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妈妈成网红，这个锅短视频平台该不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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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昭
未成年妈妈是早婚的产物，短视频平台是将这个问题曝光在公众面前。
每个人都有庸俗的权利，一个平台愿意以低门槛、出格的内容获得“低端用户”，而放弃“高端用户”，是平台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不能违法，也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管死平台不是出路，保护未成年人需要行业自律和立法规制相结合。
未成年妈妈是社会问题，责任首先在父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短视频平台出现之前，未成年妈妈早已存在。直播平台并不生产未成年妈妈，一些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早婚”现象，才是未成年妈妈产生的根源。
农村的少男少女为何要早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为了养老，希望孩子早婚。知名人类学家闫云翔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子女“跳出农门”无望的背景下，早婚是 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 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
二是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导致男多女少。家长们担心儿子结婚迟了，就赶紧通婚，先绑定一个再说。
养老，是很多农村家长支持孩子早婚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当代社会性不再神秘，但我国性教育水平落后，一些家长又觉得普及避孕知识是在变相鼓励婚前性行为，对性教育如临大敌。很多农村的家长又长期在外打工，对孩子疏于管教，孩子更容易低龄怀孕，如果不流产，就只能选择辍学，奉子成婚。
总之，未成年妈妈是家庭观念，性教育水平，农村养老困境等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短视频平台将这个结果曝光在公众面前。
早婚在一些农村地区非常普遍
猎奇是人类的天性，但平台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一些短视频平台，自爆红之日起，就因“内容低俗”饱受诟病。面对质疑，有的平台也有过回应，“说到杀马特，我们看得比较多，多到我们会思考一些事。你考察一 个乡村的16岁杀马特青年，劣质的服装，夸张的举止，惊奇的发型，对知识分子的你来说，当然很难接受……但事实仍然是，你看到一个少年人，来到他觉得最好 的地方，选择了他觉得最好的形象，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自己生命里最美好的东西——虽然这个东西你完全看不上。”
言外之意是，平台只是一面镜子，反映了这个社会真实的审美水平，“莫欺少年土”。
中国网民的学历的确不高，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依然以中等学历群体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仅为11%多一点。一般来说，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整体上层次更低些，面对这类用户，即使让陈寅恪复生，直播讲历史，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而猎奇是人类的天性，花式自虐，生吃猪大肠、未成年妈妈这类内容，明显更吸引人。
然而，如果说这些内容大热，完全是用户的自主选择，也是在为平台推卸责任。
如知乎网友纽太普所说，一个大的平台，一定会有好内容，正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用户看到什么）关键不在于内容的生产，而在于推荐与分发机制。分发机制最终会决定冲进你眼里的有多少是美景，有多少是垃圾。
在现实中，内容越出格，越容易上短视频平台的热门，上了热门，用户点击的次数就更多，你点击了一类内容，系统会发送给你更多的同类信息。在这种分发机制下，没有门槛，又能满足人类猎奇欲望的短视频自然传播的更广。
当然，每个人都有庸俗的权利，一个平台愿意以低门槛、出格的内容获得“低层次用户”，而放弃所“高层次用户”，是平台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不能违法，也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以未成年妈妈为例，按照最高法相关司法的解释：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以强奸罪处罚。即使岁数大些，按照我国婚姻法“男22岁，女20岁”的年龄要求，未成年妈妈的婚姻显然不合法。
有法律人士指出，未成年人怀孕本身属极为敏感的、有违公序良俗的网络信息内容，这类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违反法律的行为不应当在互联网公开传播。
也许有人会说，平台也是无奈。这类视频有流量，有了流量，平台才能经营发展。流量确实重要，但不要忘了，如果平台以违反公序良俗为代价，必然引来不断的曝光和声讨，接下来很可能是强力的监管，到时平台能否生存都是问题，还谈什么经营发展？
管死平台不是出路，保护未成年人需要行业自律和立法规制
未成年人妈妈在短视频平台大量出现，让不少网友对平台极为不满，他们呼吁对不良内容一律封杀，对平台也要亮出杀手锏，甚至可以关掉一批。
关掉短视频平台显然不是办法，人们对“乱七八糟”的内容有需求，短视频不仅是互联网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草根阶层展示才华，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更何况，关掉短视频平台，也不可能消灭现实中的违法行为。
那应该如何减少平台的不良内容呢？首先，企业自身应加强自律。2017年4月，美国一男子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杀人视频，引发了公众对脸书的愤怒。过去，脸书为了保证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的自由、客观，一直不愿意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不良内容的增加。
在直播杀人事件后，主管脸书全球业务的副总裁奥索夫斯基表示，公司需要在治理平台不良内容方面“做出改善”，加强举报与受理效率，并改良平台视频内容的监管技术。
“直播杀人”事件中老人十分惊恐，而凶手则冷漠到令人发指
减少网络不良内容，保护未成年，除了靠企业自律，还需要法律规制。
实际上，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为了鼓励创新，一系列规则或者约定俗成的做法都是针对成年人的，未成年人的权利被忽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国逐渐意识到未成年人也是上网的主力，网络上很多内容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于是，保护青少年上网安全逐渐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而欧美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以欧盟为例，除了出台《保护未成年人和人权尊严建议》、《儿童色情框架决定》等法令，欧盟还从1999年开始实施网络安全计划，大力完善网络分级和过滤系统，以保护未成年人。
2009年，欧盟出资5500万欧元，实施第三个网络安全计划。该计划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包括提高儿童、家长和教师对网络的认识，支持网站为他 们提供安全上网的咨询服务；各成员国设立网络举报中心，以便公众举报网上非法和有害的内容和行为；鼓励未成年人采取自我管理措施，参与创造一个更安全网络 环境的活动等等。
建立市民热线，是欧盟打击青少年网络非法内容的主要措施。欧盟还要求各国逐步建立健全指标体系，评估热线网络成效。此外，欧盟还创设了“网络素养”在线教育网络平台，防控青少年网络沉迷。
对企业，欧盟则提出了《欧盟加强社交网络安全原则》，为社交媒体设立自律原则。通过立法规制和行业自律结合的模式，保护未成年人（各成员国也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要求）。
有人认为，未成年妈妈事件表明，必须给国内的短视频平台画出红线。话虽没错，但画在哪里，标准为何，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道德舆论给不出答案，还是要靠法律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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