的角色、其专家队伍和其机构成员的项目等内容，而非针对迄今为止的传教士医学。

要想分析20世纪基督教卫生保健的变化，我们必须注意到基督教医疗卫生保健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这一背景。由于帮助穷人和病人是《新约》所明确规定的义务，所以针对这些群体展开制度化服务就成为基督教组织自古代晚期以来的一大鲜明特色。医疗护理也成为向欧美以外国家传播现代福音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医学传教有时越发脱离了宗教使命。传教医生的职业声望使其远不像护士那样附属于教会和宗教团体。例如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传教医生从当地人手中获得的财政支持常常多于从欧洲本国教会所得。当地人对西医、科学和教育的兴趣常常远远大于对西方宗教的好奇心。这使得卫生保健成为基督教传教事业中最受人们尊敬的内容部分。

正因如此，基督教机构主要凭借西医进入中国南方城镇以及南亚、非洲的农村地区。传教始于医学教育乃至针对中国学生开设的医学院，将从事医学研究的西非学生送往欧洲学习，并向世界各地开放医护人员培训的设施。通过这些活动，国际社会和各大杂志开始并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地对卫生保健的医学层面与公众层面的理解。

美国传教医生杜布森拍摄的广东阳江老照片

二 、1945年之后基督教卫生保健和非殖民化

非殖民化进程始于1945年之后，并于20世纪50年代加速推进，而在它来临之前，基督教机构的卫生保健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殖民地的基督教医疗服务主要由来自西方国家的教会提供，通常（但不绝对限于）侧重于个体化治疗，并与当地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即使传教医生参加了一些诸如卫生工作者培训、疾病控制运动、疫苗接种方案或母婴保健规划之类的政府性卫生保健活动，他们也不把自己作为殖民地卫生保健系统的一部分。1919年，教皇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告诫天主教传教士不要与殖民当局关系过于密切，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追求“母国（祖国）的世俗利益而非母国的天国利益”。他以一项命令结束他的告诫：“要记住，你们的责任不是扩展人类的领域（统治权），而是扩展上帝的领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身处国外的传教医生和护士从本国的会众和朋友那里获得支持来运转传教医院的既定模式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以下四个小标题来理解：教会与世俗世界、援助组织和发展话语、本地工作人员和独立运动以及用于发展援助的政府预算。

（一）教会与世俗世界

一般来说，1945年以后的诸年时间是基督教教会的转型时期。曾经面对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唯物主义之类的共同敌人这一经历，推动了各教派和宗教间的相互接触，并且推动了与那些不敌视宗教或基督教的政府的更广泛合作。随着教会内非神职人员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新的神学思想引发了教义和准则的变化，这为基督教行为体（Christian actors）在现代世界的许多部门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机会。之前被社会学家和神学家作为攻击宗教权威的社会科学，现在被教会作为反思和重组的工具，特别是用于长期规划和提供社会服务。科学医药学、现代教育、民主和自由经济不再被视为对基督教秩序和传统的怀疑或威胁。因此，过去某些时候被视为与教会“传教使命”（proselytizing mission）相冲突的西方社会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在现代化范式中完全为传教士所接受。建立人道社会而不是仅仅增加受洗的人数成为基督徒海外工作的主要诉求。

（二）援助组织和发展话语

至20世纪50年代末，欧洲在饥荒与国际援助方面的最新近经历、基督教在二战以后的复兴，以及众多非西方国家似乎面临灭顶之灾的消息的大肆传播等因素相互交叠，共同在重获生机的欧洲教会中促生出这样一种意识：对它们而言，一种很关键的角色亟待扮演。这在西德似乎体现得尤为明显。马歇尔计划使人们从饥饿和灾难中得以解脱，此时正在享受着新的财富和那种在纳粹统治下被剥夺的组织教会生活的自由。1959年四月斋或降临节期间，德国第一笔明确旨在缓解“饥饿和疾病”的全国性善款由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筹集。最终筹集的善款总数超过5000万马克，这笔意外的巨款超过了西德议会提出用于国际援助预算的金额。结果是，两个新的援助组织得以建立，以分配这些资源。这两个新的组织是：天主教的米苏尔基金会和新教的“施世面包”机构。

