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为难的提问，才能接近新闻当事人的内心”|《局面》这半年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号“王志安”
（id：wangju8848）
文：王志安
每一期《局面》的播出，总是会引发一些人的批评。比如，有些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对江歌妈妈问那么犀利的问题？为什么面对刘鑫时，你却显得如此体谅？提这些问题的人，多数都是普通观众，他们是出于朴素的情感倾向来诘问我。另有一些看似“专业”的意见，会说我们在吃“人血馒头”，因为我们在制造“冲突”。
上周在腾讯媒体大会上，我做了十几分钟的演讲，介绍我们《局面》的新闻理念。今天恰好有时间，和各位在这里分享一下。
江歌案专访中追问刘鑫：
当时是否锁门
为什么面对每一个采访对象，王局都要“为难”对方？不管是取得亚洲票房奇迹的吴京，还是十三冠在手的丁俊晖，不管是打假人士徐晓冬，还是失去爱女的江歌妈妈。这是因为，只有这种看似为难的提问，才能接近新闻当事人的内心，以及他们价值观的边界。
比如在采访吴京时，我很想知道，《战狼2》影片中呈现的价值观，到底是吴京自己的，还是他看准了这种价值观有市场，才将其植身于自己的电影？采访中我问吴京，“为什么一个战争动作片，要将电影的开场，安排一场有关拆迁的段落？”一阵闪转腾挪后，吴京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很深入地回答你。”
我认为，观众基本都读懂了我的采访目的。
近些年，深度报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时代打破了媒体发布信息的垄断，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而深度报道是需要很长的空间和时间维度的。这导致一个问题，许多深度报道的记者还没有出发，或者正在调查的过程中，一些新闻的核心事实就已经通过互联网披露完毕了。
遥想当年，陕西一位农民宣称自己拍到了华南虎，媒体纷纷前去调查。但是，在这些记者发稿之前，有细心的网友，就比对出所谓的华南虎，来自于一张年画。我至今还记得许多媒体面对这一事态的尴尬，因为单纯指向核心事实的深度报道，被互联网解构了。
第二个原因在于，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由于深度报道的成本高昂，收缩成本最先采取的措施，往往就是砍掉深度报道部。由此导致恶性循环：广告收入下降——记者收入降低，经费紧张——人才的流失——深度报道质量下降。
《局面》栏目在创办时，我们曾经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另一种深度报道？换言之，依靠记者和新闻当事人高质量的采访，是否可以构建一种新的深度报道模式？
我认为是有的。
今年5月播出第一期：徐晓冬和雷雷
那时甚至还没有确定栏目名
传统的深度报道基本上都是指向核心事实和全面事实。我从来不否认追问核心事实的价值，我过去工作的单位——央视新闻调查——就是这种调查性报道的翘楚。但是，这并不是深度报道的唯一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许多媒体人都秉持着舆论监督的问题设置去做深度报道。这种问题设置当然也有时代价值，但是，它也不是深度报道的唯一方式。
我想让同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没有那么多舆论监督的市场，新闻人是如何构建深度报道的？换句话说，如果哪一天我们无法再用这种框架来做新闻，你还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么？
在我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远不止事实层面，它还包括价值观和人性层面的深度呈现。
“格斗孤儿”的报道反响巨大
也曾引来不少争议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代，转型时代的特征，就是价值观的巨大分歧，甚至冲突。同一件事，同一种行为，不同人的会有强烈的认知差异。就拿江歌案来讲，江歌的妈妈认为，江歌是因为刘鑫而死，有恩于刘家；但刘鑫却认为，江歌之死虽然和自己有关联，但并非构成强烈的因果关系。
这种价值观的巨大冲突，恰恰是无数新闻发生的本质原因。
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步入发达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在物质上积累财富，还要在底线上形成高度共识。所谓的共同体，就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人，不仅说着同一种语言，还共同遵守着共识层面的价值观。这种底线共识越高，一个社会就越稳定，也越和谐。反之，就会狼烟四起，惨剧遍布。
