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我说 | 爬雪山、攀陡壁、过密林……《身后是我的国》记者边防奇遇记
【听我说】开栏语
“无冕之王”“时代瞭望哨”“时代记录者”，每个人或许都曾向往于记者这份职业的神圣与使命；亲历现场、对话当事人、探访真相，每个人或许都曾羡慕于记者这份职业的新鲜感，好奇于记者在新闻背后的精彩经历。
“再现第一视角见闻，追踪新闻背后故事。”
新京报传媒研究（ID:xjbcmyj）联合播客【新闻一线】，开设【听我说】专栏，音频和图文相结合，带您“听”一位位记者讲述一线采访的点滴，探访新闻事件背后的精彩故事。
高原、峡谷、风声、狼嚎、丛林、雪地......今年四月，新京报与西藏军区联合推出《身后是我的国》专题策划报道，记录戍边点滴，见证强军之路。
7天6夜，新京报记者跟随边防战士同训练、同巡逻、同吃住，体验高原艰辛，用第一视角记录官兵们不平凡的坚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年轻记者的边疆采访奇遇记吧。
杜梦媛：爬雪山攀岩壁 记录边防线上的7天6夜
杜梦媛在里孜戍边模范连采访中
3月16日下午，正在工作的我接到通讯员电话，7分钟的谈话只记住一句：策划通过了，这两天就可以过来。在楼道接完电话，按捺住想跳起来的心情，回到工位告诉策划组的同事，时间定了，马上就可以去西藏。报道边防战士的策划筹备了一个月左右，以为遥遥无期的事情，突然确定下来，心里觉得不可思议又有些恍惚。直到买完机票，开始着手收拾行李的那一刻，才回过神来：我是真的要去西藏了。
在巡逻的前一天，医生测了我的血氧数值是77，偏低。在得知第二天我要去巡逻后，医生无奈地笑了：“你带着工作任务，我也不好说什么，但一定要注意身体，巡逻途中有任何不适，就得马上停下来，不要硬撑。”医生的话，让我感到很暖心，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祈祷：身体不要出问题，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边防官兵们踏上了巡逻路，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因为前一天刚下雪，眼前的山都变成了雪山。我全副武装之后，跟着战士们一起爬山。中途休息了几次，但整体感觉还好，内心默默感谢没有出现高反的身体：靠谱！
到达界桩后，大家围在界桩旁齐唱《我爱边防线》，我坐在战士们中间，环顾四周的雪山，雪山映衬下的军人，就是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雪山巡逻后我们要去到海拔2000多米的边防连，在这里也有一次巡逻任务。在还没开始巡逻之前，我心里比较放松，感觉终于可以摆脱缺氧这个“定时炸弹”。巡逻开始后，我才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有些许幼稚。
在高山密林地带，巡逻路一点也不好走。我们要走的巡逻路在山上，几乎是贴着岩壁的那种路，下面就是河谷，有些地方感觉倾斜度将近90度。官兵们说，现在这个季节还好，到了夏季会有很多毒虫。巡逻路上的植被比我还高，战士们一般都会用镰刀开路。就在我跟身边的竹林难舍难分时，听到王老师在前面喊：小杜，还不下来吗？我扯着嗓子回：“这就来，我马上！”说完就滑了下去，还好身边战士抓住了我。自此，不敢再大意，见到什么植被就会抓住，以此来让自己保持平衡。路上有很多看着不像“陷阱”的“陷阱”，比如我以为是杂草，结果是一个被杂草掩埋的坑，一踩上去，半条腿就被卡在里面；再比如一株好像很牢固的植物，伸手去抓却被刺到吓得缩回手，手指头肿了一天，还伴随着麻麻的刺痛感。
这样的路，战士们经常走，他们说彼此之间有个约定：互相距离不能超过一臂远，这样同伴不小心踩空可以及时拉住。
在两次巡逻路结束后，看着刚刚翻过的那几座雪山、刚刚攀爬过的那道道岩壁，总会回想起这次采访的初衷：通过我的视角，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边防官兵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点滴。虽然我的体验也只是冰山一角，但这一角，足够让我铭记。
冯雨昕：写好人物的关键——感同身受与谈心
独龙江选题的敲定过程是很平常的。部门老师说要做边防题材，我想到曾在网上见到的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一经报题就获得通过。随即与当地联系采访事宜，也是一呼即应。
3月2日，我和负责摄影的徐雪飞老师飞到云南保山市，转车进入独龙江。这一路盘山，一刻钟前见到一朵云，一刻钟后我们就身处云中了。有一节约七公里长的隧道，这头是原始密林，那头却是冰雪冻土。沿途的气候、地貌，我专门做了很多笔记，我总觉得写人物离不开写景。此景非单指风景，更指人们生活的背景、场景。
我原本从不晕车，但在去往独龙江最后八十多公里的弯路上，颠得我和徐老师闭眼、睁眼都很难受。不过这是好事，是一种工作上的便利——我个人认为，感同身受是写好人物的最关键条件之一。
正因此，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向独龙江派出所专门提出，要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同民警们保持一致。走一样的路，吃一样的饭。他们烤火，我们也烤火。他们在雨里不打伞，我们也不打伞。他们喝吓拉，我们也喝，满嘴辣哗哗。只可惜派出所里的房间床铺满了，不能睡他们的床、用他们的卫生间。
