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溯源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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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到底是不是一项“专业”？“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在哪儿？新闻从业者是否天然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区别于普通市民？这些问题原本就没有获得足够的共识。
而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记者，万物皆媒。算法似乎主导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在这一语境下，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本篇文章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飞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新闻专业主义？
（1）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
（2）建立起培训学校；
（3）形成专业协会；
（4）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
（5）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
这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事实上建立了一个专业化标准的基本框架，新闻研究者们同样广泛参考了这一框架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分析，比如黄旦、潘忠党和陆晔的研究就都有介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专业化强调是在拥有更好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基础上，以更为自律的方式，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甚至是无私的服务，够建构职业的声望、权威性。可见，专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就是专业垄断，专业与非专业性的人在专业化的进程中开始分道扬镳了。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旨趣是什么?
从19世纪末以来，新闻业就被认为是与报道新闻相关的某种特定的职业，但人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仍有着强烈的分歧。比如新闻业到底是不是一项“专业”（profession），新闻从业者是否天然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区别于普通市民等，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共识。
从新闻事业的发展史看，新闻职业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比如巴尔扎克曾做过做记者，他为多家日报撰稿，每天写大量的文字，却只能换来一些微薄的稿酬。因为在那个时代，记者不过是三流作家的代名词。在美国政党报业时期，报纸上充满谎言和诽谤，真实性和客观性没有成为一家编辑的座右铭。
直至1870年左右，随着“独立报业”的兴起以及被迈克尔·舒德森所言的“记者时代”的来临，美国的记者才逐渐成为一门旨在提供新闻与信息的专门性职业。两位著名的报人普利策和奥克斯在办报过程中，都将办报作为一种职业，并且形成了各自的职业理念和职业精神，都对20世纪初新闻业从一门职业转向一门专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便士报兴起后，市场导向成为报业的基本导向，因为只有大的发行量才会有足够的广告客户，客观性一开始还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新闻法则。
在黄色新闻时期，“你提供新闻，我提供战争”，赫斯特虽然将报业生意做得火火有生气，但却从根本上在摧毁新闻职业本身，以至于普利策深切地感受到新闻业这样办下去不行，需要从根本上加上改革。但当他拿了大量的经费请求大学开办新闻专业时，几乎所有的长青藤大学给予否决。
即使发展到了揭黑运动时期，新闻从业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但“黄色扒粪者”同样夹杂其中，给新闻业带来一丝丝阴影。
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虽然每一位定义者，都基于自己对新闻业的理解，给新闻专业主义下了形形色色的界定。但从历史的脉络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基本脉络。
其一，媒体的角色功能定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清晰起来。在美国的专业运动中形成的理念之一就是“专业承诺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和伦理、诚实的职业实践服务于它们的客户和其本身置于其中的社会，保护客户和社会的利益和福利”。
在独立报业形成后至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纽约时报》等报纸为代表所进行的一系列“讨伐式报道”（Crusades)。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纽约时报》和《哈泼斯周刊》为代表的报纸，反对纽约政府腐败集团坦慕尼的报道，从而塑造了新闻界监督政府、服务公众的社会角色。
