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民国报人的喋血遭遇与天下情怀
1944年11月21日，日据时期的上海《申报》号外中关于重庆美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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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是记者节，从2000年11月8日确立至今已有17年。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可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一个记者节，但日期是9月1日。1933年1月，江苏镇江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杀害；次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区的响应和认同。于是从1935年开始，9月1日成了民国时期的记者节。
记者的工作很累、很穷、甚至很危险，这份工作生来就有一层悲壮的底色。梁启超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每个时代都需要一大批有担当的记者，纪录时代，为公平正义呐喊。
民国时期的一批记者、报人，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宁死也不收张作霖的30万“封口费”；以“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为信条的林白水，慷慨被杀也不为军阀唱赞歌；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叫板蒋介石；“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最终在美国被暗杀⋯⋯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独裁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
在金钱与物质洪流冲击每一个角落的今天，能够坚守良知底线，不为“五斗米”折腰尤为难能可贵。作为肩负民族未来的媒体人，最为需要的，就是要秉承邵飘萍等报业先驱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敢于忠实记录历史，揭露真相，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邵飘萍（1886-1926）
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许，东方未白，北京天桥东刑场传来一阵低沉的枪响，《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轰然倒在血泊中，年仅40岁。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个追寻言论自由与人格独立的灵魂，为何于茫茫乱世中沦亡，历史曾有过怎样残酷的血雨腥风，以致轻易便终结了一条充满正义的生命？
1886年，邵飘萍生于浙江东阳，原名振青，“飘萍”为后来取的笔名，意寓“人生如断梗飘萍”。14岁时，邵飘萍考中秀才，后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求学。期间，邵飘萍涉猎了大量激荡风气的改良维新书报，如《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深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文以载道”的精神所感染，萌发了“新闻救国”的理想，“愿终生以之”。
辛亥革命后，邵飘萍被聘为杭州《汉民日报》主笔，对朝夕变幻的时局，他洞若观火，如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揭露了袁世凯深藏未露的称帝野心，并把他与曹操、王莽等人相提并论，断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时感慨“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袁贼不死，大乱不止”的断语，正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的现代版。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1912年2月15日，《时报》号外，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黄远生曾在《时报》担任特约记者
1913年3月20日晚，民国元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撰文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
邵飘萍犀利的言论自然引得当局不安。不久，浙江军警便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连遭逮捕。事后回忆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邵飘萍只是轻描淡写：“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既然在国内不为当局所容，邵飘萍只好暂避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他不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元“洪宪”。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同仁邀请，匆匆返上海，刚刚抵达，他便为《申报》、《时报》执笔，写下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文章，著名的《预吊登极》就曾轰动一时：
全文共82字，却用了5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文章短小精悍，却一针见血，大快人心。其后，邵飘萍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抨击袁世凯罪恶行径的评论短文，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时间，“邵飘萍”三个字名动全国。
袁世凯1916年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就此诞生。
作为新闻记者，邵飘萍很会打探消息，他善于旁敲侧击，数语便得要领，所以往往能爆出独家猛料。有时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内阁成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出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不免大惊失色。
在京期间，邵飘萍经常深入一线搜集新闻线索，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
1918年2月，张作霖“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并“陈兵滦州，观光津沽”，一时朝野震动，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邵飘萍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大揭张作霖“马贼”出身的老底：
虽然寥寥几笔，邵飘萍便把军阀张作霖的“马贼”野心勾勒得活灵活现，这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祸根。
创办《京报》：
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应运而生的《京报》，不但见证了民国历史的血雨腥风，也是邵飘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写照（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藏）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诞生了，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创立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即兴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报社墙上。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这充满血性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杀戮的一生。
邵飘萍历来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
仅半年之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京报》异军突起，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积极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尽管《京报》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飘萍坚持每周去上两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一年以后，得到一年期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证书的有32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等，其影响可谓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还在《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飘萍的影响。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开幕，邵飘萍密切关注着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山东问题的讨论进程。5月1日，上海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邵飘萍立即在《京报》上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感情悲愤而激昂地大声疾呼：
这番话顿时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次日，“五四”运动爆发。
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注意，反动当局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他们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出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邵飘萍。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政府即以“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照会公使引渡，然后全国通缉。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报贩们从报馆批发报纸向全市发售
在友人的帮助下，邵飘萍化装成工人逃到天津，随即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工作，回国重振《京报》。
时局的动荡，再次把邵飘萍推向了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再次上台后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47人，伤150余人的大惨案。鲁迅所说“民国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他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祸首段祺瑞。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城镇街头的抵制洋货横幅标语。邵飘萍曾为惨案写下《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的时评，为死难者申诉
及至3月底，《京报》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据统计：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为此，冯玉祥将军曾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然而，北洋政府非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等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48人的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鲁迅，《京报》社长邵飘萍，赫然在列。鲁迅不久远避厦门，李大钊、邵飘萍则终遭毒手。
邵飘萍之死，与张作霖有直接关系。
“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直奉联军入京，张作霖和吴佩孚早早地放出消息，要缉捕并杀害邵飘萍。张作霖之所以必欲除邵飘萍而后快，其中不无渊源。早在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
期间，《京报》推出过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
由于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
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
此时，邵飘萍对于直奉联军进京之后的险恶形势已有预感，为防万一，他暂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并在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接待来客。
避居数日，邵飘萍心中十分焦急。联军入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张作霖收买，以诱捕邵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
4月24日，邵飘萍接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事情。他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诓骗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
邵飘萍轻信了谎言。当日晚5时许，天已擦黑，他在薄薄的夜幕掩护下，乘私人汽车回报馆与夫人汤修慧商议《京报》馆近期维持办法。一小时后，又乘汽车匆匆离去。
民国年间，卖报人一早在上海申报馆前取报纸
孰料他的行踪已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邵飘萍遭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5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并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捕捉进行得十分诡秘，汤修慧及家人竟毫无所知，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才得知消息。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当即决定由上海时报社驻京记者、北京晚报社等十三家新闻单位各出一名代表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出面接见时，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的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报道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北京晚报》在飘萍牺牲的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
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因此，邵飘萍之死，“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
邵飘萍之死，无疑是民国动乱时代的民族悲剧，如此追求自由的灵魂，若不在军阀的屠刀下超脱，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亡。只是这样的悲剧，不久又降临林白水身上。
（以上文字：刘火雄）
后 记
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中国传统有官家的“邸报”、《京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后来的《京报》，内容也是“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这些都属于现代的“政府公报”。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开始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开始办报。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国之道。在这种背景下，1895年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维新变法运动，年仅22岁的梁启超登上了风云激荡政治舞台。乍一亮相，梁氏便光彩夺目，以至人们常常将他与其师康有为并列，时人甚至把维新变法运动称为“康梁变法”。梁启超的“暴得大名”，是从担任有维新派机关报之称、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主笔开始的。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总是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共鸣，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在《时务报》创刊号，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对报上的种种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对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民间办报，报纸论政，是报纸在近代中国产生时形成的传统。这一曾经的传统，延续了一百多年。百年间，出现了不少不畏强权、敢于披露真相、揭开黑幕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三位报人为之殒命，已成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新闻业可谓是“高风险”职业。
在转型期的社会，最大的“社会腐败”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公权力的私用。而监督、揭露这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恰是媒体最重要的任务。
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以上文字：雷颐，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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