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信仰，就是对有生命者的爱” ——与“诺奖水准”的世界作家对话，有多少种可能？

text | 柏琳

via | 新京报传媒研究（id：xjbcmyj）

惟一的笨办法，就是从作品里找作家

多日以来，我经常在编辑部开一个玩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视死如归”。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也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上半年我接连采访了两位世界级的作家：一位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另一位，则是近些年来诺奖呼声颇高的以色列犹太裔作家（也是我本人的偶像级作家）阿摩司·奥兹。

旁人可能要嘲笑我这种“见不得大事儿”的菜鸟心理——身为记者，采访了两个世界级作家，做的也不算差，但这不就是本职工作吗？

我想说，你们说的都没错。

但是呢，我一直是很激动的。我也从来不打算故作镇定，佯装成熟。怎么能不激动呢？如果你从小就喜欢看俄国文学，爱上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爱恨交织，但你知道时代变了，俄国已经变成了苏联，苏联又变成了俄罗斯，你就不好奇现在你的文学王国变化的模样吗？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给了我答案。

是的，很多人都不看文学了，也对俄国陌生了，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名字他们连流利地念出来都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能苛责读者，不是吗？

时代奔突向前，新闻速朽，经典永存。但如果，致力于传播经典的我们——这些书评周刊编辑部的“怪人”，对经典都不心存信念，不用力坚守，只能疲于奔命地制造文化快餐，那么如何能够勉强别人去消化？

好像跑题了，其实总跑题也是一种本事。我想说的是，面对那些对当下人们的阅读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持续性影响的世界级作家，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最好的对话姿态？信息爆炸的时代，以最快速度了解一个作家、一本书，太容易了，你只需要动一动鼠标，一分钟之内，所有的整合讯息都恭恭敬敬地出现在你眼前。

但吃快餐，其实很容易饿。

我是个笨人，不是中文系出身，也没有专业知识，怎么办？亲爱的读者们，我在这里忍不住又要给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做个“软广”，编辑部这些家伙可都不是吃素的，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火星文到人类学到大历史，从知识分子的良心到莫言的乡土世界，他们无一不知。跟这群可怕的人在一起，半路出家的我，心理压力巨大到可想而知。

又跑题了。回到阿列克谢耶维奇。2016年年初，她的新作《二手时间》在中国面世。冷战过去25年了，“后苏联时代”的人们过得好吗？同样都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我们这些“苏联人民的老朋友”就对他们不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彼此身上找寻日常生活的意义。

 
柏琳采写的稿件《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为自由所承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

编辑部决定给阿列克谢耶维奇做一场详细的邮件采访。每次做大作家的采访之前，我都是如临大敌的状态，看书，看书，看书啊！办法是笨的，但也有一点骄傲自大的心理：我才不要看什么别家一夜整合的通讯材料（当然，这对于最后写成采访提纲时，做排除法，非常有帮助）——我就从作品里找作家。

然后，我翻掉了“乌托邦五部曲”，《锌皮娃娃兵》《战争中没有女性》《切尔诺贝利的哀鸣》……当然，最重要的是《二手时间》，整部书圈圈划划，最后，试读本封面掉了。

然后，就是此处不复赘言的洋洋洒洒五千字的采访邮件；然后，就是漫长两个月的等待和这焦心等待中来来去去的催稿邮件；然后，是满世界飞奔的阿姐，终于坐到书桌前，认认真真给我了我一万四千字的回复；然后，是我拖来了研读俄国文学的好友做俄文翻译（此人被我强迫着熬了数宿夜）；再然后，就是我和编辑部对此“浩瀚采访稿”呈现形式的“乾坤大挪移”。

没有然后了。

我猜想5月14号的《新京报·书评周刊》被人疯抢，就是最好的收尾。这里说的“疯抢”，当然不是所有人，还是那句话，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愿意从文学中寻找生活的答案。你更不能指望所有的读者，都丢下创业书和心灵鸡汤，去追随一碗苦口又不好消化的“良药”。我们影响能影响的人，那些对庸常生活生出探求之心的人，这是我们的骄傲。

用你的爱，打动他；让他告诉你，他的秘密

而说到平庸生活里的英雄梦想，我就要另起一头，说说我最爱的阿摩司·奥兹。

带着微笑的眼泪，描写伤心的生活。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最动人心魂的地方，而契诃夫是奥兹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奥兹的一生，着迷于探究人性黑暗与光明的密码，执著找寻人性中爱的力量。