而在1972年到1974年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最终促使了尼克松的辞职。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新闻业界最引以为傲的重大事件。经此，美国媒体基本确立了揭露政府和官员的腐败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透过这一事件，美国人更相信横向的监督比纵向的监督更有正当性，普通民众也更安全。
其二，媒体的操作性价值体系也在报业实践中逐渐形成。中国新闻学者郭镇之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不掺杂记者的个人观点和偏向，确实是新闻专业主义主张的标配，甚至慢慢发展成一套有些机械的模式——倒金字塔结构、不党(Nonpartisanship)、不偏(Detachment)、据实(RelianceonObservable)、平衡(Balance)。
德耶兹（Deuze）则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人共有的一套“职业意识形态”，是“职业新闻人所特有的且广为认可的一组价值、策略和代码规范”。主要包括五条理想型的特性或价值：公共服务、客观性、自主性、及时性以及伦理性。
1940年代，出版自由委员会推出的《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这一专题性研究报告，从另一个层面深化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1)为政治制度服务，提供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观点和讨论；(2)启发民智，使之能够自治；(3)监督政府，保障个人权利；(4)为经济制度服务，利用广告沟通买卖双方的商品和服务；(5)提供娱乐；(6)保持经济自立，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压迫。
其三，因为各种与新闻业有关的行业性协会的出现以及新闻专业教育的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操作性的价值法则得以慢慢成为一种行业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专业化运动强调为公共利益服务，但为达到利他服务实现,专业需要一种伦理标准。这一标准需要经由专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并有效运作，使这一伦理标准真正成为“界定在提供一个专业服务时恰当和非恰当的行为”。
19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新闻性的行业协会出现了，如1885华盛顿新闻业者成立了格利迪隆俱乐部，各州也出现了“编辑人协会”，1885年“全国编辑人协会”创办。1887年报纸经营人员创办了“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等等，这类行业性协会的出现，既是行业性的联谊性组织，也为行业规范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新闻传播教育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密苏里大学、康柰尔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堪萨斯大学等等，都在19世纪末建立起了新闻性的课程甚至是专业，这使得新闻行业从业者的素质大幅度提升。
其四，专业自主性。专业主义的倡议者强调专业的自主性，坚持专业自治在专业活动中的意义。虽然事实上无法摆脱政治与经济权力，以及社会上其它权力的作用甚至是制约，但认为自主决定其专业游戏规则是专业成熟与否的标志。
如有学者认为，“专业人员组织起来的最终成果是自治和伴随而生的威信。……自治专业的成员不受外行的评判和控制,被信托于接受和保护特殊信息。他们自己决定进入该职业所需的教育和培训标准，并在帮助国家形成规范这一职业实践的法律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闻专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专业性壁垒，是美国社会普遍的专业运动的自然结果。但在新闻行业中，这种壁垒性并不是特别的严苛。而这就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张力留下了空间，也为一直不断的理论论争埋下了伏笔。
新闻专业主义——西方新闻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如前所述，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社会专业化运动的一部分，但新闻业与律师、医生、护士以及会计等行业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又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区别。相同的是，它们都是服务性行业，且都有公共善的追求；不同的是，新闻专业从事的是文化产业，经营的是精神产品，无论是生产的难度、重要性、以及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判断，其评估标准都远没有其它那些专业性的行业更具有操作性。
而正是因为精神产业和信息服务的独特性，使得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成为业界重要的目标和手段，但它注定难以实现，因为它实质上是文化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其一，新闻业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行业壁垒，而且这种壁垒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人类社会最好的选择。
美国社会学家拉尔森（M.S.Larson）认为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业操作的规范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自我评价层面，从业者将新闻专业与一般职业进行对比，强调专业的独立性、特殊声誉等非凡特性；其次是规范层面，这表现为一种服务导向，它赋予新闻业独特的伦理规范，以此将社会授予新闻业自我规制的特权合法化；最后是知识层面，它要求新闻从业者经过必要的训练以便掌握专业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专业的特殊门槛由这三个层面综合构成。新闻业者由此共享一个相对稳定的联盟关系，确认一种身份，维持特定的志趣和对职业团体的忠诚。