这笔巨额资金的分配立即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天主教内部两个不同的声音之间展开了辩论：一方是支持传统的传播福音使命和救济饥饿与疾病的慈善工作的教士，另一方是受到此时期社会科学理论更深影响的教士，他们主张并支持一种新的发展型投资事业。以高级教士戈特弗里德•杜兴阁下（Monsignore Gottfried Dossing,1906-1997）为首，后者开始在这场辩论中占据上风。1959年，负责分发捐款的主教委员会概述了“通过购买或捐赠药品和医疗设备并派送医生和护士的直接援助”与“致力于自助的援助”之间的区别。“致力于自助的援助”包括：（a）通过教育来建议人们形成更好、更卫生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方式，从而直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b）通过建立并扩大医院、医务室和产科等医疗场所来直接改进卫生保健状况；（c）通过教育和培训医护人员（如设置护士课程，建设并扩大护理学校）来间接改善卫生保健。富于争议的问题在于，“结构性援助”而非“直接援助”是否更符合捐赠倡议和捐赠者的意愿，以及该如何解释教皇的警示性话语。教皇始终坚持认为传教士应该只执行那些“容易操作、立竿见影”的任务。杜兴主张其他更为困难和长期的任务应由那些身为世俗事务专家的世俗机构来执行。

因此，米苏尔基金会成了一个致力于“结构性援助”的发展组织，而并非致力于提供药品和分发食品之类的直接援助。而“施世面包”机构这一新教组织则聚焦于缓解贫困这一更为宽泛的事务，并试图使卫生保健成为整体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流行病学的统计取代了传教士对地方病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地方病被视作医疗卫生保健援助的起点。那些有利于改善卫生状况的非医学因素，诸如教育和农业等，则被人们加以强调。这一广泛的、整体性的发展方案意味着人们在工作中会更加侧重于疾病预防，并且各个背负医疗使命的机构会在医疗卫生保健这个领域承担起一种“技术机构”的全新角色。

米苏尔（Misereor）基金会

（三）本地工作人员和独立运动

从19世纪晚期起，在中国和印度的医院中受到西医训练的本地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其人数逐渐占到工作人员的大多数，但是较之那些意图垄断高管职位的欧洲人，他们通常处于依附地位。在非洲，这一进程在20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启，并且随着后殖民时期众多非洲国家的建立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新政府将西方卫生工作人员的长期驻留视为刚刚过去不久的殖民时期的滋扰和令人尴尬的提醒。对于基督教援助和外国政府援助而言，这些变化主要有两个后果：第一，西方医务人员只是在亚洲和非洲受到欢迎，他们拥有特殊技能，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助产或麻醉等领域有较高资质；第二，为了满足后殖民国家医疗服务的需求，为本地培养优质的医学毕业生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1958年，德国天主教教会针对外籍学生成立了天主教外籍学生学术服务中心（KAAD），并立即致力于满足这一需求。在第一批由米苏尔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中，有四分之三的毕业生成了卫生专业人员，其他人则成为社会学家或农业科学家。米苏尔基金会资助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印度班加罗尔的基督教医学院(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in Bangalore/India)随后，该基金会讨论在利比里亚成立医学院，同意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学医院给予资金支持，对越南也拟定了同样的建议。米苏尔基金会还先后向潘普洛纳和罗马的欧洲医学院系提供必需品，这些院系致力于向来自海外的学生提供医学教育。医学教育成为基督教“发展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确保了后殖民地国家的大批高级卫生专业人员得到专业培训，而这些培训也夹杂着一些基督教信息。

（四）用于发展援助的政府预算

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引入了发展援助预算，其中许多国家以前并不是殖民国家。这样做的部分动机在于对抗共产主义，而在这当中教会被看作对抗共产主义的潜在盟友。由于西方政府在各个项目上并没有足够的国外合作伙伴，因此基督教组织从慈善救助转向发展的举动使他们成为提供资金的合适合作伙伴。在西德，1961年新成立的发展合作部（Ministry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利用以前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源提供发展援助，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自1958年以来曾经反复要求提供这些发展援助。很快，这一预算的拨款也被分拨到两个德国大教堂，他们的援助占到这些项目的一半。德国发展合作部的内部与外部联系强调教会发展项目中的三分之一是为了解决健康问题，这使教会在德国国际卫生工作中的地位仅次于政府。然而这种资金合作在教会内外多有争议：神职人员（教士）对他们在发展工作中的独立性深表顾虑，而反对基督教的人则担心宗教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

为了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机遇，欧洲的基督教会开始意识到新型国际组织在卫生和发展领域协调欧洲大陆宗教机构的需求和优势。为此，20世纪60年代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医学委员会陆续成立。

