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你焦虑吗？从信息超载到情绪超载
来源：j-source.ca等
作者：Danielle Mccreadie等
编译：负暄
编辑：罗布君
Via：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
图源：网络
按：记者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职业。
从车祸、火灾，抑或是地震、海啸，新闻人总是在苦难发生的现场。而长久地报道创伤性事件，记者可能会面临精神与心理问题。Yuta Aoki等学者研究发现，记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症、抑郁症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
而记者们难以通过坦诚病情获得支持。
在美国，新闻业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由于“男性气概文化”（macho culture）的存在，公开谈论在工作中遇到的创伤是不被鼓励的。除此之外，由于精神与心理问题被污名化，在职场上公开自己的心理状况可能遭遇冷眼和偏见。
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伊莱娜·纽曼（Elana Newman）说：“新闻业是承认职业创伤的最后几个行业之一，因为业内文化是‘我们是观察者，我们是不值得被观察的’”。
但这种文化应该改变。我们是观察者，我们也是值得被观察的人。传媒研究(xjbcmyj)综合相关资料进行编译。
”2001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安德里亚·彼得森(Andrea Petersen)正在为工作查找资料，突然间，她喘不过气来。
彼得森当时正在调查针对媒体和政界人士的列炭疽袭击事件。经过一周的长时间工作和不规律进食之后，她心跳加速、视力模糊，于是开车到附近的医院寻求帮助。
随后，她被诊断出焦虑症。
关于精神疾病的痛苦，记者们承受的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多。尽管在过去几年里，记者身上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像彼得森这样在与焦虑和抑郁作斗争的记者，却基本被遗忘在黑暗中。
记者中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率（River Smith, Elana Newman, Susan Drevo，2015）
2013年，《社会精神病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刊登了一篇关于记者心理健康的文章。结果表明，这一群体对焦虑障碍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新闻工作者往往能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研究显示，在工作场所暴露心理健康问题有不利影响。
新闻编辑室需要媒体人坚忍和客观。记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表现出脆弱，一些编辑可能会犹豫是否让他们操作某些报道。
彼得森患上焦虑症后，她知道不该做什么——“我不能告诉我的编辑”。她害怕被人评头论足，让人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在2017年她出版《边缘》(On Edge)一书之前，编辑室里没有人知道她患有神经官能症。
《边缘》(On Edge)
据加拿大多伦多心理健康中心(CAMH)称，五分之一的加拿大人与心理健康问题作过斗争。焦虑是最普遍的，影响了25%的加拿大人。
适度焦虑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它激励我们学习，并实现我们的目标。但当恐惧和担忧过度时，我们就会变得虚弱。
彼得森说:“不管记者是否患有焦虑症，完不成报道的恐惧都是可以焦虑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恐惧会驱使记者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当彼得森刚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焦虑情绪实际上对她是有帮助的。“这让我再三检查文本的拼写，再打一个电话进行采访。这使我更加顽强。”
但11月的那个早晨，惊慌失措把她折磨得够呛。这是彼得森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无法完成的报道，她认为这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低谷。
“焦虑让人筋疲力尽。”她叹了口气。
大多数时候焦虑情绪并不让她困扰，但让她学会了勤奋。当她在工作中感到恐慌时，她会在编辑室给好朋友发短信，然后约他们一起散步。这样的支持是她在压力下所需要的。
戴特新闻与精神创伤中心（The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项目。在那里，新闻工作者、学者和医疗团队致力于改进新闻工作者谈论精神健康的方式。临床心理学家伊莱娜·纽曼（Elana Newman）博士是戴特中心的研究主任，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1年。她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的拥护者”，希望“帮助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继续从事重要的工作”。
戴特新闻与精神创伤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各地至少有80%的记者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从报道车祸到在冲突地区进行采访。纽曼指出，虽然士兵和警察通常会在此类事件发生后接受心理咨询，但记者们只是被安排操作下一篇报道。
