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民情、海外、战地……一位摄影记者30年的聚焦与思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拍者 Author 薛珺 李凯祥
△ 1996年春，河北阜平县，村民观看北京送戏下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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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刘卫兵《摄影实战手记》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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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感觉、按快门”
大事离不开小事，小事的影像也有自身的价值。社会新闻大多记录的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它通过截取生活的瞬间和细节，反衬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 1993年，北京冬日的街头，促销的美女挂历无人问津。
△ 1993年，北京朝阳区一家粮店的店员在注销粮票。照片也成为人们告别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像见证。
△ 1995年，全国少先队员代表大会闭幕式即将结束，江苏农村来的“无臂少年”朱春禄，用鞠躬的方式行队礼。
△ 1996年，山西静乐康家会中学。清晨透过窗上的破洞抓拍学生上课。当时想的不光是构图，是孩子读书的艰苦。
△ 《面向 ’ 97》1995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在北京闭幕。李嘉诚、周南、霍英东（从左至右）在庆祝晚宴上观看演出。原本是个轻松的时刻，他们微微泛红的脸上偶尔带着微笑，可神情中又多了几分疲惫。香港回归进入艰难时期，委员们压力很大。
△ 1997年7月1日凌晨，北京青年跳起集体舞，庆祝香港回归。胶片上记录下人们曾经青春而欢快的身影。
△ 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结束，美国人亲吻、中国人鼓掌，祝贺谈判成功。一瞬间，美国人的热情和奔放，中国人的内敛和持重，生动地呈现在画面中。
聚焦突发灾难
摄影就是遗憾的艺术，关键时刻赶不到现场，逝去的瞬间和影像永远追不回来。
△ 1996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我和扑火战士乘坐直升机飞赴火场。
△ 1998年，江西瑞昌，灾民临时居住的救灾棚，人们日子还要过下去。总想用纪实性的照片传递更多受灾信息，唤起人们的关注。当年夏天，我国南北方相继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三亿多亩，受灾人口2.2亿，我多次请战终于获批，飞奔江西九江进行采访。江西分社摄影记者章武一见我就笑了：“哥们怎么才来，大事过去了！”
△ 2008年，四川，在军用直升机上俯瞰被地震摧毁的北川县城。相机是人的第三只眼，它有时比人的眼睛还敏锐。
“我觉得摄影记者很大一笔财富是经历，是他的所见所闻、认真和独特的思考。”
△ 阿富汗战争前线采访。2001年9月，巴基斯坦开伯尔山口附近一处检查站，这里距阿富汗不到两公里。夕阳西下，巴阿边境的村庄静卧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中。远方是阿富汗东部山区，也是美军此后轰炸的重点地区。
△ 2001年，巴基斯坦白沙瓦街头，买汽水归来的小伙子。想起布列松抓拍的抱着酒瓶回家的男孩，环境不同，人物的命运也不同。
△ 2001年10月，美国军事打击期间，阿富汗东部山区，塔利班士兵喝茶、站岗。为了寻找美国轰炸塔利班的新闻和图片，我们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开始尝试西方国家新闻采访的做法——花钱雇人买新闻。在朋友的撮合下，幸运地找到了“塔利班战士”的头上。教会他使用相机后，等了两天，终于带回来了素材。起初有点失望，埋怨他怎么只拍了一个胶卷，后来听说，他为了拍照，差点被人抓起来。从专业记者角度看，这些照片确实不过关，但作为记录战争前线的新闻照片，内容一定大于形式。
现场新闻人物摄影
摄影只能记录人物的外在形象，很难拍到人家的内心世界。例如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那张发怒的照片，也只是他特殊瞬间的一个记录，他的内心和性格的多面性不是几张照片能表现的。人的内心世界比记录的影像复杂得多。
△ 2003年，日本天皇裕仁夫妇在东京皇宫会见客人。照片画面的剪裁，会使影像观看发生各种变化。
△ 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做礼拜，离开时突然从车里又钻出来。独家照片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 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车窗里的普京、玻璃中警卫的身影，特殊光影给照片增添回味的空间。
△ 2017年，北京故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他们在想什么。
拍者君对话：刘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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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机还很少见，摄影更是“有钱有闲的人干的事”，您为什么选择了新闻摄影这个专业？
