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犯罪报道，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被动句”？
人们可能都见过这样一些标题，它们的前半部分是“阿里女员工被性侵”“国台酒业女员工被性侵”。也有“某学校女生被性侵”“某剧女演员被性侵”等。可以说，这是在性侵犯罪报道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标题。
△搜索引擎检索“阿里女员工”截图
△新闻网站检索“国台酒业”截图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当嫌疑人是知名度较高的公众人物时（如近期的吴亦凡涉嫌性侵事件），事件命名突出的便是嫌疑人。
为什么标题强调是受害者而不是嫌疑人？如果强调嫌疑人，那么对事件的命名显然应该是某男性性侵或涉嫌性侵，这个男性前面可以加一个前缀去强调他的职业、身份、职位。
本文即与大家一起探讨性侵犯罪当中的“被动句”，以及这些句式的命名。
“被动句”的3个根本性问题
“被动句”显然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比如说在“被动句”中，人们无法第一时间看到究竟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实施了犯罪。侵犯者的姓名、身份都隐藏在正文中，打开之后才能看到。所以并不起眼，也并不符合人们希望严惩侵犯者的强烈期待。“被动句”事实上构成了对侵犯者的某种间接性庇护。
再比如多年后，当回忆当年某起性侵犯罪事件，印象最深的可能也依然是受害者。如果说记忆是一种社会力量，“被动句”在叙事上让人们忘记，至少没有去记住侵犯者。
再比如从《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人们可能会进一步意识到“被动句”有可能是所谓“性侵文化”的一部分，作者苏珊·布朗米勒并不是说性侵就不是犯罪，她之所以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是因为她观察到人们对于性侵形成的一些比较固定的、不可思议的看法观念。比如认为受害者也有责任、女性没有好好地保护好自己，甚至“希望被侵犯”、是一种引诱。“被动句”也在无意中强调本不应该由受害者承担的责任。
《违背我们的意愿》
作者：苏珊·布朗米勒
译者：祝吉芳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4月
社会偏偏选择了“被动句”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会看到这样或那样的“被动句”？文学理论家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之后》或许能给出一些启示。
人既然拥有统一的器官结构、生死欲望，为什么就没有统一的语言？当然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可是之所以觉得它奇怪，仅仅是因为人们把翻译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
翻译确实无处不在，不同语种、不同方言之间需要翻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之间也需要翻译。假如在人类之初，一个人侵犯另外一个人，曾经有过一个统一的表述；随着家庭的兴起、性别意识走向二元分化，受害者、侵犯者各有一套带有性别意识的表述——这时人们会看到有两种命名侵害的方法：谁侵犯了谁，谁被侵犯。
可是社会最终偏偏选择这个“被动句”。这个选择错误地认为，好像强调受害者的责任，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这是一种未经反思的“被动句”。
《巴别塔之后》
作者：乔治·斯坦纳
译者：孟醒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20年9月
为什么反思后还是摆脱不了“被动句”？
但问题是，在反思的基础之上，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开“被动句”？
其实语言只是表象，语言的句式、结构、语法是被决定的。一起性侵犯罪案件发生之后，受害者要去维护权利是非常的困难。她不仅要一次一次的克服自己艰难的心理去讲述，举证也非常的困难，甚至要面临各方面巨大的压力。很多这样的诉求，往往只有得到大范围的关注、报道，才可能被严肃对待，受害者的诉求才能继续下去。
而将正义寄希望于社会关注，其本身就意味着对事件的命名是发生在结案甚至是立案之前，素材来自于受害者的“被动句”讲述。而嫌疑人还并没有得到司法程序上的事实认定，无法排除其他事实的可能性。另有事实当然不影响人们在正文中去讲某男性“涉嫌侵犯”，但他会直接影响对事件的命名。
如果将来某一天，受害者第一时间只需要通过司法就可得到正义，使侵犯者受到惩罚，而不再依靠社会关注，所有的报道、评论都发生在结案后，“被动句”的社会基础其实就基本被摧毁了。
“被动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句式，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它，可能只能在一些细节上做出一些调整。比如报道中一般会提到某受害者是女性员工，其实可能没有必要说她是个“女员工”，应该只讲“员工”。在结案之后，也可以将过去的“被动句”改为“主动句”。
性别差异与无法完整翻译的“被动句”
再回到乔治·斯坦纳的启示当中，“被动句”“主动句”当然可以相互翻译，在结案之后也非常容易地能够把“被动句”改为“主动句”，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实现完整地、准确无误地翻译。
这是因为，受害者的感受、绝望，没有办法准确地翻译为让男性也能够切身体会的“主动句”。
这也是尽管不得不使用“被动句”却又不得不警惕它的原因。当然，有一些受害者并不一定是女性，施暴者也不一定是男性，则应另当别论。
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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