戴特新闻与精神创伤中心请新闻编辑室注意记者在操作报道中发出的挣扎信号，包括异常的易怒行为和越来越孤立的举动。
加布里埃尔·阿拉纳（Gabriel Arana）是《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与《沙龙》（Salon)杂志的自由撰稿人。2015年，他为《赫芬顿邮报》（HuffPost）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新闻编辑室的精神卫生情况》（A Mental-Health Epidemic In The Newsroom）。他的想为新闻工作者精神健康做宣传源于一次个人经历：2012年，他写了一个故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伤害了他。
作为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阿拉纳在十几岁的时候便写过关于接受性取向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y）的文章。他认为这些事不会影响他，但当他深入地回忆过去时，他被可怕的记忆所萦绕。他的精神健康受到了影响，没有人问他是否还好。
“我会喝很多酒，除了我的爱人，没人知道我在挣扎。”他说。
他并非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人。
2014年，广播记者马克·杰耶拉(Mark Joyella)受够了沉默。他决定“公开”自己的精神状况，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过去的25年里，他从奥兰多（Orlando）到纽约（New York City），一直在电视新闻编辑室工作。现在，他进入了IBM。多年来，他一直对家人、朋友和同事隐瞒自己的心理疾病。他说:“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谈论这个话题，可能不利于你的职业生涯。”
在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杰耶拉的病没有得到好转。他有时不能很好地处理压力，只能通过自我鼓励来应对。
“当我公布病情时，最鼓舞我的是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听到——包括我认识的和共事过的人，他们说‘是的，我和你一样，我也有心理疾病’。”
纽曼敦促新闻业界探索改善的方法。“这又不是改变世界，而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她说，“比如，提供社会支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或者给员工轮岗的机会。有很多这样的小策略。”
纽曼说，心理健康课程可以而且应该在新闻从业者求学期间就教授。根据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的统计，在加拿大，15到24岁的年轻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加拿大大学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正飞速增长着。让在校的新闻人能够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情绪，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正是加拿大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安·劳哈拉（Ann Rauhala）致力完成的事情。她是新闻学院的一名讲师，她坚信，改变编辑部“男性气概文化”（macho culture）需要依靠下一代的教育。
“我看到学生们承受着压力和焦虑，想找到一种对他们更有帮助的方式。” 劳哈拉说。
2016年3月，瑞尔森大学新闻学院举行了一次宣讲会，讨论年轻记者面临的问题。他们请来了驻院学者、临床精神病学家戴安娜·布雷切尔(Diana Brecher)博士，来谈论如何培养复原力（resiliency，指的是经历生活逆境或困境时仍能表现出积极适应的一种能力）。布雷切尔在瑞尔森大学的咨询中心工作了26年，她提出了复原力五要素模型。劳哈拉说，她的学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复原力五要素模型：正念（mindfulness）、感恩（gratitude）、乐观（optimism）、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坚韧（grit）。（Diana Brecher）
布雷切尔特别强调“正念”的练习。正念已经证明可以增加精神耐力和减少压力。它不是一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而是一种颇有益处的心理疗法。
“这是一种对抗拖延症的好方法。” 劳哈拉说，“它能帮我增强注意力、改善情绪……我不再为遇到困难而慌张无措。”
该学院获得了资金用来开设一门有关专注力的课程。劳哈拉说：“在加拿大新闻编辑室工作的学生们纷纷发来电子邮件，表达对精神健康计划的支持。”
参考资料
[1] Danielle Mccreadie. When The News Breaks The Journalist.2018.
[2]路鹏程,石永东.记者职业与心理疾病——国外新闻记者职业性心理创伤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新闻记者, 2013(7):67-75.
[3] Aoki Y , Malcolm E , Yamaguchi S , et al. Mental illness among journalists: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2013, 59(4):377-390.
[4]River Smith, Elana Newman, Susan Drevo .Covering Trauma: Impact on Journalist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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