我记不清是到乡里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徐老师步子打滑，一跤跌得腿上一片乌青。这一跤也跌得我俩对此地生出一股了然的感觉——从没见过这么湿的地方！石板路面没一刻是干燥的：“湿”，正是此地最为显著的特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统统被我写入了采访稿。这正是体验与观察引出的素材，也是我个人理解的写好人物稿的一个必要条件。
写好人物稿的另一个条件便是擅长谈心。
采访中如何撬开采访对象的口，是一种突破；而要真诚地谈心——谈受访者所喜欢的、憎恶的、害怕的、生活化的，则是另一种突破。前者是事件型的稿件所必需的，后者则是人物稿所必需的。
刚到乡里的时候，民警们对我们是礼貌而疏离。摄影徐老师的镜头一打开，他们只是笑，就是不说话。镜头对准谁，要么躲，要么戴上口罩遮住半张脸。我们想和所里最年轻的民警在镜头前聊聊天，他却两手抚膝，坐得笔挺，完全一副军中坐姿、坐中军姿。在这种明显的心理防备下，每个人的问答都会很有限。
民警们愿意接受采访，但又不经意地抑制着自己的表达欲。这是本能，不足为怪。
为此，我琢磨着几个出口：首要是在烤火之夜。烤火棚，人被包裹在暖光与夜色中，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再则酒精能打开人的话匣子，推杯换盏之际是最好的谈心机会。
正是在烤火之夜，独龙江的民警们和我聊得最为畅快，说自己是如何盼不来晴天，说家乡的天圆地方、这里的井盖小天，说泥石流就爆发在自己耳后，说感到“隔绝”，等等这些，都是我自认为最能打动人的素材。
当然，采访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十分关键。出发前，我快速浏览过网上所有与独龙江乡的地貌、民情、边防历史相关的文章，还在笔记本上画出独龙江乡的地势草图。这些东西看似无用，实则是与民警们谈心的底气，令他们可以恍惚而短暂地敞开自己的心扉。
稿件推送前，我还在担心内容平淡、乏善可陈，但不少读者觉得正是寻常见真情，令我甚是欣慰。最近连写了几篇人物稿件，我自己也在日志里总结：要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我认为历史原本就由千千万的“普通人”构成。记者要做传统历史叙述的打破者，记者是普通人的生活与历史的记录者。普通人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他们需要有迹可考。
陶冉：一名摄影记者的雪山行记
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直达林芝。载着蓝天白云，在驾驶了十三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塞上小江南——察隅县。随后马不停蹄随部队官兵前往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位于西藏最东边的边防哨所——日东哨所。
陶冉在巡逻路上拍摄→
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完成为期四天四夜的武装巡防任务。为了拍到巡逻官兵各个角度的巡逻画面，我需要在行进过程中前后左右地去寻找最佳拍摄机位，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我能感受到每一次呼吸的用力，缺氧的如影随形，让我有时甚至举起相机都困难。
跟随官兵巡逻的路上，待他们休息的间隙，我提前和文字记者走向官兵的巡逻必经点位等待，在不影响官兵正常巡逻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去拍摄图片、视频记录。
在这些碎片式的采访视频里，我从未听到过战士们的一声抱怨。言语的质朴，笑容的腼腆，眼神的单纯，这是每一位日东哨所战士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有那被冻成僵紫色的一双双手，以及黝黑的脸庞…这是百折不挠中国人最完美的演绎。
守山河：记者冯雨昕、王瑞文做客《新闻一线》（节选）
冯雨昕（左）、王瑞文（右）
主持人：我在您的报道中看到，哨所一年365天中可能300天都在下雨，对战士的心理会有些影响的吧？
冯雨昕：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同志的内心其实都有压抑的一面。比如有一些人就跟我说，他进来之前是比较健谈的那种，朋友很多，会和很多人交流，但是进来之后，逐渐地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意愿就丧失掉了。虽然现在有网络，貌似跟外界的信息差也不会很大，但是对他们来说，心理上总有一种隔绝感。他是在几座山的这边，外面那个世界流行的电视剧电影，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主持人：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样去给他们做一个心理疏导，怎样让他做一些开心的事？
王瑞文：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他们内心大部分时候是觉得，这种时光是非常难得并且骄傲的。
主持人：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国家可能会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说实行轮守？
王瑞文：日东哨所因为条件太艰苦，所以说大部分士兵都是在这儿轮守一年，一年换一次岗，哨长也换，哨兵们也换。
冯雨昕：在转制之前，独龙江的情况跟日东挺像，一般来说最多三四年肯定能轮换出去。但是若已转制，就变成了类似体制内的公务员的职业性质，成为派出所民警，所以如果不换工作的话，很可能一辈子就在那儿。
主持人：选择不换工作的人多吗？