新闻专业主义确实试图建立起一个行业性的壁垒，这种壁垒既有保护行业利益的动机，也有提升行业服务质量的动机。但新闻与其它行业不同的是，它需要提供尽可能真正而全面的新闻信息。但当大众传媒产业成为一种垄断性行业之后，新闻业所建构的真实世界，就为新闻记者与编辑的视野所限制，这就是李普曼所指的“拟态环境”。
自从大众传媒成为这种世界最重要的的信息渠道之后，“真实世界”不过就是媒体“报道的世界”。媒体的趣味与记者的新闻敏感，决定了大众的趣味与新闻的宽度与广度。所以，新闻行业的壁垒如果仅仅成为阻止非专业者进入这个行业的墙，那破墙可以带来更宽广世界的动机，就会刺激更多人的越墙行为，因为人不能生活在没有信息的空间里，这是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当然，如果新闻专业主义只是成为一道保障新闻信息流通质量的，那它才会受到更多人的尊重。
其二，“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服务性行业的操作性价值伦理，它还涉及到人类的认知能力，因此面临着哲学层面的根本性挑战。
如前文所述，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最核心的信条之一，它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强调新闻的阅听者有足够的能力对事实进行判断。但记者的客观性或者媒体的客观性，是一件几乎难以完成的使命，因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认知图式，不可能不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比如《纽约时报》虽然一直追求新闻专业主义，但在美国领导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开始前，《纽约时报》报道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信息就没有足够的事实的支持，它轻信自己的信息来源，即使被人指出还坚持如此报道。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有过深入的揭露与批判。
事实真相，从来都不是自明的东西。对事实的判断更会涉及多个不同的类型，即哈林所指的共识区（缺乏争议而没有必要）、合理争议区（操作客观性在运作的区域，争议会平衡地得到呈现）、越轨区（媒体无法中立，有偏向性）。
人们面对共识度强的信息和观点时，倾向于不加质疑地引述消息源。而面对共识性弱区域时，虽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上要求做到平衡地呈现多方的观点，但事实上仅有主流政治秩序价值认可的合理观点才能得以呈现。
赫伯特·甘斯在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中，曾指出美国新闻业的恒久价值（enduringvalues）包括“民族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城镇的田园主义、个人主义、温和主义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领导权”。他甚至还发现，新闻报道在用词方面，就体现了他们的倾向性，如新闻媒体可以称呼拒绝在越南战争中服役的年轻人为逃兵役者（draftevaders）、逃避者(dodgers)或者反抗者(resisters)，但他们极少使用最后这种说法。所以，虽然客观性被称为不死之神，但那就是一种乌托邦。
其三，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初期美国新闻业虽然变得逐渐专业化，新闻专业主义确实也在一定程度成为新闻行业的工作规程和工作伦理主导性观念。但如果认为新闻业成为一种自主的生产领域，那是枉顾事实的。
在对越战的研究中，美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学者哈林曾这样写道：“客观新闻学不是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割裂开来，而是使这种关系理性化。
在哈利看来，媒体没有实现他心中的理想，相反媒体深深地与政治场域纠缠在一起，尽管哈林也承认，某些新闻机构如《纽约时报》，在某些个新闻报道上确实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但那是不全部的事实，更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我们更清晰地揭示这一问题是一个可靠的框架。场域研究的核心是“关注经济资本，也要关注持续进行的有关声望和合法性的象征资本的斗争”，它既可以对一些特定的实践领域，比如对美国或者法国的新闻模式进行分析，也可以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或者跨国语境下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分析。
在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过程中，新闻场域内两种重要的权力（或者用布尔迪厄的概念“资本”）——经济资本（体现在发行量、广告收入、点击率与阅读量等等）和文化资本（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体而言主要体现在教育证书、技术知识、语言能力和新闻敏感性之类的东西，而对于一家媒体而言，则体现在媒体的声誉、深度报道、有洞见的评论、获新闻奖，知名记者等等），既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又可以相互转换。
不过，一般的情形是经济资本要超过文化资本的力量，这一点支持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虽然布尔迪厄不情愿接受马克思的这一观点。
其四，从严格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媒体精英社群的标准和理想，与普罗大众之间还存在脱节甚至是分裂，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