刘卫兵：我选择新闻摄影专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巧合机会。当时领导觉得新华社在新闻摄影领域比较弱，所以1985年就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代培了一批新闻摄影专业的本科生。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和新华社给了我机会。
而我呢，从小就是宣传委员，高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都说“卫兵你是一个搞宣传的料”。所以当时我一看到这个专业，眼睛就亮了。这个专业一个班30人，我班内高考分数是倒着数的，还是挺幸运的。
● 从大兴安岭火灾到玉树地震，面对灾难报道的时候，应该注重什么？
刘卫兵：新闻现场转瞬即逝，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抵达，真的会错过很多画面。新闻记者有一定的优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需要将优势转换成照片。
1996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采访时，我在后方指挥部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去火场的机会。受罗伯特·卡帕影响，为了抓拍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我尽可能地向着战士和大火靠近。后来有位指导员训斥我，不能距离大火太近拍摄，如果受了伤，自己不仅痛苦，影响工作，人家也要承担责任。后来我改变一味冒进的方法灵活机动地抓拍，既完成好任务，又保证了安全。
还有唐山大地震，我相信当年有一些记者去了，但因为种种观念，束缚住了他们。所以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在工作当中，甭管个人喜不喜欢，单位能不能发稿，自己都要把现场记录下来，这是摄影记者的职责。有些随手拍的画面，可能过些年，就能显示出价值来。
● 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采访时，遇见那么多悲惨的画面，您当时心理压力大吗，拍摄的时候是如何沟通的？
刘卫兵：说实话，那种地方我去的并不多，进去之后既紧张兴奋，又觉得压抑。营养不良肚子鼓鼓的男孩、破帐篷前垒泥巴墙的老人和孩子、一位戴眼镜的独眼老人蹲在地上捻着柱子……
我拍照的时候，心里也难过，但会提醒自己控制好情绪，抓紧捕捉下眼前难得的镜头。我希望用我的照片向世界传递一些信息，唤起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以及对那些难民的关爱和支持。
摄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记录民众的苦难，彰显人文关怀理念，促进社会进步，一直是纪实摄影追求的目标。在那边采访时，我用平等的方式与他们沟通，当然也有遇到不明真相的难民朝我们扔石头的，我们赶紧逃走便是。
● 从事摄影记者30多年，您为何对“扫街”仍乐此不疲？
刘卫兵：摄影实际上与自身成长经历、生活背景和对生活的感受跟思考密切相关。
我从小生活在郊区，对农民、厂矿和普通百姓生活比较感兴趣。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乐此不疲地把镜头对准普通人，记录他们街头巷尾的生活。只有热爱你才能关注，才能去记录。
△ 1993年末，北京南城宣武门外大街，夕阳洒在即将拆迁的老建筑上，女孩站在门口守望。
△ 1998年初，北京大雪，民工蹬着三轮车送货。多年后我拍下《总理为民工讨工钱》，能用摄影为民工和民众做点实事感到欣慰。
在2010年前后，王文澜跟我说：“时政新闻和名人摄影其实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民众生活才是最大的主题。”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的。
当时我就想，时政新闻肯定会尽心尽力去做，但同时争取不遗漏其他生活的瞬间。摄影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不拍几张照片手就痒痒。
△ 2020年1月春节，新冠疫情蔓延全国。前门大街上，一位行人推着行李箱前行。
● 从您当年手臂上挂砖头练摄影，到如今全民皆摄影师，这30年来，您觉得摄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刘卫兵：如今摄影的器材、采集、传播以及读者的观看和过去大不相同。可以说摄影诞生一百八十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亲历三十年新闻摄影的变迁后，我总有种想法，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理论看待日益变化的拍摄实践，而要用发展和多元视角去研究摄影问题。
△ 1997年3月，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关注全国“两会”的召开。跳出会场，也可以拍到和会议相关的有意义的新闻。
摄影是一种特殊而有价值的专业，但不是万能的，“一图胜千言”只是某种特例和比喻。新媒体时代的摄影者需要更新观念，让摄影回归本来面目，用自由、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记录现实生活。
当然，新时代，专业摄影人要守住摄影的底线，不仅要提高摄影技术水平，还要提高思考能力、文化功底、传播水平以及综合能力。有人说，诗的功夫在诗外，摄影的功夫也在摄影外，如果只会享受按快门的快感，摄影的路恐怕很难走好。
资料来源：《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30年的记录与思考》
图片：刘卫兵
采写：薛珺 李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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