冯雨昕：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想换的想法。
王瑞文：日东哨所这个地方很特殊的一点是，士兵们跟当地藏民的关系都很好，军民鱼水情。每年到青稞丰收的时候，他们会帮这些藏民收割青稞。那一年，正好周永川有退伍的打算，想回家。这时就有一个藏族老阿妈问他，明年什么时候还再来？周永川感觉就像亲人一样，自己不光是驻守边关的战士，同时也是生活在日东村里的人。就是这些生活点滴，让周永川决定再干几年，第二年又申请了回到日东哨所。
主持人：那个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类似泥石流的自然灾害，有没有战士因此牺牲？
冯雨昕：8位。自建国以来，有8位战士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而牺牲的。第一位是1964年牺牲的，名叫张卜，在巡逻路上突发阑尾炎，但是当时没有医疗条件，又因为大雪封山——同藏东那边很像，每年有半年是封山期——当时没有办法把他送出去。其实当时上级已经特批了药物，安排飞机绕缅甸境内，然后转飞到独龙江这边给送下来。可能是因为山高林密，药物虽然投递下来了，但始终没找到。最后，这位战士就因为这么一个不是很严重的病而牺牲了。
王瑞文：现在驻守边关和以前长征过草地相比，确实没有那么辛苦了，物质条件也已经很好了。所以战士们的牺牲概率也越来越小。这其实也是我们想传递的一个理念：戍边战士们在变，戍边条件也在变，但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真好，现在的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不变的可能还是那种精神。他们平时都是如何排解自己的孤单和寂寞的？
冯雨昕：其实他们很会自娱自乐，虽然每天都下雨，但是偶尔出20分钟太阳，他们就会去操场打打篮球。战士们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去山上采拾各种奇花异石。
王瑞文：看似他们与这个世界是有沟通有联系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孤独还是常有的事。就像战士李毅，他守边关11年了，之前有过一个女朋友，因为他驻守边关，就分开了，这10多年就没有再找过女朋友。最近他有了退伍的打算，才开始接触新的女孩，慢慢的觉得自己能够给别人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才开始谈恋爱。其实他们跟常人也没什么区别。李毅跟我说，以后想把他守边关的事情都讲给未来的媳妇听，我还觉得挺感动。
主持人：现在的90后、95后、00后，比如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年轻的护士临危受命，直接上一线了，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去把这些责任交给他们的。
王瑞文：而且这些年轻人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能吃苦。因为有时候觉得00后嘛，可能有的是独子，在家里被宠着。但是当他真正去走巡逻路的时候，也会不停的像个孩子一样问哨长，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哨长会很耐心地回复，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但每次他们也都走了下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在这次戍边战士采访中收获了什么？
王瑞文：最开始我们做这个选题的初衷，是因为加勒万河谷事件。加勒万河谷事件中我们有5位战士死伤，当时让我们非常震惊。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些戍边战士好像很少有人集中地去关注到他们，我们不能总等到这个英雄流血流泪之后再去关注他们。这种关注，我觉得一定要是长期的。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文章里，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慰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报道是很有必要的。
加勒万河谷事件牺牲的4名烈士，我采访到了其中两位烈士的家属，这两位战士都很年轻，都没有结婚，有一位甚至还没有谈过恋爱。他牺牲的消息，他们村里人其实已经知道很久了，但是都帮他瞒着，就是不告诉他的亲人，他的奶奶因为年龄很大了，很疼他，就都在保守着这个秘密。这些内容会让你觉得很惋惜、很心痛的感觉。当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真正的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是等他们因为牺牲了之后留下遗憾。
冯雨昕：对我来说，我个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应该用一种普通人的视角，或者说不要刻意拔高的视角去描述这些特殊群体的真实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真的这么觉得，这些最基层的边防战士和边防民警，他们正在创造着历史。
本文编辑：徐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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