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旧文:成龙反对自由或将唱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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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样的话，真有些让人错愕。我敢肯定，专制主义者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有时，一个人对某一问题的基本判断会背离基本常识甚至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成龙对自由的判断就是一例。他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点，如果没有自由的环境，一些某一方面优秀的人就可能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中被永久埋没。换句话说像成龙这种个性张扬的演员，如果当年在内地，便很难出道。成龙出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在中国自由度相当不够的时候。若在内地，领导不同意他登台表演，甚至跑龙套的机会也不给，那他错过了人生最精彩的季节便永远错过了。

人类社会需要自由，是因为自由的价值实在太重要。人类经过漫长的专制制度对自由的剥夺，终于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道理很简单，专制形成的压迫，会损害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制制度实际是将一个国家变成大牢房，令邪恶与罪恶丛生，社会永难安宁。正因为专制，中国的历史实际成了腐败与革命的循环史。腐败到了一定程度，社会革命，革命再度专制而腐败，就有新的革命酝酿起来。如此，才产生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需求。但辛亥革命以来，自由之花并未很好地在中国大地盛开，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呵护自由的火种。

一些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成龙自己成名了，锦衣玉食，社会地位很高，处处受到别人敬重，左一声大哥又一声大哥让他过得很滋润，没有半点不自由带来的人生困扰，那么，自由看起来确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可是，自由对很多草根阶层，却仍然是需要争取的东西。没有自由或自由受到限制，他们的人生境遇就可能相当地糟糕。小人物的人生常因为一点点小事而拐弯。比如河南小伙王帅，如果没有今天的相对自由，他就可能因几句话遭致人生的灭顶之灾。文革中遇罗克等人，甚至因为几句话永久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当然，成龙对港台政治乱相的批评也有一定道理。这涉及到自由的另一面，就是秩序。真正的自由并非流氓主义，老子想怎样就怎样。因此，健康的自由一定要有相应的规则。但这个规则不是要有人管，而是要服从于法律。法律根据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划定自由的边界。这个边界当然需要通过民主的自由获得社会共识，并充分保护到人类的自由需求。如果社会一些人不遵守共同的社会契约，若泰国那样，真会导致太多的混乱。港台有些政治人物及组织是有滥用自由，屡屡突破规则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未真正失控。这只说明港台仍然要加强法治建设。成龙仅从个人观感上做出夸张的判断，这多少受他个人政治文化修养局限性影响。

一些艺人政治文化修养不高，但赶上了好时代。过去，艺人被称作戏子，被所谓主流社会不容，除了搏人一笑，根本没有办法影响社会政治。但随着电影、电视技术的兴起，艺人被包装成明星，成为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的那一群人。艺人又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成龙类型，综合政治文化素养不高，在演艺界尚能显现特殊才能，在演艺界之外，却不时有些弱智。一种是施瓦辛格、里根、高金素梅类型，综合政治文化素养较高，并能步入政界，甚至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明星们自我掂量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否则，他们可能最终沦为历史的笑话。

成龙这两年的表现越来越有些怪异。比如热衷于当“歌星”，炒作他与邓丽君当年的风流史等。这可能与他演艺人生的转型有关。年龄到了，他那种功夫片也拍滥了，以后怎么发展，不免有些焦虑。这时候，他开始把关注点转向电影事业以外的地方。可问题是在功夫电影以外，他的学识和智慧准备不足。如果他没有自知之明，他将自己“唱衰”自己。“唱衰”是很有意思的广东话，是自我贬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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