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是“语言垃圾”吗？语言学家眼中的趣味脏话史 | 周末谈

学术上的偏见、相关资料的短缺、沟通中陷入的僵局……所有这一切障碍都没有阻挡语言学家们对脏话研究进发，原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它的粗鄙丑陋，就将其排除在语言之外，作为出口成章的边角料，“出口成脏”同样举足轻重。

语言发展的历史有多漫长，脏话就几乎与它如影随形了有多久。可惜的是，在象牙塔里，对于语言的学术研究大多正襟危坐，诙谐风趣在字里行间被消磨殆尽，对于那些荒腔走板的推敲也就逐渐淡出了正统研究者的视线。然而，在大众那里，富于时代性的语言在不断延展的过程中衍生出体量相当大的信息群，被处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层次的人再加工，成为他们吞吐于日常生活的惯用语并从而形成体系，这些散布于民间的俚语也少有人去挖掘其意义及产生的背景。

这条无人之径终究会有探索者涉足，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 (Ruth Wajnryb) 曾辗转多地拣拾被人忽视的“语言垃圾”，在《脏话文化史》中，她以专业化分析解释语言中一度被人称为糟粕词句的起源、演变以及文化差异。韦津利打破了大多数语言学家不敢触及的禁忌，小心试探，大胆求证：“每当遇上新辞典，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看看辞典怎么说。如果书上的定义不令人满意，不符合我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络里实际用法的了解，我就会放下那本辞典，另寻其他。”

△《脏话文化史》，露丝·韦津利著，颜韵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8月。

在脏话研究这个看似有些生僻的领域，韦津利并非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学术上的偏见、相关资料的短缺、沟通中陷入的僵局……所有这一切障碍都没有阻挡语言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进发，原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它的粗鄙丑陋，就将其排除在语言之外，作为出口成章的边角料，“出口成脏”同样举足轻重。

01

骂脏话：发泄出来的文化史

脏话是有序语言中的些许无伤大雅的点缀，“无伤大雅”在此之意并非从语言的文明度上出发，而是在语义理解层面上，它的加入没有干扰到双方领会彼此的意思，反而在字眼上强化了情绪的表达。大多数人将语言文明与公共环境卫生的清洁相提并论，这种传统偏见迫使他们将污秽的词语等同于清除的死角、公共道德败坏、教育程度与社会程度的低下。事实上，文化的独特性赋予了语言的多元，其中的权力分配让有些人还未出口便败下阵来，也就是“语言势利眼”惯常认为的“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背景与地位决定着语言的养成，这些出口屎尿屁之流的人不仅亵渎了语言，还在无意间流露出了他们本身词汇的匮乏。

历史上就有“骂战”的传统，从古代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即便今日，这种带有强烈责骂或争吵的对骂竞赛仍然活跃于美国黑人社群。哪一方在用词上技高一筹就占了上风，这场看似 “脱口秀”的现场演出，与其说是围观一场骂架，不如说是见识双方比拼看家本事。从个人仇恨到街头表演，从吃瓜群众到娱乐大众，旁门左道炮制出其不意的文词。

引来口舌之争的缘起众说纷纭，如此低下、缺乏自制力的情绪管理，不经大脑的非理智冲动被谴责为“社会病顽疾”的显性表现，他们或受到流行文化，譬如娱乐节目、街道涂鸦、哗众取宠的熏染而效仿装酷，或是叛逆的外在张力故作强硬，以强词掩护内心的懦弱，抑或仅仅是与社交相关联的一种司空见惯的调侃与共鸣，没有恶意攻击的意思，毫无贬义也无冒犯，相处自在随意的状态。条条大路通罗马，咒骂本身具有毁灭性，摧毁了语言的清洁度，然而从另外一角度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语言开辟出了新的景观。