1948年世界基督教委员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一次官方会议

三、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

在天主教一方，致力于 “发展中国家”卫生保健的西欧相关组织与个人成立了国际医疗合作组织。米苏尔基金会成立于1962年，总部设在亚琛，第一届主席是德国医生海因里希•延特根斯（Heinrich Jentgens）。米苏尔基金会的成员组织或国家分支机构由不同的个人和机构创立。在荷兰，天主教徒是一个不被加尔文主义政府信任的庞大的少数教派群体。自1957年以来，米苏尔基金会分支机构由从事国际卫生工作的医师协会创办。在比利时，天主教接近于国教，国家天主教人道主义组织（Caristas Catholica Belgica）与一位热带医学负责人共同建立了米苏尔基金会分支机构，并担任其负责人。法国米苏尔基金会分支机构的创建者包括一位国家部长和多位教授，而在信众主要为天主教徒的奥地利，以前的教会医生群体创立了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在德国的莱茵兰（Rhineland），天主教医生同业公会与天主教援助组织中的全新“发展援助”专业机构特别是米苏尔基金会，开展了密切的合作，并与联邦发展合作部一道组建了米苏尔基金会分支机构。在西班牙，医师与耶稣会教士一起在一些大型的独立区域成立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都有自己的卫生项目。在玛利亚医疗传教团（Medical Missionaries of Mary）这一虔信修女团体的呼吁倡议下，爱尔兰的分支机构得以成立。其他国家之前存在的一些协会作为国家会员或准会员也加入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其中一些协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成立了。例如，医疗传道修女会（the Medical Mission Sisters）和天主教医疗传道会（the Society of Catholic Medical Missions），以及位于纽约的代表美国的天主教医学救济委员会/医学团契理事会（The Catholic Medical Missions Board）。1970年，瑞士医学传教士协会（Schweizerische Katholischer Missionsratlicher Verein）作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机构，通过创建国际医疗合作组织瑞士分部，得以加入这一组织。意大利、阿尔及利亚和以后的波兰的医生们也是如此。

在最初几年，这些国家的分支机构和国际年度大会主要致力于每隔三至五年依次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派送成百上千名卫生工作者。然而直到1966年，国际医疗合作组织秘书长一直抱怨这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招募工作人员的办事处，而基本上忽视了其他“目标，即改善卫生状况（和）应对在各个国家中医疗社会援助倚赖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医院过多且医疗护理过于烦琐，为此20世纪60年代末的年度大会开始寻求范围更为广泛的卫生战略。

但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并不仅仅是一个协调欧洲天主教干预“发展中国家”医疗保健的国际组织。在1965年罗马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结束之时，天主教会开辟了与其他教会、宗教和世俗机构合作的道路。在创办米苏尔基金会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德国科隆红衣主教约瑟夫•弗林斯（Josef Cardinal Frings）发起了一场与其他八个国家天主教发展组织主教的会议，这些组织主要由四月斋提供捐赠资助。这次会议为1967年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组织[1981年以来改名为国际发展与团结合作组织(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lidarity)]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组织虽然也积极致力于国际卫生领域，但是它有别于在国际卫生领域同样积极的天主教人道主义组织国际明爱会（Caritas Internationalis），而是主要侧重于紧急援助。正如国际医疗合作组织那样，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合作组织所召开国际会议的关键卫生议题，成为它摆脱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护理事务的起点，而这种治疗护理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是综合性卫生服务发展。

在新教一方，1964年和1967年在图宾根举行了两次关于国际基督教卫生保健的协商会，图宾根是1906年成立的德国医学传教协会（the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Ärztliche Mission）的所在地。这些协商会指出教会的卫生保健迄今没能充分面向穷人和多数人的需要。会议抛弃了“疾病乃个体罪孽之后果和邪恶随附人体的信号”这类观念，进而支持一种新的看法：严重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或结构性罪孽使部分人口被边缘化，并引发了大多数的疾病。这些神学、伦理学和医学层面的反思促成了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医学委员会的建立。基督教医学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在美国的关系，成为国际基督教卫生组织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机构。

医疗传道修女会（the Medical Mission Sisters）成立初期成员

四、向“以社区为中心的健康”转变

至20世纪60年代末，天主教和新教的国际卫生组织得到了充分建设，并竭尽全力地解决诸多类似问题。1969年，在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国际年度大会上，蒂宾根的大学学院负责人、从事热带医学研究的德国教授赫尔曼•克努特根（Hermann Knüttgen），对“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提出了质疑，并抱怨它干扰了“本地的持续性发展”。他确信“明显由环境引发的疾病”可以通过更好的预防项目和教育“来降低，而不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此外，他指出，欧洲的医学专科院系为新兴国家的学生提供的职业教育，就后者国家的健康服务而言，远远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他提倡来自坦桑尼亚当地的“组建与培训本地医疗助手”项目（Formation and Training of Local Assistants）。同年，约翰•哈兰•布莱恩特（John Harland Bryant）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著作——《健康与发展中世界》（Health and the Developmenting World），这一重要著作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很快就成了基督教医学委员会主席和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负责人，后来他又成了阿拉木图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1969年，基督教医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詹姆斯•麦吉尔夫雷（James Mc Gilvray）在一次美国医学会会议上对于这些论断也给予肯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系主任卡尔•Ｅ. 泰勒（Carl E. Taylor）在一篇关于基督教医学委员会的未来的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也持此观点。