1882年，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威廉·H·范德比尔特一语道了了工业精英的心理世界：“公众，去他妈的吧！”美国的第一代资本家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责任，他们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竞争的必然结果。
所以当时的美国与欧洲大陆一样，在经济上取得了繁荣，但社会分裂相当严重，普通公民未能共享繁荣带来的利益。
进步主义思潮正是出于对这种社会分裂的深切忧患意识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美国改革运动。20世纪早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种新的精英思潮，批判原有的社会精英缺少公共负责。胡佛时代，美国就实行了一些新的治理措施，而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推行的新政时期，美国社会的改造更是进入了深水区，罗斯福的“位高任重”的个人哲学思想，即“精英对公众利益负责，很快成为当时新的自由主义组织的时代思想，这也使得民众产生了一种信仰：精英一直把他们的最高利益放在心上”。
在这股进步主义的潮流中，美国的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保持了步调的高度一致性。如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向美国人宣称要谋求人民的利益，要凝聚社会力量起来，去集体防范、抗御甚至扭转危机，引领社会发展。
应该说，即使是在进步主义时代，普通民众也很难进入精英控制的传媒渠道，自上而下的传播体系，报道着精英们精心选择的新闻信息，还有价值观、态度以及情感的控制，这些都是新闻场域中的精英们所玩的游戏规则。
比如西方新闻媒体一般要求记者尽可能引用“权威”的消息来源。这里的权威的消息来源不就是那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么?有人认为，“要求记者客观引用权威信源，就会让政府部门的观点和解释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实现政府通过传媒向公众发言，取得比一般社会群体更有影响力的效果，从而加强了新闻媒体的精英化倾向和对政府的顺从。那些寻求媒体表达机会或正面新闻报道的人，首先要宣布他们对新闻自由和客观性的一种坚持，然后通过能服务他们自身目的的方式来定义这些概念”。
浙江报业集团的总工程师蒋纯也曾指出，“你所坚持的新闻专业主义，你所认为的理性、中立、客观其实只是所谓‘精英’的，你不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你把坚持特定群体的价值观当成了专业主义。坚持这种专业主义，其实是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
新闻专业主义，虽然比较理想化，从来就没有在新闻业的实践中完全实现过，恰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未曾出现在世间一样，这种分析性的理论框架和有限的实践纲领，仍然有其社会价值的，因为它至少表现了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对媒体角色的期望和对新闻从业者的期许，而这一理论操作性的理论纲领也确实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社会判断一家新闻媒体优劣的标准，也成为新闻从业者追求的目标。
未来，新闻专业主义将烟消云散吗?
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产物，它谋求在“专业”与“业余”之间划定一个边界，建构新闻业内权力和阐释的共同体。新闻专业教育、评奖机制、行业性组织共同体、自律性的行业规范体系、专业性的意识形态等等，就是这种阐释性共同体的努力的结果，也是新闻专业主义何在的基石。
但在传播新技术（目前主要是指网络与社交媒体技术）变革的形态下，内容产业已经进入到智能推荐和机器分发主导的算法时代，替代了传统的编辑们的劳动，各种自媒体生产者甚至是人工智能写手，正冲击着传统内容的生产方式。
专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等边界早已模糊不清，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建构的新闻专业主义法则面临的挑战更为严重。
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似乎也变了，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在意新闻真实与否，我们曾经珍惜的客观、真实、为民请命，铁肩担道义的价值，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是一个去意义的时代，理性也早已走下圣坛，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确实越来越失去其追随者了。当人们将新闻的写作与推送分发都交给算法和机器人的时候，人的主体性也许将不复存在，新闻专业主义就自然烟消云散了。
但我同时也相信，只要人类还有主体之梦，只要人类还没有彻底放弃理性，那么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肯定还会坚持下去，尽管我们可能称之为“新闻专业主义2.0”。
它可能以一种转换的形式，成为自由人（各种自媒体人）的自由联合体的内在机制起作用，也可能成为在人人都是记者时代，一些传统媒体精英的坚守与生存的理由，因为社会还是需要客观、公正、精确、全面和深入的新闻报道，这是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
总之，变化才刚刚开始，我们应该以流动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新闻专业主义，要看到它的不足与乌托邦的意味，也要看到它的坚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扬弃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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