为了避免肮脏字眼，有人将反讽、双关等文字游戏微妙地融入到了其中，骂人不带脏字在古今中外亦有人尽皆知的经典，《论语》中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不可污也”；《庄子》里有“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小窗幽记》中有言“人不通古今，襟裾马牛；士不晓廉耻，衣冠狗彘。”鲁迅向来被奉为“骂人专家”，怼天怼地的架势无人能敌，他在《“意表之外”》中有言，“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其“骂人”八大技巧：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不留情面，常取类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侧击，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品题贴切，形象生动；揭穿假面，现其原形。莎士比亚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有句对白，“一句话，别再缠着我了，我又不是你的绞刑架，老吊在我身边干什么？”马克·吐温也不是等闲之辈，他说，“亚当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因为他没有岳母。”在文人墨客那里，骂人不再被认为是文明的蛀虫，而是扭转尴尬局面的拐点，一扫根深蒂固的成见。

在如今的社交之中，咒骂又有了新的意味，开黄腔拉拢关系，拿人开涮、掺杂搞笑的成分不同于以往因恼怒而发威，反过来，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咒骂养成的无事生非的习惯也来自于社群的习气，疏解压力或是表示强烈不同的观点，他们的逆反心理即是针对社群约定俗成的禁忌，这些避讳也为咒骂提供了词语依据。

02

谁拥有了脏话权？

咒骂的存在使人类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能恰如其分地和谐共处。骂人的言词不仅出于边缘分子，犯罪分子、酗酒者、都市浪人，还有都市白领、知识分子中间。与此同时，脏话的使用者男女皆有，他们在表达上各有差异，然而在他人的刻板印象里，女性咒骂更容易受到公众的斥责。

显而易见的是，男性比女性在脏话上具备更多话语权。《英语的脏话》的作者托尼·麦克内里（Tony McEnery）说：“到十七世纪末，女性从具有威力的物种，沦为听任指使的纯洁天使——这与语言干净开始作为‘女德’的新标准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男女语言风俗就有了“男子要有力，女子要贞洁”的说法，女性在言辞上注重委婉，躲避重口味，即便在今天，女性说脏话引来的议论要远远多于男性。英皇查尔斯二世的御用牧师理查德·阿莱斯特里（Richard Allestree）出版的《仕女之思》曾写道，妇女频繁使用脏话便会导致性别上的变异，“神形俱化”，最终导致“姿态若男子”.性别一方面显性的，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是隐形的，后天习得的，甚至不为人所知的，通过外化的语言塑型人格。脏话俨然成了女性跨越性别鸿沟，追求平权的工具。

在当代，骂人不再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在家庭、工作的压力之下口无遮拦大有人在，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属于男性的领域，骂脏话也成为她们快速提升信任，尽快融入他们之间的一招。男女双方在骂人习惯上各有偏重，但在字词的选择上却殊途同归，大多数语义围绕着性、社会、家庭，暗含生理缺陷、肆意挑逗的性关系、社交缺陷等展开。比如，巫婆、母夜叉、泼妇、男人婆、小羊羔、母狗、母牛、骚货、荡妇……鲁迅在《论他妈的》里挑明了骂词的来历：“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这些词常见于男性对女性的侮辱和贬低之中，推敲这些带有攻击弱点的敏感词语无疑可以看出，女性在他们的咒骂之中被妖魔化、动物化，甚至变态化……从古希腊时期便有了一系列的隐喻，鸟身女妖哈比（harpy）凶残且贪婪；塞壬（Siren）是人头鸟身的怪物，以美妙的歌喉引来水手，航船触礁沉没。烧兔子的人 (bunny burner) 则被用来形容精神恍惚，有跟踪男人癖好的女人。厌女心理迫使男性从女性的左右中解放出来，而在情感上又难以释怀。遭遇负面情绪时，女性可以放纵泪奔，男儿有泪不轻弹。比如公路上的发飙咒骂抑制暴力倾向，让暴躁的情绪得以发泄，避免进一步的肢体冲突，也可能会与对方一触即发。性别、权力、咒骂三者之间，开启咒骂模式的一方往往掌控住了话语的主导。

因社会阶级而有所不同，即便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中也有着个体差异，因一个词、一句话而对一个人下定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更多的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偶尔一两句戏谑抹杀了她们曾经脆弱时的泪水，却不曾改变她们坚定在社会上与男性比肩的信念。

本文转自新京报 作者：刘晗

本文编辑：刘颖

-阅读推荐-

-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