如果说脱离以医院为基础的个人护理看起来具有进步性的话，那么弄清楚究竟谁会取代它这一问题，则依然会面临挑战。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密切关注全世界具有开创性的行动。1970年，拉杰（Raj）和玛贝尔•阿罗儿（Mabelle Arole）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贾姆凯德（Jamkhed）创立的项目或许是最著名而且最具影响力的项目。基督教医学委员会继续推进这一项目，该项目试图引入沟通、训练、识别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率先使用的方法。但某些国家政府力图探寻新的前进方向，拒绝以医院为基础的医学，他们的回应也引起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的注意。1972年，基督教医学委员会任命了一群香港的医疗与社会科学家来研究“中国卫生保健系统重建的经验对于其他文化和社会系统而言有何价值？”这一问题。该研究小组由来自医疗和非医疗领域的中国与英国专家组成，由德国世界传教工作协会（German Arbeitsgemeinschaft für Weltmission）提供资助。它侧重于研究中国在建立与健康有关的国家目标、重组卫生保健系统、应对流行性疾病、控制人口规模、疏通传统与西方的医疗实践以及处理精神疾病方面的经验。这种对国家经验的关注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不断加强。1973年，国际医疗合作组织年会讨论了秘鲁普蒂纳、加蓬和韩国的经验；1974年讨论了尼泊尔、马拉维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1975年讨论了尼日尔、巴拿马和扎伊尔等国的经验，等等。他们以该领域有经验的专家的发言作为这些报告的补充。1974年，坦桑尼亚卫生部长阿里•哈桑•姆维尼（Ali Hassan Mwinyi）出席了会议（之后担任总统），而世界卫生组织的A. 埃贝魏因（A. Eberwein）博士也是如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另一位成员D.弗拉奥（D. Flahault）博士于1975年发表讲话；1976年坦桑尼亚卫生部长出席了会议，这位部长起初是个英国国教徒，后来成为一名天主教传教医生。

结语

本文探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基督教组织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方法发生变化的一些背后驱动因素。在1945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它们的侧重点从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医学转向了面向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仅存在于欧洲，也存在于一些去殖民化地区。随着亚洲与非洲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去殖民化进程的推进，在这些地区出现的民族国家试图声明它们对自身所控制人口的政治权力（威）。对它们来说，那些拥有自身行动规划和选择向他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外国使团，看起来就和殖民时代的东西一样危险可怕。即便是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些当初为欧洲诸帝国的殖民统治履行过职责的管理人员，情况还是如此。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与殖民时期也有很大不同，国民整体健康状况的问题越发沉重，培养地方医疗工作者骨干的工作也要开展。在去殖民化地区，欧洲教会在20世纪初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不再受人们的欢迎。亚非人民不再接受慈善救助而是寻求自身发展，这需要“结构性援助”和能力建设，而并非仅仅是那些用来管理他们的成批的药品和医生。

与此同时，欧洲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随着20世纪50年代欧洲大陆经济的增长，基督教会得以重获生机。欧洲人从饥饿、疾病和战争创伤中恢复的经历孕育了一种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在其他地方随处可见。随着派遣医疗救助的责任从来自海外的教会转移到本国教会，摒弃旧的传教模式导致了基督教海外医疗保健工作的国有化。

这也意味着寻找新的传教模式和展开协作成为时代主题。西方各教会共同合作，以此集思广益、聚集资源和凝聚人力，而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更是成了这一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欧洲国家政府在寻找非欧洲合作伙伴以完成其卫生领域的“发展援助”时遇到了诸多困难，所以大量的资金得以流向各大教会，为其既有的、旨在发展卫生保健的各项事务提供资助。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本身不再管理医院或其他卫生服务机构，而是支持当地教会并发起一些倡议。这些地方行为体更多地被视为发展问题上的合作伙伴而非援助目标。由此，教会与本地的会众和行为群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举措使欧洲基督教组织在提供卫生保健方面不仅转向“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转向“与人民一起工作”。

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1978年组织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上，《阿拉木图宣言》得以诞生。该宣言将人们所强调的两点———“社区参与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和“社区参与评估卫生保健服务效果”庄严载入。至此，从带有强烈家长作风甚至带有威权色彩的国家卫生政策尤其是殖民国家卫生政策，向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参与型卫生行动的时代性转变最终得以完成。探讨《阿拉木图宣言》形成问题的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关注国家行为体和联合国机构，但是很明显早在1978年之前的几十年中，基督教国际卫生组织就参与了同样的讨论并关注类似的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或许可以进行诸如此类的有益探索：探索基督教医学委员会和国际医疗合作组织等基督教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形成问题上的重要意义。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谢谢阅读

本期编辑：胡冬敏

责任编辑：郭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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