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何要坚持报道家暴事件？
来源：The Guardian等
撰文&编译：Lena(实习生)
编辑：罗布君
Via：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
图源：网络
按：近日，“演员蒋劲夫殴打日本女友”一案的发酵，让家庭暴力再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而距离上一次占据新闻头条的类似事件“李阳家暴门”，已经过去7年有余。
（上图）李阳承认家暴，向妻子道歉。（下图）中浦悠花曝光曾受蒋劲夫严重殴打。
中浦悠花和李阳的妻子Kim是足够勇敢的，她们坚持将施暴者的罪行公之于众并且诉之于法。然而，更多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则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因为家庭、名誉、恐惧或其它因素的羁绊而选择隐忍。据联合国调查，在大多国家遭受暴力的女性中，仅有不到40%寻求过帮助，报警的不到10%。在中国，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
全球女性遭受家暴的调查情况。图源：新京报
我们都知道，媒体的议程设置会影响大众对事件重要程度的认知，媒体给予的强调报道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2.7亿家庭中约30%存在家暴，其中被公开报道的数量少之又少。或许是因为太常见，抑或被认为是单纯的“家事”，家庭暴力在许多媒体眼中，比起其他更具传播力的话题来说，甚至不足以成为新闻话题，除非当事人是能带来流量的“名人”。甚至有些自媒体公然为施暴者找借口：“一定是女方做了什么错事才被打”、“泡夜店出轨的女人该打”，这种“受害者有罪”的观点，无疑是在传播扭曲的价值观。
那么，在反对家暴、树立正确的性别和法律观念上，媒体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又承担着怎样的引导责任？来自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和英国的记者们各自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传媒研究（xjbcmyj）对此进行了综合编译。
媒体沉默背后，是权力的不平等
Gael Jennings
墨尔本大学高级新闻研究中心
荣誉研究员
Margaret Simons
墨尔本大学高级新闻研究中心
主任
在15-44岁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女性中，亲密伴侣实施的暴力是导致可预防性死亡、疾病和残疾的最主要原因，超过了吸烟、肥胖、非法药物和酒精。到2021年，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对澳大利亚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上升到156亿澳元。
看到这些数字，你可能会认为，这是澳大利亚最严重的犯罪问题兼社会经济问题。然而直到最近，主流媒体并没有持续且突出地报道家庭暴力行为。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维多利亚州警务处处长肯·雷（Ken Lay）说：“家暴行为源于人们对女性的一些非常病态的态度，包括对性权利和占有欲的态度，以及对所谓‘女性低人一等’的态度。这些态度中有许多在职场中得到了强化——无论是隐性的还是公开的——它们是导致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以肯·雷（Ken Lay）为代表的维州警署已将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态度作为首要任务。图源：AAP
雷的言论得到了一项国际研究的印证。研究结果表明，男性之所以对女性实施暴力，是因为他们对女性持“消极态度”，通常信奉传统的男子气概和男性特权、维持僵化的性别角色，并对性别平等的支持力度较弱。
其次，媒体普遍由男性主导。媒体对公众一些社会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但根据澳大利亚新闻业的最新研究，媒体的权力天平压倒性地向男性倾斜。15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机构中只有鲍尔传媒(Bauer media)一家董事长为女性。还有3 家公司各有一名女性董事。在澳大利亚418家报纸中，61%的编辑是男性。在9家地区或都市报的591篇报道中有461篇署名者为男性。
这些数据与其它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并且这个趋势似乎已经反映在新闻价值观和决策中。研究的发起者玛丽亚·埃尔文（Mariah Irvin）总结道:“这些数据意味着女性作为报道者和信源代表性不足，可能会导致性别不平等的观念进一步加剧。”
让家暴不再成为“私事”
Naznin Tithi
孟加拉独立媒体The Daily Star
网站编辑
虽然我们的媒体上有关家庭暴力的报道普遍比关于性骚扰、强奸、轮奸的报道要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暴力是一种少数现象。相反，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这是孟加拉国范围内针对女性的最普遍的暴力形式。在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受害者家中。