身处这样时代的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报道时将这种新闻背后的价值观分歧真实地呈现出来，供每一位观众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面对类似事件时，该如何选择和取舍？
“保姆纵火案”报道尽力还原事实的同时
也试图呈现价值观的分歧
《局面》栏目的理念，就是把对事实的探究作为基点，迈向当事人内心的价值观。穷尽一切提问手段，去接近这一边界。我们认为，这是深度报道新的方式。我们当然不回避接近核心事实，但从不把事实当做终点，而是以此为起点，去深入价值观和人性层面，做更丰富的呈现。这种新闻产品，同样能够满足公众对新闻的认知，丰富我们对复杂世界的理解，从而在转型社会中扮演沟通的桥梁，促进共识的形成。
为什么我在采访时要问江歌的妈妈，“你说让刘鑫开门，但有没有想过，开了门也许两个人都会死”这个问题；反过来，我为什么要问刘鑫，“为什么事发后一直不和江歌妈妈见面，甚至后来都不联系”——所有这些提问，都是在试图接近和呈现江歌妈妈和刘鑫的价值观的边界。
江歌案采访中试图建立
冲突双方的沟通和理解
需要解释的一点是，呈现这种价值观冲突，并非等同于制造对立。
事实上，众多公众号在江歌事件后各种类型化的加工和解读，我们自始至终都非常反对。这种类型化的报道模式，是近几年来自媒体介入社会新闻最常见的方式——它们将复杂的新闻简化为某种类型化的人设，比如“毒闺蜜”、“带血的馄饨”，构建戏剧化冲突，从而赢得情绪认可和点击量。但新闻的复杂性，却在这种类型化的过程中被简单化和粗鄙化了。
其实，真正深刻、有传播价值的冲突并不是情节上的剧情“冲突”，也不是类型化的人设冲突，而在于每一位被采访者的内心。有时候，这种冲突的对立方是现实中的另一位当事人的内心；有时候也可能是当事人自己，另一个自己。接近并理解这种冲突，需要采访者掌握足够专业的采访技术，同时有一颗理解当事人，愿意倾听的善心。
对话“曝郭敬明性侵”的作家李枫：
为何七年后才说？
这种提问要求记者本身不能有自己的立场，他必须恪守价值中立，用善意的质疑去和每一个采访对象交流。无论对方是饱受丧女之痛的江歌妈妈，还是比武失败的雷雷，我们都必须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有任何侵入性，但必须通过提问，直面当事人陈述的疑点。也正因为如此，江歌的节目在推送后，我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写过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文章。
两天前，我受邀参加《恶毒梁欢秀》的节目，主持人梁欢问我，“放弃一个记者的职业角色，以一个人的视角你怎么看这件事？”。我说，“一个法官对案子的看法只应该体现在判决书上，除此之外，他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同样是一名记者的分际。
曹德旺在接受《局面》专访中说
“做一个真正有理性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还试图在人性层面构建更丰富的视角。我们身处的时代，人性层面的呈现主要靠文学和艺术作品，新闻很少能够触及到人性的微观世界。但事实上，所有伟大的新闻作品，都是直指人心和人性的。拿江歌案来讲，道义和体恤，承担与宽恕，它们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人性之所以复杂，在于它既有弱点也有光辉，我们的节目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会努力呈现每一个新闻当事人的自我选择。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身处的时代。
《局面》从开播到现在差不多正好半年。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解释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离成功的目标还很远很远——而是想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十个人的小团队，在过去半年制作的节目，和别人有哪些不同。我们也并不想说服所有人，只是想告诉愿意和我们一起成长和陪伴的同路，你们对《局面》的认可和喜爱，虽然可能是出于直觉，但却不是盲目的。《局面》的成长和壮大，背后有我们深邃的思考。
谢谢各位！
王局在腾讯媒体大会上分享
《局面》栏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END
王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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