作为以色列文坛最杰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颇高的希伯来语作家，77岁的奥兹已经收获了太多文学桂冠，其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进入中国后，让太多的人神魂颠倒。而这神魂颠倒的人群中，就有一个是我。

对我来说，这回以一个文化记者的身份去报道他，太难了。从十九岁开始，我就读奥兹的书。而今过去九年，《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地下室里的黑豹》《咏叹生死》······奥兹的小说一本接着一本读过来。

 在你从对世界开始有完整认知的开端，你找到了这个作家，他基本影响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生命的热情，脆弱，勇气和温柔，在他的身上，我全都找到了。

得知奥兹要来中国，要来说一说他那本新短篇《乡村生活图景》，我几乎是浑身颤抖。这一回，我用上所有的力气，一定要见到他。不为什么，因为你用生命爱着一个作家全部的作品，而他还活着，他要来中国，你还在等什么？

我要专访，一定要。是这样笃定，出版方、主办方、社科院······我疯狂地打电话，他们好像都有点受到惊吓。不管怎样，我争取到了三十分钟。

然后我去了。对自己说，要克制，你不只是他的读者，你更是一个记者，你要观察他，询问他。

那天上午，北京有36度，一丝云彩也没有，天蓝得不可思议，是奥兹最喜欢的蓝色。

我到早了，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观望，看奥兹接受上一家媒体的采访。轮到我，没有翻译，直接对话。这样更好，因为我更愿意听这位文学大师用温柔的英语腔调，对我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谈话持续了五十分钟。结束时，我站起来，有点不知所措，“奥兹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晚上接到奥兹电话，“记得我给你的拥抱吗？我记得你灼热的眼睛，有没有空和我喝一杯咖啡？”

于是有了第二天“和奥兹先生喝咖啡”的书评周刊微信，有了当周的四个整版的《倾听奥兹：爱与黑暗的秘密》的书评专题。三个白天与三个夜晚，我几乎很少合眼，写下一万四千字共五篇稿件，把这九年来阅读奥兹几乎全部的爱和黑暗的往昔，用力地敲进稿子里。

柏琳采写的稿件《与奥兹先生喝咖啡》

写到这里，说要感谢编辑部，是必有程序吗？是的，但是我会带着无比的真诚，感谢书评编辑部每一个同事对我这一次几乎是毫无节制的任性的包容。在微信里写一个”记者手记“，我要写成私人日记性质的文章，我不介意暴露真实的情感，他们说好；我说要写很长很长的奥兹采访稿，就给了我四个版的大专题。从一个作家的作品进入他的内心，观照他对世界的映像，再深入他的文学世界，我写得酣畅淋漓，他们说，你写吧，在文字里和你的偶像谈恋爱。

那么，在这个看似选择愈发丰富，实则精神愈加贫瘠的世相中，在哪里还能找到这样一块宁静的副刊领地呢？起码，我是无比的幸运。

柏琳采写的稿件《倾听奥兹 爱与黑暗的秘密》

说在书评里和奥兹谈一场想象的恋爱，那当然是体贴玩笑话，可是我却要说，和书评谈恋爱吧。这可以成为一种信仰。是真爱，请深爱。

到结尾处，形散神也散了，漫游至此，好像记得开头要写一些”如何对话世界一流作家“的经验分享，却写着写着，变成了爱。我真是个肉麻的人，自己都受不了自己。亲爱的读者，你们姑且一笑，如果有认同，那更是我不可求之幸，哪怕只有一个人。

刚来书评周刊时，我惶惶然。那时的主编，对我说，“我觉得，找到你的信仰，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找啊找啊找啊，觉得所有的宗教都很可疑，还是从文学中找吧。

文学救我。

有一天深夜，写完稿子，随手翻到床边一本《生活之路》，好吧，这其实是一本心灵鸡汤，但它是托尔斯泰写的，是他晚年的绝笔之作（这个时候还不忘记荐书），讲述了他在人生最后阶段，对生命历程的看法。其中有一句话被我翻到——“真正的信仰，就是对有生命者的爱”。

嗯，就是它了。对有生命者的爱，也许就是我的信仰吧？把它融进对今后未知的无数作家的访谈里，看见他人生活里的爱，泅渡人生里漫长的黑暗河道。这也许就是一种与“诺奖作家”对话的可能方式。

用你的爱，打动他，让他告诉你，他的秘密。

柏琳，新京报文化副刊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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