这并不是孟加拉国特有的问题。联合国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女性来说，家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的数据，全球平均每天有137名女性被伴侣或家人杀害。在2017年全球总共的8.7万起女性凶杀案中，约5万起(58%)是由受害者的亲密伴侣或家人犯下的。因此，世界各地的女性在自己家中所面临的暴力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在全球女性凶杀案情况统计中，有58%是由受害者的亲密伴侣或家人犯下的（24%被家人杀害，34%被亲密伴侣杀害）。图源：联合国
虽然对女性实施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都被认为是犯罪，但由于人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家庭暴力相关的问题，导致受害者几乎没有去寻求帮助的意识。正是我们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默认接受态度”阻止了受害者去揭露暴行。家暴举报率低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受害人的恐惧、可能带来的社会污名，以及认为家庭暴力是“私事”。
因此，要反对家庭暴力，我们必须提高人们对这种社会弊病的认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必须意识到，所有形式的家庭暴力——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必须被认定为犯罪。认为家庭暴力是“微不足道”和“私人问题”的社会观念必须改变。
毫无疑问，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孟加拉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有75% 是与强奸和轮奸相关的。这说明，我们的媒体并没有给予家庭暴力应有的重视。媒体应提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多做相关的报道，并与有关各方沟通，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家庭暴力。
从悲剧中吸取教训
Jamie Grierson
英国《卫报》家庭事件类通讯记者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每周有两名女性被其伴侣或前伴侣所杀害。这个极其残忍的事实，促使着我致力于调查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出于对研究犯罪和执法的兴趣，我重点关注了警察和司法系统在保护家暴受害者方面，非常明显甚至早可察觉到的失误。我曾经报道了罗伯特•特里格（Robert Trigg）案件，（注：犯罪者先后杀害了两名曾经的女性伴侣，被判终身监禁）这个案件令我感兴趣的原因是，特里格杀害两名女性的时间间隔非常长，在杀害第一名受害者之后，完全可以避免第二起悲剧，但此事并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如果不是第二位受害者父母揭露其罪行的坚定决心，可能犯罪者至今依然逍遥法外。
第二位受害者苏珊•尼柯尔森（Susan Nicholson）的父母。“我们不知道他们（警察）为何迟迟不作出回应”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29岁的未婚妈妈塔拉•纽伯德（Tara Newbold）遭受她的伴侣巴林（Ballin）的严重殴打，身体共有37处受伤，但警方对死因的鉴定结果却是“可卡因中毒”。尽管家人都知道塔拉从不吸毒而巴林是个“瘾君子”，但最终警方并没有指控巴林犯下谋杀罪或过失杀人罪，给这个家庭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谜团。
受害者塔拉（左）和她的母亲
对于记者来说，报道这种故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你会遇到一些鼓舞人心的反家暴工作者，也会遇到许多支离破碎的家庭。
当然，在处理这一类报道的时候，心思一定要非常敏感。第一次见到那些沉浸在悲伤中的家庭时，可能会比较难以与他们接触，但我依然被一种动力所驱使着，那就是突出报道这些事件，可能会对保护未来受害者产生一些积极作用，给予社会和官方一点启发。我想，如果能从他们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更好地保护潜在的受害者，那么对于那些家庭来说也算一种安慰吧。
我所做过的报道，从那些常年与家暴受害者打交道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受害者的家庭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同时，我也接到过施暴者亲属的辱骂性电话和电子邮件。我想，家暴事件对于施暴者的家庭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悲剧。
展望未来，我将会继续追踪关注因司法系统或当地警方的过失而造成的家暴受害人死亡事件。我坚信，身为记者有责任去说出事实真相，以确保有关部门通过实际行动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也被称作国际反家暴日。截至2018年11月25日，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近三年，但仍然有许多人不知道家暴是违法行为，并将其性质归为“不冷静”和“小矛盾”。据《工人日报》报道，自“反家暴法“实施以来，北京二中院审理的所有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家暴的仅有52件。经审理认定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数量分别为：2016年3件，2017年2件，2018年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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